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19世纪中后期，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大学中讲授，1855年沃尔塞（Worsaae）成为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他也是丹麦首位考古学教师。1894年，美国有了首位考古学的博士。此时，我们可以说现代考古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考古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呢？当前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对于想了解考古学的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这一章拟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要用一章的内容覆盖一百多年考古学的成就，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用“研究范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不同考古学的发展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考古学中，研究范式变迁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拓展。即前一个范式的研究进入内卷状态，投入增加但进展有限时，新的范式应运而生，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如此类推，范式不断更替，学科不断发展。

一、文化历史考古

1903年蒙特留斯（Montelius）出版《类型学方法》一书，奠定了他作为考古类型学大师的地位。这本书先后两次译成中文，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奠基之作 。尽管蒙特留斯在器物的分期排队上颇有成就，但他仍然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分类分期之后，考古学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知道，考古学要通过研究实物遗存去了解过去，蒙特留斯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去实现。还有一个可能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过去呢？这跟考古学家所在的时代有什么关系呢？1865年，达尔文的邻居卢博克（Lubbock）就出版了《史前时代》一书，正是他把史前时代分为旧石器与新石器两个时代，但是他写这本书的材料基础并不是考古材料，而是民族志。他按照所谓的进化序列，其实是种族主义，来排列人类社会，认为自然是欧洲人，尤其是盎萨人居于进化的顶点。时值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高潮，卢博克的著作不过是其时代的缩影。不过，从考古学史的角度来看，卢博克的工作实际上将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提前展示出来，那就是要为了现实去了解过去，只不过所立足的材料基础不是实物遗存。归纳来说，此时的考古学需要有效的途径，通过考古材料去重建过去，帮助回答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

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历史上非常肮脏的一页，对外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到处掠夺土地、文化遗产，屠戮原住民。对于现代考古学来说也不那么光彩，卢博克的综合只是缩影而已；对内是民族国家兴起，在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基础上形成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为了摆脱宗教与封建势力的控制，促进新兴国家民众的认同，民族主义兴起。考古学是推动民族主义的具体形式，反过来说，民族主义也刺激了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如何推动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呢？那就是证明大家有共同的祖先，实物遗存是直接而具体的证据。丹麦率先提出的三代论就服务于这一目的，这是丹麦人对拿破仑的入侵在文化上的反应。有压迫就有反抗，这里民族主义是针对帝国主义而存在的。但是脱离了理性的民族主义也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以理性著名的德国人就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讽刺的一面。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并且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后来居上，赶超英国。统一德国的基础是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迫切需要强化民族认同。但是，很不幸的是，德国考古学家走向了极端，成为考古学史上的教训。

蒙特留斯同时代的丹麦史前学家穆勒（Muller）进一步发展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同时关注器物组合与建筑的特征，他首先用到“文化”这个术语，随后被德国考古学家科西纳（Kossina）所采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建立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考古学有了研究古代社会群体的理论。此前的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也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方法，但它们都是以物质遗存为中心，与古代社会群体并不直接相关。文化的概念来自人类学，按照“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的说法，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它是人类后天习得的，包括习俗、制度、宗教等非物质性的内容在内，是不同群体的标志。但是，考古学家借用这个概念之后，用以描述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似特征的物质遗存的总和，也用来指代社会群体。虽然两者所说的内容并不一致，但是有了它，考古学家就有了研究古代社会的群体的中介概念。我们暂且不考虑“考古学文化”代表什么意义上的社会群体，但它无疑可以指示社会群体（某种意义上的）。否则，如蒙特留斯那样更加精细的分期，对于了解古代社会还是无能为力的。

考古学文化只是一个中介概念，也就是考古学家用以描述古代社会群体的理论模型，社会群体的划分可以按照经济生产方式、语言、宗教等标准来做，考古学家并不能证明自己所说的社会群体是什么意义上的。至于说族属，这是一个涉及主观认同的社会群体概念，即一个人属于哪一个族群，一方面取决于生活环境与经历，另一方面还与当事人的愿望与努力相关。从民族志研究中，人类学家发现族群身份带有工具属性，即在需要的时候，人们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族属。因此，把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等同，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德国考古学家不仅直接等同，而且把古代族群与现代族群直接等同。科西纳把具有特色的考古发现组合在一起，确定其边界，然后将其视为一个族群存在的证明。他专注于日耳曼人的发现，将凡是有日耳曼人出土物的地方都视为日耳曼人的领地，并视为“领土权”的证据。他还宣扬人种优越论。当然，不是所有的德国考古学家如此，另一位考古学家舒哈特（Schuchardt）认为日耳曼人是由许多民族组合而成，他创立“德国考古协会”与科西纳论战。科西纳于1931年去世，他的学生不少在纳粹政权中任要职，纳粹考古已成为考古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成为滥用考古学的典型。

德国人大张旗鼓的研究启发了柴尔德（Childe）【图2.1】，他注意到考古学文化概念的理论价值，此前的研究者把史前史变成了考古遗存的简单排序，而忽视了制作者，太简单化了，而考古学文化研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柴尔德是20世纪前半叶最受读者关注的考古学家，他生于教会家庭，1915年从悉尼大学毕业，后到牛津大学攻读古典研究。柴尔德很有语言天分，熟悉欧洲的主要语言；同时，他拥有非常好的视觉记忆能力，能够很准确地记住从一个地方看到的器物形态。这两项才能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1920年代，他在欧洲广泛游历，考察不同地区的考古材料，这为他构建欧洲史前史的框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3年他出版《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标志着他成为顶尖的考古学家。在这部著作中，他就运用考古学文化理论，建立了欧洲史前史的基本轮廓。在此之前，虽然有一些时代上的划分，但是大家还是不知道史前时代（柴尔德的讨论没有包括旧石器时代）的欧洲是什么样子。柴尔德的重建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许多方面 。这个时期柴尔德另外著有《雅利安人》《第聂伯河史前史》，前者表明他还是受到种族主义影响的，后来他放弃了这种观念。1927年柴尔德任爱丁堡大学讲座教授，但他不是一个好老师，很少有学生，他把大量时间都用于旅行与写作。他的研究从器物向社会经济研究转移，提出了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两个关键的考古学概念。1935年他访问苏联，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青年时代柴尔德就是个政治积极分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常常同时看两份报纸，上面那份是左派的，下面那份则是右派的。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他的研究越来越趋于理论化。1957年，他在澳大利亚坠崖身亡，80年代公开的遗书显示，他对考古学的局限性深感失望，又无能为力。

柴尔德的一生非常好地体现了文化历史考古的发展过程，包括其优势与不足。它的优势无疑在于构建史前史的时空框架，把一片历史空白变成有时空经纬的天地，并且有了初步的内容。它的不足也很明显，那就是晚年柴尔德所感觉到的，考古材料总是那么零碎，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留下物质遗存，不是所有的物质遗存都能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又不可能都被考古学家发现并揭示出来，揭示出来的还不一定能够正确地认识。因此，即便得到了考古材料，也不过是古人生活信息的九牛一毛，就凭借这一点点信息，如何能够重建过去呢？柴尔德感到绝望，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回顾考古学史，从温克尔曼开创艺术史，提出要从物质遗存中了解过去，到北欧的新石器-原史考古（有时也称为科学古物学），再到旧石器-古人类考古，最后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考古，考古学的发展从已知（古典-历史考古）逐步深入到未知（史前考古），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真正形成。考古学不仅有材料、方法，还有了理论。与此同时，当时的博物馆普遍建立起来，考古学从只能由贵族把持的癖好，发展成为能够让更广大民众参与的文化生活。学科的创立过程并不完美，其中混合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掠夺，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以及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很少有学科的形成期如考古学这般曲折，可能因为考古学最终研究的是人，虽然它的关注点在过去，但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它的不完美只不过是更不完美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已。

二、过程考古学

考古学的发展如同浪潮，从文化历史考古学到过程考古学，再到后过程考古，至少经历三波浪潮。有趣的是，这每一波浪潮都是从已知走向未知领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如此，过程考古学也是如此。文化历史考古学面临的难题是难以从零碎的物质遗存重建过去。为什么它对此无能为力呢？过程考古学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过程考古学首先兴起于美国，英国考古学也有所参与，这里有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如同柴尔德一样，他很好地体现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考古学的发展，他的学术主张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影响最为广泛。宾福德1930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他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是野生动物生物学【图2.2】。那个时候的生物学还比较传统，生态学才刚出现，主流的生物学还是以分类为中心的。宾福德曾经就其未来的前途与老师探讨过，老师说：你学得不错，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物种都已经找到了，也许你将来可以考虑洞穴研究，那里可能有一些没有眼睛的鱼虾可以以你的名字来命名。既然生物学如此没有前途，那换个学科好了。宾福德转而学习人类学，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完成硕士学位之后，到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人类学是密歇根大学的优势学科，长期在美国大学中排名第一。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拥有人类学博物馆，也有考古研究室，分别位于不同的建筑中。宾福德回忆，每次从考古研究室出来，看到对面的人类学博物馆，就会产生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人类学博物馆展示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物品，非常鲜活、具体，很容易理解。相反，考古研究室里多是一些破碎的陶片与石器，虽然可以不断去分类、测量、统计，但距离古人真实的生活实在太遥远了，如何才能跨越从静态的物质遗存到动态的人类生活这条鸿沟呢？

这是宾福德的中心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进入到考古学领域的时候，对考古学得出结论的方式深感震惊，看到两个地方的器物有相似性，就说有文化交流，就要去寻找传播的路径。他认为这样的研究范式太不科学，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走向科学，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有可能得到如人类学那样对人们生活的了解。简言之，就是“更科学，更人类学”。宾福德是理科出身，有些迷信自然科学的手段。1968年前后，他获得了一个与法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博尔德（Bordes）合作的机会，研究康贝·格林纳尔（Combe Grenal）遗址的石器材料。这个遗址的材料非常丰富，法国学者的工作也十分细致，每一件出土石制品都有详细的三维坐标，博尔德本身就是石器技术类型学的大师，他能够把石器分为多达六十类，无比详细。但是，当宾福德带着满满两大铁箱的资料离开法国的时候，他深感挫折。行李超重，他不得不坐船回美国，好处是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反思自己的研究。他原来的目的是想利用自己的数理优势，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挖掘古人活动的信息。实际情况是，尽管他掌握了无比详细的材料信息，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统计，但是所有的结论都是围绕石器材料发生的，而不是古人，对于古人的生活他的认识完全没有实质性进展。考古学家又没有时间机器，不能回到过去亲自看看古人的生活，但是有没有类似的生活方式可以参考呢？宾福德灵光一闪：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就很合适，这里与莫斯特时期的康贝·格林纳尔遗址一样，都是冰缘环境，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更与莫斯特时期的人群一样，也是狩猎采集群体。只要是狩猎采集经济，就意味着只能从大自然中寻找食物，而不是自己种植，其生活的组织就要受制于自然资源的供给，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晚近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宾福德去了阿拉斯加，前后三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4年，他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讲学，遇到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这是一名后来获得英国国王授勋的学者，他们彻夜长谈，伦福儒感到十分惊奇：考古学研究还可以这么做？三年的阿拉斯加考察让宾福德深切意识到，要想理解考古材料，就必须有理论模型【图2.3】。这就像刑侦专家破案一样，考察现场，提取原始信息（现场物品的分布、形态等），提取标本送实验室分析，然后提出假说。刑侦专家是如何提出假说的呢？他们不会见到一个凶杀案现场，就说全世界人都有嫌疑，他们有可以参考的理论模型，如劫财、仇杀、斗殴等。每一种模型都会对应一定的物质遗存形态。如果他们没有相应的理论模型，比如变态杀人，那么破案的时候就会出现没有头绪的情况，案件只能长期搁置。对考古学家来说，情况非常相似，我们同样需要合理的理论模型，没有它，同样难以解读材料。但是，理论模型来自哪里呢？

这样的理论模型就是跨越从静态物质遗存到动态人类行为这条鸿沟的桥梁，宾福德称之为“中程理论”。其中包括宾福德所从事的民族考古——除了去阿拉斯加考察因纽特人之外，他还去澳大利亚考察土著如何制作石器、如何捕猎，还去非洲考察鬣狗与人类对动物骨骼的不同影响，他的学生不少到世界各地去研究狩猎采集人群，考察狩猎采集者的行为是如何导致遗址形成的。中程理论还包括实验考古、直接历史法、当代物质遗存研究等。其中当代物质遗存研究可能会改变读者对于考古学的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拉什杰（Rathje）率先开展一项研究，调查当地物质遗存——垃圾【图2.4】。他发现垃圾比社会调查所得的结论更加可靠，因为人们在回答调查问卷的时候对自己的认知并不准确。他还发现在资源紧张的时期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浪费，因为人们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都会过量储备 。垃圾考古后来发展成为社会发展可持续研究的组成部分，考古学不仅研究过去，也开始研究未来。拉什杰从垃圾考古中提炼出一条根本性的认识，那就是考古学凭借物质遗存研究能够获取一个维度上的真实，其可靠性甚至超过社会调查。

过程考古学的核心是科学，为此宾福德特别强调假说-演绎的研究方法。传统上，考古学研究都是从具体的物质遗存出发，简言之，就是要让考古材料（即物质遗存）牵着鼻子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讲话，是考古学家在讲话，他们需要揭示材料背后所代表的人类行为信息。假说-演绎的方法就是要先构建出理论模型，然后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出可以通过考古材料检验的假说。宾福德的阿拉斯加考察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采食者-集食者（foragers-collectors）模型。他发现狩猎采集者并非只是采用一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活动，采食者是“让食物来就人”，集食者则正相反，因此集食者会有更多储备设施，会有更多的劳动分工、更小的流动性【图2.5】。与之相应，集食者就需要更加耐用的工具、更经久的居所、更多更集中的人口，如此等等。通过这个模型可以推断出上述结论（假说），然后就可以在考古材料中进行检验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研究者不能接受这种方法，他们认为这是把材料强行套在既定的模式中。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就像是在刑侦过程中，没有理论模型是万万不能的。发展理论模型能够有效提高推理的效率，没有它，再多的考古材料也不可能与古人生活联系起来。

回顾考古学史，仅仅就宾福德个人的经历而言，还是相当曲折的。他在60年代初提出过程考古学的基本主张，主要是通过两篇文章《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分类学与文化过程研究》 ，受到青年学者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少数资深学者的支持，当时不少优秀学子来到宾福德任教的芝加哥大学，这批学生后来成了过程考古学的中流砥柱。但是宾福德的新主张惹怒了当时的学术权威，他被迫离开芝加哥大学。相比而言，宾福德还算是幸运的，在他之前，瓦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挑战传统考古学。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二战中加入海军陆战队，是少数在欧洲战场作战的陆战队员，在战场上被德军俘虏，遭到残酷的对待，这可能对他的性格造成了影响。战后，他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 ，毫不留情地批评前辈学者，一个初出茅庐还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如此大胆，显然容易犯众怒。的确，非常遗憾，泰勒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合适的方法，它所谓的“缀合的方法”并不具有革命性，最后郁郁而终。

研究者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具有革命性，但是学术发展是累积性的。过程考古学有时又称为功能主义考古学，即它希望研究古人活动、社会或文化是如何运作的（function）。但是功能主义考古学的范围要比过程考古学更广，出现的时间也要早得多。早在20世纪30年代，至少有两个地方的考古学呈现出功能化的迹象：一个是苏联考古学，另一个是英国考古学。苏联考古学受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研究社会如何运作的，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也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30年代苏联考古学就出现了若干非常超前的研究，如谢苗诺夫（Simonov）开创的微痕分析，通过观察石器的微痕来确定石器工具的功能，50年代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 ，一时间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考古学文献。再比如苏联考古学关注陶器制作者的性别、新石器时代社会的组织状况等。作为英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柴尔德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一时期他的研究也趋向功能化，他发展了自己的“古经济学”方法，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剑桥大学的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 Clark）及其学生发扬光大，形成了剑桥大学的“古经济学派”。克拉克还是生态考古学的主要开创者，他参与到剑桥大学一个研究湿地环境的多学科团队中。他在剑桥大学建立了一系列的考古实验室，促进了考古学多学科方法的发展。他著作等身，在考古学的教育方面成绩斐然。

功能主义考古学的探索是广泛的，50年代，美国学者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发展出来“聚落考古学”的方法，他通过广泛的调查与一定的发掘研究秘鲁的维鲁河谷古代聚落的分布状况，在准确分期的基础上确定不同时期聚落的等级结构，进而了解那个时代社会复杂化的程度 。相比瓦尔特·泰勒，他的研究更有可操作性，所以很快就普及开来。华人考古学者张光直在这个时期也参与到聚落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中来，成为这一理论方法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正是因为有前期较为充分的探索，所以宾福德才会提出过程考古学，学术界才可能接受过程考古学。瓦尔特·泰勒不太幸运，他的观念过于超前，又缺乏可操作的方法，只能算是前期的探索。

三、后过程考古学

转眼来到20世纪80年代，过程考古学开始遇到挑战了。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自身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难以实现的目标以及无法克服的缺陷；另一方面，新的学科生长点产生，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有取代过程考古学的趋势。形势就是如此逼人，这可能是宾福德未曾想到的，但是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想到了，他就是伊恩·霍德（Ian Hodder）。霍德是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的学生，克拉克与宾福德同属过程考古学的开创者，可惜英年早逝，没有机会系统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主张。他的代表作《分析考古学》晦涩难读，也拖累了他的影响力。克拉克在书中提出了让考古学更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分析，不仅要充分开展多学科的分析，还需要采用诸如统计、模拟等量化的方法来挖掘考古材料中的信息。为了保证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他注意到必须关注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不过，宾福德批评他是最后一名文化历史考古学家，因为他的概念纲领，即文化观，还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他没有像宾福德那样把文化看作人适应环境的手段，还没有采用诸如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等支撑理论。但开风气不为先，克拉克作为过程考古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这个学术史上的定位是没有问题的。

霍德是从过程考古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曾经是很好的过程考古学家，主编过《考古学的模拟研究》这样的著作 ，他遵循过程考古学的教导，要去开展民族考古学的工作，发展中程理论。然而，正是在东非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中，他认识到过程考古学存在显著的不足。按照常规的田野调查的操作，他需要客观记录当地居民是如何使用空间与器物的，然后从中提炼出来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型。他注意到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当地女性明明知道传统习俗，比如说女性不能在某类空间活动、不能使用某些器物等，但是部分女性会有意打破这样的规则。 从过程考古学来看，这是“正常的”反常现象，人总有不一样的地方，研究者应该注意提取不同行为的共性，而不是反常的差异性。霍德没有这么想，他认为人的根本属性还是能动性，人能够赋予物以特定的文化意义，又反过来为这样的文化意义所影响。人能够利用物来表达、塑造与改变社会关系，如此这般，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更进一步说，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如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考古学归根结底还是一门人文学科。

霍德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也不奇怪，我们从时代背景、思想基础与相关学科发展等学科外部关联因素来看，就会发现时代精神已经改变了。西方社会经过两三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人类历史上最为繁荣的物质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危机，从生态、社会到精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思想家开始反思这类问题，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等，逐渐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潮流。在科学领域，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再到复杂性科学的诞生，传统的确定性科学瓦解，不确定性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潮推动下，考古学不可能置身于外，霍德就明确承认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影响。这与过程考古学的崛起是有区别的，虽然对考古学史的回顾认为，如威利与菲利普斯（Philips）在《美洲考古学史》上归纳了过程考古学存在多样的思想来源，其中包括美国亨普尔的实证主义哲学 ，不过对宾福德的访谈表明，至少他没有直接接受这样的思想影响。后过程考古学则显著不同，其倡导者明确地提出了考古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新主张。后现代思想是许多混杂思想的集合，后过程考古学也是如此，其中包括后过程、性别、能动性、景观、物质性等流派。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过程考古学大体可以接受，毕竟它以科学为目标，虽然有一点理想主义，但目标是具体的，即便难以实现，努力也有方向。但是，后过程考古学把考古学变成了有点如同哲学研究一般，提出了许多主张，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呢？道理好像很清楚，为了保暖。然而，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周围，为什么我们的服装如此多样呢？为什么穿衣服还有如此多的规则？为什么女孩可以穿男孩的衣服而男孩却不能穿女孩的？如此等等的问题都表明，穿衣服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暖，而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从经济地位到审美观念，甚至是心情与精神状态；它还是构建社会关系的手段，比如某些职业在工作场合需要穿西装。作为一种物质，服装是客观的存在么？当然是的，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服装的意义没有什么帮助。相反，服装作为一种物质具有众多的文化意义，或者说早已为意义所渗透，根本就不是客观的东西。对于研究服装的人来说，除了研究保暖性（这是科学层面的研究），绝大部分的精力都需要投入到人文层面的研究中，颜色、面料、款式，如此等等。我们若把物质遗存想象成服装，那么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呢？

显然，强调走向科学的过程考古学忽视了人类物质遗存的关键意义。过程考古学强调跨文化的普遍性，强调要从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中提炼出文化系统运作、文化演化的原理与机制。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实践，过程考古学是否获得了这些东西呢？令人有些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考古学家好像获得了一些认识，但都是干巴巴的、类似于动物学研究的东西，许多时候类似于发现了人是要吃饭的。这当然是真理，但对于认识人本身过于肤浅，也没有现实意义。真实的人的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就像上面说到的服装一样。人之不同于动物的地方，正在于人具有能动性，人运用物质来改造世界、构建世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建筑，就会发现古往今来，人们一直都在利用它塑造社会。建筑是一种物质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能动性考古的主要开创者马修·约翰逊（Mathew Johnson）曾研究过英国中世纪之末的建筑，他注意建筑的位置、布局、形制等都反映了当时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迁，牧师阶层为了维护传统的地位，有意识地在建筑上强化他们的身份 。回到中国的例子，我们看故宫的设计建造，无处不体现着皇权的特殊性。

我想细心的读者马上会联想到史前阶段，我们是否也能得到这样的认识呢？的确如此，后过程考古学研究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获取认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熟悉文化背景。历史时期的遗存，不论是建筑、墓葬、寺庙，还是器物与图像，因为研究者了解文化背景，所以能够比较容易认识到特征的意义。但是，如果是史前阶段的材料呢？本着这个思路，后过程考古学继续强调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它提出“背景关联法”（contextual approach），强调获取高精度的考古材料，与当地的物质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伊恩·霍德自己在土耳其的加泰土丘（Catalhoyuk）的研究中就有采用【图2.6】。这是一处人口有数千人的大村庄（镇），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霍德发现这里没有显著的管理机构，人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生活在一起。霍德注意到当时的居民运用多样的物质形式来强化群体认同与社会秩序，比如把祖先就埋在房屋的地面之下，反复粉刷地面，有的地方多达700层，还有专门的礼仪空间。通过物质与空间的反复重现塑造稳定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无须管理机构就能够顺畅运行的社会关系。

小结

过去一百多年，考古学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以上所提及的三次重要变化。这里以三位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为中心简要介绍了三个阶段考古学的发展，其中过程考古学着墨较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自身的学术训练与之关系更密切。我有幸在宾福德门下学习多年，对他个人比较熟悉，对过程考古学的理解更充分。考古学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分别代表考古学研究从发现与整理材料到解释材料，再到理解（阐释）材料的学术进程。文化历史考古运用考古学文化理论把考古材料安置在合适的时空框架中，并把它与古代社会群体联系起来。过程考古学者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重点回答为什么（why）与如何（how）的问题。到了后过程考古学阶段，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强调具有共情能力（empathy）的理解，而不是仅仅站在外部进行解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每个阶段都是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而不是取代或颠覆前一阶段的研究。也正是这样累积发展，当代考古学才具有了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学科面貌。

拓展阅读

1.[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2.[美]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陈胜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3.[英]伊恩·霍德：《现在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指南》，徐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FZyq/4gLisndTftWx1/rC2zlIZM1Jgro5Jf+5TPery9avWDPGdZR+PgIeFc6F3j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