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美国的独立：从最忠诚的爱国者到最决绝的叛乱者

美国的独立战争经常被描述为一场新大陆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伟大革命，经常被理解为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宗教传统和追求自由的民族特性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你在1775年莱克星顿枪响前的15年去北美殖民地看一看，你会发现哪里有什么革命的影子，那个时候北美的小镇里到处都是激昂的爱国群众，爱国歌曲在各处唱响，宗教布道上都是上帝保佑英王的祈祷，新大陆的民兵们与上万英军并肩作战，不怕牺牲、勇猛杀敌。美国的国父华盛顿那个时候还是一名为英国奋力而战的英雄。那么为什么短短十几年后，这些当年的爱国者突然都成了叛国者呢？将这一切都归结于美国人热爱自由的天性，实在有些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味道。

其实独立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成为英国谋求世界霸权和美国人谋求土地的共同敌人时，当英国对殖民霸权的争夺和北美殖民地的扩张具有一致性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就是最忠诚的爱国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以及英法七年战争中，北美殖民者总是和英军并肩作战，英国赢得霸权，北美殖民者获得土地，但是在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结束七年战争后，这种双赢的模式却没有延续下去。这是因为，在《巴黎和约》中，为了结束战争，避免过度刺激法国和印第安人，也为了避免新英格兰新教徒与新获得的天主教徒聚居的加拿大之间爆发冲突，英国禁止北美移民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建立新的居民点。这意味着为英国人打了七年之久仗的北美民兵们所期待的印第安人、加拿大天主教徒的土地沦为了泡影。虽然从英帝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妥协对于维持英国北美地区的稳定是合理的，但对于急需扩大土地的北美殖民者们尤其是广泛参与土地投机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则是令人怒不可遏的背叛，这里面可是包含了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这样的政治与军事精英。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英国的殖民霸权与北美殖民地的扩张需要背道而驰，对英王的忠诚迅速转化为满腔怨愤。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英国试图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这意味着驻军与征税。这又极大地得罪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与工商业者。一方面，对于曾经亲身经历过英国军队镇压的清教徒来说，法国和印第安人是威胁，英国军队同样也是威胁。正如1747年瑞典人彼得·卡尔姆在考察美国后所说，唯一能够阻止殖民地独立的是法国等强敌的威胁，殖民地对英国的忠诚离不开这些威胁的存在。另一方面，征税又成为引爆英国与殖民地冲突的爆点。老实讲，从英帝国的角度来讲，征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仁慈的。在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国债已经高达1.35亿英镑，还需为北美防务每年支出20万英镑，这笔钱总得有个出处。北美殖民地不仅享受到了英帝国军队的保护，而且还在战争期间通过后勤补给大发横财，现在交税为帝国分忧十分合理，总不能帝国借债打仗，殖民地一毛不拔。更何况，税负也不算重。激起公愤的《糖税法》（1764年4月）、《印花税法》（1765年3月）、《汤森税法》（1767年6月）、《茶叶法》（1770年1月）、《茶叶条例》（1773年5月）等诸多税法，其实都算是轻税。比如《汤森税法》实际摊派下来只有人均4便士，《印花税》只有半便士到20先令，其实对北美人民并没有构成实际负担；而《糖税法》实际上是将糖浆、糖蜜输入殖民地的关税从每磅6便士调低到了3便士。激起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茶叶法》的初衷只是为了通过关税壁垒，打击荷兰茶叶，让茶叶严重积压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从而摆脱困境。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茶叶出口后享受百分之百的退税政策，只需向殖民地海关缴纳3便士的茶叶税，它运销到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价格肯定比以前要低，甚至比荷兰走私的茶叶还要便宜。

既然税负并不重，那么为什么税制的改革会成为英美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呢？这是因为税制的改变，往往可以分为外部税和内部税两种。在近现代的国家演化过程中，外部税的改革往往是出于国家拓展财源的需要，而内部税的改革往往是出于行政制度改革的需要，更进一步说是权力分配的需要。长期以来，不管是国王还是议会，对于北美的控制都是非常薄弱的。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帝国所做的一系列动作，从本质上来讲是试图增加伦敦在殖民地的直接权力，而这直接触动了以前由于天高皇帝远而形成的地方权力。之所以印花税虽轻却引起了全美抗议，本质上来说是侵害了地方长老和庄园主的统治权；之所以茶税虽轻却引起了严重骚乱，本质上来说是让走私者与海商接受伦敦强加的贸易限制。所以，如果站在顺民的角度来讲，这些税负真的仁慈到可以赞美伦敦的慷慨，如果站在自由民的角度来说，这些轻税甚至比重税更加可恶，因为它试图以无痛的感觉，让北美殖民地接受伦敦的权力。其实美国的独立，从来不是英国横征暴敛的官逼民反，而是拥有土地、拥有民兵、拥有社会统治权力的新大陆精英与英帝国中枢的权力之争。这恰恰是那句振聋发聩的革命口号“无代表不纳税”的真正含义。老实讲，清教徒的阴森统治未必比英国国教更仁慈，殖民地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则远不如伦敦改革中的官僚制度先进，而殖民地中大量存在的奴隶制与对印第安人的无情灭绝更是让北美革命的进步意义大打折扣，美国革命的进步意义不在于追求民主与平等，而在于追求分权以争自由。然而，革命的话语一旦形成，其魅力常常让后世的人忽略了话语背后的利益。北美殖民者们利用了古老的殖民地宪章、英国宪法、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以最正义的方式为自己主张权利，但坦率来讲，在当时的殖民地大众中，主张对英王效忠的殖民者仍占多数，这也是独立派宣传联合抗击英国的最大阻力。为了打破大众对英王的效忠，诸如约翰·汉考克和托马斯·潘恩这样的革命思想家，将斗争矛头直指英王乔治三世与国王制度本身。他们通过抨击英王的暴政，为独立正名，他们将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权力与代表之争，成功地变成了自由与暴政、大众与国王之争，而恰恰是这样简单的革命逻辑，才能让殖民地与英国的论辩，完成从主张英国人的权利，到主张人的权利的升华。这种思想上的升华，不仅让北美殖民地的叛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而且也让革命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大众。

相比大部分支持英国的黑人与印第安人，效忠派的白人则比较特殊。他们其实人数并不少，有后世的研究认为他们可能占到了白人总数的20%，但是却比较分散，不仅遭受独立派的迫害，而且也不受英军的重视。而忽视了对效忠派的重视与利用，恐怕也是英军最后输掉战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有意思的效忠派恐怕就是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儿子约翰·富兰克林，他作为新泽西总督始终保持对英王的忠诚，即便入狱流亡也不改初衷。

如果说，美国民族精神的萌发与民兵武装力量的形成是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副产品，那么美国的独立则是英国的霸权挑战者有意促成的结果。尽管大陆军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华盛顿也表现出了名将风范，但英美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即便在美国建国几十年之后的英美二次战争中，英军也占绝对优势），这种差距大到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美国的独立就不可能成功。美国人唯有争取被英国打败的法国、西班牙、荷兰的帮助，才可能对抗英军。这意味着美国尽管是一个远离欧洲的孤岛，却从独立战争开始就必须在国际政治的复杂漩涡中挣扎求生，而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美国外交家也的确表现出了对“均衡”的老练理解。

美国革命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外事先行，在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以前，美国就成立了外交机构：秘密通讯委员会。美国的外交思路也非常清晰，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援助。大陆会议决定其港口与市场向所有欧洲国家开放，美国的特使带着谈判的条约范本，前往各个国家展开建交活动，甚至完全不在意对方政府是否同意。这种泼辣而大胆的外交作风，虽然让贵族气的老欧洲列强嗤之以鼻，但的确找到了其他欧洲列强，尤其是渴望对英复仇的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痛点。这三国不仅出钱，还出物、出军火、出运输，据后世研究者内特尔斯（Curtis P.Nettels）估算，整个战争期间法国直接对美国的贷款与援助金超过了800万美元，荷兰超过了130万美元，西班牙超过了64万美元。

在战争后期，法国还派出了大量的军队直接参战（在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约克敦战役中，法军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军，其火炮数量达到了美军的十倍。法国陆军指挥官拉法耶特一直被美国人视为国家恩人）。在1778年美法缔结同盟之后，英国先后与法国、西班牙、荷兰在全世界各地交战，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与压力。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输掉的不是一场美国的独立战争，而是一场全球性的反英战争；对于法国人而言，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为美国设计了一条清晰和平坦的通往独立之路”，而试图通过美法同盟打击英国、谋求霸权的法国，“从这场战争中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几个西印度岛屿，一个破产的国库，以及在北美开拓一个新市场和得到一个同盟国这一后来未能变成现实的前景”。法国深深介入到美英争端之中，使国内的财政和统治陷入全面危机。在逼迫英国签订《巴黎和约》六年后，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而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对于美国来说，一旦英国对独立的威胁得到了缓解，一旦美国对西部土地的扩张从英国的帝国枷锁中解脱出来，那么北美大陆上法国与西班牙的殖民地就是美国扩张的最大阻碍。这一点在《巴黎和约》的签订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美国人的强硬坚持与英国人为了离间法美同盟而做的慷慨让步下，密西西比河从源头到入海的整条河流的航运权，都必须对美国人和英国人保持自由和开放。而在20年后，为了阻止法国获得西班牙转让的路易斯安那，美国总统杰斐逊甚至不惜与英国结盟向法国开战，并以英军可能占领路易斯安那来威胁法国，最终迫使拿破仑以8000万法郎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排除了英国与法国之后，北美大陆最后剩下的殖民大国西班牙，也在1819年被美国人逐出了佛罗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