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胡塞尔来说，真理问题就是对有效性主张的辩护问题。胡塞尔将这种知识论辩护过程理解为一种证明过程，该证明的最终根据是以现象学方式得到描述的认识行为之施行。虽然胡塞尔也将感性感知当作认识行为， 1 但严格意义的认识行为只是范畴的意向性行为，特别是述谓判断行为。在本文中，我将只限于考察范畴认识行为及现象学赋予它们的证明功能。在《逻辑研究》第一部分（“纯粹逻辑导引”）中，对真认识（即科学性认识）之可能性的现象学证明似乎还只是对以形式逻辑表述的客体有效定律的单纯主体导向的补充。但在《逻辑研究》第二部分中，认识的现象学证明已经清楚表明这种主体性证明不仅关涉到认识行为，同时也关涉理念性的知识内容，以及由此还关涉同这些内容关联的形式逻辑的、分析性的有效性定律。在下文中，对科学性认识的形式逻辑证明和现象学证明结合的分析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该结合对胡塞尔晚期的认识论文本，尤其是我们将多次引用的《形式与先验逻辑》的文本结构有着决定性影响。
胡塞尔把如下这种综合行为视为关于认识的现象学证明的最终根据，即通过相应的“范畴直观”来使一个语句的认识主张得到相合的充实。迄今的二手文献对范畴直观（或“本真思维”）学说多有误解，而对该学说的恰切理解同时又将展开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值得质疑的是，胡塞尔用相合的充实综合来规定现象学的真理概念。就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一相合的理想是否有可能实现，而且要问这个理想以及以思-物一致为导向的真理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也帮助规定了胡塞尔对语言和现实存在的理解。因此，对胡塞尔真理观的展示必然引向他关于思维和认识、认识和语言以及主体理论活动与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规定。然而，胡塞尔对这些关系的讨论预设了他对认识论的真理证明方式与本体论的真理证明方式之关系的理论决定，以及由此也预设了他对哲学发问目的之思考。因此，当我们重新思考胡塞尔关于为真理提供普遍现象学奠基的观点时，我们最终还会遭遇如下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合法地把存在问题理解为一种证明问题并从对这种特殊认识论导向的证明问题之回答推导出存在问题的答案。
只有当我们把胡塞尔哲学思考中所包含的这个预先决定（或隐藏的预设）纳入其发问的视野，对胡塞尔真理学说系统融贯性的展示才是忠实于文本的。着眼于潜在的，也即隐藏的对胡塞尔文本起结构化作用的关键概念而做出的对文本的解构既不是一种拆解也不是取消文本，也不另外假设更高明的认识。相反，它恰恰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现象学阅读方式，因为它——忠于现象学还原的含义——质疑胡塞尔以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假定，移动他给现象学思考设定的教条界线，由此为以先验方式把握的真理问题开启新的入口。为了批判性吸收已经成为哲学史遗产的胡塞尔真理学说所必需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正如胡塞尔在《危机》中所说的——哲学思考的进步，也即向普遍哲学答案这一目标的接近包含着针对哲学问题传统的历史性自我反思。
与大部分迄今关于胡塞尔真理逻辑的二手文献不同，本文指向现象学的真理条件和形式逻辑的真理条件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我相信，对胡塞尔而言，现象学-主体的真理学说不仅为逻辑-客观的真理学说以及其中包含的科学概念提供基础，而且同时至少在一些本质性元素上也预设了后者。本文将首先考察逻辑的真理条件和现象学真理条件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随后，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我将分别讨论两种对真知识之可能性的证明方式；第二节分析基于形式语义学和形式本体论的证明，第三节则分析基于现象学的证明。只有第四节才处理前面提到的有关胡塞尔真理逻辑观点的普遍性和批判性问题。这种批判性考察首先聚焦于以下主张：通过主体内在展开的充实综合过程来证明为真的科学知识可能性。我们将会看到，胡塞尔为客观现实的可能为真的知识加上一个前语言的、主体性的普遍基础，这同他对表征概念的大量使用紧密关联。在其早期著作中，胡塞尔把真理标准置于自我一致的孤独思考的内在领域之中，该思考以对象实在性的形式并通过理想语言的恰切表达来映现自身。我们猜想，这种表征统一体不仅形塑了胡塞尔的真理概念以及由之引出的有关思维和语言、思维和思维对象以及认识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之关联的讨论，而且同时也形塑了以先验意识理论活动为对象的现象学科学概念。
1 参见Rudolf Bernet:“Endlichkeit und Unendlichkeit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40, Nr.2 (Juni 1978), S.251-269。【译者注：见本文集收录的第5篇论文《胡塞尔感知现象学中的有限与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