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年8月24日,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倾泻而下的火山灰覆盖了整座城市,还包括邻近的另一座城市赫克勒内姆,不断沉积的火山灰将整个城市埋在五六米深的地下。后世也逐渐遗忘了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城市,上面陆续又有了新的人群在此生活,利用这里肥沃的火山土壤。16世纪末,当地人修建引水渠时发掘到带有“庞贝”铭文的石头,但是并没有人太在意。18世纪初,人们在打井时发现三座衣饰华丽的女性雕像,尚认为可能属于那不勒斯沿岸古代遗址的遗存。直到1748年,人们挖掘出被火山灰包裹着的人体遗骸痕迹,这才意识到,在他们的脚下是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所掩埋的一座城市。庞贝古城作为一个保存极为完好的灾难性遗址,揭开了现代考古学的面纱。由于有历史文献记载,又因为出土物中本身有铭文,遗址的埋藏又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就是时间凝固在了某个时刻,庞贝由此也就成了考古学的一个隐喻——完整的过去。考古学希望重建过去,具体可以参考的目标就是庞贝古城。与此同时,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发现庞贝古城这样的遗迹,庞贝古城也就成了考古发现的天花板,成为重建过去的最佳材料。考古学家迈克尔·谢弗(Michael Schiffer)曾提出“庞贝前提”的说法
,即考古学家要想有效地重建过去,需要庞贝这样的材料(第5章、第11章还有相关的讨论)。
现代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但是其兴起的过程则可以追溯到历史悠久的古物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往前追溯,追溯到人开始欣赏物的时代,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在非洲则是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Stone Age,简称MSA)
,时代更早。其标志就是艺术品的出现,南非的布隆伯斯(Blombos)洞穴中发现距今7万多年的带有刻、划痕迹的赭石,大约同一时期还有可能用作个人装饰品的穿孔贝壳
【图1.1】。艺术品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赋予外物以某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人类赋予物质以意义的目的是表达某种信息,比如说好看或是记录信息。这对于人类演化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可以用外物来储存信息,表达信息,通过传递外物就可以传递信息。人们无须面对面,就可以实现部分信息的传递。这些信息可能是来自周围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古人。古物中带有古人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后人所需要的,这是后人收集与收藏古物的前提。
图1.1 南非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穿孔螺壳与带刻划纹的赭石,图片来自网络
庞贝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为希腊移民城邦库美治下的小镇,前3世纪归属罗马,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湾维苏威火山脚下,坐落在亚平宁半岛的坎佩尼亚地区,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公元79年8月,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城被掩埋在火山灰下,被罗马作家小普林尼形容为一次灾难性事件。1748年发现庞贝城,1763年由所得铭文确知为古城庞贝。1860年菲奥勒利(Fiorelli)负责庞贝城的发掘工作,开始做详细的记录。1864年菲奥勒利创造了一个方法来处理火山灰中遗骸形成的空腔:将石膏注入到遗骸中,石膏形成尸体的逼真形状,现在较新的一种技术是注入透明的玻璃纤维,可以看到器物和骨头。
庞贝古城址略呈长方形,周围建有城墙,已发掘出数座城门。由于埋藏的特殊环境,庞贝古城保存的完整度很高,发现了1000多具遇难者尸体,房屋、作坊、浴场、运动场、神庙、剧院、法庭等都保存下来了,还保留了一批珍贵的艺术品等,比如人头形的灯、印度象牙雕像等,像是一个“在时空中冻结”了的罗马城市。庞贝城的壁画遗存十分丰富,在公元前2世纪—79年的两百余年间,庞贝壁画各有特色。庞贝古城中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房屋为“农牧神之家”,约3000平方米,其内有“农牧神”青铜塑像,还有“亚历山大镶嵌画”,展现了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王大流士的场景。
自18世纪以来,庞贝为我们提供了解1世纪罗马市镇生活的珍贵史料,为了解一些家具、家庭用品和食品的用途提供了重要材料,有些壁画被存放到了那不勒斯博物馆。正是因为庞贝古城保存完整,使我们可以重建2000年前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还可以通过一些生物技术分析家庭关系、族源以及一些病理现象。
历史时期有收藏古物的记载,如古巴比伦人就曾在神庙中展示古物,这些古物往往都有神性,成为人们祭祀崇拜的对象。不过,总体而言,在文艺复兴之前,欧亚大陆的社会对于古物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基督教社会里,按照教义,人类是不断堕落的,活着的人终生都在努力寻求救赎,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氛围浓厚,除了教士阶层,一般人都不识字。教会的主要目标是维系自己的利益,建立异端裁判所惩治异端邪说,在这样的氛围中,除了与宗教相关的圣物之外,古物学还没有存在的土壤。伊斯兰教的社会也类似。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让古物收藏尤其是古代艺术品的收藏逐渐成为社会风尚。意大利新兴的城市国家中出现了一个富裕的社会阶层,其中部分人爱好古物收藏,杰出的代表是安科拉的塞里亚科
(Cyriac of Ancona),曾经到过地中海周围的许多地方,他关注古希腊与罗马的遗存,拓印了上千幅古希腊与拉丁文的铭文,他的日记与书信记录了有关碑铭、雕塑、建筑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许多如今已经消失了。
这样的兴趣与记录并不仅见于西方社会,中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宗旨明确的金石学(参见第4章),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西方社会的整体变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从地理大发现到宗教革命,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从工业革命到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发展浪潮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为考古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生长土壤。以地理大发现为例,西方殖民者在探险过程中遇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有些群体还在使用石器,包括磨制石器与打制石器。有殖民者曾经把印第安人的石器作为礼品敬献给教皇,这就让欧洲人对石器这种石质工具有了初步认识,虽然后来在确认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过程中还是有许多争议,但其争议的焦点是古老性问题,而不是石器的人工属性。探险过程同时关注到不同地方不同人群使用不同特征的物质,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为后来人类学的诞生奠定了材料基础。人类学研究现生族群的实际生活,这就为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它的理论发展启迪了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形成的重要推手(参见第8章)。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通常也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间的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形成也是现代考古学形成的重要因素。布尔乔亚是一个数量远比贵族更庞大的群体,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逐渐壮大的布尔乔亚阶层,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称之为中产阶级。布尔乔亚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关注生活情趣,从室内装潢到花园建设,收藏古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布尔乔亚往往是职业阶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余暇,同时还受过教育,有些人还爱钻研一些问题。这种现象在中产阶层迅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也可以看到。特里格特别强调中产阶级对于现代考古学形成的意义。按我的理解,一方面中产阶级是考古学家的来源群体,考古学是考古学家研究的一门学问,从考古学家成长的角度来理解考古学的形成,也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中产阶级是考古学进入社会实践的主要参与者,没有人参与,考古学也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学术发展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中产阶级就是其中关键的人。1586年英国古物与古物学家协会成立,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英国国王有了古物保管的官员。古物收藏与研究日益民间化,为考古学的兴起不断提供社会动力。
与现代考古学兴起关系密切的社会思潮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围,那就是开始对外部的世界产生兴趣。启蒙主义还带来理性、进步的世界观,改变了基督教的人类在不断堕落的观念。这一思潮影响到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领域。也是在这个时期,英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开始送子女到欧洲大陆去旅行,由仆人陪同,先到巴黎,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到意大利,前往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等城市,旅行的时间持续一到三年,史称“大旅行”(Grand Tour,1670—1780年之间)。这是体验西方古典文化的旅行,让年轻人在旅行体验中感受西方文化,成为文化上的西方人。其中蕴含着考古学的重要现实意义,能够为文化传承提供潜移默化的教育。这与启蒙主义强调艺术作品的教育意义并同时给观赏者带来欢愉的主张是一致的。西方何以成为西方人?这不仅仅由出生地决定,还需要文化上的熏陶与洗礼,而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就是直接的教育途径。
现代考古学又称为科学考古学,这里所谓的“科学”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由此理解科学的含义就变得十分重要,它首先包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人们不再沉浸于宗教生活或是性命的思考中,而是愿意去探索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外部世界,并且尊重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在科学诞生之前,人们都是从神话、传说来了解世界与人类的来源,外部世界是与人类融为一体的,人们很难理解没有人类之前还有世界。17世纪时,“自然”从“人文”中剥离出来,有了主、客观之分,逐渐知道客观世界是有其规律的,而这正是科学的哲学基础。其次,科学意味着求真。1658年,爱尔兰都柏林的红衣主教詹姆斯·乌舍尔(1581—1665)【图1.2】出版了一部著作,推断出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2日下午6点,那天是个星期六。我们现在读到这个觉得很荒唐,是个笑话。但是回到考古学史上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笑话。乌舍尔认真收集了当时所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文献资料,并进行比对,基于已有的材料建立起一个时间序列,公元前4004年是他能够得到的最早年代。他认真地采用编年史学的方法,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并不是简单臆想得出结论的
。求真,意味着世界存在真实的面目,而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是可以去认识的。再者,科学还意味着精确数量化,这一点同样重要,不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属性都是可以精确衡量的,而且应该去测量。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模糊是一种习惯,即便在现在的考古报告中,“少许”“很多”之类模糊表达还是不少,不熟悉情况的人很难了解实际情况。最后,科学强调逻辑,即得到的知识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对研究者而言,应该发展充分的理论、方法与材料,从而建立尽可能可靠的论断。
图1.2 红衣主教乌舍尔,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一般意义上科学精神的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其中地质学的发展尤为重要。考古学与地质学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地质学的形成与研究人类的由来是密切相关的,17世纪时,当时人还不能识别化石、水晶是否是人为的,把研究它们的人称为“自然文物研究者”,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哺育了地质学。18世纪,地层学逐渐形成,为考古学判定年代、堆积形成过程、古环境等提供了重要支撑。1807年英国地质学会建立。与此同时或稍晚,各种进化论的思想逐步形成,人们认识到物种从简单到复杂不断演进的基本趋势,在人文社会领域,则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思想。表现在器物层面上,也会有从原始到精致的发展趋势,这样的认识对于“三代论”(石器、青铜、铁器)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对考古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学科还有人类学,人类学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的人群,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群体,从体质、语言到文化,囊括各个方面。由于人类学研究的是现生人群,可以直接观察社会,可以得到具体的人类社会信息,所以其学科理论的成熟要比考古学早。尤为重要的是,人类学研究狩猎采集群体与从事简单农业群体,为考古学家理解早期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模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从人类学中引进了“文化”的概念,发展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考古学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相关学科的发展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里只是讨论了部分重要的因素,实际还有许多因素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人们开始相信过去不如现在,我们可以将其提炼为“现代化”或“现代性”。中世纪时,人们极度相信宗教的教义,认为人类是走向堕落的,仿佛矫枉必须过正一般,在走向现代化之后,又十分轻视过去,造成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考古学就诞生在这种有些矛盾的社会发展中,一方面努力研究过去,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与现在隔离开来。将过去外部化、客观化,这是采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过去的需要,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现在与过去并不是割裂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外在的。考古学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认识到现代性垄断下考古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1768年6月8日普鲁士的艺术史家温克尔曼(Winkelmann)在的里雅斯特一家旅馆被刺杀,杀人犯是这里的厨子,温克尔曼举手投足之间所展示出来的修养,让他认为遇上富豪,值得铤而走险,而并未意识到自己杀死的乃是一位了不起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温克尔曼1717年生于普鲁士,是修鞋匠的儿子,早年学过神学,又涉足过医学,到26岁时仍不名一文。其后五年他当了文法学校的老师,这是他称之为“做牛做马的五年”。但在此期间他学习了许多语言,英、法、意、拉丁、希腊语等,还有古典文学与艺术。其后,他离开普鲁士,一直担任图书管理员,这让他有不少时间进行古典艺术的研究,并出版了两部著作。当时,庞贝与赫克勒内姆古城正在进行发掘,甚至用到了炸药,温克尔曼很关注两座古城的发现,但是他无法接触到材料,只能通过贿赂工头了解一点发掘的情况。直到1762年他第二次到意大利的时候,才得到比较好的接待,看到第一手的发掘材料【图1.3】。
温克尔曼主张采用更好的方式发掘遗址,要注意获取出土物的空间关系,他发现雕像的位置可能说明其功能,有的雕像可能是家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见识。温克尔曼之所以名垂考古学史,在于他超越文献研究,开始研究物质遗存,结合文献背景去揭示物质遗存所代表的历史。他开辟了一条新的获取历史信息的道路。温克尔曼还发现可以根据器物的风格进行断代,比如他先找到既有明确纪年的雕塑,然后根据风格从原始、高级、改良再到衰落的趋势,建立其他没有纪年的雕塑的年代。从考古学史上来看温克尔曼,不仅在于他开辟了艺术史研究领域,更在于他的研究影响到了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个分支,那就是古典-历史考古。
图1.3 庞贝古城,图片来自《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八版第6页
古典-历史考古是古典考古与历史考古的合称,古典考古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品,包括雕塑、建筑、花瓶以及其他的艺术品。西方把古希腊、罗马视为西方文化的根源,是西方文化特质的代表。古典考古在西方考古学中一直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比如在美国,通常把考古学归属于人类学,但是这不包括古典考古在内,有些大学将其独立成系。历史考古,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有历史文献记载时期的物质遗存的考古学。古典考古与历史考古都依赖文献,都是研究西方文化自身的历史,共享相似的理论、方法,所以将两者合称。
后来古典-历史考古研究范围扩展,并不再限于研究西方,更进一步扩展到西亚与埃及,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典学的范畴。西方考古学家之所以研究这些区域,原因有许多,其中包括追根溯源的需要:按照《圣经》的记载,基督教的起源地是巴勒斯坦,古希腊的文化深受两河与古埃及的影响。19世纪中后期,西方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考古学家充当了探险者的角色,有的本身就是间谍,为殖民扩张与文化掠夺服务。从考古学上看,这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期,有关古文明的发现不断涌现,并随着新兴的电报、新闻、铁路迅速扩散开来,引发公众的关注。考古学家成为明星式的人物,有些考古学家则善于利用当时的“新媒体”扩充自身工作的影响力。其中先驱式的人物就是谢里曼,他的经历本身已成为传奇,成为各种考古书籍重点渲染的故事
。谢里曼笃信甚至是迷信《荷马史诗》——一部带有许多神话色彩的文学作品。谢里曼早年艰辛,刻苦学习,掌握了许多种语言,经商成功之后已是人到中年,但他急流勇退,转而从事自己梦想的考古工作。这是一个运气好到不可思议的人,他顽固地坚持相信《荷马史诗》,按照泉水线索以及离海的距离,结果还真的找到了特洛伊古城的位置【图1.4】。有点的遗憾的是,他的发掘能力实在有限,未能找到正确的考古层位。他想找位于迈锡尼的阿加门农的陵墓,并且固执地认为应该在城墙内,结果他还真的找到了一座带有黄金面具与许多珍宝的墓葬,其实是一座还要早400年的酋邦首领的陵墓。他还差一点找到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遗址,仅仅因为他发现上面少了1612棵已经赔付的橄榄树,怒而毁约,所以失之交臂,后来该遗址为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发现。
图1.4 特洛伊古城考古遗址
与古典-历史考古浓厚的传奇色彩不同的是,新石器-原史考古要显得平淡得多。作为考古学领域兴起的第二个分支,它率先出现在北欧地区。为什么会是在北欧而不是更发达的英法呢?主要原因是北欧地区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要晚到罗马时期,之前的历史都是史前史;次之,当时北欧的丹麦受到拿破仑的入侵,丹麦的民族主义觉醒,寻求民族认同的意识显著增强,而找到共同的祖先无疑是促进认同的重要途径;再者,北欧是率先完成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更快,新兴中产阶级力量更强。新石器-原史考古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原史时期考古的合称,所谓“原史”就是文献还非常薄弱的历史阶段,有一些传说,但没有系统的文献记载,而新石器时代往往指有农业的时代,农业能够支持定居,人群流动小,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族群。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石器-原史考古的一项重要目标是探索族源的重要原因。
这个分支的主要开创者是丹麦人汤姆森(Thomsen),考古学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影响深远,虽然他只出版了《北方古物指南》(1848年译成英文出版)一本书。汤姆森生于哥本哈根,富商之子,从小就非常喜欢收集与研究古代钱币,后来扩展到其他方面,在圈子里颇有名气。1806年丹麦古代遗存委员会成立,由哥本哈根大学的尼耶纳普(Nyerup)任主管,汤姆森负责整理皇家博物馆的收藏,没有薪水。当时博物馆的收藏储存在一家教堂里,无人照顾,遭到盗窃,迫切需要合适的人来整理,汤姆森正是这个合适的人。他是商人,善于分类造册,有条理,又懂古钱币。数月之后,500多件文物过手,他找到了感觉。他整理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墓葬材料,尼耶纳普收集时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包裹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一个包裹中的所有东西曾经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其中可能有更早时代的东西,但可以保证没有更晚时代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些有共存关系的重要材料,并根据器物风格的变化,汤姆森提出了著名的“三代论”——从早到晚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新博物馆建成之后,他就按照三代论进行陈列,并亲自讲解。这个观点迅速传播开来,他的著作也被译成英文。如果只是说认识到历史上存在过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汤姆森并不是最早的,东汉袁康在其《越绝书》、古罗马卢克莱修在其《物性论》中早已提到过【图1.5】。但是,汤姆森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是基于实物遗存的分析建立,并运用到了“共存关系”、基于风格分期排队等关键概念与方法,因此考古学史上把三代论视为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个理论。
图1.5 《越绝书》与《物性论》书影
汤姆森只做过一次发掘,那是青铜时代的墓葬,他的工作非常细致,队伍中包括一名解剖学家,帮助鉴定火化后的人骨。发掘工作方面的主要开拓者是他的助手与志愿者沃尔塞(1821—1885),沃尔塞后来任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丹麦首位考古学教师,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通过考古发掘与地层观察印证了三代论,把丹麦史前史与维京海盗同近代丹麦史连接起来。他著有《丹麦原始古物》一书,1849年译成英文,他在书的开篇就写道:“没有关注独立与自身存在的国家会忽视其所立足的过去”,带有明确的民族主义的主张。相比于汤姆森只是业余从事考古,沃尔塞已经是一名职业考古学家,1847年,他被任命为国王的古代遗存保护检查官,他甚至给自己做了一套制服。
在汤姆森之后,瑞典人蒙特留斯进一步细化三代论,那时候欧洲已经兴建了不少博物馆,并拥有便利的铁路交通,因此,他可以对整个欧洲大陆范围进行调查。蒙特留斯沿用了汤姆森的方法,同时参考南欧地区的历史年代,结合当时已有的分类演化思想,提出石器时代还可以分为四期,青铜时代分为六期,铁器时代分为十期。他还注意到欧洲文明来自近东地区,这个说法与《圣经》暗合,也合乎当时流行的传播论。从汤姆森到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日渐成熟。对这种考古学方法有重要贡献的还有英国人皮特里(Peterie),他曾经从埃及三个遗址中挑选出900座出土陶器的墓葬,然后对陶器进行观察与分类,他相信陶器有其生命史,都会经历从少到多再到被取代或消失的过程,由此,他建立起一个完全基于器物的年代框架,他甚至用到统计方法。后来他把埃及的年代框架扩展到其他地区,通过交叉断代,用埃及年代表去明确其他地区遗存的年代。
皮特里还是一位发掘大师,发掘了众多的遗址。皮特里的人生堪称传奇,他出生于民用工程师家庭,从小跟随父亲学会了测绘,没有正规的教育经历。他阅读广泛,酷爱野外生活,青少年时就走遍了英国乡村。27岁他去了埃及,当时几乎身无分文,住在吉萨附近一座废弃的古墓中。他准确测量古埃及的建筑,后来成为发掘的主持者,还成了伦敦大学首位埃及学教授,培养了几代考古发掘者。他的教学方法简单粗暴,就是把学生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考古发掘方面,另一位英国人皮特·里弗斯(Pitt Rivers)将军更加出色。因为一系列家庭悲剧,他成了巨大地产的最终继承人,面积达到120平方公里,并拥有数万英镑的年金。有充足的财政支持与广阔的地产,他就在自己的庄园里进行发掘,自然凡事务求尽善尽美,他的发掘甚至有乐队伴奏,并用上了当时刚刚出现不久的摄影技术。他的发掘十分精细,精细程度远超他所在时代的需要,考古报告的出版也十分精美,以至于百年后,考古学家还可以根据他的报告复原当时发掘物品的空间关系。
考古学的第三个分支是旧石器-古人类考古,它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考古的合称,简称为旧石器考古,这个分支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从所关注的问题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研究分支更接近自然科学。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都有关于人类由来的解释,基本都是神话传说。在基督教的世界中,唯一权威的说法来自《圣经》,前面所说乌舍尔主教所提出的准确年表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科学的进步,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还包括各个具体的科学分支,尤其是地质学与生物学,为旧石器-古人类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并催生了这个研究领域。在考古学史上,通常把1859年视为旧石器考古诞生的元年,这一年,数位英国的学术大咖如地质学家赖尔(Lyell)、考古学家伊文思(Evans)等先后到访法国的索姆河谷,考察了法国海关官员德佩斯(de Perthes)的发现,肯定了他的认识,即他所发现的石器与灭绝动物化石是同时代的,年代非常古老。这一年之所以被记住,更因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年出版,进化论的思想打破创世论的观念,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逐渐进化而来。
相对前两个分支而言,旧石器考古的出现更晚,不仅仅因为相关学科此时刚刚成熟,更因为此时才有相关材料的发现。工业革命带来开矿、挖掘运河、修建城市下水道等方面的需要,而且挖掘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人们有机会遇到深埋在地下的动物化石与古老石器。旧石器考古创立之初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而且都与真实性相关。首先是石器,认识磨制石器与加工精致的打制石器相对容易,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些族群在使用石器,但是对于那些只有初步加工痕迹的石器而言,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的,即便是现在,研究者仍就部分石器材料具有人工性质而争论不休。很幸运的是,英法两国发现的旧石器中有制作相当规整的手斧【图1.6】,这类石器以当地出产的燧石结核为原料,两面加工,形制对称,其人工痕迹较为明显,也相对较容易识别。在建立欧洲旧石器时代序列的研究中,法国学者的贡献最为突出,德佩斯之后,还有拉尔泰(Lartet)、莫尔蒂耶(Mortillet)等。法国西南部、西班牙北部一带有许多石灰岩洞穴,保存有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拉尔泰根据石器伴生动物群来建立年代,莫尔蒂耶更进一步,直接利用石器本身的形态。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有关人类化石,1856年发现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化石,并不断有其他人类化石发现;关于尼人的地位,也曾争论不休,刚开始将其视为得了关节炎的患者。1868年发现了克罗马农人的化石,这属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史前艺术,1878年发现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但是一直不能获得承认。1897年,步日耶重新研究,发现图像中有灭绝的动物。
图1.6 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图片来自网络
手斧(Handaxe)是流行于旧石器早中期的一类石质工具,主要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等地,通常从砾石或大石片上两面剥片而成,一端窄薄,一端宽厚,呈椭圆或水滴形,两面对称,故又被称作两面器(Biface)。这种特定石器形态的广泛出现,意味着它们的制造者可能已拥有相应的设计意图,手斧因此被史前考古学家们所重视。
手斧最初于19世纪被发现,其中法国北部的阿舍利遗址中出土了明确的包含手斧的器物组合,由此确立了旧石器早期的“阿舍利(Acheulian)文化”。根据现有研究,最早的手斧出现于约170万年前的非洲,该技术在约100万年前扩散至欧洲与西亚,并最晚延续至约10万年前。如此宽广的时空分布范围意味着手斧的制作与利用可能与多支早期人类有关。
尽管名称中带有“斧”字,但目前并未发现手斧具有劈砍的功能。实验考古表明,切割肉类应是其主要功能之一,但据微痕观察,大多数手斧都可能是多功能的。在被归为手斧的石器中,高度对称、制作精良的典型手斧实际上并不多,也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它们的出现更可能是随机剥片中产生的意外,而并不具有特定的制作意图。
根据手斧的有无为标准,莫维斯(Movius)在20世纪曾提出著名的“莫维斯线”理论,认为东亚缺失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传统,可能反映了该区域人类演化的边缘地位或优质石料的缺乏。在此背景下,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是否存在手斧及其意义成为长期争论的问题。目前来看,中国存在广义上符合“手斧”形态定义的器物,但其在形态、技术、组合关系、数量等方面都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东西方旧石器传统确实存在差异,但这更多是针对不同自然与社会情境适应的结果。中国的手斧主要分布于广西的百色盆地和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这两个区域,整体形态不规整,加工不彻底,器身厚重。这些手斧实际上在制作技术与形态上更接近于“手镐”,其主要功能也应不是切割,而是挖掘。它们制作简单,属于中国南方砾石石器体系,是对该体系中主要发挥砍、劈、切功能的砍砸器的补充,能够有效适应南方地区挖掘可食用根茎作物等的特殊需求。这类器物在渊源上立足本土,但也有可能受到小规模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影响,表现了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考古学三个分支的发展来看,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目标。古典-历史考古侧重研究艺术品,着重讨论的是精神文化,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新石器-原史考古关心的是族属问题,再就是史前时代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组织形态,其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相比而言,旧石器-古人类考古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倚重达尔文的进化论,其研究更近似于自然科学。这样的分野一直保持到现在,也许有人由此会质疑:究竟有没有考古学这么一门学科?当然有!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过去,统一的研究对象把三个分支统一起来。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人类活动极为丰富,本身就具有生物与文化两方面的属性,而在文化上,又表现出超强的社会性与符号性。简言之,是人类本身的属性决定了考古学研究存在三大分支。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能对考古学产生兴趣,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所有方面。
1.[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张芸、孟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2.[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3.[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