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1]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2]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3] 。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4] 。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5]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6] 。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7]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8] 。
[1]喓喓(yāo yāo),虫鸣叫声。草虫,蝈蝈。趯趯(tì tì),跳跃的样子。阜螽(zhōng),蚱蜢,俗称蚂蚱。
[2]忡忡,心神不定。
[3]亦,发语词。既,已经。止,句末助词。觏(gòu),遇。我,女主人公。降,心安定下来。
[4]陟(zhì),登。言,发语词。蕨(jué),一种野菜,可食用。
[5]惙惙(chuò chuò),忧虑不安。
[6]说(yuè),同“悦”。
[7]薇,一种野菜,俗称野豌豆,可食用。
[8]夷,喜悦。一说平静。
草丛蝈蝈喓喓声,蹦蹦跳跳是蚱蜢。没有见到我君子,心神不定忧忡忡。见到我的君子后,遇到我的君子后,平平安安我心静。
登啊登啊登南山,采呀采呀采野蕨。没有见到我君子,忧虑不安心惙惙。见到我的君子后,遇到我的君子后,平平安安我心乐。
登啊登啊登南山,采呀采呀采野薇。没有见到我君子,忧虑不安心伤悲。见到我的君子后,遇到我的君子后,平平安安我心醉。
同学们会说,这首诗就是写一个妻子,丈夫外出了,妻子听到草虫叫声,便触动情思,想念远方的夫君。她即便在登南山采野菜时也思念夫君。她忧心忡忡,思念万般,想象着见到夫君后欢天喜地的情景。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和朱熹的《诗集传》就是这样理解的。朱熹说:“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当代一些《诗经》通俗版本如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也持“思妇说”。褚斌杰的《诗经全注》则更进一步,突破妻的范围,说:“这首诗写女子怀念情人。未见未遇时,心中无限悬念、忧伤;相见相遇后,则满心喜悦,心平气舒。”至于闻一多在《诗经研究》中说《草虫》是男女野合的情诗,则不符合全诗“君子”的道德文化氛围,实不可取。
汉唐儒家不是这样理解的。《毛诗序》说:“《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又说:“妇人虽适人,有归宗之义”,即有被遣回娘家的危险。《郑笺》说得更明确:“未见君子者,谓在涂时也。在涂而忧,忧不当君子,无以宁父母,故心忡忡然。”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皆是以礼自防之事。”这种理解更符合《召南》“德教”的整体观照。
在《草虫》一诗的传播过程中,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借用这首诗来表达当下的用意。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子展吟诵《草虫》,借此称赞赵孟是一个君子。赵孟则谦虚地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刘向《说苑·君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显然,子展和孔子都采用了断章取义的方式,为当下服务。这是典型的“用《诗》”,符合孔子的《诗经》观。断章取义也是一种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三种境界说”了。原文如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断章取义的解读方式,得到了后世学界的普遍称赞。由此可知,这种“创造性的背离”解读方式,在《诗经》解释史中也应得到许可。
从乐歌角度看,《草虫》非常符合现代歌曲的创作规律。同学们都熟悉的《国际歌》属于“多段主歌+副歌式”歌词格式,即A 1 +C,A 2 +C,A 3 +C的格式。《草虫》即如此,只是“降”“说”“夷”有一点变化而已。
本诗共三章,韵脚如下:
第一段“虫”“螽”“忡”“降”属“冬”部;“子”“止”属“之”部。第二章“蕨”“惙”“说”属“月”部;“子”“止”属“之”部。第三章“薇”“悲”属“微”部,“夷”属“脂”部,“脂”“微”合韵;“子”“止”属“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