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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的美国来说，由于其国家利益在于农业和商业，其重点就主要在北美的领土、美洲的市场与从英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当中获益，因此，它在与欧洲各国的交往中，就表现出一种机会主义的冷漠。尽管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孤立主义的产生是北美大陆独特的地缘环境使然，即在当时的交通技术条件下的空间上与旧大陆的远离。这种远离使北美人民认为自己可以并且应该摆脱与旧大陆不必要的瓜葛，认为美洲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伦理制度，但实际上美国并非不关心欧洲局势，而是更关心自己可以从欧洲局势中获得什么。正是这种独特的与欧洲的关系，让美国成了搭便车的中立者。尽管基辛格认为，在“一战”以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直到美国国力日渐强大，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美国才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但美国的孤立主义与今天奥地利等中立国的中立不同，它的孤立是与欧洲列强保持距离，一方面，可以巩固新国家的独立，避免因欧洲事务陷入战争，并尽可能发展同欧洲可能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用这种不涉入欧洲的孤立，来掩护其在美洲的扩张。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美国可以近乎无耻地背弃了支持其独立战争的法国盟友，与英国人媾和签订了《杰伊条约》，该条约以中立为名却允许英国对美国船上的法国财产进行没收，实际上是帮助英国封锁法国。
美法交恶的XYZ事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由此而来的法国的内战变成了一场争夺欧洲与世界霸权的国际战争。法国要求美国根据同盟条约予以军事援助，这在美国引起了对美法同盟在法国政局变动后的地位的讨论。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看重海外贸易的亲英派联邦党人认为，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财政枯竭，因此美国必须根据现实需要来制定政策，即认识到英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不应简单地拘泥于所谓的“同盟条约”义务，以杰斐逊为代表的亲法派共和党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争执，华盛顿总统发表了《中立宣言》。这份《宣言》激怒了法国政府，不久之后法国的私掠船和军舰开始劫掠在西印度群岛上的美国商船，而大失所望的法国驻美公使热内甚至越过美国政府直接向美国公众喊话，在美国武装了一支由美国人组成的私掠船队，在海上向英国的商船发动攻击。这种亲英还是亲法的撕裂，带来了美国国内尖锐的派系斗争，也让华盛顿忧心忡忡。因此，他在1796年9月19日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忠告：在对外国的关系上，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是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同时尽可能少地和它们发生政治联系。这份忠告，既是华盛顿对美国外交关系的一份指引，也是在为自己的老朋友，联邦党人领袖约翰·亚当斯助选，在华盛顿看来，虽然亚当斯的阴沉、汉密尔顿的贵族气息令人不快，但为法国大革命欢呼呐喊的杰斐逊却更加危险。1797年，美国第2任总统亚当斯上任。他同样承受着亲法派巨大的政治压力，决定先采取外交途径来解决美法之间的冲突。但是，法国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塔列郎对待美国方面非常傲慢，仅安排三个法国代理人与美国代表团见面，开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给法国一笔1000万美元贷款，另外再给他们一笔25万美元的“见面礼”。在当时美国代表团的汇报中，为了保密，将索贿人称为XYZ三先生，这便是美国外交史上的“XYZ事件”。联邦党人希望利用XYZ事件对法开战，并趁势将杰斐逊等亲法派打成“带路党”，但法国政局的变化最终让美法避免了战争。1799年雾月政变之后，督政府垮台，执政府上台，美法两国在1800年签订条约，法国承认美国在海上的中立权，并免除美国在美法同盟中承担的义务，美国则给予法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对于美国而言，甚至直到今天，其国家发展有两大条件，一是北美大陆的大孤岛状态带来的国家安全优势，它只需担心欧洲列强在美洲的殖民力量的威胁；二是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紧密的市场利益，它要求全球市场对美国的开放而不是关闭。就此而言，美国的确与英帝国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条件更好。立足于这两个基本条件，美国合乎逻辑地发展出两个基本的政策：其一，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国在美洲的影响力，避免对美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威胁。事实上，“一战”期间德国试图与墨西哥联手的齐默尔曼电报对美国参加世界大战构成了极大刺激。其二，尽全力保证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正常与全球市场的开放，而这恰恰是美英合作以及在英帝国霸权衰落之后的美国霸权崛起的根本基础。在这一点上，美国和英国一样，对于大陆上可能形成闭合循环的霸权都心怀警惕。美、英对俄、德、法的警惕都源于此。尽管在今天人们对于美国与英国的密切关系，经常从同文同种的意义上来解读，但这种解释忽视了美国在早期农业帝国主义时代与英国的敌对关系。美国、英国真正的合作基础，乃是在于他们都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球贸易体系最主要的受益者，他们的利益与这套体系紧密相关，而这套体系本质上是海洋帝国的规则，它由英帝国主导形成，并在英帝国衰落以后由美帝国主导并加强。也正因为此，当其他国家表现出融入这种体系的倾向时，比如德国、日本，美国、英国会表现出接纳甚至绥靖的态度，而当其他国家表现出试图颠覆这一体系的时候，比如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美国、英国会表现出强烈的不容忍。无论是英国主导的对沙皇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是美国推动的对俄罗斯的乌克兰冲突，让一些俄罗斯精英大惑不解的地方总在于，这些地区似乎并不是英国、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俄罗斯也愿意为了这些地区与美英进行利益交换，但英国与美国却表现出极其强硬的斗争意志。实际上，这些俄罗斯精英慢慢总会意识到，英国、美国的核心利益是这套世界体系。当体系可以维系，仅仅是调整利益分配的时候，美英是可以谈判也经常让步的，但当问题是体系之争，哪怕利益上并无损失的时候，美英都会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斗争精神。对于这套海洋规则的认同与维护，恰恰是美英霸权虽有冲突，却互相依存乃至和平交接的最重要的原因。
1823年的“门罗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正是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的两大根本诉求，即减弱其他大国在美洲的影响以保证安全，以及要求全球市场开放以促进繁荣。尽管很多人认为，门罗的主张，即欧洲列强“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都将会被看作对美国安全与和平的威胁，是一种继承了华盛顿的不干涉欧洲事务原则的扩大了的孤立主义，也是美帝国霸权主义的象征，但公允地讲，这显然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美国在门罗时代其实并没有实力垄断美洲。门罗主义与其说是美国寻求自己在美洲的垄断地位，不如说是反对欧洲帝国扩大其在美洲的影响力。门罗主义是美国对拿破仑的失败以及1815年欧洲列强维也纳会议的一个直接反应。对于美国和英国这样将繁荣寄托于开放市场的国家而言，他们虽然对试图统一欧洲大陆的拿破仑的失败感到庆幸，但是对随后出现的三个欧陆强权——俄、奥、普的神圣同盟却深感担忧。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巩固以及对自由主义发起的大规模镇压，对于日益开放和民主的美国和英国而言，同样构成了重大威胁。英国人担心这种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外溢会对其全球贸易体系构成挑战，而美国人则担心这种君主制会在美洲大陆的西班牙殖民地上开枝散叶。所以在1823年，英国首相坎宁向美国驻伦敦公使提议，两国应该签署一份联合声明，宣称美国和英国将一起反对法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控制西半球的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任何尝试。这个建议正是门罗主义的基础。它其实不仅反映出美国在美洲的特殊安全利益，而且也反映出美国和英国同样从英国主导的这种自由主义全球体系中获益的事实。
美国充分利用了第三世界殖民地的独立斗争来削弱传统欧洲帝国对美洲的影响力。1822年，美国成为第一个外交上承认墨西哥的国家；1824年，美国承认了巴西和中美洲联邦，并在其后几年内承认了区域内的大部分新独立国家。美国这一系列的外交承认对于塑造美国在拉美地区的良好形象大有裨益，实事求是地说，在门罗时期，并不强大的美国所主张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还是比较真诚的。门罗主义的三项原则，即“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准殖民原则”，对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而言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和支持，但在很多时候这种鼓励和支持往往局限于口头，而当时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英国，美国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强大的欧洲帝国。1824年哥伦比亚受到法国威胁，向美国求援并希望与美国结盟，以武力保卫自身独立，但这一请求事实上被美国婉拒了。美国政府表示，门罗总统的宣言是行政部门的意见，但是结盟甚至与列强冲突的事情，总统说了不算，这是国会的权力。此后，美国以同样理由拒绝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的类似请求。说白了，理想是理想，实力是实力，美国人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当然，当实力具备的时候，理想还是不是那一个理想，就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了。随着美国国力的快速增长，美国所宣称的美洲人的美洲，逐渐变成了美国人的美洲，尤其是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更是让美国的扩张达到了一个顶点。通过《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攫取了加利福尼亚（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仍属墨西哥）、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犹他、科罗拉多。加上通过移民暴乱获得的德克萨斯、战争威胁获得的俄勒冈、武力购买获得的亚利桑那州南部，美国成了一个两洋国家，也逐渐成了一个对势力范围高度关注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也使它的中立逐渐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对于欧洲的事务仍然保持冷漠，它只对贸易感兴趣；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欧洲帝国，美国对美洲越来越呈现出霸道的一面。尤其是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美国产业扩展的需求，美国开始把开辟和扩大商品市场作为国家战略，并把拉美地区尤其是中、南美洲作为美国市场开拓的主要方向。美国在美洲也表现出更多的强权意志，在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中，美国赢得了英国的实质性让步；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夺取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正式确立了在美洲的霸权，并开始在该地区奉行干预主义；从1906年干预古巴反政府叛乱、1903年介入巴拿马独立、1904年干预多米尼加债务危机，再到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在中立的外衣之下，实现了自己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重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