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学研究途径和方法的历史变迁

政治学研究途径和方法随着政治研究的历史演进而发展变化。坦西（Stephen D.Tansey）教授在《政治学基础》（ Politics：The Basics ）一书中把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三个时期，即“传统学术”（traditional scholarship）时期、“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时期和“激进批判”（radical criticism）时期 。

“传统学术”起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通常采用历史的和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讨论一些重大的道德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其研究核心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研究和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ies）研究。前者主要通过研究个别国家的特定的政治制度（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府机构、地方制度等）来研究政治，后者主要通过研究专门的理论概念或政治学家的思想发展来研究政治。今天，英国的研究方法成为“传统学术”的典型代表。从英国学术期刊《政治研究》（ Political Studies ）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看，91%的文章讨论的是制度的、概念的和哲学的话题。而《美国政治科学》（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杂志74%的文章讨论的主要是行为的/经验的/理性选择等方面的内容。

“社会科学”把政治学当作类似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一样的“社会科学”来看待，政治学家收集可分析性数据（analysing data），运用现代量化和统计方法分析数据，得出结论。20世纪以后，在政治学科学化的趋势下，传统的概念被新的概念取而代之。

20世纪50—60年代，系统分析和功能主义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方法，宏观的系统分析模式成为解释政治的时尚理论。60年代以后，政治科学研究转向微观的个人行为研究方面，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

美国是政治学“社会科学化”的主流。直到今天，对投票行为、官员和立法者个人行为的研究以及公共决策过程的量化研究，依然是美国政治学的主要方面。

“激进批判”大体也在20世纪后半段兴起，它既反对传统政治研究中的普遍推理的方法，也谴责美国主导的政治科学偏见。激进批判者跳出政治学学术化的圈子，转而要求改变现存社会的一般教条（general doctrine）。这是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政治主张。他们主张重新界定既有的概念，彻底清理已有的理论，不管是规范理论还是科学理论。严格而言，“激进批判”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反对已经建立的政治学体系。它被认为是法国的思维方式。

上述三种政治研究途径和方法的不同特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下表反映出来。

一般认为，从古代人们开始研究政治问题以来，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传统的政治哲学时期和现代的政治科学时期。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当代政治学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科学。它只说明，19世纪末期以后，政治学的发展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而且在某些领域已经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政治研究的途径和方法越来越多元化的同时，政治哲学研究和意识形态争论也从来没有中止过。

焦点讨论：政治研究方法的变化如何引发政治学科的变化？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特别是在美国，它至少经历了三种不同的风格或方法：传统的、行为主义的和后行为主义的。很难说哪个是最好的，三种风格现在同时存在，虽然彼此之间有时仍互不相容。把第一个称作“传统的”有点不太公平——这名字是行为主义者给起的——因为它包含了相当广泛的研究方法，有哲学的和伦理学的，也有制度的和权力取向的。

很多古希腊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采用一种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政府和政治。他们寻求发现“应然”（ought）或“应当”（should），也经常而不是有时谈到“实然”（is）——真实世界的情形。他们吸收宗教的、法律的或哲学的价值观，试图确定一个能使人类最接近善的生活的政府体系，这通常是用那时候流行的智慧来阐释的。虽然有时候被行为主义思想家当作毫无希望的前景而放弃，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其他许多人的思想仍提供了非凡的洞察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的观察经常得到后来的“科学”研究的确证。

马基雅维利带来了另一种方法，他把焦点放在权力上。虽然经常受到美国政治思想家的轻视——他们常常把“权力”看作是天生肮脏的而羞于提及，这种方法却在欧洲扎下根来，并为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的精英分析做出贡献。美国人是通过来避难的德国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的著作才开始认识权力方法的，他强调“一切政治都是对权力的争夺”。

那时的美国思想家更为关注的是制度——政府的正式结构。这表明了法律对美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影响。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在成为政治学家之前是个律师（虽然并不成功），也正是他，致力于改良政府的制度。宪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学家青睐的主题，因为他们常常假定纸上的政府结构与实际运作的政府差不多。

意大利和德国独裁政治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动摇了许多政治学家对制度的信念。不幸的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的纸上宪法看起来很不错，它是由专家起草的。但它在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因为那时的德国人还没有必要的民主经验和民主信念。

这一时期所带来的是努力发现政治的真实运作，而不是建议它应该怎样做。战后美国政治学家追随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社会领域的运用。孔德的实证主义是个乐观主义的哲学，认为我们通过社会观察——没有冥思或直觉——积累有效的资料，就能改进社会科学，并通过它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心理学家或许受这种方法的影响最深（现在仍是）；许多人之所以被称为“行为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或感觉。

政治学家们转向行为主义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借用心理学家的方法从选举、民意调查、议会投票和别的他们能得到数字的方面积累数据。行为主义者为政治科学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动摇了一些长期坚持而未经检验的假设，赋予政治理论一个经验性的基础。行为主义的研究在检验政治的“社会基础”时特别有用，这个基础就是每个公民的态度和价值观，它有助于政治系统按其自身方式进行运转。

（选自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政治科学》，林震、王锋、范贤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lX5l/pwdErAEzfdAwdKblATS1OCt0Su8Rvs9hKQA1WmBPgS+pIljIqN5drxQyI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