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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年，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针锋相对的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历史上称为儒墨显学。墨子不仅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和儒家对立，而且在文艺思想上也是和儒家对立的。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鲁国人。墨子出身贫寒，自称是贱人，大概属于当时的庶民阶级。据《墨子·鲁问》记载，他可能当过工匠。后来，墨子上升为“士”阶层中的一员，他自己曾说：“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这是对他身份的一个说明。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在政治上具有反对上层贵族阶级压迫、剥削的进步意义。墨子认为当时的老百姓有“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墨子的政治纲领就是要解决这“三患”。他坚决反对当时诸侯国家之间的攻伐兼并，反对侵略战争，认为这种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他们废弃春耕秋收，“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为此，他提出了“兼爱”“非攻”的口号。但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能做到兼相爱；在阶级社会里也不能完全做到“非攻”。墨子要求上层统治阶级要任用贤人，打破世卿世禄制度，让一些出身贫贱而有才能的人，也能参预时政。“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他谴责剥削阶级的弱肉强食，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这些都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它和儒家维护贵贱等级制度的思想是尖锐地对立的。为了实现这种政治主张，墨子还企图借助于宗教鬼神的力量。他提倡尊天事鬼，认为不为“民之利”、不符合“民之利”的，就要受到上天和鬼神的惩罚。这和儒家对上天鬼神不感兴趣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墨子鼓吹一种现实的、实质上是带有一定狭隘性的功利主义。他肯定和提倡一切对老百姓有实际利益的措施，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淫乐，反对一切无用的礼节仪式，竭力主张节俭。对于儒家奉为治国之本的仁义礼乐，墨子非常反感，反复地给予了批判，认为它是不切实用的，有害的。但是，由于墨子只把百姓衣食住行这些眼前的直接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就有很大局限性，容易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直至从根本上否定文艺。
儒家认为《诗》《书》《礼》《乐》是治国之至宝，而墨子则认为是治国之大患，对它采取根本否定态度。在《公孟》篇中，墨子说孔子的“博于《诗》《书》，察于《礼》《乐》”，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更不应该因此把他捧为“圣王”，甚至说他可以为天子。荀子在《乐论》中还引用墨子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墨子正确地批判了儒家文艺思想中的一些弱点和消极方面，但是没有看到儒家肯定文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重视文艺对人的思想教育作用的积极方面。他在《公孟》篇中说：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戚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贫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批判了儒家居丧就不干事，不居丧也只是以诗乐自娱，君子不“听治”，庶人不“从事”；指出按儒家那么办，必然要导致国家不治，百姓贫穷。墨子认为，如果“国治”“国富”的时候只搞礼乐，而到“国乱”才去治理，“国贫”才去从事，那就好像“噎而穿井”“死而求医”一样，就来不及了。墨子指出，“三代暴王”之所以身败国亡，就是因为耽于声乐，不顾百姓死活，把自己奢侈腐朽的享乐生活，建立在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基础上。所以，他说像儒家那样“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看到了光搞文艺，不干实际事情，国家是治理不好的，百姓也不会富足起来。但是他为了反对这种弊病，把文艺整个地否定了，也是不对的。他没有看到文艺也可以为进步的政治服务，为天下大治、百姓富足服务。
在《三辩》篇中，墨子把音乐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说成是互相排斥和互相妨害的。他列举了从尧舜到周成王的历代帝王对音乐爱好的情况和政治好坏的情况加以比较，认为凡是愈古的帝王，政治愈好，则音乐就愈是少而简；而愈到后来，政治愈来愈不如以前，而音乐反倒多而繁了。“尧舜有茅茨（茅草屋）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作《濩》，修《九招》，武王作《象》，成王作《驺虞》。音乐愈来愈丰富复杂了，而“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墨子这种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和儒家的观点也刚好是对立的。儒家认为文艺可以使人心向善而出善政得天下，墨子则认为文艺会使人心变坏而出弊政失天下。
墨子这种反文艺的思想是和他求质不求文的美学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说苑·反质》篇曾记载了墨子和他弟子禽滑釐的一段对话。墨子说饥荒之年有人给你“隋侯之珠”作为装饰，又有人给你“一钟粟”，二者不能兼得，你愿意要什么呢？禽滑釐说：“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认为很对，“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这就说明，墨子并不是不要美，不要文艺，不要修饰，认为这些都不好，而是因为在“三患”存在的情况下，都不是当务之急，所以在没有解决“三患”之前，可以先不要它。墨子把质和文对立了起来，没有看到它统一的方面，这和他的狭隘功利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这种“先质而后文”的思想和儒家文质并茂的思想也是对立的。
墨子的《非乐》，仅存上篇，这里集中反映了墨子对音乐实际上也是他对整个文艺的否定态度，系统地论述了他为什么要反对音乐。这是墨子文艺思想的核心部分。墨子在《非乐》篇中首先申明他之所以否定文艺，并不是因为文艺没有艺术美，也不是因为文艺对人没有娱乐作用，而是因为它们“不中万民之利”。他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但是，它们不能解决老百姓的“三患”。为此，墨子宁可不要这种艺术之美，不去享受这种艺术，而集中全部精力去解决有关“万民之利”的实际问题。墨子认为音乐不仅不能解决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劳苦不得休息的“巨患”；相反，还会大大加深人民的困苦和灾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墨子举出了以下几条理由：
第一，上层统治阶级、王公贵族爱好音乐，就必定要“厚措敛乎万民”，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用来置办乐器设备。墨子说古代圣贤的帝王虽然也向老百姓收税，但是他们是为了造“舟车”，是用于民而利于民的。而现在的帝王用这些钱来搞音乐，完全是为了自己享乐。而且，王公贵族爱好音乐，就必然要有许多乐工来为他们演奏，这些乐工显然不能让老人和小孩来充当，他们没有能力当好。因此就必须用很多青壮年男女来当乐工。这样，就会“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必然要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农桑大业。这岂不是大有害的事吗？所以，墨子认为音乐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第二，墨子指出，如果提倡音乐，就会使一个国家从上到下人人都爱好音乐，那样会妨害他们完成各自的本职工作，把兴趣转移到音乐方面，而不能尽自己应尽的责任。他说王公大人“说（悦）乐而听之”，就不能早朝晚退，管理政治事务，使国家混乱而社稷垂危。士大夫“说（悦）乐而听之”，就不能尽“股肱之力”，运用其智慧才能，帮助朝廷处理公务，收敛各项赋税，征收粮食充实国库。农夫“说（悦）乐而听之”，就不能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多打粮食。妇女“说（悦）乐而听之”，就不能起早贪黑，努力纺织，生产丝麻绸布。如果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去欣赏音乐了，那么，国家的政治、经济不就都要垮掉了吗？
第三，墨子还指出，社会上大国侵略小国，贵族阶级压迫贱民阶级，强者欺侮弱者，这种不能容忍的现象，靠音乐也是解决不了的。当敌人进攻的时候，能靠音乐打胜仗吗？当人民面临亡国灾难的时候，能够靠音乐挽回危局、免国家于覆亡之险吗？墨子说：“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从这些观点出发，墨子坚决反对提倡音乐，毫不犹豫地主张否定音乐。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他讲的这些道理并不是都错的。特别是从墨子“非乐”的动机上来看，还是好的。墨子看到了当时音乐艺术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王公贵族的专有品，被他们所把持；而他们为了追求声色之乐，满足自己荒淫腐朽的生活要求，根本不顾百姓饥寒、国家安危，而残酷地加重对老百姓的剥削。针对这种情况，墨子才提出要“非乐”的。他在《辞过》《节用》等篇中，曾对上层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批判：“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以为宫室；“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而他们这种衣、食、住、行方面的豪华阔绰的排场，正是用百姓的饥寒冻馁换来的，是一种加害于民的行为。墨子认为，音乐就是统治阶级这种奢侈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必须反对。这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墨子文艺思想上的进步方面；但是，由于墨子是从小生产者的狭隘功利观点来看待文艺的，因此，他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墨子只看到眼前的具体的实际利益，看不到长远的多方面的利益。他不懂得文艺这种精神生产的成果，也可以变成物质的力量，而囿于具体的物质利益，不能站到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他没有认识到音乐艺术并不只是统治阶级享乐的工具，它也同样可以对劳动人民的斗争起积极的作用，可以促进人民的觉醒，激发他们和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的革命精神，能够使人民精神振奋，更好地工作和劳动，促进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音乐也可以揭露统治阶级，揭露社会的黑暗。正如荀子所指出的，他是“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事实上，并不是音乐艺术本身不好，而是要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为哪个阶级服务。
墨子的“三表法”是判断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它也是辨别文学艺术好坏优劣的标准和方法。什么是“三表法”呢？《非命》上篇说：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在《非命》中、下篇中，墨子也讲到过类似的意思，有时称为“三法”。如《非命》中篇说：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
。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
可见，墨子提出“三表法”的目的是“识”天下之“情伪”，检验人们的言论行动是真是假、有用无用。墨子所说的“本之者”，是要考察一下“言谈”“文学”是否符合“古者圣王之事”，也就是说，要以先王提供的间接经验来衡量“言谈”“文学”是否符合客观真理。墨子所说的“原之者”，是要考察一下“言谈”“文学”是否符合“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说，要以百姓的实际状况这种直接经验来衡量“言谈”“文学”是否符合客观真理。先王的间接经验是先王的实践，百姓的直接经验是百姓的实践。而墨子所谓“用之者”，就是要把人们的“言谈”“文学”直接放到“刑政”中去实施一下，看看它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从墨子的“三表法”的内容来看，是重视实践对检验真理的重要作用的；从认识论上来看，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原则的。“三表法”的核心是要以对百姓是否有利来作为衡量“言谈”“文学”的标准，所以它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三表法”运用在文艺批评中，就是强调要以百姓的利益来分析辨别文学艺术的优劣，重视文艺的实际功用，要求文艺能为增进“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起积极作用。这对后来文艺的发展，尤其是对法家的文艺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但是，“三表法”也有一些不科学的地方。比如所谓“先王之事”，各人的理解就可以很不一样，儒家所谓的“圣王之事”和墨家的“圣王之事”，就大不相同。另外，所谓“百姓耳目之实”也有狭隘功利主义的味道，而“国家百姓之利”在阶级社会里也不是统一的，而是有矛盾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对国家有利的，对人民未必有利。所以，墨子在运用这种“三表法”时，得出的结论并不都是正确的，而常常是有片面性的。例如他的“非乐”观点就是按“三表法”得出来的。他认为古圣王是不讲究音乐的，他们都把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了。他们即使有音乐也是很简陋的。可是，实际情况是音乐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尧舜时代由于历史条件限制，生产力低微，音乐也还很原始，当然不会有复杂、丰富的音乐。墨子认为从“百姓耳目之实”来看，音乐对他们只起消极作用，是有害的，这也是简单化的错误结论。他没有看到音乐对百姓的积极作用。墨子还认为音乐在“发以为刑政”的实践中，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没有好处的，这自然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把“三表法”从墨子狭隘功利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那么，它还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