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榜：武氏祠与党锢之祸

残碑剩石

那轺车渐行渐远，倚着门，武梁不禁慨然。

又一次，州郡欲辟召武梁，太守遣吏登门，礼数周到，态度殷勤，可又一次，武梁以体弱多疾拒绝了。“君独不顾天下苍生乎？”郡吏欲以大义相激，武梁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若是他再年轻三十岁，郡吏的话或许还会令他血脉偾张。少读经史，每览忠烈事迹，未尝不击节赞叹；长为从事掾，执辔登车之时，未尝不怀澄清天下之志。然而，虽然他身处外郡，朝廷之事亦多有耳闻：自和帝起，继嗣者多为幼主，或外戚秉权，或宦官窃政；一朝得势，群小弹冠，而后又争斗倾轧，往往阋墙喋血。数十年间，荣辱翻覆，业已看饱，武梁愈发感到，天下事或不可为。于是，他退居乡野，传讲诗书，教诲子侄，以度余年。

而他的弟弟武开明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他看来，学优而仕，显令名、耀祖宗，以保持武氏家声不坠，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永和二年（137），武开明举孝廉，除郎谒者；汉安二年（143），迁大长秋丞，侍奉于梁皇后左右。皇帝山陵崩后，梁氏为太后，武开明又任长乐太仆丞，为太后宫属官。梁氏先立年仅两岁的刘炳为帝，不久刘炳病逝，梁氏又迎八岁的勃海孝王之子刘缵入继大统。主上幼弱，梁氏遂权倾朝野。正当多事之秋，而宫闱乃是非之地，武开明周旋于其间，武梁每每为他捏把汗。

永憙元年（145），他们的母亲去世了，武开明去官回乡，为母亲料理后事。兄弟重逢，感慨良多。武梁发现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弟弟业已双鬓如霜。也是在这一年，武开明的长子武斑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又是一番痛彻心扉。更深促膝之时，武梁劝弟弟，朝堂艰险，不如急流勇退。武开明并未接话，却喟然长叹。

建和元年（147），武氏兄弟将母亲下葬，并于墓园立石阙。此后，武开明匆匆再赴宦途，复拜郎中，除吴郡府丞。但接踵而来的国丧家难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就在次年，他撒手人寰，终年五十七岁。

三年后的季夏，武梁亦遭疾，年逾古稀的他感到生年将尽了。这一生，他明哲保身，总算是无甚大风大浪，然而，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却一再做一个相同的梦——

梦里，他还年轻有力，他的手中握着一把匕首，那个不可一世的权威者就在眼前，他竭尽全力掷出匕首，咣当一声，匕首撞上铜柱，整个大地开始震颤。

武梁和武开明都被安葬在武氏墓园，除了墓葬，他们的家人还选择名石，延请良匠，在墓园中筑建石室祠堂。该墓园位于今山东嘉祥武翟山北麓，东汉时，此地属山阳郡金乡县。

世事沧桑，这片端肃的家族墓园被遗忘在时光的缝隙里，直到近千年后，才被雅好金石的宋人再度关注。欧阳修、赵明诚、洪迈等人都对武氏祠的碑刻和石室画像有所著录。 此后，武氏祠倾颓湮没，遂无人问津。当地人知此地有久没土中的石室，却已不知其主人为谁，故将其讹传为西汉太子墓。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石学家黄易在山东嘉祥访得汉碑石壁拓片，方知碑为武斑之碑，堂乃武梁之祠。狂喜的他又亲履其壤，主持发掘，次第剔出画像石若干，黄氏称其曰“双阙”“武梁祠堂画像”“祥瑞石”“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等。为了保护这些古老的画像石，黄易等人决定就地创立祠堂，在平治祠基时，李克正、刘肇镛等人又得“左石室画像”若干。最终，他们将画像石置诸祠堂壁间，中立武斑碑，外缭石垣，围双阙于内。 此后，好事者又陆续将于附近发现的汉画像石移入祠内。这些古老的文物，除少数流失海外外，大部分保持至今。

经过不懈努力，学者已依据这些散乱的画像石，复原出武梁祠、前石室和左石室，这恰与《嘉祥县志》所载的“石享堂三座” 相合，而所谓的后石室并不存在。但由于还有一些画像石无法被归入前述三座祠堂，且其技法风格与武氏祠画像石颇一致，故学者并不否定武氏墓园中可能还曾有第四座祠堂，或许因它过早地倾颓散失，而无法究得原貌了。

除祠堂外，武氏墓园中还曾有记载主人生平的石碑，据宋代以来的著录，计有武梁碑、武开明碑、武斑碑和武荣碑，如今只有武斑碑和武荣碑尚存。

时光淘沙后，这些残碑剩石，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东汉家族的全部直接史料了。经由它们，我们尝试去追踪那个久远时代中的一段家族往事。

世道

据《敦煌长史武斑碑》记载，武氏源出殷王武丁，“汉兴以来，爵位相踵” ，可谓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通过墓园中的阙铭及碑文，我们了解到：武梁这一辈有兄弟四人，曰始公、绥宗（梁）、景兴、开明；武梁有三子，曰仲章、季章、季立，一孙，曰子侨；武开明有二子，曰斑、荣。

武梁显然是一位通经明谶的儒者，《从事武梁碑》曰“治韩《诗经》，阙帻传讲，兼通《河》《雒》、诸子传记” ，其侄武荣亦“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 。而前石室和左石室皆在显著位置雕琢孔门弟子像（图1），足见主人对孔门的服膺。因此，武氏家族当是一个儒学世家，亦可被视为是东汉儒学士大夫阶层的一个缩影。

儒学最终能在汉朝成为独尊之术，并非一蹴而就。西汉之初尚黄、老之术；汉武帝虽立《五经》博士，但其大略雄才、宸纲独断，未必以儒术为尊；汉宣帝仍“以霸王道杂之” ；然汉元帝却崇儒尊孔；至于汉末，儒学乃大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

东汉光武帝未显时曾“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至中兴后，更是“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 ，并立《五经》博士，讲习经典，教授子弟。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 。因此，东汉甫一开国便显出尚儒重经的气象，这将奠定整个王朝的精神气质。

当然，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帝王，光武帝尚儒还有更深层的考量。王莽行篡汉之事时，颂德献符、无耻之尤者遍天下，光武帝认为这是因士大夫缺乏道德廉耻所致，而儒家最讲求忠孝仁义，故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 。

蒙帝王青睐的同时，历代儒者亦不断改进和丰富儒学内涵，使其从道德说教转化为政治哲学，最终与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相适配。

由是，在东汉，习经而仕进成为一条可靠的坦途，清代学者皮锡瑞甚至认为，“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 。至此，一个儒学士大夫阶层被培养出来了。他们遵修齐治平之道，上奉君王，下安百姓，成为东汉政权的中坚力量。

然而，出乎帝王意料的是，这个最具智识和觉悟的阶层并不总愿意成为君主的统治工具。为道义所激，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在世上创造一个道德理想国：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光武、明、章之世，成熟且睿智的君主能与儒学士大夫达成良好的合作，遵守这个理想国的秩序，作一位明君，开一段治世。而当幼冲之年的汉和帝被扶上皇位时，这个理想国的基础开始出现裂痕。

武梁只比汉和帝大一岁，于是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将目睹东汉王朝的每况愈下。

章和二年（88），当武梁学习识文断字时，十岁的皇太子刘肇结束了他的童年，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当然，刘肇只是御座上的傀儡，嫡母窦太后以及她的兄弟才是真正的发号施令者。为了巩固统治，窦氏大量提拔自己的亲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权贵显赫，倾动京都” 。窦氏的嚣张，令渐渐长大的刘肇如芒在背。而囿于宫中的刘肇无法交接大臣，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身边伺候的宦官。在钩盾令郑众的帮助下，刘肇终于铲除了窦氏党羽。有大功的郑众受到褒奖，甚至“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 。郑众的作为也使刘肇意识到，比起那些远在外朝的士大夫，宦官是更容易役使和把握的力量，故他常与郑众商议大事，这令史家感叹：“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刘肇秉政后，尚励精图治，国家气象渐渐蓬勃，这段时期，也被后世誉为“永元之隆”。但在治世的表象下，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外戚和宦官作为君权的附着物已于和帝朝相继崭露头角，此二势力虽然也是“臣”，但由于其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往往又能假君权而行己意，故而成为君臣之外的另类力量。当朝臣仰望御座时，御座之上，开始风云诡谲。

这时，武梁已成长为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我们猜测，他可能就是在和帝时被辟召为从事掾的。至少在此时，政治尚属清明，这让武梁相信年轻的君主将引导国家臻于至治，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仕途。成为从事掾后，武梁积累了从政经验。如果顺利的话，再过一些年头，以武梁的家世、才学与德行，他应当能举孝廉，入中央为郎官，再一路仕进，光宗耀祖。

然而，东汉的国运和武梁的前途随着元兴元年（105）的那个噩耗而再度黯淡。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驾崩，皇后邓氏以和帝长子刘胜有疾为由，弃长立幼，出生仅一百多天的刘隆继承了帝国，自然，邓太后临朝听政。当年窦氏擅权的阴霾再度密布洛阳的上空。

小皇帝刘隆未满周岁就去世了，邓太后迎立清河孝王之子、十三岁的刘祜，大权依然掌握在邓太后及其兄邓骘的手中。邓太后居后宫，“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 ，无法与朝臣当面议政，不得不委用宦官。至此，外戚与宦官这两股势力俱成气候，并成为萦绕东汉王朝中后期的诅咒。

于是，对于儒学士大夫来说，君臣纲纪之一维崩塌了。臣要尽忠，但臣下却已不知君上为谁。御座上的幼主只是傀儡，手握王爵的外戚和口含天宪的宦官已窃得君权，狐假虎威。

为了使旁落的君权重回正位，一些激进的士大夫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司空周章密谋诛杀外戚邓骘兄弟及宦官郑众、蔡伦，废掉邓太后和小皇帝，而立平原王刘胜。可惜的是，因计谋败露，周章被迫自杀。周章的死讯传至山阳郡时，手捧邸报的武梁不禁颤抖，他的耳旁似乎起了一声震响，仿佛匕首刺击铜柱时的嘹亮。

此后的事情，犹如轮回。长大后的刘祜（即汉安帝）利用宦官的力量肃清外戚邓氏。而他去世后，皇后阎氏舍皇太子刘保而立济北惠王之子刘懿，刘保（即汉顺帝）得宦官襄助夺位。刘保驾崩，外戚梁氏又扶立幼主。如同冗长而毫无新意的烂俗戏剧，相似的情节一遍遍出现：主上幼弱，外戚专权，外戚被除，宦官得势。而王朝的元气就在这样的反复折腾中逐渐耗尽。

不知武梁是在哪一个瞬间心灰意冷的。官场渐渐污秽不堪，不学无术的趋炎附势者青云直上，湮塞了经明行修者的仕途。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多少个夜晚，武梁辗转反侧，最后，他做了决定。

也许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甚至连改变这个时代也不可能，武梁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不与浊世同流合污，“耻世雷同，不窥权门” 。他相信，这世上有比权势更长久的东西，比如学问，比如道德，而这些，足以使他安身立命。武梁治韩《诗经》，《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可谓其心态之表征，“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虽居穷巷陋室之下，而内不足以充虚，外不足以盖形，无置锥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虽岩居穴处，而王侯不能与争名” ，因此，他宁愿做一名处士，“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 ，亦余心之所善，纵然僻居乡野而无悔。武梁祠画像石中一位乘牛车、接受县功曹礼拜的处士（图2），被认为就是武梁本人的写照。

在那个时代，作出与武梁相同选择的人并不在少数，“自（汉章帝）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 。于是，一些儒学士大夫转化为逸民、处士，他们在乡野江湖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操守，如茂林之中的兰茝，为这个时代保留着耿直的本色。

石壁上的理想国

武梁碑的寥寥数语，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处士的决绝与坚定，那么，从武梁祠的满壁画像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什么呢？（图3、图4、图5）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武梁祠是在武梁身后由其子孙建造起来的，其碑曰“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前设坛，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 ，故画像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武梁个人的想法，其实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了，纠结于此将无济于事。但如若我们将武梁视为东汉儒学士大夫的一个代表，并以此来看待武梁祠画像的话，那么我们将能从中获得关于那个时代士人心态的鲜活讯息。

先观西壁，上刻古帝王十一人（图6）：其中十位贤君，如“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伏羲、“辟土种谷，以振万民”的神农、“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尧等，俱是利益万民、流芳百世者，此十君俱有榜题，以书其德业或家世； 而唯有一位暴君夏桀，被刻画为坐在跪伏于地的二妇人背上，淫邪暴虐，不言而喻，“时日曷丧”之诅咒，如在耳旁。

绘古帝王像，以彰善恶贤愚，此做法古来有之。传闻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孔子认为这具有“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的重要意义。东汉辞赋家王延寿所作的《鲁灵光殿赋》也提到灵光殿壁上绘有“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 。

周天子的明堂，鲁恭王的灵光殿，绘古之帝王以警示今之人主，理所应当。而武梁为一处士，与帝王无涉，为何要在自己的祠堂中绘此图像呢？

缪哲先生认为，武梁祠派画像是汉代精英（皇家）艺术“下渗”的一个佳例，而这种“下渗”的实际执行者是工匠，工匠接近了精英艺术，并使得精英艺术在平民阶层中获得某种程度的传播。

艺术之“下渗”固然有之，但艺术并非如流水无情，武梁祠的图像也绝非仅仅是对皇家图像的简单模拟，事实上，它寄托着一位儒者试图在方丈之间重构道德理想国的愿望。通过对贤主和暴君的刻画，他要抒发自己对君主的褒贬，因为他相信，在权力之上，还有不移的天道，君主的品格可以依据天道来衡量和评判。

事实上，在东汉，臧否古今人物，甚至是古帝王，并不罕见，班固在《汉书》中专辟《古今人表》，将从上古到近世人物分为九等，而这种分级无关权势，只关品德，君王可居下流，而匹夫亦可居上品。显然，武梁与班固抱持着相似的观念。

接下来，武梁祠以相当多的画面来呈现那些忠孝节义之人的光荣事迹。孝子如丁兰、老莱子、闵子骞等，烈女如京师节女、齐义继母、梁节姑姊等，俱历历在目，且有榜题，以助观者识其事。我们发现，在诸美德中，子之孝顺、妇之贞烈、仆之忠义这类家庭伦理道德，是武梁祠画像最着重表现的，这自然与画像本身“垂示后嗣” 、教化子孙的功用相关。

细察这些贞孝故事时，我们将会感到一丝凛冽：寡妇梁高行（图7）为了不受梁王之聘，持刀割去自己的鼻子；董永（图8）为了葬亡父，卖身为奴；楚昭王夫人贞姜（图9）恪守与楚王的约定，不离开即将被洪水淹没的高台，而葬身于洪水；梁节姑姊（图10）在失火时因无法救出哥哥的儿子，赴火而死。在此，德行是凌驾于一切的至上准则，身体发肤，乃至生命，为了它都可以被毅然抛弃，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被发挥到了极致。

而刺客就是这一精神的又一极端表现者。

武梁祠画像刻画了六个惊心动魄的刺客故事：曹沫劫齐桓公（图11）、专诸刺僚（图12）、要离刺庆忌（图13）、豫让刺赵襄子（图14）、聂政刺韩王（图15），无不悲歌慷慨，动天震地，尤其以荆轲刺秦王（图16）最为壮烈。秦王“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无敌于天下，而荆轲以一布衣，欲刺杀万乘之君，何其勇哉！画像描绘了刺秦故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荆轲将刺秦王，怒发直竖，与惊恐伏地的秦舞阳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荆轲的大勇无畏；而不可一世的秦王却惊恐回避；此时一人将荆轲拦腰抱住，千钧一发之刻，荆轲奋全力掷出匕首，咣当一声，那匕首却扎入铜柱。这一掷，如白虹贯日，足以令千载动容。

武氏家族显然对刺客故事非常在意，荆轲刺秦王画像非独武梁祠有，前石室、左石室亦有之，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图像的意义作深入探讨。

巫鸿先生将刺客行为纳入“忠君”的范畴， 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刺客行刺的动机往往是为报恩主之恩，为其复仇。这里的恩主与君臣纲纪中的君主是不同的，恩主施恩于刺客，二者方结成关系，这是一种私关系，而非公关系。而仇家却往往是当时的权威者。且武氏祠画像并未表现刺客和恩主的结交，而是极力渲染刺杀时刻的紧张激烈，故刺客与被刺者才是图像的关键，正如学者任鹏提出的：“与其说刺客是忠诚的化身，不如说是旧政治秩序的叛逆者。” 因此，刺客精神的核心并不在“忠君”，而在于以道义为名的反抗。

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王侯，刺客原本不过是布衣匹夫，但一旦为恩义所激，秉誓死之志，布衣之怒，亦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这是来自下位者的可怕力量，必然令上位者胆战。

清代学者赵翼敏锐地察觉到刺客对东汉士风的影响，其称“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驯至东汉，其风益盛” ，即“轻生尚气”的东汉士人特别欣赏刺客蹈死不顾的态度，为了报恩德、履忠义，他们可以挑战世间最强大的权威，打破最坚固的秩序，即便失去生命亦在所不惜。

如果说刺客故事时代已久远，不足以说明汉代风气的话，那么前石室和左石室的大幅“七女为父报仇”画像（图17）则更鲜明地展示了这种秉持道义而抗击强权的精神。类似的图像亦可见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墓壁画（图18），该墓壁画上的榜题有助于我们对此类图像的理解。

一座桥，是画面的中心，一列车马正浩浩荡荡地出行，据和林格尔东汉墓榜题，可知这座桥是架于长安外渭水之上的“渭水桥”，而出行的主人公则是“长安令”。长安之名，至汉朝才有，故长安令当为汉官。长安令的轺车正好行驶在渭水桥上，而前石室的榜题表明，其前方有贼曹车、游徼车和功曹车，后方有主记车和主簿车，这恰恰符合汉官出行的制度， 此外还有骑吏若干。汉官威仪，仿佛凛然不可侵犯。然而，一伙布衣男女却敢于当道袭击，他们皆步行，或举剑，或张弓，面对官兵，毫不畏惧，以至于长安令本人被逼入水中，他们犹乘舟截杀。

以下犯上，刺杀朝廷命官，这似乎是大逆之事，但是，当其目的是“为父报仇”时，它便具有绝对的正当性，符合《礼记》所谓的“居父母之仇……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的古训，并得到东汉士人的热情赞颂，以至于要在祠墓壁上一再描绘。

在现实中，因孝义复仇亦受到舆论的宽容，甚至推崇。例如阳球，因郡吏辱其母，“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 ，而阳球非但没有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反倒因此成名，后来甚至能举孝廉，踏上仕途。而为友复仇亦是义举，如虞伟高有父仇未报，临终前向友人何颙哭诉其事，何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 ，以了朋友心愿。

经由武梁祠画像，我们得以窥见东汉士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图景：道德至大，无论对帝王还是平民，皆可以道德来评判之并分其高下；为了践行道德，人们可以舍生忘死，亦可战天斗地。这些理念被武梁所笃信，并刻诸石壁，教导子孙。

武梁或许无数次因世道黯淡而扼腕；或许无数次因故事里刺客的视死如归而击节；或许无数次，他幻想着能有一群人站出来，像荆轲刺秦王一般，消灭那些当道的虎豹豺狼，再造一个清明之世。此生，他无能为力了，但在他身后，真有一群人，意欲在日益败坏的尘世之上，筑造光耀如日的城邦。

学优而仕

武梁去世后，他的侄子武荣将成为家族的后起之秀。这位勤勉好学的年轻人，治鲁《诗经》韦君章句，至于“《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 ，可见除了儒家经典，武荣特别留心史籍。那么，那些往圣前贤的事迹当烂熟于胸，令其心生景仰。

当武荣年齿稍长，他获得了去太学求学的机会。 于是，他来到了帝国的首都——洛阳。

洛阳太学创建于光武帝时期。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君王少时便曾游于长安太学，知道太学对培养帝国所需人才的重要意义，故戎马未歇，先兴文教，“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并且，光武帝还不时驾幸太学，与诸博士辩明经义，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

武荣所目睹的太学是汉顺帝时重修的，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它拥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蔚为壮观。天下名儒硕耆汇集于此，讲经传道，弦歌不绝，而游学之生可达三万余人。

当武荣游于太学时，他明显感到，这里充溢着激进热烈的思想氛围，学生们不再埋首经书，汲汲于章句之义，而好为高谈阔论，作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之语。知名的士大夫，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亦多与太学生交往。学中常品评当世人物，而正言不讳、刚正不阿的士大夫受到了学生的推崇，如“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等等。这样的品评，让武荣不禁想起他曾在乃伯乃父祠堂石壁所见到的忠臣孝子的榜题，人因德行而高贵，武荣愈发坚信这一点。

褒善必当黜恶，在太学生眼中，媚上凌下、窃权自重的外戚和宦官乃是帝国的毒痈，然而，自汉桓帝即位以来，外戚梁氏跋扈，中官得势嚣张，导致“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 ，朝纲紊乱，大道不彰。太学生的愤怒在朱穆事件中爆发了。永兴元年（153），因严查宦官赵忠葬父逾制之罪，冀州刺史朱穆惹恼了赵忠，赵忠唆使桓帝将朱穆输为刑徒。如此奇冤，在太学生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于是，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痛斥“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振聋发聩，令天下皆血脉愤张。而汉桓帝慑于舆论，也不得不赦免了朱穆。

当朱穆出狱的消息传来时，太学生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武荣或许也在兴奋的人群之中。 这时的他，太年轻了，他以为，浑浊颠倒的世道是可以凭人力肃清和纠正的，殊不知，世道远比他想象的要幽暗和险恶。

武荣在太学时出类拔萃，“鲜于双匹” ，因此学优而仕，回乡后，先后出任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等职。被认为应当是武荣祠堂的武氏祠前石室承檐枋以及隔梁石画像中有“为督邮时”“君为市掾时” 等榜题，并且刻有车马出行场景（图19），当是对武荣于州郡任官时的排场的描绘。

案牍之余，武荣也结交同志。当时的山阳郡，士风激昂，张俭、檀敷等人，皆为高洁之士， 此时正居乡里。武荣与他们志趣相投，故可猜想，武荣很可能与他们相识，或与论天下事，慨慷之时，乃至击剑悲歌。

延熹二年（159），梁太后崩。武荣之父武开明在梁氏尚为皇后时，便为皇后宫属官大长秋丞，待梁氏成为太后，又任太后宫属官长乐太仆丞，故武荣对梁氏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感念其待父之恩，又对其飞扬跋扈感到愤懑。

此时，久为梁氏兄弟所制的汉桓帝感到机会来临了。在溷厕之中，他与单超、左悺等宦官密谋剿杀梁氏兄弟。于是，梁氏宗亲党羽尽被诛，而单超、左悺等五人因功同日封侯，此后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武荣或许会因时局之坏而痛心疾首，但他却不似乃伯那般绝望。他犹相信，君子在世，清流不死，天下事还有转圜之机。于公事，他兢兢业业，其才德也得到上官的赏识，在三十六岁这年，经汝南蔡府君察举，武荣得以举孝廉。这位汝南蔡府君的名讳，武荣碑并未说明，当时汝南蔡衍为清流名士，我们猜测，此蔡府君或与其有同宗之缘。

举孝廉，是武荣仕途的关键一步，于武氏家族而言，亦是光耀门楣之事。或许在辞别故里前，武荣又一次来到家族墓园祭拜，祠堂石室内，那些忠臣孝子事迹宛在，武荣感到，似乎有一份沉重的使命被交至他的手上，而他决定，倾身以赴。

当武荣再度来到洛阳时，已不似当年游太学时那般意气风发，年近不惑，他对世事人情有了更深的感悟。洛阳城里，秋风吹满，武荣感到了一丝肃杀。

按例，武荣通过了笺试，补郎中，满岁为侍郎。这样，他更接近了帝国的中枢，从而也更能观察到这个庞大帝国的病态。

君臣之心，早已疏离：士大夫自诩清流，他们认为，皇帝昏庸，阉竖横行，唯有铲除奸佞，方能伸张正道；而在皇帝看来，士大夫迂腐且聒噪，身边的宦官才是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士大夫要的是一个君明臣忠的理想国，皇帝则不愿遵从这个迂阔的秩序，而打算随心所欲于天下。君之昏昏，士之谔谔，加上小人之嚣嚣，王朝日薄西山之景已现。

但士大夫还想挽救时局，他们坚持与作奸犯科的宦官及其党羽斗争。如东海相黄浮以虐杀女子的罪名收捕了宦官徐璜之兄子徐宣，并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 ，判徐宣弃市，并暴其尸以示百姓。又张泛“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 ，南阳太守成瑨及功曹岑晊、中贼曹吏张牧收捕张泛及其亲族宾客，不顾大赦，诛杀二百余人。士大夫以雷霆之势打击宦官一党，已一再触犯天颜。

危机最终在李膺之事上爆发了。当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时，宦官之党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称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惹得汉桓帝勃然大怒。在桓帝看来，宦官是他的家奴，打击宦官就是打他的脸，这些清流士大夫目无王法，结党营私，标榜道德，挑战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是不可忍。因此，他诏告天下，逮捕“党人”。汉制，诏书当经三府平署，而太尉陈蕃认为要逮捕的都是“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 ，拒绝平署，桓帝干脆抛弃这一套约束君权的司法程序，直接将李膺等人抓进宦官所司掌的黄门北寺狱。

那是洛阳的恐怖时期，武荣目睹一位位正人君子、清流名士在叫嚣隳突中被逮捕，然而，与得意张狂者相比，他们往往临危不惧，慨然赴狱。区区一介侍郎，武荣人微言轻，挣扎无力，而所谓“党人”的气度和品质却比之古贤人而无愧色，让武荣敬慕不已。

所幸，这场风波并未持续太久。次年，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同情士人，为之求情，又李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怕引火上身，亦向桓帝进言可行大赦。于是，延熹十年（167），党人遇赦，但二百余人皆归田地，终身禁锢。

多事之秋，武荣却迁为执金吾丞。不管怎样，执金吾丞当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当年光武帝刘秀未显时，在长安目睹执金吾之赫赫威仪，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 。不过，与西汉执金吾握有北军之权相比，东汉执金吾的职权已大大缩水，只是“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 ，不过其下仍有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 。执金吾丞是执金吾的属官，比千石。武荣得任此官，仕途可谓光明。

武氏祠前石室东壁上石第三层绘有车马出行图（图20），主车榜题曰“此丞卿车” 。“丞”即武荣所任的执金吾丞。执金吾丞出行，前呼后拥，阵势颇壮，足见其荣耀非凡。

最后一击

然而，命运之黑翼却将悄然落下。

就在党人遇赦的这一年十二月，汉桓帝于洛阳北宫驾崩，不久，前途大好的武荣亦突然去世。武荣碑（图21）记载，武荣“遭孝桓大忧，屯守玄武。感哀悲 ，加遇害气，遭疾陨灵” ，从字面上看，武荣是因为桓帝去世，过分悲伤，染病而亡。

但武荣之死实有颇多疑点。武梁、武开明、武斑碑中，对碑主的逝世年月日皆记载详细，唯有武荣碑在如此重要的讯息上语焉不详，不禁让人怀疑，难道武荣的卒日有何难言之处吗？

又武荣生前最后的职守是屯守玄武，但这并不是执金吾丞的职责所在。事实上，洛阳南北宫各宫门皆专设司马，玄武门为洛阳南宫之北门，玄武司马守之，秩比千石。当然执金吾屯玄武门，并非毫无先例，如汉明帝时，冯鲂为执金吾，在明帝巡幸诸国时，“敕鲂车驾发后，将缇骑宿玄武门复道上，领南宫吏士” 。但是，以当时形势看，汉桓帝崩于北宫，时皇后窦氏与其父窦武定策，以解渎亭侯刘宏入继大统。刘宏从冀州赴洛阳，抵达洛阳北面之夏门，窦武率百官迎之，从夏门入洛阳北宫，遂即位，为汉灵帝。可见，桓、灵之际的权力中心在洛阳北宫，南宫之玄武门在此时并非紧要之地，在明明有玄武司马屯卫的情况下，为何又安排执金吾丞驻守呢？就算武荣确实屯守玄武门，在他的生命中，这也只是一项临时工作而已，惜字如金的碑文特意提及，有何深意呢？

另外，武荣碑之碑文只占据了碑面的一半（图22），似乎本当有余文。较之武斑碑，碑文最后有尚书丞、成武令、丰令、陈留府丞、防东长等署名，这些应该是与武斑同岁郎署的同僚旧友。武荣宦途更久，同僚者更多，按理说也会在碑文中有所体现，但实际上，武荣碑未有只字提及同僚，宁愿让碑面后半段空空如也。种种疑点，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武荣碑对武荣死亡的记载可能隐瞒了大量信息，而真相远比那寥寥数语更复杂，更触目惊心。

让我们回到永康元年（167）汉桓帝驾崩的时刻，来看看这之后的一系列风起云涌，我们才能理解，武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可能有怎样的经历。

汉桓帝享年三十六岁，遗憾的是，他未留下子嗣，那么，曾经若干次上演的那一幕又一次上演了，窦皇后和皇后之父窦武要在外藩宗室中选择一人继承皇位。窦武在权力面前未能免俗，他没有为王朝选择一位年富力强的长君，而是将十二岁的刘宏推上皇位。

又一次，主上幼弱，又一次，身为外戚的窦氏把控朝政，窦武被加封为大将军，窦氏一族也纷纷加官晋爵。我们注意到窦武的侄子窦绍迁步兵校尉，掌管北营五军之一军，另一个侄子窦靖监羽林左骑，而步兵校尉和羽林左骑都属于皇宫宿卫军官。

东汉的皇宫宿卫体系由四个层次组成：城门校尉、北军中候监领下的北军五校尉和执金吾负责皇宫外围；卫尉负责皇宫宫城；光禄勋负责省外宫殿，虎贲、羽林中郎将属焉；文属少府的宦官负责省中。它们彼此独立，互相牵制又互相协作，构成东汉皇宫严密的多层宿卫体系。 当外戚专权时，他们常以自己的子弟亲信出任宿卫军官，这样才能将帝国中枢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如梁冀时，“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 ，故窦武此举，不过是依葫芦画瓢罢了。由于执金吾在宿卫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推测，此时，执金吾一职很可能也由窦氏亲信担任。 那么，作为执金吾的属官，武荣的命运也将被绑在窦氏的战车上。

不过，与以往嚣张跋扈的外戚相比，窦武实在要好得多，他“少以经行著称”，又多交结清流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 ，党锢祸起时，又上书切谏，为党人申冤，故被当时士人尊为“三君”之一。窦武秉政，似乎开启了一个士人的黄金时代，被罢黜禁锢的名士纷纷起复，齐集朝廷，以致“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 。因此，武荣对于窦武，应当也是心悦诚服，欲竭力以报效。

似乎，士人翘首以盼许久的道德理想国即将重建了：正人执政，清流在朝，唯有前朝宦官尚为余孽，只要将其翦诛，如同挖去王朝的毒痈，大汉便可迎来清明之世。

于是，窦武和太傅陈蕃密谋诛废宦官。但此议遭到窦太后的反对，身居内宫的她认为宦官不可尽除，诛杀其有罪者即可。一来二去，窦武并未当机立断，而窦武打算尽诛宦官的奏章却落到了长乐五官史朱瑀的手中。朱瑀览之痛骂，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 ，于是连夜召集长乐从官史等十七人歃血为盟，决意诛杀窦武。很快，宦官们团结起来，挟皇帝，劫太后，夺玺书，矫诏收捕窦武。

当诏书传来的那一刻，窦武知道自己的犹豫已铸成大错，愤怒的宦官以惊人的效率绑架了最高权力，现在以皇帝的名义逼他就范。而一旦宦官再度得势，士人努力构建的政治局面将土崩瓦解。于是，窦武不肯接受诏书，决定铤而走险。

眼下，宫门已闭，身为大将军的窦武无法调动宫内宿卫，故只能寄希望于宫外的军队。他飞驰入其侄窦绍所掌管的步兵营，然后召会北军五校将士数千人屯都亭下。执金吾所部驻于宫外，且若执金吾是窦氏亲信的话，那么，他及其属官亦当在召会之列。同时，宫中的宦官也在进行紧急军事部署，夜漏将尽时，黄门令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北宫南面的朱雀掖门，与恰好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的军队会合，天亮时分，军队集结于阙下，与窦武对阵。

在此，历史又发生一场巧合。就在九年前，汉桓帝欲诛杀外戚梁冀时，也是令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其兵力构成与王甫所率几乎一致。殆因这几支军队皆驻守宫内，易为宦官所控。于是，王甫与窦武的对抗，就是宫内外宿卫力量的一次大比拼。

就在这剑拔弩张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玄武门的位置突然变得极为重要。

洛阳的宫殿有南宫与北宫，当时皇帝和太后皆在北宫，故北宫应当防守森严。而王甫及张奂军集于北宫南面朱雀掖门之阙下，与窦武对阵，那么窦武军当驻于南北宫之间。两宫有复道相连，“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 ，而复道另一头正接着南宫北面之玄武门（图23）。南宫因久无帝王居住，守备稍弱。窦武若以一军攻入玄武门，便可经由复道直接进入北宫。宦官一方早已发现这个薄弱之处，故在连夜部署之时，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但对于窦武来说，分兵力拿下玄武门，仍然是当时的一个最优选择。如果我们大胆猜测的话，执金吾丞武荣若是还活着，他很可能承担了这一重任。那么，武荣碑文中强调的“屯守玄武”，不单单是汉桓帝国丧时之事，它也可能暗示了这个生死一线的时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生死一线的时刻：当武荣率领手下的缇骑来到玄武门下时，那铁壁铜墙令他深吸一口气。紧闭的城门显示出一种凛然在上的威严，睥睨着脚下这支小小的队伍。武荣握紧了长戟，一时间，他想到了乃伯乃父祠堂壁上的荆轲，一股热忱而强烈的力量在他身体中涌动，一生壮志在那时化为一声怒吼，仿佛荆轲掷出的匕首，撞击上城门，铿锵作响。

但是，当我们回到窦武与王甫对阵之地，形势却在急剧逆转。当那八尺之节招摇在对方阵前时，窦武方的人心开始涣散。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 ，就是这小小的节，象征着君威的至高无上，不管它被秉持在谁的手里。持节的王甫方立刻占了上风，并且王甫趁机令其士兵高呼：“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 那些曾被窦武激励起来的士兵在权衡之后，纷纷选择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投向对方阵营。窦武、窦绍见大势已去，策马奔走，却被士卒重重包围，长叹之下，挥刀自杀。

时年七十多岁的陈蕃听闻此难，率官属诸生八十余人，飞蛾扑火似地拔刃突入承明门，振臂高喊：“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古稀老人的正气凛然，竟然令王甫兵不敢靠近，最后王甫不得不增加兵力，围之数十重，方将其擒下。陈蕃当日遇害。

这个东汉王朝最黑暗血腥的日子，是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九月壬子。武荣也许就是在这一天，殒命于玄武门下，碑文悄悄以“屯守玄武”来标记武荣战死之地。也是在这一天，东汉王朝最后的理想主义被摧折殆尽，栋梁倾颓，瓦砾遍地。从此，这个日子成为忌讳，即使在记载武荣一生事迹的石碑上，它也无法被诉说出来。

接下来，一场残酷的株连运动在大地上蔓延，“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位行为世范的君子被抓捕，被处死，诏令传到山阳郡，太守翟超罹其难。而死者的妻子被流放到边地，其附从者的家属皆被禁锢。当此阴风席卷之时，武荣的同僚或许多被牵连，无法表达对武荣的悼念，故武荣碑以大面积的空白来暗示此时贤人去位、君子噤声的悲哀局面。

然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党人死亡，其亲属往往流离失所，难以妥善料理其后事。而武荣死后却能归葬故里，并起祠堂，且祠堂雕画精美，可想见其家族此时并未受到太大牵连。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武荣之父武开明生前曾任长乐太仆丞，而长乐宫属官多以宦官为之，如发现窦武之谋的朱瑀是长乐五官史，与他歃血誓盟的也是长乐从官史等人。想必宦官中或许有与武开明相熟者，存活至此时。故值此祸乱之际，或有人念旧日同僚之谊，使武荣得以归葬，武氏亦幸得保全。然而这些隐微之处，无据可凭，只能是我们的猜想了。

死者长已矣，生者还要在这个劫后的世界上苟活着。但这一次党锢，漫长且严厉，熹平五年（176），汉灵帝又下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对党人仍旧毫不心慈手软。在此高压下，一些党人不得不隐姓埋名，自弃于荒蛮萧索之地，如袁闳“党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潜身十八年” ，而范冉则“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临死之时，他如此评价这个污浊的世道：“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

另一些人则认识到，无德之君主是国家之害，君既不君，臣可不臣，故试图以暴力行废立之事。如故太傅陈蕃之子陈逸、术士襄楷与冀州刺史王芬密谋，欲趁汉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时，起兵徼劫，诛杀诸常侍、黄门，废掉灵帝，改立河间王。但事未成，王芬逃亡，后自杀。

血液渐渐干涸，理想渐渐褪色，尘世之上，大道似乎隐而不行。道德，仅仅是石壁上的教化。

痛定思痛，士人们意识到机谋权变方是制胜之锦囊。当苍天将死之时，新一波的士人将凭借自己的头脑而非良心，撕毁这个陈旧的王朝。

当然，此为后话。 c2LgsZyg0tX+zuk35jB3ym7RlKyA09rs3ZBcgrKETp0HynwCAY50H12lcpsQkK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