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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思想最后阶段的主要著作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1936—1937），此时他越来越关注历史现象学。在同时既影响客观科学内在基础也影响其对“生活需求”满足的危机背景下，胡塞尔得出结论：对科学思想及其派生内容的历史进行现象学考察具有必要性。这种对历史的“回溯追问”（Rückfrage）一定会将我们引向对“本原明见性”的“再激活”，而科学思想正始于那里。因此，这依然总是涉及从本原的先验直观出发奠定科学理念对象有效性的现象学基础。但这种先验根源现在被理解为一种历史事实（fait），而且更确切地说，被理解为一种“先验历史事实”。这至少意味着三件事情：（1）这种先验直观的本原只有通过探寻具有历史本性的意向性才能达到；（2）这种直观性根源与一种特殊的“生活世界”历史语境紧密相关；（3）现象学被导向追问对全人类而言一种本原性明见性及其普遍意涵之历史“传递”的意义与可能。
先验现象学的所有这些新任务的共同之处在于：尤其关注在历史性根源与其理性目的之间、在具有普遍科学明见性的理念意义与其在一种特殊语言的记录之间、在先验的必然性与经验事件的实际性之间不同形式的原初纠缠。这意味着这种新的历史现象学要通过强调一种“先验的实际性”而导向彻底重新思考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因为意义的历史传递永远都无法避免意义的丢失，正是对意义“危机”现象的思考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对历史哲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
这种先验历史性的新观念彰显出贯穿胡塞尔全部著作的经验论与先验唯心论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他以惯常的细致关心先验直观在书写语言中的“沉积”与“具身化”，并且最为关注先验主体“自我-客观化”或“世界化”的形式。另一方面，他从未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事实的历史预设了一种先验现象学要守护的“理性普遍目的论”之先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