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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从反对儒家的立场出发，在文艺上的看法和墨子比较接近。他们都是强调实际功用，而对文艺是十分轻视的。商鞅在否定儒家所提倡的文艺这一点上，和墨子很一致，而且比墨子更要激烈。但是，韩非对文艺的看法，比墨子和商鞅要稍为全面一些。他不像墨子和商鞅一样，从狭隘的功利观点出发，根本否定文艺，而是强调文艺要为其法家的政治主张服务。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的，因此，也流露出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在分析韩非的文艺思想前，要先简述一下商鞅的文艺思想。
商鞅（约前390—前338），复姓公孙，名鞅，后来在秦国得到商、於等十五邑封地，遂号为商君，历史上因称为商鞅。商鞅是韩非以前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政治上竭力推行“法治”路线，并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的封建经济、政治得到迅速发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反对井田制度；提倡耕战；实行“国以功授官予爵”，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他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提倡“法治”，反对儒家搞仁义礼乐的“德治”。他也从实际功利观点出发，否定儒家的《诗》《书》《礼》《乐》。《韩非子》中曾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把儒家的《诗》《书》《礼》《乐》斥为祸国殃民的虱子，在《商君书》中，他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他认为凡是讲《诗》《书》、善言辩的人，都是对法治、农战起破坏作用的，只能使国家败亡。他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在商鞅看来，《诗》《书》辩慧，乃是一种毒害人民精神、使人不愿耕战而产生怠惰情绪的根源。他说：“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又说：“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他把《诗》《书》言辩一概目之为“法治”之敌，认为是与“法治”完全对立的。必须弃绝《诗》《书》言辩，而后民可富而国可强。商鞅这种根本上否定文艺的思想，虽然和墨子有着很不同的政治出发点，但是在对文艺的意义和作用的看法上，特别是对待儒家《诗》《书》《礼》《乐》的态度上，却达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后期的韩国人。他曾经试图在韩国实行改革，推行“法治”路线，但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但韩非比李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要大得多，而李斯主要是一个政治家。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后，秦始皇十分赞赏，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4年，韩非受韩国派遣，出使秦国，被秦始皇留下。可是后来由于李斯等人的排挤，被诬陷下狱而死。不过，韩非的思想却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韩非的文艺思想，从批判儒家的《诗》《书》《礼》《乐》来说，和商鞅有比较一致的方面。比如在《五蠹》篇中，他把儒家所提倡的文学列为“五蠹”之一。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这里讲的“文学”是广义的。他认为儒家的文学和游侠的武术，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是导致国家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坚决反对仁义之说，不用文学之士。他又说：“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是主张“法治”，而反对儒家的“德治”的。在儒家学说中，文艺（诗和乐）是进行“德治”的重要手段。所以，韩非就把文艺看作破坏“法治”的东西而加以反对。他说：“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十过》篇中他曾举晋平公好五音而穷身的故事来加以说明：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以六蛟龙为马驾着用象牙镂其车辂的车），毕方（木的精怪）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吾）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盛祭品礼器），隳（毁坏）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不治之症）。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韩非用这样一个生动的神话故事，说明一个君主如果只好五音而不努力从事政治事务，就会遭到国败家亡的结局。韩非认为，一个国家中如果大家都去爱好虚谈，搞不切实际的文艺，那么谁去努力耕战，又怎样能使国家富强呢？《五蠹》篇还说：“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他提出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最迫切的并不是文艺，而是实际的富国强兵措施。《五蠹》篇中说：“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文艺之事在他看来并非“急事”，而是“缓者”，所以也是当前“非所务”之事。韩非的这种观点和墨子“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韩非对文艺的看法，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轻易地全盘否定文艺，他比墨子、商鞅更进一步的地方，就是他明确提出文艺要服务于其“法治”主张，这是他对文艺看法上的比较积极的地方。
韩非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强调文艺应该以功用为标准，要以能否对“法治”起作用来衡量。《问辩》篇说：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消亡）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标准）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目标）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
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
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争辩）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公孙龙子有坚白异同之辩）无厚（邓析子有《无厚》篇）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韩非这里说的文学和言辩都是广义的，但其原理也通于文艺。韩非认为一切言行都应当以“功用”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功用”的内容，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法令”。“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凡是合于“法令”的言行，对“法令”有利的言行，就是好的，就有“大利”；凡是不合于“法令”的言行，就是坏的，就有“重罪”。在《二柄》篇中他也说过：“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要以“功用”来检验言论的是非，而决定如何行施赏罚。人主听言观行，都必须以“法令”来衡量，如果是违背“法令”，或是对行施“法令”无用的言行，“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一定要坚决反对。他举射箭为例来作比喻：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虽然射中了“秋毫”，也不算是“善射者”；如果有一定大小的目标，一定远近的距离，能百发百中就是像羿、逢蒙一样的神箭手。韩非特别不能允许的是以文学和言辩来破坏“法令”，所以他认为儒家的文学和言辩都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无知妄说。其实，儒家强调文艺的作用，也是有其功用目的的，不过不同于法家的以“法治”为中心的功用目的罢了。
韩非从“以功用为之的彀”的文艺思想出发，在对待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关系上，是重视内容而不大讲究形式之美的，是重质而不重文的。这种思想在《外储说左上》篇中，韩非表述得非常清楚。他通过两个生动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怀嬴）于晋公子（重耳），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穿了很有文采的衣服）之媵（妾）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韩非通过楚王和田鸠的一段对话，为墨子的“言多而不辩”作了辩护，从而阐明了要防止“以文害用”的思想。他借秦伯嫁女、楚人鬻珠的故事，指出：过多地讲究文饰，会使人只欣赏形式之美，而忘记了内容，而导致本末倒置，舍本求末。他认为形式只要能把内容体现出来就行了，不必追求形式上的美观。如果形式很美，而内容不合于用，那又有什么用呢？《外储说右上》篇中，韩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韩昭侯时有个叫堂溪公的人曾对昭侯说，如果有一个价值千金的玉做的盛酒器——玉卮，它是漏的，那么连水都盛不了；如果有一个瓦器是不漏的，倒反可以盛酒，那么，这个瓦器就比玉卮更为有用。韩非这种重用轻文的思想，有重视内容、以内容为主的积极方面，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片面地追求形式之美，形式不能为内容服务，这是不对的。韩非反对这种倾向是正确的，它对后代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韩非没有看到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完全否定形式美的作用，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对文学艺术来说，它的特点是寓功用于形象之中，它的社会作用是要通过美学作用来达到的。如果没有美的形式，内容的作用也就不易实现。
韩非这种重质不重文的观点，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主张，是和他认为事物之美不在形式而在内容的美学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解老》篇说：
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银金），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
在韩非看来，美只存在于事物的内部本质上，而不存在于形式上。凡是需要以形式之美来装潢的，它的本质都是不美的，不过是以美的形式来掩盖其不美的内容而已。凡是本质美的事物，则是不需要在形式上再加以修饰的。韩非认为不应该以形式之美来掩盖不美的本质，这是有价值的。但是，他认为美只在事物的本质，而不在事物的形式，这是不正确的。事物的本质和形式是统一的，本质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表现，而形式总是反映一定的本质的。事物的美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本质上，也表现在它的形式上。而且只有本质的美和形式的美达到高度的统一，才可能构成具有最强烈美感的事物。如果把外表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认为本质美的，不需要形式美来表现，形式美的就一定是掩盖本质不美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从这种重质不重文的美学观出发，韩非也否定文艺的娱乐作用。他认为娱乐的东西再好也不如实用的东西更有价值。《外储说左上》篇中，韩非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墨子曾经花了三年的工夫，做了一只木头的鹞鹰。做得非常巧妙，能够凌空飞翔。可是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墨子由此认识到做这些娱乐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如果做大车的辕前端保持平衡用的“车”，只要用一尺左右木料，花一天就可以做成了。它可以装在车上，使车装很多东西，可以用很多年。这比花三年时间做的飞了一天就坏了的木头鹞鹰有用得多了。韩非把娱乐和实用两者完全对立起来。
韩非注重内容和功用的思想对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比如宋代的王安石曾提出过文章要“以适用为本”的观点。他在《上人书》中说：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王安石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强调文艺要为之服务，于是提出“以适用为本”，这和韩非有一致之处。不过王安石比韩非讲得全面，他并不否定形式的“巧且华”的作用，不过不应把它放在主要地位，“勿先之其可也”。这样，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韩非的那种片面性。
韩非在《外储说左上》篇中，有好几处讲到绘画的问题，其中有关绘画理论的一段最有名的论述，就是讲犬马难画还是鬼魅难画的问题。这是我国古代画论中很可贵的遗产之一。韩非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见）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韩非在这段论述中，很明显地体现了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他所分析的犬马难画而鬼魅易画的原因，是从绘画应当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去描绘的观点出发的。犬马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常见的，稍为画得不像一点，人们就会感觉出来；而鬼魅则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谁也没有见过，完全只是画家幻想的产物，你怎么画都可以，所以说最容易。可是，如果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看，那么，画鬼魅就不一定比画犬马容易了。浪漫主义艺术可以通过对超现实的形像的描绘，如画天神鬼怪等来曲折地反映现实，表现艺术家的理想。要在这样的形象中揭示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同样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比如我国古代的一些浪漫主义小说，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聊斋》中的一些花妖狐鬼的形象塑造，就并不一定比塑造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容易。画家如果要在所画的鬼魅中包含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寄托画家的积极理想愿望，那比普通的犬马，可能是要更难画的。所以，后来有些艺术家讲绘画理论时就表示了对韩非的不同意见。比如欧阳修在《题薛公期画》中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为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
韩非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在画论发展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中说：“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东汉的张衡也说过：“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后汉书·张衡传》载《上疏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这些都是发挥韩非思想的。至于唐代著名的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中则是从强调神似的角度来肯定韩非的观点的。他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故韩子曰：‘狗马难，鬼神易。’狗马凡俗所见，鬼神乃谲怪之状。斯言得之。”他和欧阳修都是提倡神似的，但对韩非画论的看法又正好相反。
韩非之所以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和他注重实用的文艺思想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把实际功用作为衡量文艺的标准，所以在绘画上也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本来面目，认为具体的现实的犬马比虚无缥缈的鬼魅要更难画。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韩非这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是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关系的。韩非是不相信鬼神的，在《亡徵》篇中，他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在《饰邪》篇中，他还提出占卜鬼神都是不可信的，政治军事上的成败，也不是通过占卜能够判定的，也不是鬼神意志的表现，而相信鬼神是愚蠢的。他说：“龟鬼神，不足以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正因为不相信鬼神，所以才会说“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如果相信鬼神，是尊敬鬼神的，就绝不会说画犬马比画鬼神容易了。可见，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往往是和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