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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凤莲
2019年9月17日，高铭暄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大国良师人民教育家高铭暄用一生诠释师者本色，七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将爱和责任播洒三尺讲台。先生始终秉持法学教育的人民性，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培养和影响了新中国一批又一批法治人才，诠释演绎着人民教育家尊荣而又厚重的内涵。我常说我很幸运，在不同的求学阶段都能得遇良师，先生是影响我一辈子为人为师的恩师。我两次求学高门，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作为学生，我仅就与先生25年师生交往中感悟到的“大先生”的教育思想略述点滴。
先生在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奖感言中说：“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成为一名法学教师。党和国家肯定了我的业绩，授予我最高荣誉称号。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永远铭记在心！”他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尽到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50周年大会上，先生说：“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人民大学，热爱人民大学法学院，也热爱我所从事的法学和法学教育事业。”先生荣获“人民教育家”“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首要的一条便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严格要求学生讲政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先生给当代学法律的年轻人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关心政治，了解当前国家形势和工作重点；二是多读书、读好书，特别是经典著作；三是做学问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四是三观要正确。可见，先生在教育生涯中一直将政治摆在首位，堪称典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先生始终遵循立德树人的初心，言传身教着一批批、一个个学子。我想讲几个与先生交往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1998年教师节我电话预约去拜访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北门口一个水果摊上买了点水果，可这点水果先生还让我带走了。第二个故事，考博时去办公室拜访先生，带了点家乡的茶叶，先生也拒收了。第三个故事，博士毕业前夕，我给先生买了一件金利来白色短袖衬衫，感谢先生多年的培育之恩，结果先生还是拒收。这几件小事，于我的行为而言，我认为都是人之常情，可先生却恪守为师之道，严守师德师风，让我深受教益，并领悟到立德树人乃为师之本、为师之魂，先生教会了我与我的学生之间的交往之道。这就是师德师风的传承！从教70年，先生获得不少荣誉，对教育事业始终钟爱如一，先生荣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实至名归！
先生先后培养出无数法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其中许多人成为知名法学教授、法院院长和律师，为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法律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先生招收的博士生包括非法学学科背景的。我本人本科、研究生均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199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但教的是法律基础课。法律于我而言是零基础，我边自学边听课边上课，1997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8年安徽师范大学恢复法学本科专业招生，系主任让我到国内最好的法学院进修刑法，这样1998—1999学年我得以以国内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幸运地师从先生。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有7人，我获得先生的特别许可，与他们一同参加刑法专题课的学习研讨，享受到与博士研究生无差别的学习研讨机会。这一年的访学奠定了我这一生的教学与科研基础。先生不嫌弃我法学功底差，让我有机会于2003年再次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何其幸也！
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很好地诠释了现代教学理念——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教育思想。课前先生精选刑法学专题，由研究生选定专题后进行学术综述。课堂上先由一名研究生就选定的专题作主题发言，再由其他研究生质疑、补充或讨论，最后由导师对主题发言和课堂讨论进行总结，各占1/3时间。学术综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是研究生必备的研究技能。“三三制”教学，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与学术素养，使学生敢于探索、敢于发表观点，在讨论中进行思想的交流和观点的碰撞，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我访学期间有幸参加了一个学期的“三三制”教学，获益良多，至今还记得我当年选定的专题是死缓制度。
先生秉持“老师不能太过拘束学生”的观点，一直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先生在处理师生关系时经常引用韩愈《师说》中的名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激励学生，他认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创新，才能解决更多学术问题。在教育事业中，他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并鼓励说：“我也从学生身上吸取无数新鲜的气息和营养，不断充实自己。”“学生往往比老师更富有创新性，更富有开拓精神。”“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他相信并欢迎学生胜过自己，超越自己，并认为这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也是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的应有态度。先生的激励教育能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内生动力，使学生在被动成长中产生自觉，从而更多地用自己的力量成长。先生培养了许多在法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激励教育不无关系。
2005年，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授予仪式上致辞：“在指导博士生工作中，我力求做到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比如，政治上要求他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违规、不出格；学习上要求他们较好地完成新修的各门课程，尽可能多地阅读一些有关的经典著作和精品名作；科研上要求他们肯花力气，能下功夫，并且要有相当数量的科研成果发表出来。我要求每个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读书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上都要有显著的提高。”为此，先生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严格训练：比如，指定某些专题让博士研究生全面收集中外资料，写出文献综述，以便训练他们科研的基本功；又如，吸收博士研究生参加一些科研项目，让他们在亲历其境的科研活动中真正得到锻炼和提高。最能表现和检验博士研究生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生更是不敢懈怠，把它看作导师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去抓，努力抓好，严把质量关。先生还要求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能够做到五个“结合”，即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严师出高徒，先生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教学水平、高尚的人格、一丝不苟的态度，与学生学习研究活动相结合，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学生。
2019年9月27日接受《方圆》杂志采访时，先生说有三条座右铭影响他一生：一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二是天才出于勤奋，知识就是力量；三是教育是我的事业，科学是我的生命。三条座右铭中，第一条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三尺讲台，四季耕耘，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先生在荣膺“人民教育家”后说：“教育工作，只要我身体能坚持我还是把它继续做下去，这是一面，另外一面，也还要善于提高自己，只要你还能活动，那还是要学习。”一席话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激励着后生们、小辈们、年轻的学子们勇毅前行。这就是教师精神的传承！
概言之，我的感受是，恩师70年教育生涯，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德施教，以德立身，致力于“培养具有温暖人格和刚正精神的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