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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孟子。孟子在文艺思想上并无系统的独立的见解，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批评的方法方面。这对于后来的文学批评，特别是诗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邹人。孟子曾受业于子思门人，而子思则是孔子弟子曾子的学生。孟子在政治上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仁政”学说。他在哲学上则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唯心主义方面，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孟子曾是齐国稷下的大学问家，名声很大。他以“仁政”学说游说诸侯，但当时秦、齐、楚等国都重用法家实行改革而富强称霸，皆以孟子言论“迂远而阔于事情”，并不器重他。孟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于是就“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孟子对文学批评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文艺批评方法。“以意逆志”是孟子在批评咸丘蒙对《小雅·北山》一诗的错误理解时提出来的。逆，《说文》解释为“迎也”，在这里就是“求”的意思。志，就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孟子·万章上》篇说：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咸丘蒙只看诗的字面意思，向孟子提出：舜既然已经做了天子，而他的父亲瞽瞍又不是他的臣民，这岂不是和这四句诗的意思矛盾了吗？他不是从《北山》诗的全篇内容上来分析这几句诗的意思，也不懂得诗是艺术，是有夸张描写的，于是就产生了疑问。而孟子对这四句诗的分析是正确的，是符合全篇诗的本意的。《北山》首二章写道：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枸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不休），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朱熹在《诗集传》中集解这首诗是：“大夫行役而作此诗。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壮之人而朝夕从事者也。盖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贻我父母之忧耳。”诗人有感于王事繁杂，不能奉养父母，而心怀愁苦；并对执政者安排劳逸不均表示不满：普天之下，都是“王臣”，为什么只有我特别劳苦呢？孟子认为像咸丘蒙那样只拘泥于个别字句，而不从全诗内容出发，就不能正确领会诗的含义，就会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为此，孟子还进一步举了《大雅·云汉》中的两句诗来作说明。这里孟子是体会到了诗歌是一种形象的描写，不能把艺术夸张当作真实事实来理解，否则，把诗解得太死、太实了，反而不能把握诗的真正含义。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就是主张要在对全篇诗歌内容的正确理解基础上，去分析诗人写诗的目的。
那么，怎样才能够对全篇诗歌的内容有正确的理解呢？孟子认为这就要做到“知人论世”，即了解诗人的情况和写诗的时代背景。《万章下》篇中说：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上）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段话本不是讲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孟子在论交朋友的过程中，提出了“颂诗读书”和“知人论世”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了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要真正读懂诗和书，就一定要“知其人”“论其世”。怎样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评论诗歌，正确地理解诗歌的全篇内容，孟子在和公孙丑讨论《小弁》和《凯风》两诗时作出了具体的榜样。《告子下》篇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小雅·小弁》传说是周幽王因为相信褒姒的谗言，而将太子宜臼放逐，宜臼的师傅就写了这首诗。另一说是周宣王时的尹吉甫因宠信后妻，驱逐了前妻之子伯奇，伯奇就写了这首诗。这些说法都不可靠，但这诗确是一个被放逐的儿子抒写忧愤之作。孟子、高子、公孙丑等是根据上述一类传说来评论这首诗的。高子认为这首诗有强烈的“怨”的情绪，对父母不满，这是不孝表现，所以说是“小人之诗”。孟子批评高子这种说法太机械、太死板了，即所谓“固”。孟子说对于自己亲人中犯了很大错误的，不怨，反而显得疏远而不亲近，而怨“亲之过大者”，正是一种“亲亲”的表现，是“仁”的表现。所以，不能认为《小弁》是“小人之诗”。这时，公孙丑就提出，既然这样说，为什么和《小弁》写同类事的《邶风·凯风》就不怨呢？传说《凯风》是写的这样一个内容：有一个七个儿子的母亲想要改嫁，这七个儿子为了尽其孝道，安慰母心，就写了这首诗。这也是亲人有过失，儿子加以劝导的。其实，《凯风》只是一首儿子怜悯母亲劳苦的诗，并不一定有上述那些事。不过孟子等也是按照这种传说而来评论这首诗的。孟子认为这首诗中所写的母亲犯的过失是比较小的，所以不怨；如果对“亲之过小而怨”，就是因微小的刺激而发怒，也是不孝的表现。孟子在评论《小弁》和《凯风》时，有两点明显的错误：第一，是他所根据的诗的背景，其实是根据不足的。第二，孟子所谓“亲亲”“过大”“过小”之说所依据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原则，是不可取的。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孟子能够针对不同背景的诗作不同的分析，这是正确的。所以，“知人论世”如果运用得好，确实是文艺批评中的一个好方法，能够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来比较科学地分析诗篇的内容和意义。
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和春秋以来对《诗经》评论中的“断章取义”倾向有密切关系的。根据《左传》及先秦其他典籍的记载，春秋时人们对《诗经》的运用，正如清代劳孝舆在《春秋诗话》中所分析的那样，有赋诗、引诗、解诗三种不同情况。赋诗，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是借诗言志，如劳孝舆所说，“期于言志而止”，或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是“以意用诗”
，目的是借朗诵《诗经》的某篇或某章，来比喻说明自己的某种意图。赋诗虽然有时和原诗本意比较一致，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庆封出使鲁国，叔孙穆子请他吃饭，庆封没有礼貌，叔孙穆子就赋《相鼠》讽刺他。该诗首章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首诗本来就是讽刺人没有礼仪的。但是多数情况下，赋诗只取诗中某一层意思或者某章某句的字面意思，起一种象征作用、借喻作用，只要能说明己意，是否符合原诗的本意是不问的。顾颉刚先生说：“他们对于诗的态度，只是一个为自己享用的态度；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虽是乱用，却没有伤损《诗经》的真相。”
因为他们本来不是对诗的本意作解释。引诗的情况也和赋诗相类似。《左传》中记载引诗约有一百多处，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话中引几句诗，借其字面意思来作为自己论证某件事、说明某个道理的根据。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三说：“引诗者，引诗之说以证其事也。事，主也；诗，宾也。”诗的全篇意思，他们是不管的，只要引用之章或句的字面意思或引申意思有助于说明自己的观点就行了。引诗同样也并不伤害《诗经》的本来面目。
但是，由于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风气成了普遍的习惯，也就影响了对诗的解释。解诗应当是严格地符合诗篇的本意的。春秋时人的解诗也有正确的，比如前面讲过的对《载驰》《黄鸟》等的解释就是这样。但是有许多是“断章取义”地乱解诗，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道：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这里显然不只是引诗，而且是解诗了。按，《周南·卷耳》本是一首妇人怀念征夫的诗。其首章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写妇女怀念征夫无心采摘卷耳，把筐搁到了大路上。可是，《左传》却把它说成是写“能官人”的，即善于把贤能之士安置到各个合适的岗位上，用它来证明楚国的人事安排的妥善。由于《左传》中这种穿凿附会的解诗，后来《毛诗序》就把它用来解释《卷耳》的主题思想：“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竭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于是，《卷耳》这首诗的真实含义就被掩盖起来了。又如《左传》昭公四年申丰解释《七月》末章，说是讲的“藏冰之道”，这也是很典型的曲解。古人对于冬天藏冰、春天取冰出来使用，有很多迷信的说法，所以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十分隆重。他们认为如果藏冰不敬，上天会来惩罚，降下雹灾。申丰认为《七月》卒章就是讲这个道理的。其实《豳风·七月》本是奴隶歌唱自己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的。其卒章云：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藏冰之处），四之日其蚤（取冰），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两樽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章写年终之际的劳动生活，十二月凿冰，正月藏冰，二月祭祀祖先，在农事完毕之后，举行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宴享聚会。虽然它写到了“藏冰”，但并不是讲什么“藏冰之道”的。申丰完全是从字面出发随意解释。《左传》中记载春秋时人们这种对诗的曲解和《论语》中记载孔子对《卫风》的《硕人》和《淇奥》的曲解、附会是一样的。
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显然是想要克服这种“断章取义”的倾向。《左传》中对“周行”“藏冰”等的解释，和孟子所批评的咸丘蒙和高子的错误解释，是类似的，都是只看个别字句的表面意思，而不从全篇内容上去分析。因此，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乃是对春秋以来对《诗经》解释中的“断章取义”倾向的一种救弊措施。但是，孟子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却并没有能够正确地去运用这种方法，相反的，他在对一些诗篇的解释中，反而比春秋时人曲解得更严重、更露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和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有关，同时也暴露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本身，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对于孟子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提出最尖锐批评的是顾颉刚先生。他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说：“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是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但既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便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然后再去引诗，才是道理。他竟不然，说是说得好听，做出来的依然和春秋时人随便用诗的一样，甚而至于乱说《 宫》所颂的人，乱说《诗经》亡了的年代，造出春秋时人所未有的附会，下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他对于诗学的流毒，到了这般，我们还能轻易的放过他吗！”
顾先生指出孟子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这是很深刻的、很有见地的，但对孟子贬斥得有些过分了。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是想克服春秋以来对《诗经》解释中的“断章取义”的错误倾向，但他对“赋诗言志”“以意用诗”是并不反对的。他的错误是在自己“以意用诗”时，主观地认为诗的本意就是诗所比喻、象征的意思，结果就把诗的本意搞得乱七八糟了。
下面我们来看孟子对一些诗篇的评论。比如《尽心上》篇记载道：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魏风·伐檀》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写劳动者对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讽刺咒骂，其首章写道：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可是经过孟子一解释，这首诗就成了赞美君子安富尊荣孝悌忠信的了，完全把诗的本意给弄颠倒了。在《梁惠王下》篇中，孟子还引用《大雅》中的《公刘》和《绵》来说明“公刘好货”“太王好色”，这也是一种曲解。例如：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把粮食装进仓库，把干粮全部包裹起来，装进口袋装进背囊，国家安定威名远扬。箭上弦，弓开张，带上干戈斧钺，向着远方开始出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橐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清晨驱马疾驰，沿着漆水河边，来到岐山之下，带着他的妻子姜女，到这里来观察住处。）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公刘》和《绵》都是《诗经》中写周民族兴起的史诗。孟子所引《公刘》那几句是写公刘率领周氏族由邰迁邠时准备迁移的状况的，与什么“好货”完全没有关系。孟子所引的《绵》中一段是写周文王祖父太王把周氏族从邠迁到岐时的情况的，和什么“好色”也没有任何牵连。孟子望文生义，看见“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之句，就说“好货”；看见“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之句，就说“好色”。类似这样的解诗，在《孟子》七篇中还有不少。如《梁惠王上》篇说《大雅·灵台》是写古代贤王“与民偕乐”的，《公孙丑上》篇说《豳风·鸱鸮》是写古圣贤努力治国的，等等。《鲁颂·宫》明明是写鲁僖公的，诗中就说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但孟子却说是写周公的。这些都表明孟子在论诗时，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运用“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而“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也存在一个如何认识和理解的问题。
对于“以意逆志”的“意”，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一种认为这个“意”指的是读诗人的“意”。历来《孟子》注本，大都采用这一说。如后汉赵岐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说诗者“不可以辞害其志，辞曰：‘周余遗民，靡有孑遗。’志在忧旱灾民无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非无民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吴淇这个说法是符合诗歌的特点的，它对正确认识和理解“以意逆志”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诗歌是“以意为舆，载志而游”的，所以，像吴淇那样理解“以意逆志”，它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但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本意，却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所以有时正确，有时就不正确。如果己意是建立在对作品作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的话，那是可以和诗篇之意统一起来的，如孟子对《北山》的分析；如果己意是建立在阶级偏见或主观猜测基础上的话，那就会歪曲诗篇的原意，如孟子对《伐檀》《公刘》《绵》等的分析。不过，对“以意逆志”的方法，后人尽可以不管孟子的原意，而像吴淇那样去理解。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充分肯定孟子提出这个方法的积极贡献。
过去有不少人也看到了以己之意去逆诗人之志，是很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坑的。为此，他们强调“以意逆志”必须建立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如清代顾镇在《虞东学诗》的“以意逆志说”条中说：“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也。”王国维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也说：“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他们都是为了使己意尽量符合诗篇客观的意，使两者统一起来。但是，“知人论世”也有一个正确运用问题。正如顾颉刚先生说的，必须认真地研究历史，研究诗篇所产生的时代，以及作家的思想状况。如果主观主义地任意乱断其人其世，再去推其意，逆其志，那也同样要走上穿凿附会的道路的。比如《毛诗》的大序、小序表面看来也是非常讲究“知人论世”的，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可靠的。
总之，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批判地继承，给予正确的解释和运用，对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和评论文艺作品，则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懂得怎样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去比较客观地认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且通过文学作品的具体思想内容去了解和掌握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观点。孟子当时能提出“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是由于文艺批评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孟子对当时文艺批评方法的经验的总结。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并不是文学批评理论。然而它对后来的文学批评，特别是古文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公孙丑上》篇云：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这里，孟子所说的“知言”，就是懂得什么是错误的言论，知道它错在什么地方。而孟子所说的“养气”，则是指要有一种正义感很强的精神状态，即所谓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浩然之气”。“养气”和“知言”之间又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够分辨和认识错误的言论，并能把它驳倒，也就是说，“养气”而后才能“知言”。孟子认为言辞乃是人的一种外表形式，它是体现人的内心精神状态的。这样，孟子实际上是把文和气联系起来了。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有很鲜明的政治道德内容的，它是“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的，“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是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道德修养愈深，“浩然之气”愈充沛，言辞也就自然理直气壮了。同时，也就能够辨别清楚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这些错误言论的实质。因此，由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写出好文章，必须首先要从作家的道德修养上下功夫。
自从孟子提出“知言养气”说后，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就很重视文和气的关系。六朝的文学批评家曹丕、刘勰、钟嵘等讲气，和孟子不同，都是泛指人的气质、风格，而不包含有像孟子所说的那种“配义与道”的政治道德内容。直到唐代的古文家才又强调孟子那种充满儒家政治道德内容的气。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气盛”与否是决定于平时的道德修养的，需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才能达到。这种“气”显然是与孟子比较一致的。他们把加强道德品质修养作为写好文章的关键。宋代的苏辙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对“气”的问题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苏辙认为“养气”的方法除加强道德修养外，还可以通过加强阅历、观察和了解自然与社会来达到。“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使“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这就把“养气”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并且赋予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内容。这是对孟子和韩愈“养气”说内容的积极的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