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民币国际化助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是新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之一，就是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稳定，履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担当和责任。

（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就是以美元为本位币的体系，即由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形成不平衡的货币结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三种结构性问题：货币结构不平衡、协同合作缺乏，以及整体发展不足。这三种问题的共同作用强化了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特权地位，使其偏离了世界货币应有的中立属性，最终使得美国频繁利用自身的金融霸权将美元“武器化”。

1.货币体系和经济格局不平衡问题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经济受到巨大打击，亚洲也在战争的炮火中承受了极大的伤害。相反，美国在这一时期获益匪浅，经济迅速增长。1945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达到了56%，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一数字赋予美国在全球的话语权、主导地位以及规则制定的权力，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将美国推上世界霸主的宝座。数十年后，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升西降”的新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显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快速崛起。如表2.2所示，根据2023年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2年，全球经济体量约达100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占全球比重从1945年的4%增长到2022年的18.1%，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力量。而美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其GDP占全球比重已从1945年的56%下降到2022年的25.5%。除中国外，印度、俄罗斯、巴西和韩国四个新兴经济体也逐渐崭露头角，分别位列全球第5、8、11和13位，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加上中国，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GDP占全球比重已达27.2%，超过了美国。IMF在2023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3.0%，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5.2%，印度将高达6.1%，而美国将下降至1.8%，欧元区仅为0.9%。 这一变化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终结了二战后“一超独大，霸权治理”的模式，全球经济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显示出世界经济新的多样化和平衡化趋势。

数据来源：IMF。

随着此消彼长的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利益平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极化发展背景下，虽然依旧以美元霸权为核心，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特里芬两难”这个古老的命题又开始吸引经济学家的注意。“特里芬两难”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暂时得到“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新的“特里芬两难”被提出。周小川（2009）认为，“特里芬两难”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依然存在，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即“新特里芬两难”。

“新特里芬两难”并没有统一的理解。其中一个主流观点是，美国正陷入全球流动性供应和国内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满足其他国家流动性需求的重任。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债违约风险不断被提及，国债与GDP之间的比例也显示出失衡现象。由于美元担任着维持汇率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国际货币角色，这自然对美国的债务安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从而产生了流动性和债务安全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即可称为“新特里芬两难”。美债是被广泛认可的国际避险工具，是银行和金融机构投资组合中首要的避险资产。由图2.1可以看到，截至2023年7月，持有美国国债的前20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美债总额7.65万亿美元的82%。可见，美债作为避险工具颇受国际欢迎。Gourinchas和Sauzet（2019）认为，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渐减小，美国无法永远成为世界安全资产的唯一提供方。全球经济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而美国国债的价值和流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实体经济增长的限制。美国财政存在债务上限，这一限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全球对安全避险资产的渴求。债务上限能否提升，以及能提升多少，都将对美国国债的稳定性和流通性产生直接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寻找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均衡点将是一个复杂而紧迫的挑战。

“新特里芬两难”归根结底是国际货币体系单一化、霸权化的结果，世界货币发行国美国无法同时满足避险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需求。这不仅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而且反映了现行货币体系的不平衡和不公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根据当前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适度调整。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不符合现今全球化的经济形势，应当追求的是能够真实反映各国经济实力与地位，促使国际储备资产回归其本来的支付和定价功能的国际货币体系。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2.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不足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导致政策协调不足。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是国际宏观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其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无疑成为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乃至普通民众紧密关注的焦点，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然而，这种全球关注并未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美联储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首要考虑的是美国国内经济情况和人民利益，这些政策调整往往与全球经济的整体周期不同步。例如，在新冠疫情之后，各国经济发展周期错位。经过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后，2022年，美国通胀迅速攀升，当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高达9.1%，创40年来新高，美联储启动加息计划抑制通胀直至现在。但中国等国家物价稳定，诸多经济学家预测美国正在进入衰退通道，而中国还在底部蓄势待发。另有部分国家，如巴西在2022年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的加息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各国央行作出相应反应。同时，美国加息决策不仅引发了外汇市场的波动，还一度导致美债和美股双跌并波及其他国家，新兴市场更是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暴露出现行货币体系下的不平衡和缺陷。

全球金融周期实际上变成了所谓的美元周期。美联储每次发布加息和降息政策，就标志着一轮“美元潮汐”的到来。当美联储采取降息政策时，“放水”般的美元进入全球金融市场，使各国能够在美元低息时期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和经济发展。此时的世界经济犹如春潮涌动，活力四射。随着美联储加息的“回潮”，全球各个经济体便会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压力，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均出现下跌，甚至有可能触发更广泛的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收割全球财富，引发严重的国际社会动荡。历史上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引发的金融危机比比皆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风暴，到90年代的日本经济低迷，再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波、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崩溃，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反映了所谓的“美元潮汐效应”的影响力，而究其根本是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霸权不仅放大了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性，而且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的经济周期和国家利益大不相同，宏观政策的目标和工具也有差异。因此，在缺乏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美元霸权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受限，甚至可能与各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阶段不完全匹配，影响宏观政策有效性。

3.全球金融安全网发展不足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金融市场紧密相关。由于这种高度的关联性，当一个国家遇到金融危机时，可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制定和执行解决策略，否则单一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国。由于全球缺乏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央行体系或统一的金融安全合作网络，全球金融安全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因此变得极为脆弱。2010年，G20首尔峰会首次提出金融安全网问题，指出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包括进一步巩固全球金融安全网。2011年，G20法国峰会再次强调建立更加稳定和具有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金融安全网从单一的IMF主导转向多层级网络，该金融安全网络由本国外汇储备、IMF应急贷款、区域货币协作三个层级组成，旨在构建一个全方位的金融安全保护网，以阻止和化解全球金融风险。然而，尽管这一网络体系在理论上显得完善，但实际操作中暴露了许多问题。规模有限的本国外汇储备、附带要求的IMF应急贷款以及备受限制的区域货币协作等问题导致安全网络的覆盖并不均匀，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保障不足，救助机制缺乏协调，而且深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美联储是发行世界货币的机构，但却并不具备世界央行的职责，它仅是美国的央行，也仅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即使部分国家能够向美联储借款，但美联储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效能，为潜在的金融风险留下了隐患。

4.美元的“武器化”问题

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所承担的权益和责任却并不完全对等。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拥有极高的特权。美国作为美元的发行国，不断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和“通胀税”，使美国得以长期维持双赤字，通过以美债作为安全资产，将世界各地视为其财政的提款机，持续以较低成本的方式进行融资。全球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SWIFT支付系统，也受到美国的控制，成为美国对其他国家、企业、金融机构等施加单边制裁的武器，使美元具有了“武器化”的特性。美元作为许多国家的汇率锚，虽然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汇率风险，使其享受锚定美元的贸易和金融市场优势，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受到美联储政策的左右，从而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相比美元的特权，美元在实践中所承担的义务是明显不对等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不可避免会面临我们提到的“特里芬两难”。此外，主权货币国际化和国内货币政策优先存在矛盾。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美国本应承担起国际货币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履行义务。一方面，美国具有向全球提供合理流动性的义务，但美元发行并未受到限制和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多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投放天量美元，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产生金融泡沫。美国稀释自身债务，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作为美元发行国，美国具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义务。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导致产生宏观政策协调问题，资本流动加剧汇率波动，容易诱发金融危机。这些问题凸显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承担的特权与义务之间的失衡。

美国尼克松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曾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这句话正是美元“武器化”的真实写照。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是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根源之一。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问题不断暴露，源自经济格局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不匹配，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应如何改革以适应新时代和新形势呢？

尽管某些学者提议回归金本位制，以控制通胀并防范由浮动汇率带来的金融风险，但在今日全球化背景下，把黄金视作唯一的储备资产已不再切合实际。黄金的供应无法满足全球持续扩大的结算需求。此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央行在金本位制下的政策调控手段也相对受限。这种思考方式显得过于简单。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麦金农2014年在“布雷顿森林：奠基人与未来”会议上提出美元本位的修正方案。他主张，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容易被动摇，但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应当着重于美国修正其货币和汇率策略。这一方案需要美国消除财政赤字、调整国际收支，以及降低美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负债水平，推动资本更广泛地流向其他国家。尽管该修正方案强调对美元霸权的反思和约束，以求解决长久以来的“特里芬两难”，但这种自我修正过于单纯。

相较而言，被部分学者认可的以下两个方案更为务实，且在实践中具有更高的可行性。

1.国际货币多元化

一个多元化的货币结构能够有效对冲单一货币的波动和不稳定性，从而为全球经济提供更为稳固的支撑。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不仅可以分散风险，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国际货币制度带来健康的竞争机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各个货币发行国会更加注重其经济基本面的稳健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资本外流或信用下降。这种健康的竞争机制会推动各国逐渐采纳更加稳定、可预测和透明的货币政策，从而减少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而当各国均遵循这些高标准的货币政策时，整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会展现出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特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从长期来看，该方案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面对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必须在实际情况和长远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从现实来看，在短期，甚至中期，这是较为可行的方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近期的迫切任务是逐步建立一个兼顾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为了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健和高效，遵循以下六个基本原则显得尤为关键：第一，强化IMF的角色。需要确保IMF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使其在国际市场监督和经济技术支持上更为公正和透明，同时赋予其发行SDR作为储备货币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职责。第二，调整货币储备结构。为了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应在储备货币中实现更好的平衡。第三，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作。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和大规模资本流动，各国需要更加紧密地协调其经济政策。第四，确保货币汇率的稳定。IMF应被授权监督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政策，确保其货币汇率保持稳定，避免竞争性贬值。同时，针对那些违反规定的国家，IMF应当有权采取行动。第五，严格的货币监管。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以及跨国资本流动都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以确保全球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第六，保护和指导发展中国家。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避免货币政策的霸权性和武器化。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短期可行的构想是“3+1+N”多元国际货币模式。“3”包括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核心储备货币，它们之间存在健康的竞争，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1”指的是将SDR作为世界货币，与前三大主权货币共同扮演国际储备的角色。“N”则涵盖了其他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的主权货币。

此框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融合了多重储备货币的灵活性与全球通用货币的稳定性。其核心理念是：IMF扮演全球央行的角色，确保对主要货币的发行和流动等政策有统一的监管机制；保证SDR价值持续稳定、供应机制公正透明，以及其总量能够根据全球经济的需求进行相应调整；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与SDR储备货币的职能相辅相成，共同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和稳定性。为了确保这一体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所有参与的主权货币都应在IMF的监管框架下行动。

2.超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

另一种思路是，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具有其内在缺陷，必然导致“特里芬两难”。马克思在对货币的研究中认识到了国际货币的核心特质和功能。他强调货币在此角色下已经成为普通商品，不再受制于与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联系，而是展现出“世界主义”的全球性特点，超越国家或文化的局限，成为全球交流和交易的桥梁。基于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双向关系，国际货币在执行其职能时，需要满足三大基本原则：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固的物质基础，以防止因某一国家的经济波动而对全球产生剧烈的影响；其次，它应当超越单一国家的主权界限，真正代表和服务于全球经济的根本利益；最后，考虑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需求，国际货币的供给应当具有一定的弹性。为保障全球经济稳健运行，国际货币必须满足这三大原则，确保其在国际交易中的稳定和功能发挥。

为了塑造一个稳健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着眼于构建一种与各主权国家独立，同时能确保货币价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克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有助于消除主权信用货币的风险，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还能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同时，当某个国家的货币不再作为国际贸易的衡量标准时，其汇率政策的调控能力将会得到加强，对国际的外溢效应会降低。这种模式不仅能够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还能加强对危机的响应和管理。然而，打造并获得广泛认可的稳定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过程，如已经发行的SDR，使其发展成为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三）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扮演的角色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的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都会持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承担起更多的大国责任。

1.从短期看人民币助力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

自2009年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至今，已经过去了15年。人民币国际化从2010年起快速发展，到2015年达到高点，之后回落调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周期。在这期间，人民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果包括：首先，跨境人民币结算迅速推进，人民币结算功能得到显著增强，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活动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工具。其次，离岸人民币市场蓬勃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逐渐丰富，不断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此外，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逐步加深，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而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其国际货币地位也在稳步提升。如今，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以及第五大储备货币。人民币逐渐在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币锚定效应在某些领域逐渐显现。这种提升不仅对中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也为全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做出了有力贡献。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而是为了构建一个更为均衡、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推动形成多元化的货币框架。多元货币体系不仅可以通过扩大储备资产的供应来缓解国际流动性短缺，而且还能为各国提供调整储备策略的机会，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防范和分散因货币汇率波动导致的风险。此外，多元体系能够让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使其更加灵活地应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复杂情况，国际市场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多极化格局下，多元化货币体系既解决了霸权问题，也解决了当下超主权货币公信力不足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逐渐实现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职能，通过增加流动性供给提高国际社会话语权和人民币公信力，助力人民币成为世界主流储备货币之一，从而构建稳定的多元货币体系。

2.从长期看人民币以超主权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国际化

从长期看，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当紧密配合，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理想方向是构建一个超越单一主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的超主权货币体系。这种体系不应根据经济实力依赖于任何单一主权国家的货币，而是要基于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组合，形成一种“货币篮子”。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的应用将不断扩大，其在结算和计价方面的使用也会逐步增多。这不仅会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还会加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上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从而为转变国际货币体系至超主权体系奠定坚实基础。这有些类似于德国与欧元的关系：虽然德国的主权货币马克消失了，但是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德国在欧元区享受到欧元作为通用货币的诸多好处。在中长期发展的视野中，无论是在未来的区域货币体系，还是在全球的超主权货币体系中，人民币都应作为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发挥作用。如果SDR能发展成超主权货币，人民币仍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货币篮子中的重要份额，享受超主权货币带来的稳定和公平等优势。

超主权货币保障的是世界的集体利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仅能够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还能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增长。最重要的是，这将为保障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正当权益提供坚实基础。 BE0DBzESJqhcRy5g2MeeyG68uuufJkF2IKKTABDmPhNa68PchFgmB0X8FMN7BQ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