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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宇文所安以外，其他海外汉学家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值得借鉴，故此，本节以英语写作的相关论著为研究对象，通过论述欧美汉学家傅汉思、高德耀、米欧敏的咏史怀古诗研究来呈现其在海外的研究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进而探讨咏史怀古诗的未来学术增长点。本节之所以将傅汉思、高德耀、米欧敏三位放在一起探讨，是因为三人在不同时代均从事咏史怀古诗研究，可以借此管窥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题材诗歌的方法和特点。另外，他们的学术背景也有互补性，前两位主要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高校任教，后一位在英国求学、在亚洲大学任教，这些不同的学术背景或能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带来多样化的视角。
傅汉思（Hans H. Frankel）是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专家，侧重诗歌研究，代表作有《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歌选译》和《孟浩然传记》等。
耶鲁大学孙康宜认为，傅汉思的贡献在于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除此之外，傅汉思还为海外汉学界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就包括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的傅君劢（Michael Fuller）。
傅汉思是西方较早评点及研究咏史怀古诗的学者，在其《唐代的怀古诗》
一文中，他对唐代怀古诗创作灵感的来源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登高怀古、遥望古迹、山水永恒与人世短暂的对比、历史人物和现存古迹之联想、历史场景的缺失以及哀伤情感的抒发。”
这六个方面都可以促发诗人抚今追昔，进而写作咏史怀古诗。傅汉思通过仔细分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王昌龄《万岁楼》、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杜甫《玉华宫》、岑参《登古邺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杜甫《咏怀古迹》等诗歌来阐述唐代怀古诗写作灵感的来源。其分析指出，这些诗歌常包含相同或相似的典故和意象。例如，陈子昂在以下两首诗中都提到了“荆轲刺秦”的典故和人文意象。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太子》：
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
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
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田光先生》：
自古皆有死，徇（一作循）义良独稀。
奈何燕太（一作丹）子，尚使田生疑。
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
“荆轲刺秦”的故事从战国时期到诗人身处的唐代一直广泛流传，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陈子昂两次选择以此事入诗，可能源于以下两点：“第一，荆轲、田光、太子丹等人因反抗暴秦的统治而具有高尚的节操，同时，他们为高尚事业而牺牲自己，是悲剧英雄；第二，他们知道刺秦胜算很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陈子昂很可能结合了自己的身世，有感而发。”
陈子昂于七首诗中吟咏了七位人物，而这些人物都由同样的怀古之地联系着。诗与史不同，这体现在诗人处理历史题材时采用的视角和方式与历史学家不同，诗人并不只是单纯地回顾过去的事情，而是借古讽今、借古喻今。
唐代的咏史怀古诗人认为，过去和现在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点：“正是因为二者有相似性，咏史怀古帮助理解、阐明当下的问题，并且将之置于更广阔的框架和视野内。被诗人唤起的过去虽然被用以展示与当下的某些相似点，但是不幸的是，现在与过去的情况并不一样。”
尤其是处在衰败时期的诗人们大多秉持“退化”史观，认为辉煌的过去已经消逝，一去不复返了，在此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可谓今不如昔。因此，诗人们往往更关注历史上失败的故事而不是成功的经验。在这些诗歌里，像荆轲和诸葛亮这样的悲剧英雄较多，故咏史怀古诗的情感基调多是哀婉、悲伤的，古今对比的主题也经常出现。
另外，典故的运用、自然之永恒与人世之短暂的对比也是咏史怀古诗常用的写作策略。
傅汉思在另外一篇文章《对历史的思考》中也同样运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来研究咏史怀古诗
。他首先提到诗人们写作这类诗歌的动因：“写作历史与写作散文和诗歌的是同一阶层的文人，因此，毫不奇怪，中国诗歌充满了对历史事件、场景和人物的再现。”
书写历史与进行文学创作的文人受过儒家教育，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多重身份，他们在写作咏史怀古诗时会更加关注与道德伦理相关的主题。同时，通过这些与道德伦理相关的诗歌书写和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在中国传统中所发挥的知古鉴今的作用。例如，王安石在《桂枝香》结尾处提到：“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会使人想起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和杜牧的《泊秦淮》
。诗人通过在诗歌中进行道德批判或讽刺来体现自身对于历史及当下的反思。咏史怀古诗中的道德主题也是这类诗体的代表性特色之一，但并不是所有此类诗歌都涉及这一主题，有时诗人很可能“就史论史”来抒发情感，并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寄托和道德寓意。例如，戴维斯（A. R. Davis）在解读陶渊明咏史诗时就秉持着“就史论史”这一理念，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对诗歌进行政治解读、阐释。
在傅汉思所选择细读的咏史怀古诗中常见“登高”元素，包括陈子昂《白帝城怀古》、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和王昌龄《万岁楼》等。
陈子昂《白帝城怀古》：
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
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
古木（一作树）生云际，孤帆出雾中。
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字（一作尚）在，读罢泪沾襟。
王昌龄《万岁楼》：
江上巍巍万岁楼，
不知经历几千秋。
年年喜见山长在，
日日悲看水独流。
猿狖何曾离暮岭，
鸬鹚空自泛寒洲。
谁堪登望云烟里，
向晚茫茫发旅愁。
这些诗歌中有五个因素促成了“登高”与“咏史怀古”二者的紧密联系：其一，山岳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常被用以对比历史人物的过往，诗人登高望远，所见之景对其有所触动，由物及人，诗人由此思考人生与人世的发展、变迁。其二，山岳的地理位置特殊，给诗人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其三，纪念历史的实体常常出现在山林之中，如碑文、石刻等。其四，“登高”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彼此联系已经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即“登高而赋”。其五，山林与人世变换、表达哀婉情感之间也有着文学传统上的渊源，这可追溯至宋玉的《九辩》和潘岳的《秋兴赋》等作品。
如前文所述，怀古诗大多是诗人拜访古迹后创作的。然而有时也有例外，诗人很可能并未亲临他所提到的历史遗迹，这时诗歌创作更多的是凭借想象而非亲身经验，例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
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
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
杜甫在写作此诗时并没去过江陵
。这种怀古很可能是通过想象建构的，这与有些边塞诗人没去过边陲却写作边塞诗的情况是一样的。诗人们借助瑰丽的想象，结合自己的知识与阅历，通过冥想之旅来体验未曾亲历过的世界与生活，这也成为怀古诗创作除古今对比主题、道德主题之外的又一特点。
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是美国的六朝研究专家
。他的代表作有《斗鸡与中国文化》《皇后与宦官：裴松之〈三国志〉注选译》《曹植诗赋集》，目前从事曹植作品的研究工作。
高德耀《解读曹植的〈三良诗〉：咏史诗还是登临诗？》一文探讨的内容不限于曹植的《三良诗》，而是以其为中心来讨论三良主题的后世接受，以及三良诗解读中所遇到的问题。三良为秦穆公殉葬之事作为一类诗歌主题被众多诗人反复吟咏。高德耀通过阅读《诗经》及曹植、王粲和阮瑀吟咏三良的诗歌，并结合建安时期具体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认为曹植的《三良诗》很可能是一首登临诗，是其追随曹操进行军事征伐后路过三良墓时所作，属于怀古诗的一种。
这篇论文采用将曹植的诗歌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研究方式。政治解读是一种较流行的诗歌分析方法，尤其是对处于社会动荡之中的汉末建安时期诗歌而言。三良的故事在汉末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典籍之中，如《诗经》《左传》《史记》。《诗经·黄鸟》是有关三良故事的最早记载：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针虎。
维此针虎，百夫之御。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诗歌中“临其穴，惴惴其栗”出现三次，而它的主语是谁？换句话说，这里谈的是谁的感受？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和理雅各（James Legge）都认为是三良，这与宋代朱熹的见解一致。然而，郑玄却认为主语是秦人，该诗谈的是他们来到三良墓后的感受。
诗歌语言的简约性引发了解读的多义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曹植的《三良诗》中：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
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
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
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
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
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
曹植的诗歌中写到“揽涕登君墓”，“揽涕”的主语是谁，是何人所为？另外，“君墓”中“君”又是指谁？魏塔克（K. P. K. Whitaker）认为“揽涕登君墓”的主语是三良，这里“君”指的是秦穆公。
赵幼文认为“君”指的是三良，但对于“揽涕登君墓”的主语，其没有明确指出。日本学者伊藤正文则认为这一主语应是“曹植”，高德耀也觉得这种论断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曹植很可能拜访过三良墓。另外一位日本学者花房英树则觉得此句的主语应是“三良”。
因此，到底是谁登上了墓地？这一直是个疑问，而后来吟咏三良的诗歌对此也没有确指。此外，学者常常猜测曹植《三良诗》的写作与其个人失落的经历有关，但曹植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却与此猜测相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菑侯。”
其正值仕途得意之时。因此，这首诗的写作应该与曹植政治不遇无关。
除了曹植的《三良诗》以外，建安时期另外两首吟咏三良的诗歌是王粲的《咏史》和阮瑀的《咏史》。
王粲《咏史》：
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
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
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
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
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
阮瑀《咏史诗》：
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
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
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
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
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
关于这两首诗歌创作的时间也存在争议。高德耀不赞同其作于黄初二年（221）和建安二十年（215）的两种说法，而认为作于建安十六年（211）到建安十七年（212）这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另外，阮瑀与曹植很可能在此时都参加了曹操组织的军事征伐
，曹植的《离思赋》和曹丕的《感离赋》都提到曹植参与了这次军事活动，他有可能在归途中路过三良墓，有感而发写作三良诗。《典略》中记载阮瑀也参加了此次征伐，而对于王粲是否参加则没有资料记载。
除了创作时间以外，学者对王粲和阮瑀三良诗的创作背景也提出了不同意见。王粲的这首三良诗常常被赋予政治意涵，例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编者张溥说道：“孟德阴贼喜杀贤士，仲宣《咏史》托讽《黄鸟》，披文下涕，几秦风矣。”
张溥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高德耀认为：“王粲是曹操的同党，他的《从军诗》赞颂了曹操。王粲的三良诗虽然感情较为饱满，却更多地是批判秦穆公，并谈论三良事件对秦国民众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三良的经历；这与王粲诗歌的整体风格相关，例如他的《七哀诗》也是将苦难主题置于社会的层面来探讨。”
如果我们结合王粲的生平及其作品来分析，其三良诗应该没有批判曹操的内涵与意旨。那么，阮瑀的三良诗有没有明确的政治寓意呢？
在《咏史诗》中，阮瑀开篇批判秦穆公的错误行为，并将三良殉葬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事件。从儒家道德伦理的角度而言，“忠臣不违命”，三良的行为是忠贞的表现。因此，三良之死被上升到道德伦理的高度进行探讨。那么，究竟王粲、曹植、阮瑀的三良诗有没有社会、政治寓意呢？高德耀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缪文杰（Ronald Miao）关于王粲诗歌的评点。缪氏认为：“王粲的咏史诗不仅吟咏了历史人物，而且通过对秦穆公和当代的统治者曹操进行对比，揭示出秦穆公的残暴、愚昧，从而变相衬托出曹操的仁慈、开明。”
高德耀觉得这种阐释有过度解读之嫌，评论道：“虽然建安时期的文人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创作诗歌来赞颂曹操和曹丕，但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硬性的解读。”
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王粲的三良诗应该是一首登临诗，属于怀古诗的一种。另外，建安时期王粲、曹植、阮瑀创作的三良诗是对历史的感悟与反思，并非与当下的现实政治有很强的联系。
高德耀通过文献阐释的手段，并结合中国诗歌语言简约性及多义性的特点分析了数首三良诗。
他在解读诗歌时，参考和引用了中国、日本、美国等不同国家学者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加以辨析并列出异同，有时还会列出多种可行的解读方案，给读者留下了较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米欧敏（Olivia Milburn）目前为韩国首尔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学。
她写作了以怀古为主题的专著《怀古：古吴国的文化建构》，侧重研究吴地历史及其关键人物的建构过程。
她此前完成了《越绝书》的翻译工作，后写作了有关古代苏州地区地方志的研究著作。
其代表作《怀古：古吴国的文化建构》于2013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隶属于哈佛燕京书系。该书以其博士论文及先期发表的四篇论文为基础，对古代吴地的文化以及代表性人物进行考察。此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吴国历史为中心介绍吴世家，侧重于关注吴国的主要国王和一些权臣。这部分对吴国上层的活动考察较多，而对下层百姓的描述较少，这是因为现有的文献和出土文物对相关方面的记载都很少。第一部分研究的难点在于我们对古代吴国的传统和习俗知之不多，学者们也大多认同此点。如汪春泓指出：“关于吴、越国之命运，以及导致两国亡国之过程内情，后人已不可知矣。”
该书第二部分是对吴国个案的分析，侧重对延陵季子（季札）、吴王阖闾墓、灵岩山、姑苏台进行讨论。该书所引用的材料来源广泛，包括正史、杂史、地方志、地理著作、文学作品、出土文献、考古文物等，其中部分涉及咏史怀古诗。
关于季札的文学和传说，主要集中在赞颂其不接受王位的贤良美德方面。纪念季札的主要实体包括当地的季札墓、季札庙、石碑等。除了实体的纪念，历代文人墨客也留下了不少诗歌来祭奠这位贤才，如六朝陈代张正见就作有《行经季子庙诗》。全诗如下：
延州高让远，传芳世祀移。
地绝遗金路，松悲悬剑枝。
野藤侵沸井，山雨湿苔碑。
别有观风处，乐奏无人知。
张正见对季札的故事颇为了解，对季子挂剑、让位、熟稔音律等典故也运用自如。诗人感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对于季札去世后出现“乐奏无人知”的现象进行慨叹，以此表达对其高超音乐造诣的赞许。
诗歌里也提到了与名人效应同时产生的自然界奇观，如“野藤侵沸井”一句描绘了“沸井涌泉”的奇特景象。与季札相关的古迹成为文人时常拜访之地。到了宋代，梅尧臣写作了《夫子篆》（另题名为《和颖上人南徐十咏》其八《夫子篆》）：
季札墓傍碑，古称尼父篆。
始沿春秋义，十字固莫刬。
磨敲任牧童，侵剥因野苏。
嗟尔后之人，万言书不浅。
梅尧臣受到相传为孔子所书的十字碑“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和好友欧阳修《集古录》的影响而创作此诗，但是“磨敲任牧童，侵剥因野苏”正揭示出历史遗迹并没有受到良好的保护，反倒是任凭牧童和自然力量对其进行“磨敲”和“侵剥”。此外，关于季札的历史记忆在不同时代的文人心目中有着相似的印象，后人常对其忠贞、重诺等美好节操加以肯定与赞赏。诗僧宗泐《延陵季子祠送张守》便是其中一例：
延陵古名郡，季子有祠宫。
古木阶前合，长河户外通。
仁风垂后代，让德继先公。
太守之官去，褒贤礼更崇。
这首诗吟咏了季札的高风亮节，暗指史传中对其故事的记载，赞颂其“仁风”“让德”。眼前之景印证了季子祠在诗人的时代仍保存完好，景观错落有致。有些怀古诗创作的灵感触发点是诗人与古迹的不期而遇，但有时又是诗人的特意拜访。明代孙一元的《游吴》便记叙了自己慕名来访的情况：“短褐心愈壮，蒯缑歌自闻。薄游吴王国，来寻季子坟。”
不同时代文人对季札的纪念彰显了他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古迹的拜访人群遍及帝王将相、诗人学者、乡绅百姓，这无不说明了季札的影响力之深远。对其相关古迹的修缮、维护也能看出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这些纪念季札的古迹也提升了吴地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
《怀古：古吴国的文化建构》中第二个案例的研究与虎丘山和阖闾墓相关。围绕阖闾墓也有很多传说和故事。高启的《阖闾墓》就是与古代传说的隔空对话：
水银为海接黄泉，
一穴曾劳万卒穿。
谩说深机防盗贼，
难令枯骨化神仙。
空山虎去秋风后，
废榭乌啼夜月边。
地下应知无敌国，
何须深葬剑三千。
在米欧敏看来，高启对此诗的创作以《越绝书》等典籍所记载的故事为基础，其由此展开联想和想象，并对阖闾墓的相关故事进行了改造。例如，“一穴曾劳万卒穿”中的“万卒”，按历史典籍中的记载应为一百万。
第二联是将对秦始皇陵墓的描述和相关故事搬挪到阖闾墓上。事实上并没有历史典籍记载阖闾墓与“深机”有关，反而是秦始皇陵墓有很多机关。在明代，关于秦始皇陵墓的一些轶事很可能影响了诗人对阖闾墓的叙述。“难令枯骨化神仙”也援引了有关秦陵建造的传说：在其建好后，参与建造的工匠被杀害。
在历史上，关于阖闾墓本身的故事也吸引了诸多人物的关注。秦始皇、项羽、孙权等著名历史人物都有去阖闾墓寻宝的经历，但均未找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宝物，只能无功而返。宋代以后，士大夫对阖闾墓的传说持怀疑态度，经过实地勘察后，有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深水池，是自然造物，但是也有文人对此满怀憧憬。明代文徵明等人也受传说影响，在虎丘剑池干涸以后，到这里寻宝。顾湄《虎丘山志》引用了文徵明关于虎丘山的诗歌，前有小序：
虎丘剑池，相传深不可测。旧志载秦皇发阖闾墓，凿山求剑，其凿处遂成深涧。王禹偁作《剑池铭》，尝辨其非。正德辛未冬水涸，池空，得石阙中空，不知其际。余往观之，赋诗。贻同游者和而传焉。
吴王埋玉几千年，
水落池空得墓砖。
地下谁曾求宝剑，
眼中吾已见桑田。
金凫寂寞随尘劫，
石阙分明有洞天。
安得元之论往事，
满山寒日散苍烟。
文徵明对虎丘山的历史传说进行了总结，并于实地考证后有感而发，写作此诗。诗歌结合历来与虎丘剑池相关的历史故事，体现了从秦始皇以降的文人对此地的关注。正是因为池水干涸，文徵明才有机会一探究竟。时至今日，对阖闾墓的考古工作仍没有停息，但是考虑到考古工作有可能影响到虎丘塔这一重点保护文物的稳定性，因此始终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目前围绕阖闾墓及其宝物还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其作为名胜吸引了不同时代的文人墨客与普通百姓前来观赏，也由此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阖闾墓在文学、历史、考古、地理、地方志、佛教等文献中多有记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唤起人们对春秋战国晚期吴国政权记忆的象征物。同时，围绕阖闾墓的寻宝故事和传说也使阖闾本人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历史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
米欧敏还提到在进行越国怀古研究时遇到了材料的选择问题，记载吴国的早期原始典籍存量较少，而叙述文化建构的过程却要运用到不同时代的材料，如何正确地区分和利用材料中的史实性记载和文学性描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更为抽象的问题是，文本的生成及观念的建构与这些材料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辨析与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春秋战国末期吴国的情况以及后世接受视域中的吴国。在文本的生成与观念、历史的建构等方面，有些学者已经通过个案分析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例如，邓骏捷将“诸子出于王官”置于汉代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中，探讨其建构过程及其主要观念，认为“它所构建的学术话语框架为后世皇权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奠定了足以仿效的模式，深远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与思想的整体走向”。
再如，汪春泓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为个案研究的两篇论文讨论了文学和历史、“实录”与“尚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司马迁在写作这篇传记时遇到的问题是没有更多的“信史”资料，因此其参考了《国语》和《战国策》等典籍。这些材料本身的传奇性、小说性较强，再加上司马迁的想象和润色，使得传记的虚构成分较多，于是才有了与范蠡相关的很多故事。《左传》里没有关于范蠡的记载，但是在《国语·越语》中，他却成了主要人物。范蠡的形象塑造源于几个因素：“其一，范蠡政治成就高，其隐退经商乃是功成身退的代表。其二，范蠡所体现的财富观与司马迁相同。其三，范蠡的故事性较强。”
司马迁对吴越故事的建构经历了如下过程：《战国策·秦策》里的故事被《吕氏春秋》搬到了吴越之争中，而司马迁又沿袭了《吕氏春秋》的故事。
论文展示了历史人物和传记的建构过程，说明了文学中的艺术真实与历史中的史实真实之间存在区别。这两篇论文是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为个案进行研究，顺着这种思路，还可以考察《史记》中的其他代表性传记，从而进一步发掘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深层意义。这些方面无不对咏史怀古诗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海外汉学通常从对具体作品的文本细读切入，然后再提炼出值得讨论、研究的课题。傅汉思、高德耀、米欧敏三位学者的论著对中国咏史怀古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时过境迁，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及采用的一些方法，有的值得回味与借鉴，有的尚待深入发掘其潜力。英语世界的中国咏史怀古诗研究，无论在翻译对象、时期选择还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首先，翻译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目前英语汉学界已经有了左思、陶渊明、杜牧、李商隐等少数知名咏史怀古作家诗歌的英译，但是对其他作家咏史怀古诗的翻译则较少。
其次，目前海外汉学界的咏史怀古诗研究集中在晚唐时期，对于其他时期的研究尚待开拓。最后，至于咏史怀古诗的研究方法，也不妨运用文化记忆、接受史、互文性等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例如，接受理论已被广泛地运用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目前主要用于研究如陶渊明、杜甫、李清照这样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并侧重探讨这些作家在不同时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不同时期的接受情况，学者们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并探讨了与之相关的思想史和社会政治等方面问题。此外，接受史研究也可以与记忆理论结合，应用于咏史怀古诗研究，从而深入发掘历史题材诗歌的特点：诗歌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大多已经在史传等典籍中有所记载，那么这些人物和事件在诗歌中又是如何呈现的，诗人如何“接受”和回忆他们，诗人记忆、记录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与历史学家又有什么不同？这些方面都有待深入探讨。灵活运用文学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相结合，必将大大推进咏史怀古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