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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2007年北大—耶鲁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参与者，现任职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8年春天，牛大勇老师通知我们，由于史景迁先生和金安平老师的相继荣休，北大—耶鲁博士研究生交流项目宣告结束。牛老师提议编写纪念文集来向史金二位先生致谢。我心中也一直感怀老师们为此项目所付出的心血，现在正好可以表达我内心的谢忱。2007年，我有幸成为此中一员赴美国交流学习，十一年过去了，今天蓦然回首，在耶鲁居住过的“剑桥牛津公寓”（Cambridge-Oxford-Apartment）那旧式的手拉门电梯、宏伟庄严的哥特式图书馆、时而静谧时而喧闹的 old campus校园，初春时节高街（high street）两旁绽放的樱花又浮现于眼前，历历在目。
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从2005年启动了博士研究生交流的项目，北大历史学、社会学、法学、艺术等人文领域的学生由此受益颇多。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史景迁教授和金安平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大勇教授怀着对学生和学术的关切，在推动了双方学者的多次学术交流之后，分别牵头提出申请，最终促成了这个项目。我是第三批赴耶鲁交流学习的博士研究生，当时已经通过了博士中期考试，确定了论文选题，随着论文写作的进行，能够亲自到美国去获取一手资料的渴望就更深切，而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在经过了递交研究申请、专家委员会面试、双方历史学系审核等程序后，我的美国之行终于得到了确认。但直到这次耶鲁访学后我才明白，自己的收获不仅仅是在资料收集和论文写作方面。
图1 作者于雅礼协会门前
刚到耶鲁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春季学期开始。我拿到了历史系的课程表，想在这里尽量多听课，像海绵一样多吸收。最初，我一口气选择了五门课。后来才发现，由于研究生的课都采用研讨班的形式，每门课后的阅读量都非常大，想要全部跟下来是不可能的。还好，前两周还处在“shopping period”，也就是学生可以随意听课，之后再确定这学期最终要修的课程。于是，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国早期史专题阅读”和“怎样撰写欧洲史”这两门课上，其他如“美国宗教和历史专题阅读”“近代早期帝国”等就尽量去旁听。
乔安尼·弗里曼（Joanne Freeman）教授开设的“美国早期史阅读”主要从文化的视角来重新探讨美国的政治进程，这在2007年的美国史学界也是比较新的视角。政治文化史不再仅关切居于国家管理层的政治精英，而是把以前受到忽视却又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发展的大众文化发掘出来。比如，从社区、建筑和城市建设等承载的含义和体现的历史变迁中来看美国的物质文化发展，从社会文化习俗透视大众中民族主义的滥觞，从美国历史中的女性、黑人的经历，以及从宗教的民主化过程来研究政治文化的发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虽然属于史学史领域，但19世纪中期美国的历史学处于向专业化过渡的阶段，浪漫主义史学家对于公众舆论十分关注，他们期望其著作的主题和内容能够反映时代思潮。因此，对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把握可以说为研究史学史奠定了知识基础。这种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把政治史的研究与社会史和文化史融合起来，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帮助我理解美国文化更丰富和复杂的层面。每次课前要阅读教授指定的内容，平均为每周一本著作加上一篇论文。每次课上由一名同学主持，适时提出一些问题，其他同学参与讨论。每次课上的讨论都非常热烈，氛围活跃，阅读内容所涉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作为讨论的主题，还有人就资料的选择、对资料的运用和解释、作者的观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弗里曼教授会在每次下课之前进行总结并对讨论中存在的问题给予评析。在对一本书或论文全方位的讨论中，参与者加深了理解，纠正了认识的偏差，同时在思想的碰撞中获得了启发。
“怎样写作欧洲史”这门课由来自德国的 Ute Frevert教授讲授。Frevert十分关注理论和方法，她选择的书目中很多是欧洲通史的大部头著作，以此来比较不同的历史学家写作方法和研究角度，并介绍和探讨了写作区域史的新理论方法，我在这门课上第一次了解到了 cross history 与 transfer history 的区别，comparative history与cross-national history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重叠之处，以及针对不同的研究选题，如何更好地运用二者。这门课对于考察历史的写作方法和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好的训练。Frevert教授会就本次课的主题先介绍其学术史，然后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她自己也会参与其中。选修前一门课的大多为美国学生，而这门课上的学生却来自不同的国家，像奥地利、土耳其、阿根廷等。Frevert教授自身很关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本国内欧洲史的研究情况，还有国家发展情况，她经常会在课堂上问起各自国家相关的情况。在学期末要完成的presentation中，她为每个同学指定了不同的题目，而我的题目就是“中国的欧洲史研究和著作”。这个课堂上的同学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也很感兴趣。我讲完之后，他们就纷纷提问，有的问中国的欧洲史著作中是否提及了民族大迁徙，还有的问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等。
Frevert教授在课堂上看似随意却透着严谨，在亲切中散发着优雅，每次上课的着装都端庄得体又不失时尚。记得春假刚结束的一次课上，Frevert教授原本比较白皙的皮肤变成了深麦色，她告诉我们，他们全家到加勒比海晒太阳去了。6月初，纽黑文早已是盛夏时节，有一天天气非常好，艳阳高照，我们就在 Frevert教授的带领下，在校园的草坪上上完了那次课。
在学期结束后，教授们会邀请选修其课程的学生到其家中做客，一般会包括晚餐，这仿佛已是历史系不成文的规矩了。于是，我有幸拜访了弗里曼教授和 Frevert教授的家。“美国早期史阅读”是一个比较大的课堂，因此来到弗里曼教授家中的学生有十几个，还不是全部。想想准备十几个人的正餐，需要花费多少精力。晚餐采用自助形式，我们每个人盛些吃的东西到盘子里，然后边吃边聊。弗里曼教授笑谈美国史上的趣事，讲到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间不同的风俗时，她提到美国人总是匆忙进餐，被法国人嘲笑缺乏品位，不会享受精致美食，大家听着哈哈大笑。
Frevert教授在纽黑文的郊区拥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她和丈夫在小花园中欢迎我们。晚餐的时候，她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也与我们同坐一桌，姐姐还随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游历过中国的深圳等城市。这个小姑娘向我提起在中国看到有人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觉得十分有趣。一桌丰盛的饭菜由Frevert教授烹制。她好像对美食很感兴趣，虽然他们是德国人，饭桌上却不全是德国菜，她告诉我们有一道菜是中东风味的。在回到中国后，我和 Frevert教授还时常以电子邮件联系。2015年8月，在济南举行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我与Frevert教授得以再聚首，又重温了在耶鲁的美好记忆。
除了课堂学习，各种学术讲座也会让人应接不暇。我记得曾聆听过一位亚裔学者的演讲，也许是为了严谨起见，她几乎是把论文从头到尾宣读和讲解了一遍。后来才听人说，这次演讲也是历史系对这位学者的面试环节之一。耶鲁大学的校园活动十分丰富多彩，时常能够看到 old campus里各种趣味体育赛事。比如，两个参赛队伍各派出一个代表戴着头盔，站在厚厚的充气垫子上，用一根很大的充气棍子互相击打，最后仍然屹立不倒者为胜出者。结果并不重要，比赛者都十分投入，观众也乐在其中，好不热闹。这种放松身心的活动不失为对紧张的学习生活的一种调剂。4月底，我和侯洁报名参加了由耶鲁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第四届社区服务日活动，到场的志愿者都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在给每位志愿者发了一件宝蓝色的T恤衫、一副橡胶手套和几个垃圾袋之后，大家就分散到校园区域以外的街道去清扫垃圾。纽黑文是以耶鲁大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大学也要为市镇的发展尽自己的义务，二者处于良性的互动中。
回想起在耶鲁大学的日子，虽紧张忙碌，内心却是充实而愉快的。首先，耶鲁大学为学生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和舒适的环境。我和另外一名来自北大的同学侯洁的住处是由校方租赁的，离图书馆仅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图书馆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且热情和善，查阅资料的时候感觉十分便捷。而且，除了珍藏本和善本图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从二层到六层都是开架的大书库，耶鲁的学生可以进去随意阅览或借阅。还记得有一次从图书馆借出了十几本书，在回住处的路上，手上是沉甸甸的，心里却是喜滋滋的。耶鲁大学的藏书已然十分丰富，但如果在耶鲁还查不到的话，也可以通过馆际互借从美国其他大学图书馆借阅，我当时需要的乔治·班克罗夫特手稿的缩微胶卷就是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调来的。耶鲁图书馆的大厅里有几十台电脑和几台扫描仪供学生免费上网和复制资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还专门由学生志愿者担任电脑助理为读者解决电脑意外出现的问题。有一次我的电脑无线上网功能有些障碍，当时值班的同学非常耐心地帮我解决了。
由于纽黑文是个很小的大学城，规模稍大的超市离校区有段距离。如果你想到市郊购物，可以拨打学校的校车专线，说明你的地址，过一会儿便会有一辆中型面包车来接你，同时会接上其他顺路的同学。一般能够乘坐十人左右的车里只有几个人，周末时叫车的人会多一些，需要等待的时间也稍长。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们要去Shaw's购买下周的日用品，偏偏外面又下起了雨，在公寓门口等了好一会儿，预约的校车还没有来。想来周末叫车出去的人一定很多。正在犹豫间，突然一辆警车开到我们面前，车窗摇下后，一位身穿制服的黑人女警官向我们问道：“是你们叫了校车吧？”在我们说了要去的地方后，她示意我们上车。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警车呢，而且是享受警车的服务。
不仅学校提供的这些条件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便利，我还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真诚和友善。记得在“早期帝国史”这门课上，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两个系的学生同时选课，人数比较多。每周老师都会安排阅读书目，为了方便上课的同学传阅，这些书目便被事先指定为“Reserved Books”，这样的书只能借阅三天。而那次课却没有这种“Reserved Books”，对于我来说，要找到阅读资料便有难度了。下课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主动跟我说，她自己有这本书，并跟我约了时间，把这本书借给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她叫Annie Ruderman。她曾经在意大利工作了六年，然后又回到美国攻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期末的时候，老师们会邀请学生到家里吃饭。Frevert教授家在纽黑文的郊区，离校园比较远，我正在犯愁要怎么去，一同上课的阿根廷同学主动对我说，她会让我和另外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同学搭她的车。
这个校际交流项目耶鲁一方的牵头人是史景迁教授和金安平老师夫妇，记得刚到耶鲁大学的那一天，金老师便邀请我们去她的家里共进晚餐。史先生早早就在大门口迎接我们，展示着他英国绅士的风度。他还用中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家里养了一只小狗，不要害怕。”金老师和史先生首先带领我们参观了客厅和书房，并询问我们来到耶鲁之后的情况，以及需要哪些帮助。然后我们便被让到餐厅，只见桌上已经摆满了金老师准备的丰盛的菜肴。一同来的还有史先生的两位学生，一位来自韩国，另一位来自日本，名叫Masato Hasegawa（Masato后来对我们在耶鲁报到办理各种手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史先生是研究清史与近代中国的专家，金老师研究先秦思想史，各有专攻，又互为补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都非常感兴趣，环顾其家中的布置，古色古香，儒雅大气。金老师优雅热情，史先生则温文含蓄，我们在谈笑间感受着主人淡泊高远的气质。席间史先生不时讲起康熙和乾隆的逸闻，还提起美国有几位汉学家能够读懂满文，确是了不起的功底。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读懂满文呢？
图2 作者（右一）、侯洁（左一）与史先生夫妇合影
5月底，纽黑文已经是春暖花开，我们又一次受邀来到金老师家里。这次首先参观了他们家的花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园，简直就是一片树林。正对房子的是一座中国古典式的六角亭，由于树林中经常有小鹿跑过，史先生把它命名为“呦呦亭”，取自《诗经·小雅》的第一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经过两棵已经开满粉色小花的大树，我们进入史先生家的树林。参天繁茂的树木让这里显得幽静深邃，地上还有一股清泉潺潺流过，之上是一座小木桥。小桥流水，顿时便有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Masato告诉我们，这座小桥是史先生利用林中倒下的树木自己制作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惊叹。
这时候，金老师的一个学生唤我们到呦呦亭那边去。只见桌上已经摆上了红酒和精美的点心。金老师说，这是她用鸭肫和面粉为原料制作的。真没有想到，金老师还有这样高超的技艺。热情的主人，美味的点心，加上浓醇的红酒，还有幽美的环境，真有进入桃花源的错觉。正餐的时间到了，金老师热情地把我们安排到餐厅就座。然后，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呈现在眼前。尤其是饭后的甜点，颜色诱人，样式精致，入口更是香甜即化。金老师说，烹饪是她学术研究之余的爱好。她觉得烹饪尤其是做甜点跟做研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做研究需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做甜点也需要一遍遍地实践，而且如果要做好，两者都需要一些灵感。
金老师十分健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风趣幽默，她不时说起与学生之间的趣事，还关切地询问我们在耶鲁上课的情况，以及生活上还需要哪些帮助。不知不觉中，我们甚至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跟史先生和金老师交往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竟然能够讲起自己的童年。我想这是因为金老师对每个人都充满着像孩子一样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里面其实蕴藏着一种对人类的情感和关怀，这也许就是“人文关怀”吧。之前我们与史先生和金老师素昧平生，这个交流项目又是他们努力搭建起来的，我们本来是他们的受益者，而他们对我们并无任何所求，却对来自大洋彼岸的两个陌生人如此相助。正是由于史先生和金老师周到的安排和无微不至的关照，才使我们在异国全无后顾之忧，能很快地融入耶鲁的学习中。史先生和金老师的情怀深深感染了我，也许我并不能回报他们什么，但是我会把这种对他人的善意和热情传递下去。
耶鲁大学与中国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即是赴耶鲁大学学习，其中包括容闳。耶鲁大学还专门设有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机构，叫作“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历史系有学者研究耶鲁大学与中国的交流史。也许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在耶鲁大学读本科的海外学生中，中国留学生是最多的，来耶鲁大学进行交流学习的中国学者为数也不少，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法律等各个门类的美国学者也非常多。因此，在耶鲁的校园里，偶尔遇到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讲着中文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记得一次在邮局，我用英文问在我旁边排队的一个美国人关于邮寄的问题。他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竟然用很标准的中文问我：“你是中国人吗？”之后聊起来，才知道他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在中国待过好几年。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在法学院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他和妻子虽然都是美国人，却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都在中国待过几年，在北京相识并相恋，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十分关注。
在耶鲁大学学习和生活虽然短暂，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人们一般都行色匆匆，忙着自己的追求，但是互相之间又不缺乏温情和适时的帮助，这里的气氛自由、包容，每个人都是外来者，但很快这些外来者就会忘记自己作为外来者的身份而融入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中。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探索和人性中的共情是没有国界的。
回到国内，在耶鲁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还不时浮现于脑海，在那里得到的帮助和关照，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感到心头有暖意流过。耶鲁既严谨又包容的学术氛围，友爱互助的人际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先生和金老师对我这位异国学子的关怀和帮助尤其令我感怀和难忘。在耶鲁的日子不仅为我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