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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遭到破坏，面临系列生态危机的当下，人们应该怎样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美学能否在此提供比自然科学和传统自然哲学更多的启发？在一个充满各种装饰、设计与“秀”的时代，审美价值大大贵于实用价值，形式与外观果然压倒了实在，但康德和席勒所寄希望于此的自由与解放并未到来，美学应该怎样调整和应对？鲍姆嘉通的“感性学”在提出来之后似乎就遭到了抛弃，此后的美学主要成为为艺术提供评价工具的“判断美学”和艺术哲学，美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真正走上鲍姆嘉通指明的独立之路？“感性”在什么意义上理解，才不再轻易滑向“低级认识论”的陷阱以至于成为一去不返的广义认识论与符号学？当先锋艺术不断突破传统美学的底线，不但可以不美，也可以不再现，甚至不表现，乃至无任何对象，让美学的解释力日益捉襟见肘，美学是应该划清界限还是扩展疆界？
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格诺特·伯梅提倡一种以“气氛”为基本概念的新美学。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