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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史互动的范式中，能够体现历史与小说之互参的代表性著作是《三国演义》。作为重要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晚近海内外对其的研究都有一定进展。余国藩（Anthony C. Yu）对《三国演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国的《伊利亚特》（The Iliad of China）。本节侧重分析英语世界近十年（2010—2019年）对《三国演义》本体研究的相关情况。这里所谓的“本体研究”，是指以《三国演义》作者和文本本身作为关注点进行的研究，而区别于对《三国演义》周边文化的研究。对于后者，本章下节将专门探讨晚近英语世界对《三国演义》与通俗文化的研究。
《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在展望该小说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时，提到了将《三国演义》“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以及“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
本节立足于这两点建议，探讨田晓菲专著《赤壁之戟》第五章中《三国演义》与此前三国主题诗歌的异同及互文关系，考察罗慕士（Moss Roberts）关于《三国演义》的文化史解读、文学性和历史性分析、人物论以及节译策略等最新观点。本节还将介绍葛良彦对《三国演义》与政治话语之间关系的见解。他主要以孟子仁政思想与明初政治环境为背景来考察这部小说。另外，还有辛兆坤从朱熹道学的观点来探讨《三国演义》中“怒”这一情感的哲学意蕴。这些近十年的研究成果都是将《三国演义》置于中国文化的脉络中去探究小说的特点，本节力图分析和阐述这些研究所呈现的方法和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的研究方向。
田晓菲的专著《赤壁之戟》第五章有部分内容与《三国演义》相关，探讨了赤壁主题在诗歌中的接受，并与《三国演义》中的相关情节进行对比。
三国故事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晚唐，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出现在诗歌当中，并借助如诗歌、讲史、平话等不同载体流传下去。唐宋时期的一些三国诗歌在日后成为叙事和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罗隐《题润州妙善前石羊》所探讨的历史典故便被敷衍成了《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章节。全诗如下：
紫髯桑盖此沉吟，
很石犹存事可寻。
汉鼎未安聊把手，
楚醪虽满肯同心。
英雄已往时难问，
苔藓何知日渐深。
还有市廛沽酒客，
雀喧鸠聚话蹄涔。
此诗反映的内容在后来演变成了《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中的情节，小说对诗歌中表现的主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吴国太对于自己的女儿将嫁给刘备这样一个年龄比她大三十岁的男人感到不安与恼火，而孙权正想趁着吴国太对刘备怀有敌意而设法杀掉刘备。与此同时，刘备在甘露寺“问天买卦”，“如破曹兴汉，砍断此石”。
诗歌末句告诉读者，后世的许多游客在经过此地时都会谈论一些关于三国的故事，久而久之，关于三国的历史叙述就增加了大量的虚构成分，历史逐渐演变成生动的传说，流传后世。《三国演义》的许多情节是经过世代累积形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也有口耳相传的。这些不同的材料影响了读者对三国故事的认知和理解，逐渐为日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一些唐宋诗歌涉及的三国典故和背景成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情节，但是明代以前三国题材的诗歌与《三国演义》小说对人物的刻画仍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在明代之前的诗歌中，周瑜与诸葛亮常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李九龄《读〈三国志〉》：“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诗歌将周瑜和诸葛亮看作三国故事发展中两个同等重要的人物，他们的陨落对吴蜀两国打击甚重。这与学者们比较《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异同来考察人物形象的演变相得益彰。进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描绘成智慧的化身，而周瑜和鲁肃沦为陪衬，这在赤壁大战前后的情节中清晰可见。周瑜易怒，心胸狭窄，于是便有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鲁肃则被刻画成比较迂腐的儒生形象。在中国现代电影《赤壁》的改编中，导演采用了以吴国为中心的拍摄视角，周瑜的形象因此得到很大改善，但鲁肃的形象却是一如既往地平庸。通过比较《三国演义》与前代诗歌中三国故事的异同，可以看出三国故事及其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
若将明代之前以赤壁为主题的诗歌与《三国演义》的小说情节进行对比分析，则可以看到小说的叙事与诗歌之间存在互文关系。小说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中的一些描写便受到了以前文学传统、意象、语词的影响。例如，通过互文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叙述与苏轼《赤壁赋》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此外，对曹操赋诗场景的描述也与其他以赤壁为题材的诗歌联系紧密。在小说中，诸葛亮提到了曹植的《铜雀台赋》，间接证明了曹操南下攻打吴国的企图之一就是占有二乔。同样地，杜牧的《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从侧面证实了曹操攻打孙吴的目的。这些诗歌原本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而当叙事为诗歌提供了本事和背景时，这些诗歌便不再是历史长河中孤零零的存在，它们的写作由此被赋予了具体的目的和意义。夏志清通过对比正史书写与《三国演义》中的相关情节，发现曹操宴饮的场景虽然没有出现在正史中，“但写这一宴会完全符合曹操的性格——在预期将要取得一次巨大胜利的时候，他必定会举行这样一次盛大的宴会”。
曹操在宴会最后刺死的刘馥，在历史上是一位贤臣，而实际上他已于赤壁之战前去世，小说里的叙述应该是作者杜撰的。另外，曹操的这种行为也构成了一种反讽，因其刚刚吟咏的《短歌行》是希望自己有贤臣辅佐，渴望贤臣都能够投奔自己，而刘馥作为贤臣的代表，却被其刺死，这一对比无疑显示出曹操的虚伪、奸诈、心胸狭窄等人格缺陷。曹操在《短歌行》中自比周公，却容不下贤臣的一句话，一言不合即用暴力手段将之处死，可谓残酷至极。《三国演义》中曹操“狐性多疑”的奸雄性格表现在政治、军事、为人处世等多个方面，这种表现曹操性格的叙述手法被学者称之为“曹操的多棱叙事结构”
，而这种方法的运用显然受到了小说“拥刘反曹”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有“文如其人”的概念，但是小说对于曹操负面形象的塑造却提供了一个反例。历史上的曹操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造诣极高，其与二子合称“三曹”，成为汉魏诗文坛的三大领袖人物，然而，后代的文人如朱熹、杨慎、谢榛等对曹操人品则颇有微词，认为其老奸巨猾、表里不一。小说中的曹操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乐极生悲，在这场宴饮过后的赤壁大战中，他虽然亲率大军，却被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击败，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曹操作《短歌行》代表了大战之前的高潮，也预示了战争的走向，第四十八回的其他内容则构成了《短歌行》的背景和本事。曹操的形象依托于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形式，并在明代逐渐发展，影响后世，使曹操变成了集文学、历史和民间形象三位一体的复杂人物。
像曹操这样的矛盾性格还出现在《三国演义》中的其他主要人物身上。学者对刘备也有三种不同的形象解读：“枭雄”“好皇帝（草莽英雄）”“圣君英主”。
《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多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有关三国故事的戏曲、诗词、小说、评书等作品众多，在不同的作品中，小说人物的形象不一而同。小说的作者在采用前人作品进行叙述时，虽然会尽量调和，但是对于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做到无一疏漏也是相当困难的。另外，小说人物所呈现的矛盾性与多样性正与诗歌语言的模糊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小说人物的刻画提供了张力。人物拥有了不同的形象，读者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小说中的人物，这也是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田晓菲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侧重探讨赤壁主题诗歌与《三国演义》中相关情节的互文关系及其意义，罗慕士则从宏观着眼，将《三国演义》置于中国文化视域中进行研究。罗慕士是目前英语世界专门研究《三国演义》的少数学者之一，其主要成就是翻译了《三国演义》。他的《三国演义》英译本是目前使用率最高的翻译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花费了近15年的时间来完成《三国演义》的全译工作。他在英语译本的前言中回忆了他学习中文、翻译《三国演义》的过程：他于上世纪中叶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学习中文，然后在1976年翻译了该小说的部分章节。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慕士应中国外文局的邀请，开始进行《三国演义》的全译工作。外文局为此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和人力支持，邀请专家来帮助他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方便其开展翻译工作。而后他又获得了美国人文基金的支持，这使其可以不必忙于教学，而能够将全部精力投入翻译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罗慕士的翻译之前，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已经在1925年出版了《三国演义》的英语全译本，这为后续新的翻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罗慕士在全译本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进行了节译。他近期关于《三国演义》的许多观点出现在其节译本的前言中。他从中国文化经典的高度鸟瞰《三国演义》，将中国经典分为四大类，并结合具体的例子阐述它们的特征以及与《三国演义》的关系。第一类中国文化经典是重要的哲学著作，例如《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这些著作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深深影响着中国其他重要的文化典籍。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观念对《三国演义》的内容、主题、情节设计、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类中国文化经典是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它们不仅是重要的文学作品，还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些小说本身具有文化百科的性质，成为中国璀璨文化的缩影。例如，《三国演义》中的情节及人物形象塑造受到《孟子》仁政学说以及道家思想的影响，刘备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的刻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小说中，诸葛亮借着大雾，施行法术，从而草船借箭，俨然一副道士模样；刘备的仁慈形象也正是《孟子》所描述的仁政君主的典范。第三类中国文化经典涉及中国近一二百年的历史。《三国演义》常常被赋予某个时代特定的意义。20世纪初，在中国脱离了清朝统治的政治形势之下，建立新的独立国家便成了时代的共鸣。《三国演义》体现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与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历程相似。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长年的军阀混战，这与三国时代群雄割据、各占一方的情况也颇为相似。此后，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军阀征战的局面，国家又重新统一。可以看到，《三国演义》中的“正统”“仁政”等主题思想贯穿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最后一类中国文化经典是宗教和诗歌。宗教的观念在《三国演义》中出现多次，其中作为核心人物之一的关羽在后世的接受中便经历了由人到神的过程。另外，《三国演义》中的诗歌有两百多首，对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将《三国演义》置于中国文化视域中进行考察以外，罗慕士还探讨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涉及文学和历史的边界。罗慕士认为：“《三国演义》既有文学性也有历史性的成分，但是二者不是均衡分配的。这部小说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具有历史性的，有很强的史实根据，但是小说虚构的成分却塑造了整部小说的叙事手法。”
这与章学诚提出的“七三分”论断相似，但是罗慕士还指出了小说文学性和历史性并存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虽然文学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但是却影响着小说的整体叙事风格和走向。他认为这种虚实交错的叙述是有优势的：“因为正史常常隐藏的成分多于说出的部分，小说所具有的虚实两重性可以让作者绕到幕后，在战争与外交政策以外，通过自己的思考设计出其不意的计谋。用现代词语来类比，这就好像是需要公布的记录，一种是对外展示的宣传材料，另外一种是现场的录像或者录音。”
也就是说，小说的文学性使得作者可以游走于虚实之间，拥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并有尽情发挥想象力的余地，由此写出更精彩、更吸引人的作品，也能够展示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下，各种计谋与策略的实施与执行。小说精神层面的斗智斗勇与军事层面的短兵相接彼此呼应，从而塑造出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最后，罗慕士出版的《三国演义》英语节译本有助于克服海外英语汉学界讲授《三国演义》以及普通读者阅读该小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三国演义》是长篇章回体小说，作为欧美的普通读者或大学生，如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三国演义》形成较好的整体把握？这是罗慕士出版节译本的出发点。他的删减更主要是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美国大学一般会要求学生选修一些与区域性文学和文化相关的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这些课程通常用英语讲授，原则上学生在选修该门课之前不需要了解该区域的文化或当地的语言。因此，为了满足这些课程的需要，罗慕士力求在删减之后，学生或者其他读者仍然可以对原著的整体内容、结构、情节、艺术特色等方面有较好的阅读感受和理解。也就是说，在减少字数的前提下，尽量不降低英文节译本的质量。在删减的具体操作上，他有时会将整章全部删去，中间的空缺则填上过渡性的话语，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障碍和问题。同时，他也删去了所有的脚注，并建议读者如果有不理解的文化典故或者文化术语，可以参照原著的全译本。对罗慕士节译本的评价也因人而异。例如，有的学者在书评中指出一些注解的缺失会影响西方读者的理解，尤其是对小说中典故的理解。如在第74页，曹操暗用了鸿门宴的典故，提到了樊哙等人，这就需要向读者解释相关的背景。
类似的典故可能对中国读者来说理解难度不大，但是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往往难以驾驭。当然，对于删减部分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应该去掉全部脚注等争议，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葛良彦写作了《文士与国家：明清时期作为政治话语的小说》一书，内设专章从《孟子》思想的角度探讨《三国演义》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
他从《孟子》仁政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和分析《三国演义》与当下政治现实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该章写作的前提是认定《三国演义》小说成书于明代早期。文章由此探讨了小说作为文学作品与政治话语的双重属性。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如何通过写作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来巧妙地介入现实政治，这便是“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部分。政治解读虽然常常被用在文学研究中，但是该文将政治、哲学与小说融合在一起来探讨《三国演义》的创作目的，有理有据，可备一说。
小说的作者有可能借历史影射现实，即明朝初期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不仅使故事更富有吸引力，而且方便其进行道德、政治方面的宣讲与传播。明代早期统治者对文人的残酷政策钳制了文化的发展。科举考试的科目也发生了变化，儒家一些反映美好仁政的理念被剔除。明朝建国初年，朱元璋派人对传统儒家经典《孟子》进行删节，剔除了有关君臣和睦以及仁政等观念的内容，这显然与朱元璋的政治集权思想有关。葛良彦对比了《三国演义》的内容与明初的政治环境，用蜀国呈现出的君臣和睦关系作为文人理想的寄托。《三国演义》倾向于“拥刘反曹”，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为赢得民心的统治者。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忠臣良将围绕在刘备周围，辅佐其征战四方，以期统一全国。这与明初统治者的集权统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明初文人依靠想象和憧憬所营造的良好君臣关系被作者寄托在《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小说中。
如上所述，朱元璋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剔除了《孟子》内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部分思想内容，后来在大臣的劝阻下，《孟子》才又得以归位，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部分。朱元璋责成刘三吾删减《孟子》原文，其中的85个条目被删除，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节文》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应运而生。
《孟子》中被删减的内容不允许出现在任何形式的科举考试之中。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冷酷无情的特点，《孟子》直到永乐九年（1411）才被解禁，后来被收入《四书大全》中。朱棣之所以恢复《孟子》，也是为了他的政治理想和野心。葛良彦认为：“一度被朱元璋看作集权统治绊脚石的《孟子》，却成为朱棣夺取政权、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这也显示出当时皇权是如何操纵儒家经典和科举考试来实现他们政治企图和抱负的。”
《三国演义》与儒家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
。为了表现诸葛亮高大的儒者形象，小说精心设计了一些情节，将诸葛亮与其他寻章摘句的“腐儒”区分开来。例如，诸葛亮远赴江东商谈孙刘联盟的事情，在其与东吴群臣相见之时，智斗群臣。在赤壁之战之前，他以自己的勇气、胆识、智谋求得与孙吴联合抗曹的机会。诸葛亮此时将“儒”分为“小人之儒”与“君子之儒”，他将东吴群臣斥为“腐儒”或者是“小人之儒”。此外，《三国演义》还尤其与《孟子》的仁政思想联系紧密。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其中包含了性善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主张。在小说中，刘备被看作是正统的代表，因为他是刘皇叔，也是中山靖王之后。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看重的正是其所具有的皇族后代血统。刘备在正统和道德层面比其他两位君主更有优势，也就是说，中山靖王后人的名位帮助其成为正统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备三让徐州”被看作是不欲伤害骨肉至亲的举措。另外，《三国演义》中记载了张飞怒鞭督邮的故事，然而这在历史上是刘备所为。小说将此故事安排在了张飞身上，是为了将刘备塑造成为民心所向的明主。
在《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国君主对待贤能之士的态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小说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明君如何获得贤才，以及如何千方百计地留住这些人才，这也是小说扣人心弦之所在。当然，小说中也有如袁绍这样的失败领导者。三国的曹操、刘备、孙权都喜欢任用贤才，这也是他们能够得到众多百姓拥护的原因。孙权和周瑜的关系、孙权和鲁肃的关系都是明君贤臣和睦相处的代表。曹操在吸引贤才方面也不甘示弱，竭尽所能，但其用人常起疑心，对贤臣不能完全信任，这种疑虑重重的心理也是曹操人格的重要缺陷之一。《三国演义》中徐庶的故事很好地展现了曹操和刘备对待人才的区别。曹操用人常以功利为目的，为了达到一己之私而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例如，为了让徐庶没有牵挂，专心为其效力，曹操杀死了徐庶的母亲，这种行径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徐庶虽然被迫加入曹营，但是他对曹操一直心怀不满，因此才有了“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故事；相比之下，徐庶对刘备的旧恩则念念不忘。葛良彦对此认为：“徐庶的经历将文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戏剧化地表现出来，说明他对有道德的领袖充满了忠贞和感激之情，而对小人得志与滥用权力充满蔑视。”
徐庶事件在《三国演义》中很好地诠释了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
除了葛良彦从《孟子》思想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演义》与明初政治的关系外，辛兆坤《致命的邂逅：〈三国演义〉中的怒、仪、义》一文也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主要运用了朱熹道学的观点，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怒”的表现及其背后的哲学意蕴进行解读。
“怒”在《三国演义》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成为人物所展现的主要情感之一。朱熹关于“怒”的观点与程颢、程颐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借鉴和继承了同时代张栻的学说，并加以改良。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中认为“怒”容易触发且很难加以控制。程颢甚至认为如果可以很好地控制怒气，就已经一半达“道”。在程颢看来，之所以圣人会发怒，往往是因为事情本身，所谓“以物之当怒”。相较而言，朱熹更侧重关注“怒”的本身，而不是圣人的反应。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援引了张栻的观点，将怒分为“血气之怒”和“理义之怒”，其观点可以用来分析《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和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中人物的愤怒与义的关系。例如，小说第六十三回中提到：“飞坐于厅上，严颜不肯下跪。飞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将到此，何为不降，而敢拒敌？'”严颜的反抗以及不肯下跪成为张飞愤怒的原因，但是严颜并没有被其呵斥吓倒，而是反驳道：“汝等无义，侵我州郡！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
严颜据理力争，认为张飞带领的军队无义，由此揭露出张飞之怒的无义性。但是小说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为张飞的大怒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张飞在严颜不服软的情况下，命令左右，准备将其正法，却为后者的镇定与勇气所折服，于是有了“张翼德义释严颜”的故事。另外，小说中也提到：“严颜感其恩义，乃降。”
故事的结局无疑为张飞的怒找到了说辞，并在张飞怒的情感表现与理义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将张飞之怒塑造成为“理义之怒”。
除了上文提到张飞与严颜的故事以外，“怒”的场景还集中在了小说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的前半部分：
饮酒之间，忽见诸将互相耳语，纷纷下楼。策怪问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从楼下过，诸将欲往拜之耳。”策起身凭栏观之，见一道人，身披鹤氅，手携藜杖，立于当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策怒曰：“是何妖人？快与我擒来！”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未可轻渎。”策愈怒，喝令：“速速擒来！违者斩！”
在孙策设宴招待袁绍的使臣陈震时，于吉出现，群臣纷纷拜谒，这使得孙策恼羞成怒。事实上，他迁怒于众人，并不是因为于吉，而是因朝臣不顾正在进行的外交酒宴而去瞻仰和拜谒于吉。这种做法在孙策看来不合礼数，影响正常的君臣礼节，甚至有可能影响他的权威和统治。这与朱熹的观点不谋而合，朱熹认为“礼数不至，人必怒之”，其将缺乏礼节看作致使一个人发怒的诱因。也就是说，如果礼数不到，那么人是可以发怒的，这就将发怒合理化了。然而如果我们遍察孙策的行为，也会找到其不合礼数的地方。例如，孙策曾想起兵夺取许都，篡权称帝。这一想法和言语本身就削弱了“理义”。另外，朱熹认为迁怒于人也分不同情况。他认可的“怒”有一定差别，即对一些人要忍，而对另一些人可以怒，这才体现了“理义”。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是不可以怒，而是要分对象。到了后代，毛纶、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本影响深远。他们通过评点将孙策的怒进一步合理化，同时也削弱了孙策的政治野心与企图。毛氏的评点本将小说固有的情节冲突进行了缓和化处理。
国内学者对海外《三国演义》研究的关注侧重其英语翻译的成果。然而除翻译之外，最近十年英语学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本节侧重探讨这些研究所运用的方法、视角及其启示。相较于中国其他小说名著的研究，《三国演义》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进展略显缓慢。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在海外都已有研究专著问世，如葛良彦的《水浒传》研究、李前程的《西游记》研究、浦安迪的《红楼梦》研究。到目前为止，《三国演义》只有金葆莉（Kimberly Besio）和董保中（Constantine Tung）编著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西方主流出版社尚未出版《三国演义》研究的学术专著。在这样的背景下，田晓菲、罗慕士、葛良彦、辛兆坤近期的研究将《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层面相结合，在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中去诠释小说文本，这些研究无不为未来的《三国演义》研究带来启示。
田晓菲的研究侧重明代以前的三国主题诗歌与《三国演义》情节的互文性，对诗歌与小说的关系进行研究。田晓菲专著的第五章探讨了诗歌和叙事文学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打破既有的文体观念，探讨诗歌和叙事文体之间的互渗，以及诗歌和小说在塑造人物和主题表现等方面的异同。从接受史、互文性的角度考察三国历史和故事在诗歌和小说中的呈现，包括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如何将前代的诗歌融入叙事文学中，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小说与诗歌中呈现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以及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异，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基点。此外，据学者统计，《三国演义》中的诗歌大概有二百多首，七言诗占压倒性的多数，而其中绝句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律诗。在这些诗歌中，有明确作者的数量很少，杜甫和曹植名下的诗歌所占的比例最高。
截至目前，《三国演义》所引用的诗歌大部分还没有查清楚来源，尤其是作者和诗歌的标题。其不同版本间的诗歌留存情况也不尽相同。关于《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两位研究大家沈伯俊、金文京在交流中总结了该小说纷繁复杂的版本情况：
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版本者主要有四家：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二、陈翔华主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三、中华书局影印的《古本小说丛刊》……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说集成》……还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国》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书店分别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
仔细对比这些不同版本的诗歌存留情况，以及确认诗歌的作者与标题等文献工作也是未来《三国演义》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罗慕士的研究从中国文化经典的宏观层面鸟瞰《三国演义》，发掘小说中所蕴含的文学性和历史性，并探讨了英语的节译本问题。《三国演义》的国际化传播离不开优秀的翻译和介绍。罗慕士的英译为海外读者了解《三国演义》提供了理想的读本，其节译本又能使这些读者在较短时间内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同时，罗慕士的节译本也给《三国演义》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目前对《三国演义》的英语翻译研究主要侧重在全译本方面。随着罗慕士2014年新节译本的出现，对节译本的研究大有可挖掘和提升的空间。首先，罗慕士本人在不同时代都有《三国演义》的节译本问世。其次，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邓罗、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等西方学者也有《三国演义》节译本传世。从翻译角度而言，这些不同节译本的翻译策略、方法、目的、读者群体、接受效果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从文学角度来说，节译本对人物塑造的影响以及对故事的改编也值得进一步思考。除了翻译本身，节译本的副文本包括前言、后记、注释等也展现出了不同译者对文本的思考与领悟，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是必要的。目前从事《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大多是英语系或者翻译系的学者。随着其他专业学者英语水平的提高，如果更多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背景的学者能够投身于此项研究中，或许将有不同的解读和发现，为《三国演义》英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
葛良彦将《三国演义》与明初的政治统治情况相联系，从《孟子》思想与政治话语的角度探讨《三国演义》的目的与意义。他的研究启示我们更多地关注小说与传统思想的关联，即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三国演义》。小说中时常征引如《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对小说成书以及人物形象塑造都有影响。如果可以结合明代的儒学发展或可更进一步推动对该小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是以这部小说创作于明朝为前提的。目前关于《三国演义》成书的时间问题，学者统计出五种不同的观点，现将这些时间段以及代表性学者罗列如下：宋代及以前（周邨）、元代中后期（章培恒、袁世硕）、元代末期（陈铁民、周兆新）、明代初年（欧阳健、任昭坤）、明代中期（张国光、张志合）。
在这五种不同的说法中，支持第一种说法的学者很少，而作于明代初年的说法得到最多学者的认同，当然，这也只能说明《三国演义》在此时期成书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不能排除其作于元代中后期、元代末期以及明代中期等其他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有专家指出：“要真正解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新材料的发掘、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多、更踏实、更细致的努力。”
随着新材料（如元末明初的典籍、海外汉籍）和新方法（如跨学科、语词统计方法）的出现与运用，困扰学界多年的《三国演义》成书时间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如此一来，通过分析当时的哲学思想发展、政治统治与小说中所体现的哲学倾向，可以进一步推动《三国演义》研究。
最后，辛兆坤从朱熹道学的观点阐释了《三国演义》中“怒”与“理义”的关系。该文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朱熹的学说与《三国演义》内容的紧密关联。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除了能解释《三国演义》中“怒”的不同特点以外，还可与小说中所表现的其他主要情感相联系。学者可以考虑引入统计学的方法，将人物情感表达与人物形象塑造相结合，以图表方式直观呈现并加以分析。另外，朱熹的思想也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已有学者探讨过朱熹思想与关帝信仰、《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塑造的联系。
此外，朱熹理学思想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挖掘。《三国演义》体现出许多中国哲学思想，不仅是传统的儒道思想，还包括这些思想在《三国演义》创作之时所融合、演变而成的新思想。对于上述诸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可以加大我们对小说理解的深度和厚度。可以想见，随着海内外学者运用新材料或新方法对上述问题加以探索，《三国演义》的研究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