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的崛起：内战、工业化与英美和解

美国的崛起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农业国的崛起，它的主要标志是种植园主和自由农民对土地的不断需求，推动美国在北美大陆的不断扩张；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南北内战后，工业化美国在几十年间的快速崛起。美国的内战解决了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三个关键的内部要素：

其一，是国家主权与治理能力问题。在美国建国初期，它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united states，“州的联合”，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讲到，美国虽然以联邦制闻名于世，但它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联邦制。它的州权力远远大于其他联邦制国家下的州权力。这不仅带来了美国政治中源远流长的州权主义，而且也让美国在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受困于地方主义对国家发展的桎梏。尽管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美国的标签，但小政府从来不是弱政府。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尤其是美国这样以州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国家。软弱的中央政府，不仅无法提供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建设、财政支持，而且会让各州之间的关税战、贸易战此起彼伏。它不仅会削弱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也会危害到国家的凝聚力。尽管1787年美国完成了从邦联到联邦的立宪，但一个国家的真正统一而不是联合，仅靠才华横溢的《联邦党人文集》来说服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尽管南北战争有废除奴隶制的正义动机，但本质上是一场建国之战。即便是林肯，他对于解放黑人也是抱着强烈的机会主义态度的，他认为废奴运动只是一种战胜敌人的手段，服务于战争的逻辑，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革命目的。林肯说：“如果不解放任何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将会这么做；如果解放所有的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将会这么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保留其他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也会这么做。我这么做，因为我相信它有助于拯救联邦；我克制着不去解放奴隶，我之所以克制，是因为我不确定它是否有助于拯救联邦。”北方通过对南方的征服、占领与改造，最终完成了从州的联合到美国的统一的过程，在武力的支持下，联邦政府将大量战前属于各州和地方管理的事务，转变为需要联邦政府授权的工作，包括土地的出售、学校和法院的创立、州政治机构的选举等，由此重新规定了联邦与地方关系的性质，彻底解决了州和联邦之间的主权性冲突，而在战争当中被锤炼得更加强大的美国政府，也在战后几十年的美国崛起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二，是经济基础问题。美国内战本质上是南北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战争，是北方以自由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与南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出口经济之间的战争。在建国初期，北方本希望通过工业战胜农业的自然进程来逐渐淘汰奴隶制，因为早期繁盛的美国南方烟草种植正在衰落，一段时间里，南方对于奴隶的需求也在大幅下降。但19世纪前期起，美国南方找到了棉花种植这一新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因此让奴隶制经济再度兴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低人权经济比北方的自由经济效率更高，1840—1860年，美国南部经济就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1.3%的平均增长率。这让美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冲突：一方面工业化的北方需要打开南方的市场，但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不仅无法提供足够的需求，而且有严重的自给自足倾向；另一方面，工业化初期的北方需要更多的保护措施，要求提高关税，但出口导向的南方种植园经济主张降低关税、自由贸易。如马克思所说，在关税冲突的背后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和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而只有解决这种斗争，美国的工业发展才能获得南方巨大的市场和自由劳动力。

其三，是快速扩张带来的国内结构失衡问题。自美国建国以来，奴隶制经济与自由劳动力经济就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美国建国初期的各种妥协，都贯彻着这样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却不断为美国的扩张所打破。开疆拓土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新增的疆土到底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却很可能会影响国内的政治平衡。在门罗时期，美国就是为了维护南北之间脆弱的平衡而暂时搁置了领土扩张，但当美国彻底击败了墨西哥，获得了巨大的西部土地。这种国内和平所依赖的政治均衡就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北方大量的新移民需要土地，而南方对土地肥力造成严重损耗的棉花种植园也需要土地。南方奴隶主不断西进试图造成既成事实，而北方也不愿意再用类似《密苏里妥协案》的方法来让步，西部最终成为内战的导火索，因为无论南北双方都不愿意成为议会和政党政治中的少数派。尤其对于北方而言，让其为了维护国内和平而长期向南方让步更是不可能的，政治终究要反映实力，而北方拥有23个州共2200万人口，还拥有发达的工农业和密集的铁路网，这些都使得北方的实力远远大于人口仅1000万，其中还有黑人奴隶350万的南方。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各帝国没有介入美国的内战？毕竟美国南方一直对自己的棉花外交充满自信。但当时的英法俄都刚刚经历了惨烈的克里米亚战争，尤其是英国，它还没有从印度民族大起义中恢复过来，所以最终欧洲各国都在内战中保持了中立，这也让美国度过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美国崛起最关键的时间，其实就是美国自1850—1930年间快速工业化的50年。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4位，在内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工业突飞猛进，到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成为世界第一。以最为重要的钢铁产量来说，189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了930万吨，超过了英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一；到了1900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1030万吨，几乎是英国的两倍，美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达到了23.6%，超过了英国的18.5%，成为货真价实的世界第一。

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如此迅猛地推进工业化呢？大致上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大扩张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的工业化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早有萌芽，但一直是作为英国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存在的。美国国内工业体系的形成是与美国内需的扩大同步发生的。在美国工业化推进之时，美国领导者们审时度势的开疆辟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1853年，不计入后来并入的阿拉斯加，美国的国土面积已经从1776年的36.9万平方千米扩大到接近303万平方千米，这不仅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充沛的内部空间与自然资源，而且也带来了铁路、运河的巨大基建需求，而这些需求不仅孕育了美国的钢铁产业，更催生了美国的现代金融业。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交通基建需求，如早期的运河、铁路，中期的汽车、公路带来了对钢铁产业的巨大内需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市场的兴旺。美国钢铁产业在政府鼓励、金融支持、科技进步的多重利好下，广泛应用转炉炼钢法、平炉炼钢法、热鼓风法等先进发明，到1899年产量已经占到世界钢产量的43%。

其二，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为主的外国移民。由于欧洲的战乱，美国政府有意识地增加了对欧洲熟练技术工人的引进。美国长期以来都受困于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1862年的《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在西部地区领取160英亩的土地，只要交纳10美元登记费，并在宅地上耕种5年，土地即归个人所有。这极大地刺激了渴望拥有土地的欧洲移民。以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英国人为主的移民，从1831—1835年的25万人，增加到1846—1850年的128万人，再增加到1860—1915年的2850万人。其中有大量来自英国与德国的熟练工人与技术人员。美国政府与工商业甚至专门在欧洲开设招募中心，为这些熟练工人提供船票，并鼓励他们将欧洲最前沿的技术“顺”出来。其实美国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偷窃技术的惯犯，这一点让英国人大为光火，但美国最大的特点是不光“顺”技术，而且直接“顺”人，到1920年，美国一半的矿工和超过三分之一的熟练工人是在外国出生的，这不仅意味着美国轻松获得了欧洲已有的技术成果，而且也意味着美国人在国内教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不用花一分钱来培训就直接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优质的劳动力。

其三，美国工业化的独有特点。美国的工业化是在美国广袤的领土之上发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不管是在机器性能还是在维护、维修上，它都表现出了与欧洲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特点。它要求更便宜、更耐用、更易于维护、更适应广大市场的标准化，这种特点让美国工业在模仿复制英国工业的过程中，逐渐进化出一套不同于欧洲手工业传统，更注重实用性、更适应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模式。美国工业产生了现代化大生产中最重要的标准化模式，通过机器和零件的标准化，美国的制造业不仅可以降低对熟练工人的依赖，摆脱手工业行会的制约，而且可以将复杂工序拆解为简单的标准化环节，实现更有效也更大规模的生产，从而可以实现大批量和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这种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不仅带来了效率上的提高，而且必然带来经济规模上的扩大，这也意味着工业必须和金融紧密结合，而这种结合往往也意味着更大的规模。也正因为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工业化的起飞阶段，类似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巨型企业会不断出现。到1917年，美国拥有278家资本超过2000万美元的公司，其中236家从事制造业，大约171家企业集中在六个领域，包括食品加工、化工、石油、金属加工、机器制造和运输设备。大工业、大资本、现代化管理手段的三强结合，让美国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可以凭借规模迅速压倒欧洲的竞争对手，但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模式也意味着美国社会的产能过剩也将是史无前例的。

其四，也是经常被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视的，就是美国政府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守夜人，相反它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惨烈的内战解决了自建国以来就阻碍美国国内大市场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问题，在保留联邦制灵活性的同时确立了一个强势的联邦政府，而这个政府通过高关税、《宅地法》《国家银行法》从根本上保障了美国的工业化。一方面，美国的工业发展得益于高关税的保护，这一点本身就是美国内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宅地法》刺激了西部开发，《国家银行法》为工业化提供了金融的支持。现在看看美国的崛起史，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政府也有“铁公基”，美国政府对于运河、铁路、公路建设的投入，极大地提升了内需，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在19世纪的崛起年代，美国修建了横贯大陆的铁路交通网络，在内战之后，还建设了南部的铁路网络，并将其完全纳入全国铁路运输网络。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政府除了扮演后期很多后发国家政府大基建、大投资的角色之外，还有两个额外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于法治建设、制度建设极其重视，美国政府对契约的严格遵守，让美国成为全球资本的汇集之地。为了鼓励技术进步与发明创造，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专利制度。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高度重视实用技术，对农业、工矿业学院的支持力度很大。在1863年，美国联邦政府就成立国家科学院，自1880年开始，美国各州都普遍设立了工业科学研究所和农业试验站。在美国崛起时期，美国政府对于实用技术学院的支持是要高于美国综合类大学的，美国的大学尤其是人文艺术类的大学虽然也有政府支持，但主要依靠私人资金、教会资金、社会资金。

在5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崛起成为一个现象。美国的经济利益早已突破了西半球，其国力尤其是海军也有了巨大的膨胀，美国迅速地从一个区域霸权走向全球霸权。到了1900年，美国海军战舰吨位达到了33.3万吨，仅次于英法俄三国，位列世界第四。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已经在国力上超越英国的美国，却没有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呢？换言之，为什么美国的崛起能够让英国“放心”呢？

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战胜了欧洲二流强国西班牙，确立了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并进入了全球意义上的扩张时期。美英关系也再度面临委内瑞拉危机之后的再调整。如果说在委内瑞拉危机中，大英帝国考虑的是没有必要在欧洲争霸的主战场外再开一局，可以在美洲承认美国的霸权，那么随着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菲律宾，大英帝国必须考虑一个崛起的美国正在远东地区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而在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恐美”也一度是报纸盛行的论调。然而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让英美两国并没有陷入修昔底德式的冲突。

在这些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对英国的挑战相比于美国更为直接、紧迫与不可调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放弃了俾斯麦精心设计的英德友好+三皇同盟的平衡战略的威廉二世皇帝，可以算是美国崛起的一大功臣。在俾斯麦的设计中，德国主要精力在于确立在中欧的霸权，一方面，不谋求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并放纵法国与英国争夺全球殖民地，从而联合英国遏制法国；另一方面，则联合俄国、奥匈帝国组成三皇联盟，镇压中欧、东欧的民主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并小心翼翼地不牵涉到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在巴尔干的争夺当中。然而在沉浸于大国梦的威廉二世看来，俾斯麦的这套均衡战略太老朽也太胆怯了，他的梦想是让德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霸权。随着德国在殖民地政策上的咄咄逼人以及大力发展海军，英德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这让英国从联合德国遏制法国，走向与法国在殖民地上达成妥协来遏制德国，也让俄国从疏远德国，最终走向与法国合作遏制德国。欧洲这种险恶的战略格局让无法负荷同时与两个列强打两场战争的英国在欧洲之外采取了收缩的战略，而这恰恰为美国与日本的崛起创造了最佳的外部环境。对于英国来说，相比于美国的崛起，德国的崛起带来的挑战更为直接和迫切，甚至这种挑战不仅是利益上的挑战，也是对权力秩序的挑战，因此它难以妥协，只能坚决斗争。出于对德国斗争的需要，英国采取保守和收缩态势并做出权力让渡，以集中力量确保帝国安全，也正因为此，英国维持与美国的信任关系，甚至放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以遏制德国的势力。美国的扩张始终没有越过英国的红线：欧洲均势、殖民帝国（核心是印度与埃及）、海洋霸权与航路安全。美国不以武力实现扩张，其崛起不以威胁英国安全和生存为代价，是它与德国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正因为此，英国可以接受与美国的谈判和仲裁，但是不接受德国军事扩张的公然挑衅。

当然，除了德国给英国的压力之外，美国与英国的关系也有助于英国与美国实现妥协。一方面，美国与英国具有相近的意识形态与民主政治。这让美英两国具有某些价值观上的一致性，虽然在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上，英美两国立场严重对立，但同为民主政治的两国，相比于和德国、俄国而言，的确能够更好理解对方，这有助于两国在政治上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从而避免萨拉热窝事件式的误判的悲剧。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虽然有其虚伪性，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却的确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与连续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时德国、日本、沙俄的皇权帝国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也可以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可控的范围，避免因为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这样的强人而出现的个人专断。

另一方面，美国本身是英国体系的受益者。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872年就超越英国，但统治世界五分之一土地的英国仍然是毫无疑问的世界头号强国，甚至可以说仍然是世界的霸主。美国所看重的全球商业秩序，是在英国的霸权基础上展开的。美国非常清楚，美国的发展是搭便车的结果，虽然英国的全球霸主的确让人不痛快，但它也的确提供了安全、金融、市场等重要的公共物品。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国家地位不断增强，但仍不具有挑战英国霸权的绝对实力，也难以承担提供一种新秩序的使命。因此，它选择了跟随英国的战略，它通过嵌入英国体系，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尤其是，美英两国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英国不仅是美国的最大出口国，而且也是最主要的对美投资国，英国资本深度参与了美国国家铁路网的迅速扩张，还流向地产公司、银行、航运公司等领域，1899年欧洲国家在美国所持有的财产股份总额中，英国占比超过80%。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让美英两国具有在相同国际秩序中的巨大共同利益。对于英国而言，美国更可能成为合作者，对于美国而言，英国的秩序同样体现了美国的既得利益。

相对于战略空间非常逼仄的德、日（近现代以来世界大战的根源就在于德国的出现，因为德国的出现让本来作为法、俄缓冲区的中欧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权力，而这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英、法、俄的均势，也让新的均势的维持变得非常困难。德国四面皆强敌的险恶战略环境，也让它难以遏制先发制人的冲动。同样，对于长期以来维持东亚地区稳定的以中国为基础的天下秩序来说，在近现代以来最大的变数就是出现了一个崛起的日本，这从根本上打乱了东亚的秩序），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因为美国东西部有两洋相隔，周边邻居都是弱国、小国，美国的扩张不需要挑战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针对当时实行排他性贸易垄断的殖民秩序，美国也同样不需要采取德、日的方式，而只需要以门户开放政策相协调。美国的崛起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扩张方式，它一方面通过门户开放+孤立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海外利益扩张并避免卷入欧洲帝国毁灭性的大国竞争；另一方面，则通过控制而非占领的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殖民的费用，让军费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尽可能搭上英帝国的便车。美国之所以能够最终从英国手中和平获得霸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英国霸权体系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殖民体系，对美国而言正是一个开放的广阔市场，英帝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正符合美国实现海外利益的诉求。英国的帝国体系成了美国的一个平台，借助这个平台，美国可以实现利益的不断延伸。在老霸主成为疲惫的巨人之后，美国力量的增长越来越成为这个体系的建设性力量。

当然，美国在军队建设方面的重质少量也是让英国放心的重要理由。在“一战”前，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体现出三个根本的特点：其一，美国并没有充分将其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美国军人总数从未超过日本军人总数的一半，勉强超过英军的七分之一；其二，美国的军事发展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在美西战争后，美国放弃了吞并加拿大的企图，这让美英合作有了根本的基础；其三，美国的军费主要用于提高军事质量，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发展现代军事教育和提高军人待遇，其国防尤其是海军并非以对抗英国为目标，而是以海洋军事战略为主轴，服务于海外经济利益，相比于德国，这让英国有安全感得多。

最后，英国自身的衰落以及由此而来的英国全球战略的再调整，也是保持英美和谐的重要因素。英国的海洋霸权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帆船时代，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后期的蒸汽时代。在鼎盛时期，英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拥有除达达尼尔海峡外的所有扼守重要海上航线的殖民地：新加坡、好望角、亚历山大、直布罗陀和多佛（当沙皇俄国试图占据伊斯坦布尔，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英国就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逐渐丧失了绝对优势。虽然它的海军是最强的，但是由于海军变得越来越昂贵，它再也难以保持以前所指定的可以打赢两个海军强国联军的双强标准。这意味着，英国曾经延续接近一个世纪的一家独大的世界霸权难以支撑，它必须寻找盟友、依靠盟友并学会分享权力。英国无法同时遏制德国和美国，它的海上力量虽然仍然强大，但已经不足以形成对一个全球帝国的海域的有效控制。由于英国在拉丁美洲主要的利益是经济利益，而美国所主导的美洲秩序又有利于英国实现其经济利益，所以英国也更容易与美国达成妥协与合作。

对于英国来说，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维持脆弱的欧洲均势就已经是一件筋疲力尽的事情，它无法维持对美国的压力。事实上，英国也不是仅仅对美国妥协，而是几乎在谋求对所有崛起大国的妥协，英国通过区分利益主次、收缩竞争战线和减少海外敌手，与除了咄咄逼人、得寸进尺的威廉德国之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大国都达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妥协。到20世纪的头十年，英国在欧洲选择和传统对手法、俄达成协约，在远东，英国选择了与日本结盟，与美国的妥协实际上是这个计划与变化交织的帝国收缩战略的一部分。而对于美国来说，虽然其工业已经走上世界舞台中心，但军事力量仍然相对薄弱，与大国的直接正面冲突是危险赌博，韬光养晦仍然是其最佳选择。美国通过对欧洲政治保持“中立”，在大国对抗的国际舞台上不断投出弃权票，虽然显得消极，但却避免了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欧洲均势政治的介入。 3eA5YJVD9wGjoKuPNAECgGUW0y1IduTdhiYdz9J1KV1gbu3cQ62LA50s6C+Rns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