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母爱：北魏宫廷的制度魅影

子贵母死：一个诅咒

对北魏王朝的继承者来说，母爱是一种稀罕之物。

恪的长兄恂在幼冲之年就失去了母亲。他母亲的下落是宫中讳莫如深的秘密。尽管曾祖母太皇太后亲自抚养了恂，但恪知道，曾祖母那严厉苛刻的爱与浓郁温馨的母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恂是忧郁的，尤其是见到宫中其他兄弟姐妹能承欢于母亲膝下时，恂更显得郁郁寡欢。

那时候，恪尚不能理解，在北魏王朝，失去母亲是成为继承者的代价，他的父亲拓跋宏（即北魏孝文帝），作为一国之君竟也不知生母为谁，再往上，他的祖父、曾祖父，一直追至明元帝，可以说，除道武帝外，每一位北魏皇帝的生母都在儿子君临天下前消失了，成为一个谜。

或许，恪是幸运的，他比恂小一点，按惯例，他不会成为帝国的储贰，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留在母亲身边，与弟弟妹妹一起，尽享天伦。

太和十七年（493）六月，恂成为皇太子，帝国有了名正言顺的继承者，为此，父亲广施恩惠，以示同庆普天。长兄日后要当皇帝，而恪能做个无忧的亲王，便心满意足了。

但是，恪无忧的少年时代在太和十九年（495）的秋天终结了。雄才大略的父亲将帝国的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于是，那年九月，六宫和文武大臣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当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至汲郡共县时，恪的母亲高贵人却离奇暴毙了。

恪没有见到母亲的遗容，也探听不出母亲死亡的细节。一堵高大的墙，将他与真相彻底隔绝开了。他的母亲，和以前那些继承者的母亲一样，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谜。

那一年，恪十三岁。他永远地失去了母亲。此后的无数个夜晚，他蜷缩于冷衾寒光中，悄然啜泣。他于噩梦中惊醒，见漫天帷幔乱舞于风，如同那个嚣张的阴谋。

丧母之痛，曾经被一代代北魏皇帝所暗自吞咽。

第一个罹其苦痛的是道武帝拓跋珪之子拓跋嗣。道武帝欲以拓跋嗣承继大统，却先将其母刘氏赐死，并且，道武帝援引汉武帝立子杀母的旧例向拓跋嗣解释自己的行为：“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但“长久之计”的理智无法弥补失去母亲的痛楚，拓跋嗣“哀不自止，日夜号泣” ，道武帝为此盛怒，要把拓跋嗣召来加以斥责。拓跋嗣害怕雷霆之下或有不测，于是奔逃于外。

拓跋嗣的出奔，使道武帝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儿子拓跋绍身上。同样，他打算在把王朝交给拓跋绍前，杀掉他的母亲。当道武帝将贺氏幽于宫中，将行屠戮时，却因先前的夫妻恩爱而一时犹豫不决。贺氏密遣人告知儿子拓跋绍，让他速来拯救。救母心切的拓跋绍不惜铤而走险，召集帐下及宦者数人，闯入宫禁，杀死了道武帝。

夫杀妻，子弑父，北魏宫廷上演了人伦悲剧。那么，始作俑者的道武帝为何非要违背人伦之情，立其子而杀其母，其所谓的“长久之计”又是什么呢？

北魏王朝是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在此之前，拓跋氏王统已经以代国的名义延续了数代。不过，所谓代国并不是一个制度完备的国家，充其量是一个部落联盟。

鲜卑“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中一段对乌丸人风俗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属东胡系的鲜卑人早期生活的理解。因脱离母系氏族时代未久，乌丸人的婚姻关系中还保留着旧时代的痕迹，如女婿需先从妻家居，“婿随妻归……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因此，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着相当的话语权，“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 。纵然当时乌丸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结束婿从妻居的阶段后，女性最终要嫁入夫家，但出嫁后的女性并未割断与母家的联系，以至于性格悍骜的乌丸人愤怒时可杀其父兄，但终不敢害其母，因为母亲身后还有母家部落的支持。

类似的痕迹也遗留在鲜卑社会中，因此，嫁入拓跋部的女性也代表着母家部落的利益。一旦国王去世，代国便会陷入有力者得之的丛林状态中，先王的诸位妻子要依仗母家部落的力量为自己儿子争夺王位， 于是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在代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由此带来巨大的内耗使得代国终其世只是囿于北方的小小部落联盟，并最终为前秦所灭。

代国亡时，拓跋珪年甫六岁。当前秦大军潮涌而来时，他曾随母亲贺氏及故臣吏逃亡北方，又遇高车抄掠，不得已避贼而南，仓皇奔走，仍然无法逃脱沦为阶下之囚的命运。这段屈辱惶恐的经历一定在拓跋珪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可以说，亡国如一根最尖利的刺扎在他的心底。

此后，拓跋珪先是随着被擒的代国王族被迁往前秦的首都长安，后因“执父不孝，迁之于蜀” ，代国王什翼犍死后，拓跋珪又迁回长安， 后随其舅慕容垂赴中山， 最后回到祖宗之地——代北。流离颠沛中，拓跋珪度过了艰难的童年时光。而他的母亲贺氏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国破家亡之时，母爱，是照亮他黯淡生命的光。

贺氏对拓跋珪的佑护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窥得。代国灭亡后，前秦将代北一分为二，交由独孤部和铁弗部统领。因独孤部与拓跋部有婚姻之亲，故回到代北的贺氏带着诸子投奔了独孤部。谁料独孤部的刘显认为渐渐长大的拓跋诸子可能会是潜在的威胁，意欲加害之。得知阴谋的贺氏连忙安排拓跋珪离开，而自己则灌醉刘显的使者，使拓跋珪逃过一劫。流亡生涯，险象环生，拓跋珪能安然无恙地长大，离不开贺氏的机警和智慧。

从独孤部脱险后，拓跋珪来到贺氏的母家贺兰部，在这里，他受到了舅舅贺讷的欢迎。但另一个舅舅贺染干则像刘显一样，担心拓跋珪崛起后于己不利，于是举兵围逼拓跋珪的住处。又一次，是贺氏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喝退了贺染干，拓跋珪方幸免于难。

拓跋珪十五岁时，在舅舅贺讷等人的支持下，于牛川登上了代王之位，名义上恢复了代国，不久改称魏王。但这个年轻的君主并未得到普遍的拥戴，甚至被嘲讽为“三岁犊岂胜重载” 。

然而，这个历经苦难而早熟的少年虽如初生牛犊，却显现出惊人的文韬武略，在未来的若干年，他东征西战，终于为自己打下实打实的江山，可谓是“兴复洪业，光扬祖宗” 了。

从懵懂幼儿到一代雄主，母亲贺氏功莫大焉。

然而，当拓跋珪羽翼业已丰满时，扶持他成长的母亲和母家部落却成了一道隐形的羁绊。从中，聪慧过人的拓跋珪也参悟到代国数世纷争的症结所在：母亲可以依仗自家强大的部落力量将自己扶上王位，同理，其他部落也可以如此左右王权。部落一日不除，国家将无宁日。于是，离散部落成为拓跋珪的既定方针。

当然，这个过程是以铁与火推进的。拓跋珪发起了一系列的部落战争，以雷霆之势打击和拆散古老的部落组织，使原来的部落民成为由国家统治的编户之民，并令其定居耕作和接受役使，“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由此推动部落联盟向皇权国家转变。

拓跋珪的这一系列举措，或许是令母亲贺氏不安的，因为贺氏的母家贺兰部亦为拓跋珪刀锋所指。登国四年（389）二月，拓跋珪讨伐叱突邻部，舅舅贺讷有唇亡齿寒之忧，于是率诸部援助叱突邻部，而被拓跋珪击溃，贺讷西遁。登国五年（390）四月，拓跋珪又与慕容垂之子慕容驎讨伐贺兰部等诸部落，大破之。尽管到了六月，当铁弗部的刘卫辰遣子直力鞮围困贺兰部时，拓跋珪又引兵救出了贺讷，但拓跋珪打击母家部落的行为，想必会令母亲大为光火。

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母子之间是否曾经爆发过冲突，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暗示了母子间的嫌隙。

就在这一年八月，拓跋珪派遣秦王拓跋觚出使燕国（史称后燕）。不幸的是，燕主慕容垂扣留了拓跋觚，并向拓跋珪索要名马，被拓跋珪拒绝了。这导致拓跋觚滞留于燕国，至死未归。

拓跋觚，在《魏书·昭成子孙列传》中被列为昭成帝什翼犍之孙，秦明王翰之子，然而《魏书·皇后列传》又明言其为贺氏之少子，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拓跋觚当是贺氏与什翼犍所生之子，即拓跋珪的同母异父弟， 然而为掩盖先世翁媳婚配的丑事，修国史者对这段史事进行了粉饰，只是微露其迹，而魏收之《魏书》因袭旧文，故有此矛盾之处。拓跋觚留燕不归，贺氏“忧念寝疾” ，这进一步证明了拓跋觚就是贺氏亲生之子。

如此，拓跋珪遣拓跋觚使燕，又故意拒绝慕容垂索贿，致使拓跋觚最终客死异国的行为便颇值得留意了。因为拓跋觚作为什翼犍之子，也有继承拓跋氏王位的可能性。而母亲往往最爱少子。那么，若拓跋珪与贺氏发生了激烈冲突，拓跋珪很可能怀疑，英勇果决的母亲会不会像当年扶立自己那样，扶立另一个儿子登上王位呢？为了消除隐患，拓跋珪便将拓跋觚遣往他国。

当拓跋觚出使于燕时，被拓跋珪迁往王国东界的贺讷一定敏锐地察觉到了拓跋珪的心思，于是他背弃了自己扶立的外甥，转而投靠燕国，并被慕容垂封为归善王。只是因为贺染干觊觎贺讷之位，欲杀之自代，于是兄弟相攻，燕国从中渔利，相继击破二者。这时，拓跋珪才发兵再次救出贺讷。

有恩于己的舅舅可以宽恕，但有可能夺己之位的兄弟就不必回来了。所谓的慕容垂索名马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也许不过是拓跋珪放出的说辞罢了。

经此一番，贺讷不敢有他心，其后，他所统领之贺兰部民皆成了王国的编户，贺讷空余一个“元舅”的名义，寿终于家。

宫中，贺氏因少子的生离而悲泣成疾，并于皇始元年（396）六月撒手人寰。但令我们惊讶的是，拓跋珪似乎并未在丧母之痛中淹留多久，七月，他开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 。或许，在他看来，母亲的死，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消亡，而经过不懈努力，一个属于帝制皇权的新王朝，将突破部落联盟的的旧躯壳，喷薄而出，这个王朝就是北魏。

母亲？还是帝国？拓跋珪毅然选择了后者。

时间又过去了十三年，到了天赐六年（409），这时候的北魏已是一个泱泱大国，称雄北方了。拓跋珪三十九岁，虽然尚未进入老年，但由于服用寒食散，身体大不如前，他已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去年，他有了长孙拓跋焘，这个孩子的出生让他喜不自禁，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深深的忧患：如何让北魏的王统能够子子孙孙顺利延续下去，并防止如代国时那般的兄弟相争呢？

说起兄弟，他立刻想到了卫王拓跋仪，据李凭先生考证，拓跋仪和拓跋觚一样，都是贺氏所生，即皆为拓跋珪的同母异父兄弟。 拓跋仪“容貌甚伟，美须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并且学博今古，以至于名士许谦赞叹其“有大才不世之略”。而这必然遭到拓跋珪的忌惮，于是，就在天赐六年，因天文多变，占卜者称“当有逆臣伏尸流血” ，拓跋珪以此为由，将拓跋仪赐死。

然而，这并不能让拓跋珪完全放心。

拓跋珪有十个儿子，且王子们的母亲多出自旧部落，尽管经过离散，部落势力大不如前，但一旦某位王子即位，他的母家部落仍然可对其施加影响，甚至借此重整旗鼓，那么，拓跋珪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就毁于一旦了。

经历过亡国之痛的拓跋珪誓死也要保住自己半生打下的基业，为此，他再度痛下杀手。

他先杀死出身独孤部的刘氏，将以刘氏之子拓跋嗣继统。怎奈拓跋嗣沉溺于丧母之悲，以致出奔。拓跋珪只得再杀出身贺兰部的贺氏，没想到却命丧拓跋绍之手。

拓跋珪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为应对国初局面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将成为一种制度，一个诅咒，在北魏宫中游荡，达一百多年。

新的既得利益者

拓跋绍弑父自立，未得人心，不久，逃亡在外的拓跋嗣回归并发动政变，杀死兄弟以践王位，是为明元帝。

经此一番惊心动魄，明元帝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因为拓跋绍的叛乱让他看清楚了两点：一是夺位之争将是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二是旧部落依然蠢蠢欲动，可能会颠覆父亲奠定下的王朝体制。因为就在拓跋绍之乱中，贺兰部已出现异动，“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而“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 ，显然，被道武帝压制的部落势力时刻想找到东山再起的契机，而一个年幼王子的母亲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在这种形势下，杀死继承者的母亲，不让母家部落有可趁之机，尽管违背人伦，确实是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

然而，明元帝一定会想起自己初丧母时的撕心裂肺，让自己的儿子承受同样的锥心之痛，他又于心何忍呢？

当时，明元帝的长子拓跋焘才两岁，尚在懵懂之年。明元帝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拓跋焘从其母亲杜氏身边带走，交给保母抚养。明元帝以为，儿子打小不知母亲，自然便无眷恋，日后丧母也少了许多痛楚。

泰常五年（420），即拓跋焘十三岁时，杜氏死去。史书没有记载其具体死因，但很可能就是死于“子贵母死”这一诅咒。杜氏恰在拓跋焘成人知事前去世，我们不得不感慨其后主事者的心思缜密。

泰常七年（422），为了保证皇位能被拓跋焘顺利继承而不遭他人觊觎，明元帝立拓跋焘为泰平王，并令其临朝听政。拓跋焘不负所望，“总摄百揆，聪明大度，意豁如也” 。于是，明元帝终于放心。次年，明元帝驾崩，拓跋焘即位，是为太武帝，这是拓跋史上第一次王权交接得如此波澜不惊。也许，母爱，就是其代价。

然而，再缜密的制度网罗也无法束缚住人性之天然，母子之爱犹如蔓草，野火难尽，终将纠缠于心，不可断绝。

在明元帝生前，拓跋焘还是知道了自己的生母杜氏已死，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哀痛，“言则悲恸，哀感旁人” ，而明元帝闻之，或许心有戚戚，也只能“嘉叹”而已。

当拓跋焘君临天下时，失怙失恃的他或许感到内心深深的孤寂，尽管他追尊生母为密皇后，并且在邺城立皇后庙，命刺史四时荐祀， 但天大的尊荣也无法追回母亲的生命，于是，他将对母亲的眷念投射到对其有抚导之恩的保母窦氏身上。

太武帝将窦氏奉为保太后，继而尊为皇太后。以保母为皇太后，可谓是破天荒第一回。窦氏原本是罪人眷属，“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 ，如今却成了帝国最尊贵的女人，窦氏家族亦随之平步青云，窦太后之弟漏头被封为辽东王。窦氏显然并不满足于深居后宫，清静无为，像拓跋史上那些杀伐决断的太后一样，她积极地参与政事，所谓“训厘内外，甚有声称”，甚至当蠕蠕入寇时，她还能“命诸将击走之” ，其干练果敢，可见一斑。

窦太后并非孤例，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更是将北魏朝的太后权威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常氏“以事入宫”，原本她会像无数后宫女子那般，命如微尘，但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太平真君元年（440），太子拓跋晃的妃子郁久闾氏诞下太武帝的长孙拓跋濬。尽管有感于自己当年的丧母之悲，但太武帝并未打算终止“子贵母死”之制，反而将乳下之孙交付给乳母抚养，以期彻底断绝母子联系。幸运的是，常氏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乳母。

为确保太子晃顺利即位，太武帝也早早令其监国。谁料东宫势力渐长，与皇权相抵牾，最终导致正平元年（451）之事变，拓跋晃被太武帝所杀。次年，太武帝也身死阉官宗爱之手，宗爱拥立南安王拓跋余即位，随后弑之。朝局震荡之时，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迎立皇孙，十三岁的拓跋濬坐上了皇位，是为文成帝。

值得注意的是，文成帝的生母郁久闾氏在儿子即位的次月去世，在该月死去的还有文成帝的两个叔叔广阳王拓跋建和临淮王拓跋谭以及有拥立之功的尚书令长孙渴侯和太宰元寿乐。这一死亡名单让我们怀疑这些皇族重臣实则死于非命。年轻的拓跋濬未必有勇气屠戮母亲和叔叔，那么其幕后的发号施令者中谁能在郁久闾氏死后获利最多呢？

答案是：乳母常氏。

就在郁久闾氏死的当月，常氏被尊为保太后，次年三月，被尊为皇太后。此时，后宫还有一位太皇太后，即太武帝之妻赫连氏，而她在这一年的闰五月驾崩，那么，常氏凭乳母之身成为北魏后宫独一无二的女主人。

郁久闾氏作为皇孙之母，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本已幸运地躲过了来自公公或丈夫的死亡威胁，却在亲生儿子即位后离奇死亡，那么，我们怀疑她的死与代替她享受皇太后之尊的常氏脱不开干系，而杀死她的借口可能依然是“子贵母死”。文成帝竟未能阻止悲剧发生，这是因为甫一出生就离开母怀的他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

又《魏书·高宗纪》详细记载了郁久闾氏的死亡时间， 而《魏书·皇后列传》却载其于世祖（即太武帝）末年薨， 这显然是杀死她的人为掩人耳目的说辞罢了。更要紧的是，郁久闾氏本不必死。经过三代君主的建设，北魏之帝制业已巩固，旧部落早已分崩离析，无法撼动皇权之基。应国初之局势而生的政策到了可以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而常氏却为“子贵母死”之制找到了新的功用，那就是：杀死继承者之母，控制继承者，进而掌握权力。

垂死的政策有了新的既得利益者，那么，它就会一直存活下去。

常氏显然大受其益。大权在握后，常氏自然要扩张其家族势力，兴安二年（453），常太后兄常英自肥如令超升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得爵辽西公；弟常喜受封镇东大将军、祠曹尚书、带方公；三妹皆受封县君，妹夫王睹为平州刺史、辽东公。又常英祖常亥被追赠为镇西将军、辽西简公；父常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常英母许氏为博陵郡君。文成帝又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 就这样，庞大的常氏外戚势力崛起于外朝，一时势焰熏天。

业已脱离其创生场域的利剑将被新的持剑者所秉持，被用来斩杀一切潜在竞争者，郁久闾氏是第一个，而李氏则是第二个。

文成帝与李氏的缘分源自一次邂逅，史载，“高宗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 ，就是这次邂逅导致了文成帝的长子拓跋弘的诞生。

对于常太后来说，文成帝对李氏的爱是超出其掌控的，作为皇长子之母的李氏很可能成为后宫新的尊贵者，从而与常太后分庭抗礼，这将是常太后无法容忍的。于是，“子贵母死”成为她祭起的法宝，在拓跋弘三岁时，常太后依故事，处死李氏，而李氏临死前，“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 ，可谓令人动容。

但是后宫不能没有皇后，于是，就在李氏被杀的当月，冯氏被立为皇后。 冯氏当时才十四岁，虽是北燕皇族苗裔，但其父坐事被诛，故实为罪人之女。李凭先生考证，冯氏是在常太后扶持下被选为贵人和登上皇后宝座的， 那么，年幼和孤立无援的冯氏一定被认为是更好操纵的棋子，常太后借此以加强对文成帝后宫的控制。

而常太后之行为，冯氏既已耳濡目染，日后也将依葫芦画瓢。文成帝死后，李氏之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时年十二岁，嫡母冯太后临朝听政。

但与常太后之于文成帝不同，冯太后于献文帝无抚养之情，因此，献文帝并不对冯太后马首是瞻，言听计从。在此情形下，冯太后决定以退为进。天安二年（467），献文帝的嫔妃李氏生下了长子拓跋宏，冯太后依前制，夺此婴儿于乳下，以太后之尊躬亲抚养。皇兴三年（469），三岁的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同时其生母李氏被赐死。如此，冯太后就彻底控制了帝国的继承者，而挟此继承者，冯太后将问鼎帝国的最高权力。

冯太后的步步为营令献文帝感到沉重的压力，故生出“遗世之心”，甚至打算将皇位禅让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只是因群臣劝阻而作罢。 后来，他不得已让年甫五岁的皇太子即位，自称太上皇，但“国之大事咸以闻” 。冯太后犹嫌不够，于是，承明元年（476），年轻的献文帝暴毙，冯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再度临朝听政，执掌天下达十五年之久。

罗新教授谈及北魏“子贵母死”之制时曾言：“制度也好，传统也好，决定其出现与延续的力量显然不是后世史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而是历史现实中操弄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就这样，常、冯二太后为自身利益，一次次唤起那个陈旧的诅咒，让诅咒日益成为北魏后宫里心照不宣的惯例。

后位之争

对权力的渴望是永无止境的，哪怕已经成为世上最有权力的人，还要考虑这权力能不能延续下去，历代君王如此，冯太后也如此。

冯氏家族以没落王族一跃成为北魏最荣耀的外戚，但冯太后并未满足，为确保冯家世代荣华，她企图控制帝国的下一任继承者。

太和七年（483），林氏为孝文帝诞下长子拓跋恂，不久，那个诅咒如约而至。年轻的父亲早已看穿所谓传统的荒谬，但也无法抵抗冯太后的旨意，因此，林氏成为又一个牺牲品。而拓跋恂又由冯太后亲自抚养。

林氏的死亡令同为孝文帝嫔妃的高照容物伤其类，但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那时，高照容刚生下孝文帝的次子拓跋恪，这个孩子比拓跋恂稍小， 这使得高照容幸运地躲过了那个可怕的诅咒。

孝文帝应该颇宠爱高照容。后来，高照容又生下拓跋怀与拓跋瑛，有二子一女，足以保障后半生的安稳了。

宫中风波又起。为了巩固冯家的地位，在冯太后安排下，冯太后之兄冯熙的两个女儿入了后宫，成为孝文帝的嫔妃，其中一位不幸早卒，而另一位冯氏却颇得孝文帝爱幸。

这位被后世称为大冯氏的女子有着明快且热烈的性格，这给久处冯太后权力阴影下倍感压抑的孝文帝带来快乐。但阅人无数的冯太后从大冯氏身上看到的却是勃勃野心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冯太后感到这个侄女是难以驾驭的，于是，狠心放弃了她。以患病为由，大冯氏被遣还家并当了尼姑。大冯氏的离宫，让孝文帝失落良久。

冯太后让冯熙的另一个女儿入宫，这位冯氏被称为小冯氏。比起姐姐，小冯氏更稳重端庄，也更得姑母的喜爱。在冯太后的规划中，日后，小冯氏为皇后，作为嫡母抚养拓跋恂，孝文帝百年后，小冯氏为太后，那么，冯家之尊贵便可长久不衰了。

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490）溘然长逝，孝文帝恪守孝道，甚至毁慕过礼，“毁瘠，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 。守孝三年服终后，太和十七年四月，遵循冯太后生前的意愿，孝文帝立小冯氏为皇后。看起来，一切有条不紊，但实际上，终于摆脱冯太后阴影的孝文帝开始有些心猿意马。

这些年，他对大冯氏念念不忘，那个明媚的女子是他生命里少有的绚烂。于是，他遣人存问寻访，试图寻找合适的时机，再续前缘。

不过，作为一位君主，儿女情长外，孝文帝还有更重要的打算。当年七月，孝文帝以南伐之名离开平城，实则是打算将帝国之都迁往洛阳。在洛阳定计迁都后，太和十八年（494）二月，孝文帝又回到平城，谒冯太后之陵，后北巡，十一月，车驾再至洛阳，次月南伐，直到太和十九年五月，南伐归，告于太庙。九月，皇后小冯氏率六宫迁洛，就在途中，发生了高照容暴毙事件。

《魏书》提出对高照容死因的推测，“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 。长久以来，人们多依此，指认大冯氏就是杀人凶手。然此说颇有可疑。

刘军先生在《试论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的夺嫡之争》中对《魏书》把加害高氏的罪责推给大冯氏一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真正具备作案动机和条件的应是小冯氏，其理由是大冯氏当在小冯氏率六宫迁洛之后，才被孝文帝遣人专门接往洛阳，因此案发时，大冯氏没有与六宫同行，不存在行凶的可能，且此时丧失嫔妃身份的她不会料到自己日后竟能母仪天下，以致提前做起操纵储君的准备。 其所言甚当，然犹有可阐发补充之处。

按《魏书》卷一十三《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的说法，在高照容遇害时，大冯氏已经回宫，加封昭仪并有盛宠了，但同卷《孝文幽皇后冯氏》则称“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 ，即大冯氏是直接被接至洛阳的。而同卷《孝文废皇后冯氏》则在“后率六宫迁洛阳”后，才提到“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 ，即大冯氏如洛在六宫迁洛之后。察孝文帝自太和十七年离开平城赴洛阳至太和十九年文武六宫迁洛之间的行程，可知其或北巡或南征，停留在洛阳的时间其实十分短暂，且洛阳宫室未备，实难想象孝文帝在六宫迁洛前就迫不及待地将大冯氏召来。又孝文帝本人颇识礼节，“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 ，那么，六宫未至却先迎旧爱，也不合礼制，因此，《孝文废皇后冯氏》所载当为确，即大冯氏是在六宫迁洛后才到洛阳的。那么，案发时还未入宫的大冯氏根本没有机会作案。

而小冯氏作为皇后，整个六宫迁洛的行程皆由其掌控，她具备在途中杀死一位嫔妃的作案条件，只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答案还是一样：杀死继承者之母，控制继承者，进而掌握权力。

虽然当时帝国已经有了太子拓跋恂，且太子是由小冯氏之姑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太子践位，冯家荣耀依旧。设想很完美，然而现实并非全如人所愿。

从冯太后抚养孝文帝的细节上看，冯太后是一位严苛的祖母，对孝文帝时加体罚，如“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 ，甚至“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 ，故我们猜想冯太后对拓跋恂的抚育也颇少温情。孝文帝乃非常之人，能隐忍以图大计，但拓跋恂则未必。从拓跋恂后来的表现看来，他性子冲动暴躁，那么幼年在曾祖母身边的遭遇所激发出的未必是感恩，而很可能是恨。当冯太后去世，小冯氏为皇后时，这种恨便会投射到嫡母小冯氏身上。

于是，小冯氏感到，这位继承者是不可驾驭的，尤其是进入青春叛逆期后，拓跋恂的种种行为会令人联想到当年的献文帝。于是，小冯氏要物色新的可控制的继承者，以取代拓跋恂。

事实上，另择继承者之事，冯太后也做过。当她发现渐渐长大的孝文帝过于聪慧时，害怕这个颇有城府的孩子日后会不利于冯氏，于是“将谋废帝”，召来孝文帝的弟弟咸阳王禧，“将立之”，幸有“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 由此可见，尽管继承人是自己培养的，发现其不妥时，及时止损，另立新人，是冯氏的一贯作风。

冯氏家族放弃拓跋恂的一个旁证是冯诞辞婚。冯诞是大小冯氏的兄长，拓跋恂十三四岁时，孝文帝想要为儿子求娶冯诞的长女，这本是进一步巩固冯家荣光的大好事，但冯诞竟然以女儿年幼为由推辞了。 古时幼女出嫁比比皆是，特别是在政治联姻中，早日缔结婚姻方能巩固联盟，汉代上官粲之孙女六岁即嫁汉昭帝。故冯诞辞婚很有可能是因为冯氏家族业已定下废储之策，故不愿白白牺牲掉一个女儿罢了。

看起来更温和的皇次子拓跋恪自然是小冯氏的最佳目标。不过，拓跋恪一直被其母亲所养育，那么，杀死高照容，小冯氏就可以嫡母身份抚育拓跋恪，进而掌握帝国的未来。

当然，以上描述还只是我的臆测。要从一千多年前的历史迷雾中锁定真凶并不容易，还需要更多证据。但是我们相信，当年，一定有人更急切地想要知道真相，并且，这个真相曾经被揭晓过。

让我们回到命案发生的那个时间点，再看看此后北魏后宫经历了怎样的云谲波诡。

高照容死后，小冯氏率领六宫继续向洛阳进发。抵洛后，小冯氏以皇后之尊正位中宫，尽管孝文帝对高照容的死感到惋惜和遗憾，但他似乎并未对小冯氏有所怀疑，反而“恩遇甚厚”。不久，大冯氏被孝文帝迎至洛阳，并且很快宠冠六宫。作为姐姐，大冯氏对小冯氏颇轻慢，“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而此时小冯氏的表现是令人费解的，“时有愧恨之色”，姐姐夺了她丈夫的宠爱，她为何要“愧恨”呢？后来，大冯氏对小冯氏“谮构百端”，导致小冯氏被废为庶人。 并且，小冯氏的同母兄冯聿竟然受到牵连，“后坐妹废，免为长乐百姓” 。

以上叙述中，似乎小冯氏是遭大冯氏污蔑排挤而被废的，然而孝文帝并非偏听之昏主，对冯家也抱有感情，且废后是大事，非任性可为，后来大冯氏与高菩萨私通，孝文帝痛心疾首，也未废后，只是让大冯氏在宫中空坐而已。因此，如果小冯氏确实清白，岂是大冯氏空穴来风之语就可以废之的？况且宫中姊妹争风吃醋，为何会殃及兄弟呢？

要解释这种种疑问，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小冯氏并非《魏书》所言那般“贞谨有德操” ，她确实犯下了大错，且这桩罪恶被大冯氏知晓，因此大冯氏对她如此嗤之以鼻，后来，大冯氏向孝文帝告发，导致孝文帝震怒。那么，有何等之罪足以导致皇后被废呢？这桩罪恶很可能就是：小冯氏杀死了高照容，而时任黄门郎的冯聿就是她的同谋者。

尽管知其罪过，但孝文帝并不愿将小冯氏之罪昭告天下，故只是将其废黜，并掩盖了这桩事的原委。这导致后世史家对此不甚明了，而根据大冯氏后来的失德行径，将此罪名安到大冯氏身上。

如果说因小冯氏遭受惩罚就断定其罪名是谋杀高照容尚有武断之处的话，那么，一位当事人的态度将是我们解开谜团的关键，那就是高照容之子拓跋恪。

我们发现，高照容死后，拓跋恪其实与大冯氏结成了政治同盟。大冯氏一方面对小冯氏“谮构百端”，另一方面则将矛头指向太子拓跋恂，“日夜谗恂” ，离间孝文帝与拓跋恂的父子关系，加之拓跋恂“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 ，违背孝文帝之大政方针，最终拓跋恂被废，继而被杀。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拓跋恪被立为皇太子，同年七月，大冯氏被立为皇后。这场争斗有了胜出者。

拓跋恪显然对大冯氏十分尊重甚至依恋，史载“世宗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道隆备” ，可谓情同母子。

北魏固然有杀母立子而为人子者与杀母者和谐相处之例，如冯太后和孝文帝，但这是因为人子不知其生母，且杀母者还有祖训旧制这一层说辞为之回护。但高照容之死是纯粹的谋杀事件，且拓跋恪与母亲感情极深，母亲死时他业已知事，故他必不会放过杀母凶手。因此拓跋恪与大冯氏的亲昵固然有拓跋恪为求政治援助的表演成分，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大冯氏绝不会是拓跋恪的杀母仇人。那么，杀高照容的真正凶手是谁，则是不言而喻了。

就这样，利用小冯氏的过错，大冯氏取得后位，又控制了继承者，可谓春风得意，但恃宠而骄的她却忘却了后宫的险恶，乃至放纵自己的情欲，与高菩萨私通，结果被彭城公主告发。孝文帝虽然“闻而骇愕”，但犹“未之全信而秘匿之”。但大冯氏或许已感到即将失去孝文帝的爱了，因此要拼命抓住权力。史载，大冯氏“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 ，即大冯氏想要孝文帝早死，自己就可以挟少主临朝称制。而此事终为孝文帝所知，这恰恰击中了孝文帝的痛处。埋在心底的那些战战兢兢的幼年记忆令孝文帝无法忍受本朝再出现一位专权的冯太后，但是，他犹存有一丝对冯家的感念，不想再次废后，于是便令大冯氏在宫中空坐，仍保留皇后名分，夫人嫔妾依旧奉之如法。不过，他不允许拓跋恪朝谒大冯氏，以防止大冯氏对帝国的储贰施加影响。

天不假年，孝文帝英年早逝，留下遗命，令大冯氏自尽。当十七岁的拓跋恪君临天下时，没有任何一位太后可以掣肘其权力了。

追念父母

拓跋恪已更名为元恪，成了宣武帝，即位时，和之前的历任北魏皇帝一样，他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丧母之痛被他暗自咀嚼了这么多年，终于他可以堂堂正正地为母亲争得名分了。即位之初，他便追尊高照容为文昭皇太后。即便如此，也无法安抚他内心的空落。

他会时常去叔父北海王元详的府邸，入其后堂，拜见元详的母亲高太妃。太妃与自己的母亲同姓，元恪见之，便觉亲切，他会喊高太妃“阿母”，就像幼时喊自己的母亲那样，他伏身为高太妃敬酒，就当是侍奉自己的母亲。

或许是在一次酒酣之时，元详提到了自己曾在洛阳城南的伊阙山开窟造像之事。那时是太和十八年，因元详要随孝文帝南伐，故发愿，若“母子平安，造弥勒像一区，以置于此”。至太和二十二年（498），元详还其愿，在伊阙山刻就法容，并镌铭于石以奉申前志。（图1、图2）

元详的行为给了元恪以启发，甚至，他可能在元详的带领下策马度过伊川，在伊阙山的洞窟壁上寻得元详所开之龛，龛内，佛尊慈祥，龛底浮雕中，元恪见到仪仗雍容，作为供养人的高太妃安步于伞盖之下。（图3）元恪凝视着，一个想法浮现于脑海。

于是，景明（500—504）初年，即元恪即位未久之时，他命大长秋卿白整在洛阳南边的伊阙山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欲以此大功德为父母祝祷，愿其魂灵往生佛界，长享极乐。

斧凿之声在伊阙山上响起，一响就是二十多年，除上述两窟外，元恪还要为自己也开凿一座功德窟。可惜的是，元恪至死也没有见到三窟的大功告成，甚至直至北魏王朝覆灭，也只有一座石窟完工。

这座完工的石窟，是元恪为父亲孝文帝所开凿的，它被称为宾阳中洞（图4）。千余年后，王朝早已灰飞烟灭，但宾阳中洞尚存。洞中，佛陀慈眉，菩萨善目，光辉依旧。壁上有浮雕栩栩然，展现维摩诘居士之神辩等情节，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帝后礼佛图。不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帝后礼佛图遭盗掘，被贩卖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并且其残片的拼贴复原存在问题，使得我们无复观其本来面目。幸而在此之前有多国学者曾来宾阳中洞考察，拍摄了照片，绘制了线描图（图5），这些成为后世研究帝后礼佛图的可贵资料。

帝后礼佛图诞生于北魏王朝鼎盛时期，留下了那个王朝最雍容华贵的形象，为后世赞叹不已。当我们进一步深究时，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元恪不惜血本、旷日持久开凿宾阳中洞，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是否别有深意呢？

礼佛图由来已久。供养人将自己的形象绘制或镌刻于佛像之侧，以期永久供养，长沐佛恩。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中便已有供养人之像（图6）。此风随佛教东传。至北魏时，除太武帝外，诸帝皆崇佛。平城时代，皇家开窟于武州山，是为云冈石窟，其中便常有供养人像。（图7、图8）此时的供养人往往着鲜卑装，列队礼佛，服装、姿势皆一致，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程式化特点，虽缺乏个性，但也展示出一种质朴的平等观。

随着孝文帝迁洛及一系列汉化改革的推进，王朝气象焕然。而皇家开窟之地也从平城之武州山移至洛阳之伊阙山，是为龙门石窟。北海王元详是迁都后最早在伊阙山开龛造像的北魏贵族之一，从元详家族龛礼佛图中便能深刻感受到新时代之风尚。首先，所有的供养人皆着汉服，褒衣博带，态度悠然；其次，供养人呈现出明显的礼仪上的差异，最尊贵者，如高太妃和元详夫妇，有侍者伺候，或提衣襟，或持伞扇，作为子辈的元善意、元宝意则无，汉家礼仪的尊尊亲亲之意，当在其中。

孝文帝改制，大倡汉风，着汉装，说汉语，改汉姓，又令胡汉通婚，北海王元详可谓是识时务者，史载元详“以少弟延爱” ，颇得孝文帝信任，故在汉化改革中他亦紧随潮流。然而，当时也有逆潮流而动者，废太子拓跋恂就是一例，他拒不穿汉服，孝文帝赐予他的衣冠，恂“窃毁裂”，又“解发为编，服左衽” ，触怒了孝文帝，被认为是“违父背尊” ，导致被废。教训在前，那么，作为孝文帝继承者的元恪就要恪守乃父之道，延续汉化之策，而元详等人的礼佛图新样式给予他很大的启发，发扬光大之，元恪在宾阳中洞中展示了一幅汉风浓郁的天子出行图像，以显示汉化后北魏王朝的泱泱之风。

且让我们回到那座时光中的洞窟，观照那面恢宏的壁墙，看看那个王朝曾经的绚烂气象。

帝后礼佛图，分处宾阳中洞东壁的北、南两侧，并有部分延伸至北、南壁上。北侧为皇帝礼佛图（图9），与以往队列式的供养人图布局不同，孝文帝成为毋庸置疑的中心。

孝文帝全然汉家天子模样，头戴冕旒，垂天河带，身着对襟广袖之衮服、曲领之中衣，束腰带，系绶，长裳曳地，有侍从提起后裾，裳下露舄。衮冕是北魏汉化后最隆重的礼服。史载，孝文帝祭于太和庙、圆丘及太庙时着之。 孝文帝着此衮冕，也说明了礼佛之事的重大。

那么孝文帝礼佛出行的仪仗是何等排场呢？最前方，有二侍者，俱持一垂长绶带之物，以为开路，该物可能是环首长剑，类似的持剑者（图10）也可见于河南邓州许庄南北朝墓画像砖。其中一侍者着裲裆。裲裆者，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 ，其制，前后两片，在肩上和腋下有带相连，在北朝时常为侍吏所服，北朝壁画及出土陶俑中多有文武侍吏服裲裆者（图11）。

孝文帝身边有侍臣前呼后拥，多戴笼冠。笼冠是由汉代的武弁大冠发展而来，魏晋南北朝时颇流行，《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中均可见戴笼冠者（图12），当时应被视作汉家冠戴，故汉化后的孝文侍臣多服之。笼冠，顾名思义，以黑漆细纱制如笼状，套于帻上。时梁人褚緭入北魏，见魏人衣冠，作诗曰“帽上着笼冠” ，即说明了它的穿戴方式。类似的帻上笼冠也可以见于河南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的泥塑（图13）。有意思的是，据王国维考证，笼冠其实源自胡服之冠，“其冠，汉时有‘武冠’、‘武弁’、‘繁冠’、‘大冠’诸名，晋宋以后又谓之‘建冠’，又谓之‘笼冠’，盖比余冠为高大矣” ，可见胡汉衣冠之交流融合其实由来已久。

鲜卑装尚紧窄，以便利马上，而孝文侍臣俱褒衣博带，翩翩然有汉晋之风。褒衣博带，即所谓“褒大之衣，广博之带” ，为汉人之庄重礼服，甚至具有汉文明符号之意义，《论衡》言“汉氏廓土，牧万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带” ，即以衣装之流行表明汉文明之远播。魏晋时，褒衣博带风流更著，《晋书》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 ，大抵当时士族兴起，玄风日盛，褒衣博带方能显出谈玄名士之韵致，君子德风，遂成时尚。孝文帝“始考旧典，以制冠服” ，改易胡服为褒衣博带的汉装，以体现绍继汉晋之心，而王朝气象亦随之一变，由精悍勇武转为斯文雅致。甚至，北魏衣冠之盛令南朝之人也刮目相看，如梁朝人陈庆之就赞叹：“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就这样，北魏衣冠反过来影响了所谓华夏正朔所在的南朝，从而使北魏获得文化上的优势。且非独俗世之君臣如此翩然，就连宾阳中洞中的佛菩萨亦衣裳宽博（图14），显示出雍容舒展之姿态。

侍臣为孝文帝擎起华盖，又有二雉尾扇招展。圆形华盖加雉尾扇是南北朝时期帝王级别的伞扇仪仗。 《魏书·礼志》记载北魏皇帝出行车舆之仪仗有“圆盖华虫，金鸡树羽” ，圆盖华虫即饰有华虫的圆形华盖，金鸡树羽即以雉尾制成的扇。又江苏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被认为是南朝帝陵，其砖印壁画中亦有侍臣执雉尾扇和华盖的图像（图15），且宋孝武帝改革诸王车服制度时，特别强调了“鄣扇不得雉尾” ，可见雉尾扇专属于帝王。而比宾阳中洞年代稍晚的河南巩义石窟第1窟是元恪之子为元恪修建的功德窟，其壁上分三列绘出了男女供养人，但只有位于第一列的帝后级别的供养人才能享受华盖加二雉尾扇的高端配置，而其余王公贵族后妃们只能擎伞盖和团扇，高下尊卑，一目了然。（图16）

至此，礼佛图浮雕中，从衣冠到仪仗，全然汉韵，并无半点鲜卑旧俗，从中可见孝文帝倾力推进汉化政策之成果显著。在西晋之洛阳陷落170余年间，洛阳久为五胡武士马蹄之烟尘所障，此时再现如此汉风，充分展示了孝文帝欲承华夏之正统的雄心壮志。而他的事业将被元恪继承下去，那么，元恪自然也要将自己呈现在此图之中。

视线行至东壁尽头，有树木郁郁以为画面之区隔，接着，画面延续至北壁上，为首者所戴之冠与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王子所戴远游冠（图17）相近，汉制，“天子冠通天，诸侯王冠远游” ，故戴此冠者当为诸侯王。然而，能在皇帝礼佛图中出现的诸侯王自然非同一般，他有极大可能就是皇太子形象的元恪。

由是，皇帝礼佛图的意义也就昭然若揭了，除为父祝祷佛恩外，元恪还要向世人展示，自己是乃父之道坚定不移的执行者，于私德是孝子，于公义是明君，而遵彼大道，元恪将把王朝带入文明之盛世。

当我们放眼东壁南侧时会感到，与皇帝礼佛图的庄重肃穆不同，皇后礼佛图（图18）洋溢着春殿花繁之感。

宫女如花，梳高髻或双髻，其中有的宫女发髻特为高耸，可能是用了假髻，其做法是，剪下部分头发“于木及笼上装之” ，做成仿真的发髻，戴于真发上，以营造出“云髻峨峨”的美丽。宫女们衣袖广博、裙袂翩然，或持莲花，或持宝物，宛若仙宫天女。有趣的是，孝文帝后宫气象颇有些江南清丽之风，令人有“娉婷扬袖舞，阿那曲身轻。照灼兰光在，容冶春风生” 之想，殆因初制六宫服章时，“多悉妇人仪饰故事”的南朝萧思度之女被命在宫内预见访采， 故使江南气韵流入北魏宫廷。

宫女们簇拥着三位贵女，第一位（第一排左数第三位）贵女头戴华美花冠，形如莲花，上着大袖衫，外套半袖，半袖袖口打有密褶，这种半袖衣在南北朝时颇为流行，在女舞俑（图19）身上亦可见之，下曳长裙，裙底露舄。后两位贵女亦戴花冠，但形象依次稍小，可知其尊卑。那么，这三位贵女是谁呢？

第一位贵女应该就是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在石窟浮雕中，她与孝文帝分庭抗礼，这体现了元恪对生身母亲的十分敬重。

如果考虑到北魏王朝的特殊历史情况，此图的意义是非凡的。因为北魏王朝甫一建立，便极大地彰显父权，压制被视为部落旧制残余的母权，帝国继承者的母亲一直被辜负、被隐藏甚至被杀戮，从道武帝生母贺氏至高照容，无一例外。哪怕儿子即位后，生母被赐以尊号，陪葬于金陵，配飨于太庙，母亲仍然是父亲的附庸者。而元恪以极大的孝心，将母亲与父亲同等供奉于佛前，这不但是对自己生母的殷切纪念，也是对所有帝国母亲的招魂。同时，这也是一句未出声的誓言，表明元恪要与残害帝国母亲百余年的“子贵母死”制度作一了断了。

第二位贵女与文昭皇太后共处东壁南侧的壁面上，与孝文帝相对，她应该也是孝文帝的一位尊贵的妻子。而石窟是元恪开凿的，因此她同时也与元恪关系甚密。以此观之，她最有可能就是大冯氏， 这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所论的大冯氏非杀害高照容凶手的观点，因为这桩谜案，哪怕孝文帝未查明，元恪也定会彻查。而小冯氏的名分在元恪在位时未恢复，这也是其罪过的一个佐证。大冯氏于元恪有母养之恩，故元恪在石窟中奉养，以尽孝道，也是理所应当。大冯氏虽然未被废后，但也未被尊为太后，故其地位稍逊于文昭皇太后，因此，依礼制，其形象要稍小于文昭皇太后。

父亲、生母、嫡母，当元恪在石窟壁上刻绘出这三位尊长的形容时，他也恰恰要终结由这三种身份引发的百年血腥史。父亲杀死生母，嫡母杀死生母，人伦悲剧之阴霾久久萦绕于北魏后宫，元恪亦是受害者。而对于人子而言，父亲、生母、嫡母皆为至亲，何必残杀至此，因此，当元恪在佛前为其魂灵共同祈祷时，正是希冀以后亲者不再成仇，而人子能长久承欢膝下吧。

第三位贵女在浮雕中的位置恰与元恪相对，那么，她很有可能就是元恪的皇后。鉴于石窟施工时间甚久，其间主位中宫的有于氏、高氏和胡氏，于氏早薨，高氏被迫出家，在石窟完工时，只有胡氏居太后之尊位。那么，不管石窟营造之时的初衷是什么，作为宫斗的胜出者，第三位贵女最终只能被宣布是胡氏。

尽管终元恪之世，宾阳中洞并未完工，但随着斧凿声声，那壮丽的佛国图景曾一次次在元恪的脑海中浮现：梵呗声起，佛光普照，莲花绽放于天顶；天人飞扬，佛陀慈悲，施无畏印，要赐予世人无限的力量和福祉。元恪望见父母的魂灵安步缓行，将要步入无量极乐之境。念及此，他不禁赞叹一声佛号。

仿佛，前朝风云终归于平静了，曾经的纠结在宾阳中洞壁上有了圆满的结局。可谁知，元恪的后宫争斗又起，天伦再度岌岌可危。

天伦的堕落

元恪即位后，先立太尉于烈之侄女于氏为皇后，正始三年（506），于氏诞育下皇长子元昌，欣喜的父亲为之大赦天下。

但元恪又纳文昭皇太后之侄女高氏为贵人，或许是因亲近母家，元恪对高氏颇爱重。宫中的局势开始变得微妙。

正始四年（507）十月，于氏突然暴毙，死因不明，《魏史》只留下“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 的隐晦之语。可以想见，于氏之死使后宫人心惶惶，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那个古老的诅咒，从而认为于氏也是诅咒的又一牺牲者，尽管没有明言。

但蹊跷的是，于氏之子也在数月后死去，母死并没有带来子贵。很快，高氏成为后宫的新主人，她也生下皇子，无奈这个孩子还未被命名就夭折了。

一连串的死亡事件造成后宫流言纷纷，嫔妃们害怕，如果自己生下皇子，那么这个孩子很有可能被无子的皇后所抢夺，而自己难免身死的命运；因此，嫔妃们皆祈祷神佛，愿生诸王、公主，而不愿生太子。

唯有一个女人站了出来，她便是承华世妇胡氏。聪慧的她察觉到对生母如此眷念的皇帝未必就会继续执行那可怕的旧制，而生下太子将是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好机会，于是，她几乎是大义凛然地与诸夫人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 勇敢的她似乎得到上天的眷顾，永平三年（510），胡氏生下皇子元诩。

元恪终于又一次当上了父亲，之前皇子的频频夭折让他很是失落，他也知道后宫嫔妃们害怕的是什么。当他看着襁褓中那张稚嫩的小脸时，决心要保护好自己难得的儿子，于是，他精心选择乳母保母，将皇子养育在别宫，不允许皇后高氏甚至皇子的亲生母亲探视，确保万无一失。

自从元诩降生后，宫中都在等待着那个诅咒的到来，宫中都在为胡氏的命运暗自揪心。但是，到来的诏令不是赐死胡氏，而是封胡氏为充华嫔。

宣武帝最终实践了他的决心，破除了那个诅咒，他要让自己的儿子双亲俱全，不再承受天伦之缺憾。

遗憾的是，宣武帝像他父亲一样，于三十三岁的年纪去世，六岁的元诩即位，他的嫡母高氏被尊为皇太后。但高氏家族的跋扈早已引起元氏诸王的不满，他们不愿意看到高太后挟幼君临朝的局面，于是，元氏诸王联合前皇后于氏之堂兄于忠杀死高太后的叔父高肇，斩断高太后的羽翼，并尊元诩的生母胡氏为皇太妃。很快，丧失力量的高太后被迫出家为尼，胡氏进封皇太后，并临朝称制，成为帝国最尊贵的女人。

年幼的皇帝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胡太后的权力几乎无人可掣肘，她先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来她犹不满足，“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 ，赫然如女帝。

拥有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后，胡太后日益放纵自己的欲望，挥霍无度，纸醉金迷，大量的金银玉帛或被施舍给寺院，或被分发给群臣，或消耗于日夜笙歌的宫廷生活。洛阳成为一个巨大的销金窟子，衣着华美的贵族醉生梦死，纵情于声色犬马的花花世界。

而在这花花世界之外，土地渐渐荒芜，人民渐渐面有菜色，不满与怨恨如野草蔓生。

正光四年（523），位于北魏边陲的怀荒镇民愤慨于镇将于景不发粮廪，杀死于景，开始造反。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战火爆发于六镇，延烧至关陇，帝国震动。

而此时胡太后正忙于政治斗争。正光六年（525），她发动政变，杀死之前窃得大权的元乂，重新掌控朝政。腾出手来后，胡太后借柔然之兵镇压了六镇起义，将所俘兵民置于冀、定、瀛三州就食。

孝昌元年（525），柔玄镇兵杜洛周聚北镇流民反于上谷，战火再起，民变频仍，大有地动山摇之势。

军报在胡太后的御案上堆积，带来的都是不幸的消息。她开始觉得慌张和无力，于是宁愿将天下大事置之脑后，而沉溺于宫掖柔情之中。郑俨、李神轨、徐纥成为太后的红人而扶摇直上。各种有关宫闱秘史的流言纷如蜂蚁，不少传入了业已长大成人的元诩耳中。而元诩已经不是那个懵懂的孩童了，面对气焰嚣张的母亲以及母亲身边的那帮爪牙，他恨意渐生。

胡太后也感到了来自儿子的威胁，她有意剪除元诩的亲信，试图控制元诩的势力。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武泰元年（528）二月，元诩突然驾崩，时年十九岁。胡太后先以潘充华所生之皇女冒充皇子即位，后又择立三岁的临洮王元子钊为主，天下愕然。海内纷纷议论，皆认为元诩乃是遭到鸩杀，凶手为胡太后的亲信郑俨、徐纥，自然幕后主使就是胡太后。

胡太后的倒行逆施大失人心，这给了枭雄尔朱荣一个天赐良机。以匡扶朝廷为名，尔朱荣率大军渡过黄河，进逼洛阳。不久，胡太后和幼帝元子钊成为阶下囚。

尔朱荣将胡太后及幼主带到河阴的黄河渡口，忽然停了下来。不由分说，两名士兵提起胡太后的衣襟，将她投入滔滔黄河中。

也是这一天，尔朱荣的铁骑包围了北魏的文武百官，飞矢交加，白刃光闪，孝文帝汉化改革以来培养的这批雍容华贵的北魏贵族，被屠戮殆尽。死者一千三百余人。

嗣后，北魏王朝渐渐凋零。

元恪曾经想为自己的儿子留下母爱，但事实证明了，对北魏王朝的继承者来说，母爱，就是一种稀罕之物。 Mr5YzwxfhfNu+KKxIkdg9lEt852hXxX8U5+UFyw8csPWZ6tDs8zBXUIWqz0E7c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