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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良心发见之端，自以为有小异于畴昔偏滞之见，但其间语病尚多，未为精切。比遣书后，累日潜玩，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始窃自信以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义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圣贤方策，岂欺我哉？
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从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顿著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维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岂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谓“未尝致纤毫之力”者，真不浪语。而此一段事，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自余虽不敢妄有指议，然味其言亦可见矣。近范伯崇来自邵武，相与讲此甚详，亦叹以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为虽先觉发明指示，不为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见头绪，向非老兄抽关启键，直发其私，诲谕谆谆，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区区笔舌，盖不足以为谢也，但未知自高明观之，复以为如何尔。
《孟子》诸说，始者犹有龃龉处，欲一二条陈以请，今复观之，恍然不知所以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恶名”，此一义，熹终疑之。盖善者，无恶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恶者，特以好善而恶恶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则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恶者为性，而以好恶以理者为善，则是性外有理，而疑于二矣。《知言》于此，虽尝著语，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浑然，不须更分裂破也。《知言》虽云尔，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此不谓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丧此，则无所适不为善矣。以此观之，不可以善恶名，太似多却此一转语。此愚之所以反复致疑而不敢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三二）
【系年】
此信系于乾道二年（1166），可参Z3 系年。此信中末段提及“盖善者，无恶之名”，或与朱熹《答何叔京》第八书所论“善根，无对之善也”在同时。《答何叔京》第八书学者多系于乾道三年春，此信当稍早，亦可佐证中和旧说不在湖南之行后。
学者多以为《答何叔京》第三书中所论“天性人心，未发已发，浑然一致，更无别物”一句契合中和旧说义理，但或许可以进一步确认《答何叔京》第三书所论乃是中和旧说后一阶段的观点。
朱熹中和旧说的观点，一言以蔽之是未发为性、已发为心，虽然Z3、Z4、Z34皆有此意，但明确点题则是Z35 中“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一句。
关于此信在“人自有生四书”中的位置，多数学者以为此信即是最后一书，而牟宗三、陈来皆以为当为接续 Z3 的第二书。
其理由大体有二，其一是此书起首云“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良心发见之端”，与Z3最为契合，而与Z4、Z34论两物之蔽稍远，因此“前书”当指 Z3。不过“前书”或不必理解为特指某通书信，也可以是朱熹泛指此前多通书信。其二是Z35所论义理，甚至措辞，多同于 Z3。如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 Z3 所言“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而Z35 亦云：“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但中和旧说时，朱熹思想尚未成型，讨论理学经典议题时，相似的文字未必代表相同的义理，一字之别可能即代表不同的思想。
研究者也多留意到 Z35 中朱熹诸多表述，颇有自得从容的气象，更像是思想阶段性成型的终点，而非起点。牟宗三虽承认此信中朱熹一些表述“圆通无碍”，但以为这不过是朱熹笼统颟顸之见，其一时之受用、自信与自得，皆光景耳，实靠不住。
从朱熹最终放弃中和旧说的角度看，牟宗三所论并无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中和旧说内部进行比较，以判定 Z35 较之前三书，是否代表中和旧说系统内部更成熟的看法。当然，Z35在“人自有生四书”中的位置，目前仍然难有铁证，下文所论，亦只聊备一说。
【疏证】
“前书所禀寂然未发之旨，良心发见之端，自以为有小异于畴昔偏滞之见，但其间语病尚多，未为精切。”
Z3 之中朱熹屡以“寂然”对应“未发”，而只字未提“性”。以后见之明固然可以说朱熹Z3所论寂然未发之旨就是性，但在中和旧说最初阶段，朱熹的思考重心仍然是接续李侗遗教思考何为未发，多泛泛以大本、本体来界定未发，
而未必有明确的性心义理架构。通过对“两物之蔽”的反思，朱熹此时已不以寂然说未发，因此此处并非简单“复述” Z3的观点，而是“回顾”此前错误的观点。所谓“语病尚多”，即包括“两物之蔽”，以及由此导致的言说“未为精切”。
“比遣书后，累日潜玩，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 学者多以为此信朱熹未提张栻答书，而只说“比遣书后”，因此此信或是朱熹在寄出Z3后，未及得到张栻答书又寄出一书，而后张栻才回信，朱熹再回信方是Z4, 因此Z35当在Z3、Z4之间，但此不足为据。“比遣书后”未必指Z3, 也可能是朱熹在给张栻写完Z3后，张栻批评朱熹尚有“两物之蔽”，而朱熹第一次回信即Z4 所论依旧未能切中关键，甚至Z34 所论也未能点明性体心用，所以朱熹才又经思考，寄出Z35。Z35中也有“向非老兄抽关启键，直发其私，诲谕谆谆”之语，更像是在此时已经过多通书信往来论学后的表述。
“致知格物、居敬精义之功”
。此非泛论，而与湖湘学派特定工夫有关。程门论格物多有不同。《朱子语类》 “近世大儒有为格物致知之说一段”目下首条，即总论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焞、胡安国、胡宏诸家之别。
简言之，二程论格物致知，于“格外物”与“致己知”之间有一定的张力，湖湘学派如胡安国“物物致察，婉转归己”的偏外之说，与杨时以为外物岂可胜穷、更重反身而诚的偏内工夫，堪称程门格物致知论之两端。朱熹思想成熟后，主张格物致知当切己而不遗于物，对两者皆有吸收，亦各有批评，如以为胡安国“只求之于外”，以为杨时“不须外面求”，皆失之于偏。
胡宏、张栻的格物致知之说与胡安国稍有不同，颇有内外兼备的特点，其中胡宏“节物取事（张栻作“即事即物”），身亲格之，以致其知”之说，重视“格外物”的特点亦是延续胡安国而来。
“居敬精义”之“精义”一词，源自《系辞》 “精义入神以致用”之说，湖湘学派发挥其说，将精义与日用连说，胡宏又添敬字，以“操吾心”为敬，有“君子居敬，所以精义”。
胡宏此说之本义有含混处，易生歧见，朱熹在思想成熟后对湖湘学派论居敬与格物之先后也有所批评。但在此时，朱熹对胡宏之说甚为推崇，皆因其说有重已发之心在日用之发见的特点。朱熹于乾道元年前后《答江元适》第二、第三书之时，即援引胡宏之说，以为精义不可泛言“道之精体”，当聚焦日用作动词解，“所谓精云者，犹曰察之云尔”，“所谓义者，宜而已矣”，精义便是在日用之间精察事事物物之自然名分。
“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 学者多以此句与Z3所云“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 ‘谓之中’ 哉”高度一致。不过两者之间仍有差异，其一如前文所论，Z3 中全然不提性心义理架构，而 Z35 则明确以性、心解未发、已发。经过“两物之蔽”的反思后，朱熹在使用看似与Z3 近似的表述时，实际上也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只是一个” “无间容息”以及“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一句中三下“其”字，恐都是针对张栻“两物之蔽”的批评所作的改变，包括下文“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也是如此。相比于Z4朱熹初次回应“两物之蔽”批评时，所言时间性“一念之间”，此时朱熹的“无间容息” “无一毫之间”可见其不同。而Z3和Z35近乎全同的“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 “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 ‘谓之中’哉”两句，所指也不相同：Z3 中朱熹是为了说明未发并非时间性的已发之外另有一静止的未发阶段，而在Z35 中朱熹则是为了说明未发之性和已发之心是一物而二名。
学者多论中和旧说的要旨是“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但朱熹并未在Z3中和旧说之初就亮明这一观点，而恰恰要到Z35 才提炼出这一思想，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朱熹反思张栻“两物之蔽”的批评，从而真正接纳了湖湘学派的性体心用思想。“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的提出，是中和旧说的终点，而不是起点。
“始信明道所谓 ‘未尝致纤毫之力’ 者，真不浪语。”
此是程颢《识仁篇》中语。
“程门先达惟上蔡谢公所见透彻无隔碍处”
。指谢良佐亦主性体心用之说。谢良佐论心性多有此意，如说“性，本体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见于作用者，心也”，
即是以性为“本体”、以心为“作用”的谢氏性体心用之说。朱熹此时虽然欣赏此说，但思想成熟后，则认为“性体心用之云，恐自上蔡谢子失之”。
“ 《孟子》诸说，始者犹有龃龉处，欲一二条陈以请，今复观之，恍然不知所以为疑矣。” 朱熹最终也未在给张栻的信中提及这些内容，已无可考。
“‘性不可以善恶名’，此一义，熹终疑之。” “性无善恶”是胡宏最有代表的观点之一。李侗去世后，朱熹为了探究何为未发，逐步接受了湖湘学派从性体心用解释未发、已发的思路，而在接受性体心用思想后，朱熹自然需要进一步面对湖湘学派“性无善恶”之说。此说虽承自二程，但与宋代理学普遍认同的性善论难免龃龉，朱熹思想成熟后也确实对此多有批评，但对于发端于何为未发的中和议题而言，此时朱熹的思考已经可以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