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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仇虏，使命交驰，痛心痛心！陈应求时通书，极知忧国，但未见所以济之之策。已去复召，却又供职，所不能晓。想数得相见。但今日所谓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学，不敢期望以向上事业耳。湖南缘向来有位者惠奸长恶，养成郴贼，共父到，颇能明信赏罚，上下悦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当数月而定。但今时一种议论，待盗贼只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虏只说和一般。此贼蹂践三路，杀掠无数，渠魁岂可不歼焉？特散其党与可耳。
郴、桂盗贼幸有平定次弟，但安辑反侧，抚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痈疽，须消尽毒气，使血脉贯通，方为无事。共父甚留意。偶来告有便介，草草复附此。（《张栻集》卷二一）
【系年】
此信当在乾道元年（1165）八月或稍后，为张栻致朱熹第一书。论者或以刘珙任官委任之初为线索而系于乾道元年三月，此是未能留意到刘珙五月方才抵湘；或以刘珙诛杀郴乱贼首李金而系于乾道元年七月，但信中张栻提及“渠魁岂可不歼焉？特散其党与可耳。郴、桂盗贼幸有平定次弟，但安辑反侧，抚存凋瘵，正惟匪易”，恐指刘珙抵湘平叛且数千鄂军齐聚之后，其时贼守李金已伏诛而余党仍在，故系于乾道元年八月或稍后为宜。
此信中论及三事，其一为隆兴二年（1164）宋金合议，其二为陈俊卿出处，其三为刘珙平定郴州李金叛乱，虽言简辞约，但此三事对于乾淳年间理学共同体的发展皆有深远影响。
【疏证】
“复和仇虏，使命交驰，痛心痛心！” “复和仇虏”之“复”，非指宋廷在绍兴和议后又于隆兴年间再启和议，而是特指在隆兴元年 （1163） 十一月和议后，本因张浚入朝而搁置的和议，因张浚去职而再次启动。此事颇为曲折，下文稍加铺陈。
孝宗即位后，隆兴元年五月初七宋军北伐，但于五月二十四日即遭符离之败。七月上旬，主和派汤思退复任右仆射兼枢密使，宋金开始议合。宋廷于十一月十三日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金国通问使北上议和，并于十一月十四日召集侍从台谏官十四人集议，除胡铨一人主战，余者基本赞成合议条款。但宋孝宗对于战、和仍有疑义，因此召张浚入朝以为助力，他在给张浚的手诏中说，“和议事专俟卿到，面尽曲折，卿宜速来”。
张浚于十一月十九日赴行在，十二月九日入都，并于同月出任右仆射，
宋孝宗此时有“专委”张浚之意，主和派汤思退等对迁都建康等重大决策“初不与闻”，由此之前所达成的和议内容被搁置，宋孝宗也“止誓书、留使人”。
所谓“留使人”，即指原由汤思退提议的王之望、龙大渊为通命使副北上乞和一事暂缓。汤思退由此谋划倾陷张浚，他一方面借助宋高宗的权威，“请上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另一方面建言希望张浚出外巡视江淮。
隆兴二年三月，张浚被迫离开朝廷巡视江淮，而汤思退一党随即轮番对其展开攻击，最终导致张浚于四月下旬去职，从此再未返回朝堂之上，并于同年八月病逝。
此后宋金再启和议。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十一月隆兴和议成，乾道元年（1165）正月宋使携国书北上，四月金使携国书南来。此后直到开禧二年（1206）开禧北伐，宋金关系以隆兴和议为基准。
“使命交驰”指的是隆兴二年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十一月王抃将参知政事周葵、王之望的书简送至金将仆散忠义，十二月洪适使虏，次年正月宋使携国书北上，四月金使携国书南来，五月李若川使虏等。双方频频互派使臣，故称“交驰”。此信所言“痛心痛心”，正是因为张栻亲历其中，深知曲折，他曾于隆兴二年十一月上《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疏》以明心迹。
隆兴和议期间，朱熹于隆兴元年十月十九日到临安，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反对和议，十二月十二日离开临安。在临安时，朱熹与张栻首次见面。虽然张浚入都距朱熹离开仅三四日，但朱熹曾见张浚，献计分兵进取中原。朱熹之所以能见到张浚，或因此前他与张栻见面相谈，张栻对朱熹的印象颇佳，也可能是因为朱熹与当时张浚倚重的陈俊卿、刘珙等人关系密切。
“陈应求时通书”
。陈应求即陈俊卿（1113—1186），福建人，少年得志，不及三十即中榜眼。
孝宗即位后，陈俊卿即与张浚整饬边备，隆兴元年 （1163） 张浚建都督府，陈俊卿则为参赞军事。二年四月下旬张浚去职，五月陈俊卿也随之被贬。六至七月，汤思退为求和议，主动撤出唐、邓、海、泗驻军；不料十月，二十万金军渡淮南侵，边境震动，十一月，汤思退由此被贬永州，并死于途中。随后，孝宗重新启用陈俊卿，乾道元年（1165），陈俊卿除礼部侍郎，寻兼侍读，同修国史，但同年七月又因奏论钱端礼一事而出知建宁。陈俊卿在建宁任职一年，至乾道三年方被召回，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此后陈俊卿与朱熹在具体政治事件上虽有不同看法，如对于魏元履的起用与贬抑，但整体上陈俊卿仍然是朱熹的支持者，彼此之间的交游颇能体现理学家与高层官僚的合作关系。
所谓“时通书”，当指陈俊卿任职建宁期间，张栻应与陈俊卿时有书信往来。陈俊卿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朱熹、张栻都与之有所往来，只是相关书信今多不存。
“已去复召，却又供职，所不能晓。”
“已去”指的是隆兴二年五月陈俊卿离朝赴泉州任，后改为祠禄官。“复召”指的是隆兴二年底汤思退贬死后，宋孝宗召陈俊卿赴阙。“却又供职”指陈俊卿在朝仅半年，乾道元年七月又除宝文阁直学士、出知建宁府，任职于外。“所不能晓”，指的是张栻不解孝宗为何如此反复，既已召回陈俊卿，却又很快加以贬抑。杨世文以为“已去复召，却又供职”指陈俊卿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泉州，改提举太平兴国宫，乾道元年正月被召回京，除吏部侍郎兼侍读，同修国史。
“湖南缘向来有位者惠奸长恶，养成郴贼，共父到，颇能明信赏罚，上下悦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当数月而定。”
“湖南有位者”不知所指何人。所谓“郴贼”，指隆兴二年李金在郴州为乱，聚众数万，杀掠万人。“共父”即刘珙（1122—1178），福建人，与朱熹少年即相熟。朱熹早年丧父，朱父临终前即命朱熹从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问学，其中刘子羽“尤以收恤孤穷为己任”。
刘珙、刘玶兄弟，即为刘子羽之子，与魏元履、朱熹四人自小相熟，后来在政治上彼此支持，但刘珙在仕途上最为畅达，而刘玶、魏元履和朱熹则仕途多有阻隔。观朱熹与各级官员、学者讨论时局，朱熹最为真实的态度，多见于与刘珙、刘玶和魏元履的信中，其次则是与张栻、陈俊卿等人之书信，至于与留正等人书信中文字，未必皆能代表朱熹真实态度。
“共父到”指因郴州李金为乱，乾道元年三月，刘珙除敷文阁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同年五月，刘珙入湘平乱。隆兴年间，刘珙曾为张浚所荐，但随着政局变化，隆兴元年冬，刘珙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次年改衢州，此时因郴州之乱才得以再被启用。
“今鄂兵集者五千人”，当指七月鄂军入湘。当时湖南地方军疲弱，刘珙向京西制置使沈介求援，请调湖北前线正规军，六月，沈介所遣游奕军统制田宝率千人至，数日后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一千五百人至，七月，鄂将谷青、王翌各率二千人至。
“若措置得宜，当数月而定”，李金伏诛是在八月，论者多由此认为此信作于刘珙谋划戡乱而未有实际举措之时，故由八月倒推数月，此说或可商榷，详下。
“渠魁岂可不歼焉？特散其党与可耳。”
李金作为匪首八月受诛，而刘珙对其余党采取宽恩政策。论者多以李金受诛为平叛彻底结束，但李金受诛后，“其支党胁从者尚众，皆窜入山谷间”，当时刘珙令杨钦等收兵，而使人招降李金余党，并予宽待，甚至恢复其原有田宅，至乾道元年底才真正完成平乱，即朱熹所言“岁尽师还”。
张栻信中所言“当数月而定”，并非指刘珙任官或者入湘至八月李金受诛之间的数月，而是在李金受诛后，如何招降余党、不致再生叛乱，需要“措置得宜”，要有“平定次弟”，“抚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痈疽，须消尽毒气，使血脉贯通，方为无事”。张栻虽然认同刘珙的平叛策略，但他格外提出一点，“但今时一种议论，待盗贼只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虏只说和一般”。在张栻看来，无论平叛还是对金国策，都不能一味退让。
郴州平乱对于刘珙本人仕途有着关键影响，孝宗对刘珙此次平叛评价极高，嘉叹再三，召为敷文阁直学士，并赐玺书，随后刘珙也成为孝宗极为倚重之人。在给刘珙的玺书中，孝宗提到了反面例子，即“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
在孝宗心目中，类似朱熹等理学家或许便是清谈无用之书生，而刘珙虽然与朱熹相熟，但在孝宗心目中却非清谈之人。乾道二年四月，朝臣“进呈刘珙等以措置李金贼徒了毕推赏”，孝宗回复“朕已批与刘珙，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卿则不然，能为朝廷了事，诚可赏也”。
孝宗的这种用人导向，既区别具备实务能力的理学型官僚和更为纯粹的理学家，也决定了朱熹等理学家在孝宗朝中前期的基本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