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与凡例

朱熹研究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在朱熹研究中，书信材料占据重要位置；而在超过2000 通的朱熹书信中，朱熹与张栻的往来书信又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在数量和内容两方面，于宋代理学家书信中都极为突出。在数量方面，虽然朱熹和许多学者有书信往来、甚至论辩，如朱陆无极太极之辩、朱陈王霸义利之辩，但留存至今的，朱熹致陆九渊的书信仅6 通，致陈亮的也不过16 通；而朱熹致张栻的书信则多达54通，张栻致朱熹的书信也有74 通。在内容方面，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关系到南宋闽学和湖湘学两大理学学派间的碰撞，也关系到朱熹学术生涯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中和新旧说”的形成。可以说，朱熹最终建构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体系，并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成为南宋理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与他和张栻之间的切磋论辩密不可分。

正由于此，学界对于朱熹书信，在系年和义理两方面，都有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系年方面，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989、2007）、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2001、2014），可谓朱熹书信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朱子学研究都有着基础性的价值。近年来，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7）和郭齐、尹波《朱熹文集编年评注》（2019），也对相关内容有所增补。而杨世文《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2015）和任仁仁、顾宏义《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8）则对张栻书信的系年多有探讨。系年之外，学者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的义理也有深入的研究。朱子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等，在分析朱熹义理时，颇多篇幅都是围绕朱熹、张栻往来书信。某种意义上，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专论朱熹的下册，逾半篇幅就是对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疏证与研究。

但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研究，仍然有可推进之处。以研究最为成熟的系年而言，虽然学者对于多数书信都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也有一部分关键书信未能达成共识，或者学界以为是定论的关键书信也有重新商榷的余地。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的义理，学界已有深入研究，但是鉴于理学研究的特质，往往各家自有说法，就理学研究而言，不易也不宜勉强折中。然而，对于非持特定理学观念的读者、研究者而言，在理解书信本义方面就造成了相当的门槛。如牟宗三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研究，无疑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典范，但牟宗三的诠释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颇难把握和利用。另外，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还有义理之外的诸多内容，如涉及朱熹等理学家对于政治的看法、理学家的人际网络等，在过往的理学史研究中，往往有所忽略。

在东亚三国中，韩日对于朱熹文献的整理，与中国大陆颇有不同的取向。如朝鲜性理学自李退溪开始，便致力于对朱熹文献的二次整理和疏证。仅《朱子文集》，就有上百种注疏本，其中栗谷一系学者如宋时烈《朱子大全劄疑》、金昌协《朱子大全劄疑问目》、金迈淳《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便是几代学者接力完成，并最终由李恒老《朱子大全劄疑辑补》集数百年朝鲜朱子文献整理之大成。《朱子大全劄疑辑补》完稿后，百年来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影印出版。近年来，日本学界在译注朱熹文献时多有利用，而中国大陆罕有学者留意到此书的价值。

日本学界一直有译注朱熹文献的传统。过去几十年，更是以共同读书班的方式，致力于对朱熹的诗歌、文集、语类做通盘的译注。几十年来分卷出版的《〈朱子语类〉译注》和《朱子绝句全译注》以及一部分单独发表的《朱子文集》的译注，尤其值得借鉴。由于“译注”体例的特殊要求，日本学界更注重对文本做全面而直接的译注。

相较而言，中国学者由于母语优势，不需要如日韩学者一样，解决文本译注方面的问题，可以更多地将精力直接投入到相关议题的研究中。但如果缺乏对于文本全面、准确、精细的理解，研究也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根本性的硬伤。近年来，中国学者虽有如田丰所撰《朱陈王霸之辨义疏》（2019），但整体而言，致力于朱熹书信“义疏”“疏证”“笺注”等基础性工作的研究者和论著，尚逊色于日韩学界。这也是本书致力于以“疏证”这一较为朴素的方式处理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原因之一。若比较日韩学者对于朱熹文献的基础整理工作，大体而言，日本学界因“译注”体例的原因，更注重文本的直译、用典的说明，较少处理义理，而历史上的朝鲜性理学者则两方面都有侧重。就本书而言，作为中国学者，自然也会处理相当多的义理问题，这也是本书“研究”之名的用意所在。

关于本书体例，说明如下：

一，为建立学界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乃至今后朱熹书信整体研究的统一标识，本书将朱熹致张栻书信，统一简称为Z, 其中第一通书信，则为Z1, 依次类推；而将张栻致朱熹书信，统一简称为S, 同理，第一通书信则为S1, 依次类推。编号之外，另取书信正文起首文字为标识，以便读者覆核；若书信原题自带相关重要信息，亦一并纳入，分置不同括号内。因为本书频繁对比各书信之间的联系，有此编号可供清晰识别，行文中对于这些往来书信，不再另行标注相关卷次、页码等出处信息。

对于朱熹、张栻书信的编号，本书在尊重学界已有不成文规则的前提下，稍作调整。学界对于朱熹致张栻的一部分书信，已有较为默契的标识编号。如朱熹与张栻论学书信，位于《朱子文集》卷三〇至卷三二，其中如朱熹“中和旧说”中关键性的“人自有生四书”，分别位于卷三〇和卷三二。学者多会打破卷次限制，直接称此四封书信为朱熹致张栻第三、第四、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书。但实际上，在《朱子文集》卷二四、卷二五，还有五通朱熹致张栻书信。因此，本书将朱熹与张栻往来问学书信，以Z加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而将朱熹与张栻讨论时事出处的五通书信，以Z加英文小写字母进行编号，即Za至Ze。

二，作为中国学者的疏证与研究，本书的着重点与韩日学者稍有不同。如对于较为常见、具备一般文史知识的母语读者即可理解的文言、出典，本书不再加以说明。相较于先秦经典的出注，本书更侧重解释对于朱熹、张栻而言的理学史内部的渊源。本书并不致力于完全吸收韩日朱熹文献整理工作的成果，这既超出了本人的能力，当下而言也无此必要，如韩国学者对于义理的某些诠释，与朝鲜性理学史内部的论辩相关，而与朱熹文献的本义稍有距离。中、韩、日对于朱熹文献整理，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使用者若想在东亚儒学的视域下对朱熹文献有更为综合、多元的把握，仍然需要将中、日、韩三国文献进行适当的比对。

三，本书并未对朱熹、张栻全部往来书信做均质的疏证与研究。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即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元年（1174）中和旧说、中和新说、中说、仁说、心说，以及如程集改定、赴金求陵寝地等书信，本书用力较多。而淳熙二年（1175）后，张栻再次辗转任职，其致朱熹之书信，大多罕有朱熹回函，颇难进行相应的疏证与研究，因此本书多有省简。另外，部分“问答”性质的书信，篇幅颇长而适宜疏证的内容有限，本书也多从略。

四，部分书信系年虽可确定在某一年，但具体月份难以确定，此类书信如主题相近则置于一处，以便于读者整体把握。

五，本书所用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所刊《朱子全书》（修订版）和中华书局2015年所刊《张栻集》，但标点方面随文偶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