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美国帝国的形成：从美洲到世界从崛起到称霸

美国从崛起到称霸，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一战”“二战”与冷战，在这三次大洗牌之后，美国终于从崛起的大国走向了全球的霸权。在这三次大洗牌中，美国完成了三次进化，“一战”让美国在工业实力上成为世界霸主，这是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二战”不仅让美国成为拥有最强大武力的国家，而且让美国获得了全球的金融霸权；冷战则让美国完成了意识形态的霸权，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所需要的自由主义实现了对于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压制，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从而为美国的新帝国秩序打下了基础，也让美国的霸权实现了经济、军事、文化三合一的巅峰。

一、“一战”：参战而不称霸的工业巨人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这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刻。因为自这一刻起，美国放弃了自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来秉持的孤立主义，走上了与欧洲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舞台。尽管外界普遍将美国视为改变“一战”结果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俄国崩溃的情况下），但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参战其实是相对有限的，美国开始只对德国宣战，8个月后才对奥匈帝国宣战，而始终没有对同盟国中的保加利亚宣战。与“二战”不同，“一战”其实并不是一场好莱坞式的正邪势不两立的生死较量，而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由于均势被破坏之后的战争。“一战”其实没有正义的参战者，这也是日后德国对《凡尔赛合约》愤愤不平，苏联对所谓世界新秩序不屑一顾的根本原因，而被《凡尔赛合约》强加惩罚的德国与被排除在外的苏联的走近，则成为德国日后快速恢复军事实力、重新发起世界大战的重要伏笔。

一方面是因为参战双方战争整体上的非正义性，以至于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只能以德国潜艇击沉美国船只为由单独对德国宣战；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所构想的国际新秩序与老牌欧洲帝国根本不同，美国在是否参战问题上是经历了反复的犹豫和摇摆的。毕竟一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欧洲内部的短暂冲突，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认为这是一场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的战争。但是战争可以按计划开始，却通常难以按计划结束，这场战争最终变成了足以毁灭参战双方的漫长而残酷的堑壕战，美国借着中立地位成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为了支撑长达4年的战争，欧洲国家不仅从美国大批进口粮食、采购军事物品，而且还消耗了所有的黄金储备，并向美国大举借债。到1920年美国达到了欧洲的经济总量，欧洲国家从战前美国的债主（美国欠欧洲国家37亿美元债务），变成了美国的债务人，总共欠下美国103.5亿美元的债务。美国不仅成为继英国后的第二个世界金融中心，而且也拥有了全世界一半的黄金储备。

正是因为美国决定了欧洲的命运而且也深刻卷入了欧洲的命运，在战后，欧洲传统大国英、法、意，虽然在瓜分战利品上对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国际新秩序原则不屑一顾，但是的确希望能够将美国的力量引入欧洲的安全结构中来。以此为英国所无法负荷的世界秩序提供支持，并防止德国重新成为安全威胁。就此意义而言，他们担心的不是美国的力量进入欧洲，而是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路线上去，拒绝履行其头号大国的责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敏锐地意识到了美国在战后难以回到孤立状态中去的事实，因为美国的经济与欧洲局势的稳定息息相关，但是英、法、意所期待的美国所承担的角色，却不仅与美国对世界的理解相违背，而且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一方面，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希望建立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以国际联盟为组织的战后新秩序，但这种构想不仅在理念上与老牌欧洲强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念大相径庭，而且也在利益上构成了对欧洲殖民帝国的重大威胁。比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主张的海上自由原则，就严重挑战了英国海洋帝国的霸权地位。民族自决原则不仅几乎得罪了所有希望在领土上有所回报的战胜国，而且还被英法视为在其殖民地上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抗骚乱的毒药。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具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力量，但并不具备支配世界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更没有能力提供美国治下的和平。虽然英法在“一战”中被严重削弱，但此时的美国并不占据优势，从国际金融地位来看，纽约还不能取代伦敦，美元仍然没有取代英镑；从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来说，英法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而美国对于美洲以外的大多数地区，都只是以商业的面目出现。尤其从统治世界的角度而言，美国仍然是一个缺乏实力与经验的后来者。从最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上来说，美国还不能与英国并驾齐驱。这不仅仅是美国陆军还不足以与英联邦军队相提并论，而且在全球霸权最为重要的海军力量的比拼中，美国海军也不如英国海军。即便经过“一战”的急剧扩张，成了另一个拥有两洋舰队的海上强国，但美国海军的主力舰也只有16艘，远远少于英国海军的42艘。美国仍然是一个在英帝国秩序中搭便车的跟随者，而非为世界提供秩序的霸主。威尔逊对于英国提出的将中东一块划给美国托管的建议都缺乏信心接受。

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国内。这是由美国的党派政治与孤立主义传统决定的，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着远离欧洲的基本原则，这不仅体现着美国的理念，而且也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在当时的美国，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随着美国的参战，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已经空前紧密。一个不稳定的欧洲一定会引发美国的不稳定，而一个萧条的欧洲也一定会引发美国的萧条。美国扩散的利益，使它已经无法再回到孤立的状态，它只能向前走而不是向后退。然而，仍然强大的英法，让美国无法依据自己的利益与理念组织社会，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色彩又让他为了理想做出了太多孤立主义者无法容忍的让步，他们认为美国人的鲜血被无耻的老欧洲利用了，这种愤怒带来了国内尤其是中西部保守地区对国际联盟的巨大反感，并最终体现在1920年3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相应地，美国也最终拒绝加入由威尔逊费尽心力倡议的、作为条约组成部分的国际联盟。

在威尔逊心中，美国通过国联可以领导全球，但又不会再次卷入欧洲的战争中。他认为：“如果我们加入国联，金融领导地位将是我们的，工业优势将是我们的，我们还可以获得商业上的好处。世界其他国家将指望我们的领导和指引。”然而，孤立主义中的“不妥协分子”，诸如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则认为欧洲是一个滋生腐败、阴谋和专制主义的地方，他们担心国联这类国际组织会成为欧洲和美国东部亲英的金融资本家的工具，认为组建国联是将美国置于欧洲政治风暴中心的阴谋，是“把自己卷入欧洲所有利害关系之中，成为欧洲动乱和冲突中的一员”。在博拉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自由的灯塔”，而不是介入外国的纷争。坦率而言，美国日后的发展证明了威尔逊与博拉的看法都没有错，美国不仅将从全球霸权中收获巨大的霸权红利，而且也将因此承受全球霸权所带来的重负与反噬。但在当时，国际社会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无序状态，这个无序状态不是由于两个大国争夺霸权而形成的混乱，而是一个力不从心的霸权大国与一个无心承担责任的大国共同造成。老司机太累握不动方向盘，副驾驶却只想刷手机不愿顶上去，最后这辆车子想不翻都难。在“一战”之后，美国过剩的经济带来了全球危机的爆发，而美国仍然沿袭以前的经验，试图用保护主义来解决问题，然而以前的老经验无法解决全球化下的新危机。拒绝承担领导责任的胡佛政府，事实上放纵了全球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恶化。胡佛政府不仅拒绝承担经济上的领导责任，拒绝向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提供贷款，也拒绝放弃保护性的关税，还拒绝承担政治上的领导责任，对日本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破坏《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拒绝制裁。这种放纵最后加剧了经济危机的恶化，并催生出极权主义的浪潮，最终让美国人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

二、“二战”：走上霸权的美军与美元

“二战”的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与民族资本主义帝国列强权力秩序的矛盾，这个矛盾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民族资本主义帝国恶性竞争从而引发大战。“一战”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全球（尤其是欧洲）权力秩序。一方面，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德国，虽然被严厉地惩罚了，但是并没有被整合进欧洲的秩序，德国问题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人口远远少于德国，且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法国，甚至从战胜第一天起，就殚精竭虑地去组织反德同盟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英国和美国对此却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则是欧洲另一个大国苏联被有意地忽略了。这种忽略不仅导致中东欧地区缺乏稳定的和平机制与力量平衡，而且也导致了苏德的接近，这为德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复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复杂而严峻的欧洲安全局势，在经济危机下被极大地恶化了，而唯一有能力稳定局势的美国，在孤立主义原则下实际上放任了欧洲危机的不断恶化。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暴跌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进而引发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政治危机。坦率而言，华尔街股票的暴跌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大萧条的深度和危害的程度并非不可控制，大萧条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的错误应对有关。美国最根本的失误是拒绝牺牲自己的部分短期利益以领导世界走出经济萧条。在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1930年代，世界经济的繁荣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本和市场，事实上衰落的英国也愿意把制订世界经济计划和领导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角色留给美国去扮演。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却拒绝扮演这一角色。美国的胡佛政府反应的迟缓与消极加剧了这一危机。胡佛政府虽然允许欧洲国家暂缓向美国偿付战争债一年，并呼吁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危机，但是却拒绝了欧洲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向欧洲国家提供贷款的建议，也拒绝了有关放弃保护性关税的要求。即便是罗斯福上台之后，美国也仍然希望通过贸易管制与保护来单独走出经济危机。别忘了，是罗斯福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他不仅没有削减关税，而且也大幅贬值了美元。如果说胡佛政府的自私导致了魏玛共和国崩溃，从而让纳粹上台，那么罗斯福上台初期的一系列政策则让纳粹的极权统治发展壮大。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纳粹早期执政的时候，立足未稳的希特勒在莱茵河非军事区的冒险成功，幸运得不可思议，因为一支法国警察部队的干预也许就会让德军灰溜溜地返回驻地（冒险的失败很可能会让希特勒迅速被军事政变推翻），但如果站在欧洲乃至世界局势的角度来看，“一战”并没有解决导致欧洲大战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严重削弱了能够干预这一问题的英国，在美国不愿介入欧洲局势的情况下（罗斯福本人对慕尼黑会议的绥靖结果也是欣然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

虽然罗斯福有强烈的参战意愿，而且他一直深信希特勒意味着战争，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仍然迫使他像英法一样选择了绥靖。当然与头脑单纯的张伯伦不同，罗斯福的绥靖是一种理性却短视的美国式中立，他虽然清楚地看到极权势力正渐渐逼近，但又漠然视之。因为美国远离欧洲，相对安全。罗斯福不是没有试图改变美国国内的厌战情绪，1932年他在芝加哥做了一次著名的“防疫”演说，将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称为病毒，并暗示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为此遭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险些面临弹劾。在巨大的压力下，罗斯福在1935年签署了《中立法》，此后又签署了《永久中立法》。玩笑一点地说，美国这个国家有点神经质，它通常具有强烈的绥靖倾向，但一旦决心开战，却有着与俄罗斯一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执着。在1937年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还强烈反对战争，当时在就美国是否参加世界大战所做的民意测验中，每20个人中有19个人表示反对，大部分人担心的是罗斯福会把美国带进战争，他们希望国会能让国家避免战争。甚至在当年的12月12日，当侵华日军蓄意轰炸了美舰“佩纳号”和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时，美国政府仍然软弱地退缩：日本只需道歉、赔偿损失，而美国政府甚至要求所有驻华美军撤退。事实上，在1939年“二战”爆发时，美国也尚未完成战争准备，其只有19万人的正规陆军，作为后备力量的国民警卫队20万人、1576架作战飞机。到“二战”爆发后近一年的1940年，美军的陆军人数也只有26.9万人，而空军则只有4.3万人。直到1940年秋天，美国仍然在考虑英国与纳粹德国和解的可能性。

不过，让英国人感到庆幸的是，虽然美国在“二战”初期并没有参战，但是它强大的经济尤其是生产能力仍然给予英国巨大的支援。战前美国就制订了四个工业动员计划（Industrial Mobilization Plan），在1940年12月罗斯福制订对英大规模经济军事援助的计划即《租借法案》之后，罗斯福明确指出：“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军火库。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致力于强化自己的战争资源，而且致力于提供远超本国需要的军备，给所有在战争中对抗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国家（美国最初对英国租借援助的结果是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工业动员经济需求，盟国的总租借货物占大约所有美国战时军事生产的三分之一）。《租借法案》充分动员了美国的工业，让美国彻底走出了“大萧条”。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之时，美国还深陷大萧条之中。直到《租借法案》之后，美国国内经济才重返景气，工人的失业率从24.9%降至1.2%，农业生产也大幅度增长。在1940—1945年的五年中，防御和战时设施的增长让美国增加了大约65%的生产能力。私人制造业投资了86亿美元建造工厂，其中48亿美元是军工厂，38亿美元与战争相关。在军工厂中，250家大公司几乎占了增长的60%，100家一流企业占比超过50%。1941年最终通过的《租借法案》不仅仅意味着美国虽然没有对轴心国宣战，却深度卷入了战争，而且也意味着罗斯福将释放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和一场影响最深远的战争生意。这个军工复合体诞生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却在未来将通过一场场非正义的战争来继续自己的生意。

尽管美军算得上骁勇善战，但其参战并获胜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空前强大的国力。以战时的美日对比为例，美国煤、原油、钢铁、炮弹的产量分别是日本的11倍、222倍、13倍和40倍。麦克阿瑟在“二战”初期是在日本14军攻势下匆忙逃跑的丧家之犬，他麾下8万人的部队投降是美国“二战”时期最大的耻辱，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咸鱼翻身成为名将，靠的就是美国的国力耗掉了日本的有生力量。在太平洋战争第一年，美国丧失了约40%的主力舰，日本丧失了约30%，日本甚至还略占上风，但是美国大规模的舰船建造项目很快弥补了损失，并建造了更多的战舰，而日本却越打越少。1943年日本建造了3艘航母，而美国却建造了22艘。同年日本的飞机产量只有美国的20%。罗斯福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指出：“日本输掉太平洋战争的时间是它的商船队的损失大于其所能替代的能力的时候。”

如果说在“一战”时期，美国还只有伍德罗·威尔逊等少数精英才看到了美国不可能置身世界之外，那么随着“二战”的进行，以及美国最终的战胜，谋求世界霸权则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美国不仅具备了帝国的实力，而且具备了帝国的自觉。虽然美国帝国霸权的最终确立是通过冷战拖垮苏联而实现的，但在冷战之前，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最大对手并不是苏联而是老欧洲，尤其是英国。在“二战”之中，美国利用英国对美国物资的依赖，以和平的方式获取了英国的霸权，并在“二战”之后通过与苏联联手，肢解了英法的殖民体系，彻底让欧洲列强变成了中等国家。这种霸权的交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军事上的，美国不仅在军事上接管了英帝国体系的一系列重要战略资产，而且也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尽管苏联的军事力量也在“二战”后期有了巨大的恢复与增长，并最终成为遏制美国帝国野心的重要力量，但在“二战”时期美军的力量仍然是占明显优势的（这种优势一度让苏联非常担心西方的入侵）。1945年，美军数量高达1192.8万，后备兵力超过2000万，拥有12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7700架一线作战飞机（年产可达10万架飞机）、上百艘航空母舰以及上万艘各型舰艇。此外，美军还是当时唯一的有核国家，并在实战中向世界展现了原子弹的恐怖威力。

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上的，尤其是美元取代了英镑的地位。回顾美国金融霸权的发展史，尤其是美元强势地位的奠定，大致上经历了三个步骤：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展开与1974年沙特与美国的“不可动摇协议”确立的石油美元。而在这三个步骤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步。在194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虽然“二战”还没有结束，但参加各方其实都是在为未来的世界金融权力而博弈，在这场激烈的博弈中，美国人的怀特计划击败了英国人的凯恩斯计划。这也意味着美元确立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

到“二战”结束之时，旧的世界权力格局被新的世界权力格局取代，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西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标志着传统的欧洲大国在政治、经济上被纳入以美国为龙头的世界体系之中。尽管苏联在冷战时期一度挑战了美国的霸权，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霸权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冷战：美国走向全球帝国的过程

从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到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完成了从西方世界的霸主到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路上的最后一步。这一步的特殊性在于，美国在这一步中从类似欧洲列强的传统的民族帝国走向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全球帝国。这里面包括四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其一，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以及随后的“不可动摇协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列强时代全球贸易与经济的不稳定性。1947年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要向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提供全面经济援助，但要求欧洲各国提出一个统一利用美国援助、以加强欧洲各国经济合作为目的的联合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旨在推动欧洲各国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以消除引发“一战”“二战”各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恶性竞争，而且也是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也是斯大林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推动“莫洛托夫计划”（后来演变为“经济互助委员会”）与之竞争的根本原因。在1948年“二月事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变夺权）以后，美国以马歇尔计划为基础，将欧洲复兴计划逐步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体制，并在1950年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之后，对中国采取了比对一般社会主义国家更加严厉的全面封锁政策。虽然在冷战的中后期，美国对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有所调整，但无论这种政策是松是紧，美国都成功获取了远超英帝国的经济霸权。因为在将经济、贸易作为对抗、遏制、封锁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频繁加以运用的同时，美国对于西方经济力量的整合、对于西方市场一体化的推进也在日益加强。冷战中的美国对于西方自由市场的管理表现出了强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一致性与整体性。

其二，通过北约实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避免了梅特涅的均势原则下大国恶性军备竞赛的传统安全困境，实现了欧洲意义上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反共的目的下，1948年英、法、比、荷、卢五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继而又发展为12国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北约组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同美洲大陆以外国家建立的军事集团，杜鲁门把北约看作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北约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最成功的战略作品，一方面，它是美国整合欧洲同苏联对抗的直接产物。美国可以通过北约实现对西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将对苏联的战略前沿由美国东海岸推至莱茵河，让国土防御纵深向东增加了7000英里，从而在欧洲大陆组建起一个遏制苏联的弧形包围圈。另一方面，它意味着美国具有了对于欧洲安全事务的终极影响，保障了美国对于欧洲的战略主导。尤其是在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之后，美国利用安全问题建立起欧洲对美国的绝对依赖，从根本上瓦解了欧洲未来独立的可能性。

其三，通过所谓的“民主”“人权”的普适价值观，实现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泛西方价值观同盟。在“二战”之后，随着旧有的欧洲列强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体现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包括：1）跨国资本的快速增长与新跨国资产阶级的出现；2）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与价值链重组；3）超国家组织与国家间组织的兴起。这诸多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逐步从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转型为美国霸权之下的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与军事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必不可少。新的全球秩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合法性，而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源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却必须超越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些服务于美国的帝国利益、来源于美国的信念，必须以普遍适用于人类的语言重新叙述。这种重新叙述对所有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叙述都构成了冲击，甚至也对美国本土的秩序构成了冲击（最典型的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并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极化与撕裂埋下了伏笔。但在冷战时期，苏联作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大竞争者的存在，却让美国必须完成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调整，它必须积极地把美国的变为世界的。这种努力经过了杜鲁门—废除种族隔离、约翰逊—伟大社会、卡特—人权外交、里根—新自由主义之后，最终为美国的全球帝国提供了一个庞杂的意识形态基础。

美国政府在冷战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工程，在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推进的同时，意识形态上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政府的“真理运动”也在进行当中：1）开展无线电广播宣传，“美国之音”在美国国内架设了5个大功率发射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短波用各种语言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广播宣传；2）《史密斯—蒙特法案》，即《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包括印刷品、无线电、电影、展览等在内，对外解释和宣传美国的政策和社会文化，要求政府在互惠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和教育交流，同时在人员、知识、技术、教育、艺术交流方面进行积极合作。1948年富布莱特项目、1954年亚洲基金会以及年投入600万美元用于海外图书馆项目，重点是支持近东和中东国家的图书馆建设和运营。到1956年底，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美国海外信息中心增加了38个，总数达到193个。

美国在传播上的技术优势与资源优势，以及苏联在匈牙利事件、入侵阿富汗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失误，让美国最终成功地在冷战后期逐步完成了高级版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态，并塑造出了现代世界体系中有利于美国的观念与价值观。这带来了从欧洲到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社会在生活、娱乐、文化甚至经济与政治上的美国化，而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美国的“软实力”。

其四，通过冷战时期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形成，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从“弱政府”走向了“强政府”，在国际上则走向了霸权警察。一方面，冷战影响和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进程，冷战于外是对苏联阵营的遏制，于内则是对异见者的镇压。如贝恩德·施特弗尔所说，冷战的影响作用在国内就是场内战。美国的国家组织形式、权力和职能范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都受到冷战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其实远远大过“9·11”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孤岛，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欧洲国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美国由于其优越的国家安全地理环境，让它摆脱了成为战争机器的压力。现代欧洲国家的形成当中，暴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目的。如查尔斯·蒂利所言：国家发动战争，战争塑造国家。现代国家的生存要求它必须具备“财政军事国家”和“战争制备国家”的功能，但这种要求对于美国这样长期远离欧洲战争的“弱国家”而言却大不相同（虽然美国具有巨大的战争能力）。甚至可以说，就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相比于欧洲国家，美国国家机器的发育是迟缓的，但冷战让美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说德日的压力让美国的军事机器充分开动起来，苏联的压力则让美国对内统治机器充分开动起来。从1945年确立美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埃伯斯塔特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必须建立一个总体战相适应的组织框架，及永久的战争准备与动员机制，并认为应大幅增加国家安全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到1947年以《埃伯斯塔特报告》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法》、1949年的《国家安全法》修正案，美国迅速强化了其国家作为对内统治机器的功能，它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一系列新机构，极大地强化了美国政府对美国社会的控制。在美国社会，对于共产主义者、左翼与少数族裔的迫害，对于潜在安全隐患的打击成了社会的常态，而其个人权利、社会宽容也都大幅收缩。今天我们都知道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有将近300万人被波及，但却很少注意到在1951年“丹尼斯诉美国案”中，美国的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共产党员的迫害并不违宪。

就此而言，冷战对于美欧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作为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被整合进西方阵营的欧洲各国社会面临的是一个去国家目的化的过程，社会从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框架中被解放出来，它们被赋予甚至是被引导，以超越自我国家视角的某种人类普遍利益的价值观去认识世界。而长期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则被强化了统一的国家目的。简单点说就是在冷战中，欧洲人开始更多地用世界的视角去思考问题，而美国人则开始更多地用美国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在冷战期间，国家阵营化对抗的时候，这种情况实际在美苏双方阵营都在发生，这是因为小国公民的国际主义和美苏两国公民的爱国主义，其实都是为美苏的利益服务。而那些强烈坚持自身民族主义立场的国家，不管是中国、南斯拉夫还是戴高乐的法国，都会因此与自身所处的阵营发生激烈的矛盾。

另一方面，两个阵营的争夺也让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被全球化了。那些本来与美国距离遥远的地区，由于涉及两大阵营的争夺，涉及美国所谓“世界领袖”的权威，从而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说“二战”的发生让美国人从搭便车的状态深深卷入了世界的权力竞技场，那么冷战则从观念上改变了美国对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认识。它让美国具备了追逐全球霸权的自觉性。尽管美国一直有强调美国道德使命的“天命观”，但真正成为一种国家的认识，却是在冷战之时。正是因为美国深刻主导了“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也有巨大的国家利益与这种秩序密切相关，因此这种涵盖了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全球秩序也终于成为美国安全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用“国防”而不是“国家安全”来指称安全问题，其含义主要是军事意义上的，即保卫美国本土、海外属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国的军事进攻。而在冷战中，“安全”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免遭进攻，还包括保卫美国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完整，美国的意识形态以及贸易、金融和能源体系的稳定。美国逐渐开始用全球帝国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安全，这意味着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意味着美国面对复杂的全球事务越来越难以置身事外。在冷战期间，美国人在朝鲜与越南的两次失败，其实就是这种逻辑的结果。当然，苏联在冷战时期也犯过很多类似的错误，最典型的就是灾难性的阿富汗战争。

四、美国的黄昏：如何面对后美国时代的来临

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个美国治下的新帝国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绞死了萨达姆、控制了阿富汗之后，这个新帝国的权势更是达到了顶点。

然而，世间事，盛极而衰本是常态，只是美国人很难接受而已。

如果你接触美国人多了你就会发现，在很多地方，相较于有些刻板的欧洲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似乎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两个社会，一个深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则诞生出杜威这样的实用主义大师，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以我个人的感觉，如果遇到一个身上没有清教徒的怪脾气的美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交流会变得非常简单愉快，最起码文化上的差异远没有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法国人那么大。但中国人和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一个美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个过分成熟的灵魂。

美国人对现实的理解擅长用科学去分析，却往往缺乏历史的感觉。像基辛格这样的大师，骨子里其实是个欧洲人。虽然英美流行经验主义，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实在是经验不足。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才多少年？从冷战结束到现在才多少年？中国人不一样，“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美国人哪里懂得我们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理解。

我经常对我的美国朋友讲，你要去西安看看才能体会这种沧海桑田的历史感。他很不服气，说他也去过罗马，怎么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嘛，中国的历史可没断过。今天的意大利人嘛，那是住在罗马的外地人。

坦率来说，冷战的胜利对于美国而言是一场突然的胜利，其中既有苏联自勃列日涅夫以后的体制僵化、阿富汗战争的透支、财政上破产等原因，也有近乎千载难逢的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因素。美国人并没有预期自己能够这么快获得冷战的胜利，近乎一夜之间，苏联解体，世界霸权就像落在街上的礼盒，而美国人只是把它捡回了家。

这种突然的胜利，放在谁身上，都会有洋洋自得之感，更何况还是生性乐观、夸张的美国。所以，冷战时期的谨慎、克制消失了，一个超级自信四处出击的新帝国诞生了。1991年的伊拉克、1993年的索马里、1994年的海地、1995年的波黑、1998年的伊拉克、1999年的科索沃、从2001年打到202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治安战、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随后的伊拉克乱局、叙利亚内战、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被誉为新罗马的美国不断地四处出击，表现得和罗马一样穷兵黩武，这固然有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但很大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社会从精英到大众，都把全球霸主这件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可能正是因为到手的太容易太幸运，所以把幸运想得太理所当然，把霸权用得太随心所欲了。

事实上，美国虽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并不具备掌控全球的能力，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有人讲，美国是一个疲惫的帝国，但也有人讽刺道，这才几年就疲倦了。原因也大致有三个方面：

其一，美国自身面临全球帝国的反噬，它带来了美国社会内部深刻的危机。一个全球帝国不同于传统民族国家的地方在于，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布是全球化的，而不是立足于国内的，如果说传统民族国家立足于国内的经济最后很可能因为增量有限走向内卷，那么一个全球帝国不断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进行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重组，其必然后果就是空心化与去工业化。虽然帝国的本土享受着产业链顶端的红利，但这种红利注定只能为极少数全球化贵族所享受，这也带来了国家内部精英与民众的分裂。如罗马帝国一样，不负责任的精英与群氓化的大众，共同加剧了帝国的政治溃败。与此同时，全球化又极大加快了美国内部的族群更替，盎格鲁-撒克逊的主体族群即将在可见的未来成为少数民族，曾经作为主流文化的清教徒文化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剧烈冲击，“我是谁”“谁是美国人”的问题成为日益困扰美国的问题。

其二，美国面临严重的战略透支问题。相比于英帝国，美国更好战，更不愿意妥协，这可能是来源于美国对“二战”时“慕尼黑绥靖”的深刻印象。与其像英帝国一样妥协到无可妥协，最后让德国壮大引发全面战争，不如先发制人，对欧亚大陆潜在的挑战者提前进行遏制。从对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全球秩序潜在“挑战者”，到对伊朗、朝鲜这样的地区秩序的潜在“挑战者”，美国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先发制人的进攻态势。相比于英帝国可以随时打赢一场大战的准备，美国甚至准备同时赢得两场战争。只是摊子越大，资源越少，尽管美国不断地试图通过同盟策略来缓解战略透支，但美国的“力不从心”却越来越被世界所看见。2021年从阿富汗的狼狈撤军，标志着美国也开始承认自己的力不从心。

其三，新兴大国的崛起让美国的帝国秩序面临现实的替代。无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生存空间诉求，中国所倡导的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公正方向转变，还是欧洲法德轴心试图去推动的欧洲防务自主，美国的全球秩序都面临着现实的替代方案，即美国的帝国秩序要维持其吸引力，就必须从之前“诸多坏选择当中最不坏的一种”变为“诸多选择当中最好的一种”，它面临着与俄罗斯在东欧的军事竞争，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经济竞争，与法德在欧洲地区的政治竞争，以及与伊朗、沙特、印度、土耳其、巴西等地区强国在地区秩序上的霸权竞争。也许在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面前，美国都具有优势，但美国不可能赢下所有竞争。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美国仍然具有优势，但美国的全球帝国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当然，作为全球帝国的美国的衰落也会带来三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

1.美国对自身衰落的反应。一个受伤的帝国往往是最危险的帝国，因为它可能倾向于用一次豪赌来解决问题。如果美国确信时间不站在自己一边，那么它会把时间留给其他国家吗？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之后，很多人正在讨论其霸权的终结，但旋即人们就发现，美国在俄乌冲突和中美关系上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2.谁来替代美国，或者说如何替代美国？曹操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美国是个很糟糕的大流氓，但它的确在很长时间里震慑了许多小流氓。在美国的帝国霸权消退之后，谁提供美国曾经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大国霸权瓦解之后的权力真空，往往会引发剧烈的地区动荡。秦失其鹿，群雄逐之。今天中东的乱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撤出的权力真空引发的区域大国之间的博弈。在目前并没有能够取代美国霸权的大国出现以前，国际社会其实面临一个两难：一方面全世界苦美久矣，另一方面老美又不能走。最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比美国负责任的大国能够与美国做一个类似于英美那样的渐进式的霸权交接；最糟糕的情况是这个可能的霸权替代者与美国踏入修昔底德陷阱，最终让世界陷入毁灭性的冲突。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获得这样的权力了，包括美国在内。世界重新回到“一战”前的某种大国均势，美国中心的全球化被各大国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所取代。

3.美国有可能复兴吗？在历史上，美国也曾经多次面临危机，但这个国家的确表现出很强的自我修复与调整能力。尤其是在与明确对手竞争、搏杀的过程中，这群武装移民的后代的确表现出强烈的狼性。就此而言，美国如果要摆脱衰落的态势，它需要的是对手。而从目前来看，部分美国政客显然是以中国为对手，他们试图通过与中国的竞争，实现一系列重大调整。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高科技产业的振兴、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全球调整、全球贸易体系的重组等。美国曾经通过与苏联的冷战，实现了一系列国内的重大变革，并让美国成功地升级。现在美国又试图通过与中国的竞争来实现这种复兴。这是美国的阳谋，也是中国无法回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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