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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是希腊民主制度的产物。在希腊民主制度下，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大增。在这些活动中，公民往往要发表演说，进行辩论。于是，能言善辩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本领。智者作为周游于希腊各城邦、收费“传授使人成为非凡雄辩家的艺术的教师” [131] 应运而生。西方哲学史研究往往把智者运动称作希腊世界的启蒙运动 [132] 。智者运动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而不是统一的哲学学派。智者运动在希腊美学中的作用犹如伏尔泰和法国启蒙运动在近代欧洲美学中的作用 [133] 。
智者派人物众多，最重要的代表是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90年至前421年）和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0年至前375年）。普罗泰戈拉是德谟克利特的同乡，生于边远城邦阿布德拉。他在雅典当了40年的教师，是第一个自称智者的人，主要著作有《论真理》《论神》《相反论证》等。高尔吉亚生于西西里的列奥提尼，是恩培多克勒的学生，主要著作有《论自然和非存在》《海伦颂》《帕拉梅德斯辩护词》等。智者本人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存残篇散见于古代学者的著作中。DK本第80—90章收录了智者残篇。
智者美学的最大特色是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审美主体和审美意识问题。他们向早期希腊美学所理解的存在发起挑战。早期希腊美学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一个物质问题；智者的存在则是自为的存在，是一个意识问题。伴随着在各个城邦中穿梭往来的匆匆脚步，智者所追寻、所热衷的是变幻莫测、五光十色的人的生活中的美，早期希腊美学所膜拜的井然有序、恒常稳定的宇宙的和谐和宏伟渐渐淡出。
智者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则是普罗泰戈拉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紧接着这句名言的限定句子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134] 柏拉图对这句话作过解释：“对于我来说，事物就是向我呈现的那个样子；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向你呈现的那个样子。” [135] 比如风，有时候同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我觉得不冷。冷与不冷不在于风，而在于你和我的感觉。这样，存在就是被感知。普罗泰戈拉把个人的知觉和体验当作真实的存在。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是把人看作自然和社会的中心、主宰和标准，是对过去固定的思维模式的一种否定。西方哲学史研究把它评价为人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的统治下第一次觉醒的标志，因此普罗泰戈拉可以被看作人本主义的先驱。然而，这句话的消极意义也是明显的，它是一种感觉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智者美学上的相对主义在约公元前400年佚名作者的《双重论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双重论证》原来保存于恩披里柯手稿的末尾，没有作者和标题。它的第一位出版者G.斯特法奴（G.Stefanus）给它加了一个标题《两种说法》（ Dialexeis，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中译本译为《论辩集》 ）。后来学者们根据它的内容改用了一个更合适的标题《双重论证》（ Dissoi Logoi ），研究者们认为它的作者是一位受到普罗泰戈拉影响的智者。DK本第90章收录了《双重论证》。
《双重论证》遵循普罗泰戈拉已经失传的《矛盾法》的原则：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种说法，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论证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真和假、聪明和愚蠢的相对性。例如，男欢女爱对病人是坏的，对健康人却是好的，所以没有绝对的好坏，它们都是相对的。《双重论证》共6章，它的第2章论证了美和丑的相对性 [136] ：
双重论证也适用于美和丑。一些人主张，美是一种东西，丑是另一种东西，它们有区别就像它们的名称所要求的那样；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和丑是相同的。我试图作如下阐述。成熟的男子爱抚所爱的人是美的，爱抚不爱的人是丑的。女子在室内洗澡是美的，在体育学校洗澡是丑的（而男子在体育学校和其他学校洗澡是美的）。和男子在有墙遮挡的僻静处性交是美的，而在有人看见的公开场合性交是丑的。和自己的丈夫性交是美的，和别人性交是丑的。丈夫和自己的妻子性交是美的，和别的女子性交是丑的。还有，男子化妆、涂抹香料、佩戴很多金饰物是丑的，而女子这样做是美的。向朋友行善是美的，向敌人行善是丑的。回避不愉快的事是美的，而在体育场上回避对手是丑的。杀害朋友和公民是丑的，而杀害敌人是美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现在看一下国家和人民认为丑的东西。例如，斯巴达人认为姑娘训练和行走时裸露双手、不着长衫是美的，爱奥尼亚人则以此为丑。斯巴达儿童不学习音乐和书写是美的，爱奥尼亚人则认为不知道一切是丑的。从畜群和骡群中扣留马，驯养它们，扣留牛——对它们驾驭、剥皮和屠宰，在帖撒利人看来是美的，在西西里人看来就是丑的，因为这是奴隶干的事。……
我想，如果有人吩咐大家把他们认为是丑的东西送到一处，然后从这一堆丑的东西中再取走他们认为是美的东西，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剩下，大家把所有的东西分别拿完，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我可以引一首诗为证。
“你会明显地看到对于凡人的另一种法则。没有任何完全美的和完全丑的东西，造成美丑的是机遇（cairos），它使得一些丑，另一些美。”如果从总的方面说，那么，一切东西适时就是美，不适时就是丑。 [137]
《双重论证》的作者表示要论证美丑的同一性，不过他仅仅罗列了大量表明美丑相对性的现象，而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尽管如此，上述引文仍然值得重视。首先，它表明美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赫拉克利特也论述过美的相对性，但他实际上指的是美的不同等级。智者在论述美的相对性时，说的是同一个现象在不同的主体（社会群体或个体）那里会得到不同的审美评价。在这里，智者最早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种区分对美学非常重要。审美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由于价值产生于客体和主体的相互关系，所以，离开主体和社会生活，现象和对象就无所谓美和丑。也因此，在人类社会之前、在脱离人的自然中没有美。美不是自然现象的天然属性，它只有在对主体、对人的关系中才会存在，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会存在。早期希腊美学在论述美的时候，着眼点放在客体的结构上，如和谐、比例、节奏、对称、尺度等；智者美学在论述美的时候，着眼点放在主体上。早期希腊美学把美看作齐整有度的几何形体，智者美学把美看作散乱零碎的感性知觉。虽然智者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同一个现象在斯巴达人那里是美的，而在爱奥尼亚人那里是丑的，然而，在审美关系中从审美客体向审美主体的转折是重要的，这在美学上是一个进步。
其次，智者的审美视野开阔了。早期希腊美学的审美对象主要是有序的、平静的、按照严格规律永恒不变地循环往复的宇宙。宇宙学美学已经不能够满足智者新的细腻的生活体验，他们在纷繁的、矛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现象中寻找美。这符合智者多重的社会角色和忙碌的身影。智者们是哲学家、雄辩家、戏剧家、诗人、收费授徒的教师和肩负使命的外交家，他们还研究数学、几何和天文学。《大希庇阿斯篇》一开始，希庇阿斯在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时就说：“苏格拉底啊，我实在太忙了。”智者对生活的热忱、渴望和对社会活动的执着、投入，是早期希腊美学家所没有的。远离宇宙的人的生活是那样紊乱、动荡、五彩缤纷，难怪智者所理解的美有那么多的相对性。不仅人的生活，而且自然和宇宙在智者看来也是无序的，地球和日月星辰由水、土、气、火等元素偶然地混合而生，没有规律可循。在上述引文中，智者认为“造成美丑的是机遇”。机遇是一种偶然性。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也记载了智者类似的观点：“他们（指智者——引者注）说，显然，最伟大和最美的东西是由自然和机遇造成的。” [138] 这和早期希腊的审美宇宙学相去甚远。
智者美学用社会替代宇宙，把人的生活提到首位。然而，对于希腊人来说，没有宇宙的人的生活还不是完满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既不仅仅局限于宇宙学，也不仅仅局限于人本主义，而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把人的生活看作宇宙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智者美学（还有苏格拉底美学）是早期希腊美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美学之间的过渡环节。没有这个中间环节，希腊美学就不完整。
与早期希腊美学家相比，智者对艺术更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诗人，希庇阿斯擅长各种文学体裁，普罗狄科（Prodicus）是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老师，安提丰（Antiphon）写过诗和悲剧，克里底亚（Critias）以悲剧和讽刺剧著称。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和希庇阿斯都研究过荷马。尽管智者涉猎过多个艺术门类，然而在艺术理论上，他们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戏剧理论，特别是修辞艺术理论上。
在戏剧理论上，智者结合模仿阐述了艺术幻觉和虚构问题。高尔吉亚认为，悲剧制造“（神话现实和热情的）幻觉”：
制造这种欺骗的（诗人）比未能这样做的诗人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被这种幻觉）欺骗的观众比没有被它欺骗的观众更聪明。欺骗人的诗人之所以更有道理，因为他实现了他的许诺；而被欺骗的观众之所以更聪明，因为他们对语言的享受很敏感，而不是麻木不仁。 [139]
这则最早的悲剧定义之一说明了悲剧的内容、功用以及发挥功用的心理机制。悲剧的内容是幻觉，幻觉作为神话现实和热情的结合，是在再现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样，幻觉不脱离现实和虚构。艺术要求虚构，采用虚构的诗人比不采用虚构的诗人更能履行诗人的使命，有虚构的艺术比没有虚构的艺术更有感染力。这种见解已经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在比较历史和诗时所说的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的观点。悲剧的功用是给观众以智慧（使他更聪明）和享受，悲剧发挥功能的心理机制是观众甘心受骗。观众知道是在演戏，这不是真的；但又相信这是真的，和剧中人物共悲欢。悲剧欣赏中观众甘心受骗的心理机制已经隐含艺术和游戏的同源性。“游戏者应该记得，他参与假定的（非真实的）情境（小孩子记得，他面前是只玩具虎，所以用不着害怕），同时又不记得这一切（小孩子在游戏中把玩具虎当成活的）。小孩子仅仅害怕活虎，仅仅不害怕虎的标本；对于盖在桌子上的、在游戏中再现老虎的花条长衫，他有些害怕，也就是说，同时既怕又不怕。” [140] 悲剧欣赏中的观众犹如游戏中的小孩子。艺术的游戏因素是审美享受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高尔吉亚的上述观点在古代文献中屡次被提及。《双重论证》指出：
在悲剧和绘画中，最优秀的作者是通过创作真实的类似物最能够欺骗人的人。 [141]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年至约前370年）在《论生活方式》一文中写道：
演员艺术欺骗观众，虽然观众也知道，这是欺骗；演员说的是一件事，想的是另一件事；他们上台和下台是相同的人，又是不同的人。 [142]
在各种艺术中，智者最感兴趣的是修辞艺术。这很自然，因为智者最根本的活动就是传授修辞艺术。修辞艺术指的是公开演说和论辩的技巧，通过语言表达和对听众心灵的影响来说服人，而不是现代所说的关于语法和用词的修辞理论，尽管它也涉及语法和用词。关于修辞学的创始人，历史上有不同说法。我们在第三章第三节中谈到，亚里士多德认为恩培多克勒是修辞学的奠基人（转引自拉尔修的记载） [143] 。但拉尔修本人则把普罗泰戈拉说成是修辞艺术的创始人。按照他的意见，普罗泰戈拉第一次采用了辩论和诡辩，并把言语分为四部分：请求、问题、回答和命令。拉尔修没有指名的那些智者则把言语分为七部分：陈述、问题、回答、命令、愿望表述、请求和呼吁 [144] 。
2—3世纪的斐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在《智者生平》中指出，高尔吉亚是智者修辞学以及希腊罗马修辞学最主要的代表。他认为高尔吉亚对修辞学的贡献犹如埃斯库罗斯对悲剧的贡献 [145] 。著名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是高尔吉亚的学生。在柏拉图《会饮篇》中，对高尔吉亚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阿伽通作了富丽而又优美的颂辞后，苏格拉底说：“阿伽通的颂辞常使我想起高尔吉亚。” [146] 虽然苏格拉底语带讽刺，然而高尔吉亚作为声名远播的雄辩家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高尔吉亚的修辞艺术理论没有留下任何资料，然而他的《海伦颂》和《帕拉梅德斯辩护词》却作为修辞艺术的范文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收录于DK82B11中。纵观高尔吉亚的修辞艺术实践，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重视语言的运用和演说氛围的营造。他把修辞学定义为语言艺术，在演说中使用隐喻、讽喻、多变的词组、词语的转义、倒装、重叠、重复、顿呼（把不在场的人物当作在场的人物来招呼，把无生物当作生物来招呼）等艺术手法，他的表述奇巧、精致、细腻，形成了所谓的“高尔吉亚风格”。他在雅典作过葬礼演说，在希腊的宗教节日上作过演说，还作过法庭演说和政治演说。他根据演说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使用不同的论证方法和语言技巧。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嘲笑在演说中的用途时指出：
高尔吉亚说，应当用嘲笑去摧毁对方的严肃，用严肃去摧毁对方的嘲笑；他说得不错。 [147]
高尔吉亚还是即席演说的高手，随便给他一个题目，他都能侃侃而谈。他善于以最好的方式阐述各种事物。亚里士多德也提到高尔吉亚“从不至于无话可说；因为假如要谈论阿喀琉斯，他就赞颂珀琉斯，然后再赞颂埃阿科斯，再赞颂神灵” [148] 。为了增强悲剧演出的效果，埃斯库罗斯让演员穿上特制的服装，并且搭建了舞台。同样，为了营造演说的氛围，高尔吉亚在演说时常常身着紫罗袍。他还习惯突然中断自己的演说，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从而使自己的演说更有魅力。
第二，高尔吉亚利用语言的力量对听众的心理产生神奇的影响。智者作为人本主义美学的代表，对人的语言十分重视，在希腊首先论述了语言的力量。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写道：
语言是伟大的主宰，它具有极其微小的、看不见的躯体，能够达到神奇的效果。因为它能够驱散恐惧，消除悲戚，产生喜悦，激起怜悯。 [149]
我认为应该把所有诗歌都称为有诗格的言语。它使听众时而为恐惧的颤抖、时而为同情的泪水、时而为忧郁的悲戚攫住；对于别人遭遇的幸运或不幸，灵魂通过言语感同身受。 [150]
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力量和药物对于身体本性的力量具有同样的意义。一些药物可以驱除体内的一些膏脂，另一些药物则驱除体内的另一些膏脂，因此，一些药物可以治病，另一些药物可以令人丧命。与此相类似，一些言语使人悲戚，另一些言语使人喜悦，第三种言语使人恐惧，第四种言语使人兴奋，还有些言语毒害和迷惑灵魂，使它变坏。 [151]
高尔吉亚通过语言的力量征服听众，使听众心悦诚服地而不是被强制地成为自己的奴隶。在医生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高尔吉亚能够说服病人服下苦药，接受手术治疗 [152] 。在奥林匹亚的演说中，他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号召希腊人团结一致反对米底亚人和波斯人。
智者美学和苏格拉底美学都转向了人、主体和意识问题，他们都热爱五彩缤纷的生活。然而苏格拉底美学比智者美学远为进步的是，他不仅仅满足于生活的纷繁多姿，而且分析生活，从各种生活现象中归纳出一般判断和普遍定义。智者的人是感觉的人，苏格拉底的人则是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