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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衣生活中，男、女的定位清晰、明确，对妇女的要求是：面料由她们织造；服色从父、从夫、从子；男女不通款式，否则就是服妖。
（一）亲耕亲桑与租调并重：耕织的性别特征
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发展出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诗经·七月》描述了男女的日常劳作：女子采桑织麻，缝衣制裳，“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载绩……为公子裳”；男子耕田种粮，猎取裘皮，“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汉书·食货志上》也记“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中古时期，顶层设计的赋调制，就顺应了这一自然分工模式。北朝隋唐时实行租调制，唐朝的相关规定是：“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租调虽按“丁”征求，但它内在的理念仍是男耕女织，也就是租粟由男子承担，调绢、调布由妇女承办。
南宋《蚕织图》卷（局部），全卷27.5厘米×513厘米，黑龙江省博物馆藏。《蚕织图》描绘的是江浙蚕织户自“腊月浴蚕”，到“下机入箱”的养蚕、织帛过程。（左）清明日暖种，（右）腊月浴蚕
农桑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历朝统治者都注意劝课农桑。每年开春，帝后要行亲耕、亲蚕礼，以示对农桑的重视。亲耕礼很早就出现了，《礼记·月令》记：“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明清两朝，藉田礼在位于北京前门西南的先农坛举行，皇帝在这里先率群臣行祭礼，祭祀先农神并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再到藉田躬耕，先农坛里有一亩三分地，这就是皇帝亲耕的地方，皇帝要在地里往返推犁三趟，此称“三推”。皇帝是臣民的主宰，也是天下第一男性，所以他的亲耕，起到的是男子表率作用。
《礼记·昏义》说，“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与劝农的藉田礼相配，皇后要率妃嫔命妇举行课桑的亲蚕礼。亲蚕礼在先蚕坛进行，明朝的先蚕坛先建在北京城安定门外，后迁至皇家西苑内，地址在今天北海公园的东北隅，清朝沿此。相比于藉田礼，亲蚕礼持续的时间要长很多。以清乾隆朝的相关规定为例，亲蚕礼也要先进行祭祀，以祀先蚕神。之后，皇后躬桑于先蚕坛内的桑畦，她右手持钩、左手持筐，率先采摘桑叶，采下的桑叶要拿去喂蚕。待蚕结茧，再选吉日行治茧礼，此日，皇后率众妇再到先蚕坛织室，并亲自缫丝织布，至此，亲蚕礼方告结束。
[清]《胤禛耕织图册·收刈》（左），39.4厘米×32.7厘米；《经》（右），39.4厘米×32.7厘米，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收刈》页描绘的是麦田中农夫装扮的胤禛（雍亲王）正带领众男收割；《经》页画的是胤禛的福晋在南方田园纺线。耕织图起源于南宋，是我国古代为劝课农桑而详记耕作、蚕织的系列图谱，也是劝导男耕女织的形象教材
（二）胡服袒装与服妖之议：正统与流行
古代的时尚变迁，不像今天那样迅捷和一目了然，但回眸历史长河，各时期的时装递嬗，依然历历可辨；某个时期的时装变化，同样让人眩目，唐朝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白居易有诗《上阳白发人》，描写的是一位宫女：“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这位宫女可能是在天宝十五载（756）入的宫，时年十六，至德宗贞元十六年（800），正好六十岁，这时的她，已在宫中锁了四十五个春秋。入宫时，她是“脸似芙蓉胸似玉”的少女，这时，她已是洛阳上阳宫中的“白发人”。时空的隔绝，使她还停留在“天宝末年时世妆”上。在中国古代，宫中、京师是时尚的策源地，这位白发宫女穿的“小头鞋履”“衿袖窄小”，都是天宝时追逐的摩登时尚胡服。但德宗贞元时，已是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年代，这时的胡风胡韵，已被“华夷之辨”的思潮所荡涤，这时的女装也已像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一诗所说，变成了“时世宽妆束”。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泥头木身女俑。女俑身穿“四件套”，上穿绿衫，衫外套连珠纹半臂，下着间色竖纹长裙，肩披夹帔。她额上贴花钿，颧骨两侧画斜红，朱唇两侧有妆靥
唐代女装时尚变幻迅速，令人目不暇接，但从基本款式看，无非是女装或男装，女装是衫裙搭配，男装则有胡服和汉式两类。
上衫下裙是唐代女装的基本款，它由裙、衫、帔（或加之半臂）三件套（或四件套）构成，人们常说的唐代妇女袒装，就是这类女装的领口式样。“长留白雪占胸前”“胸前瑞雪灯斜照”“粉胸半掩疑晴雪”“慢束罗裙半露胸”
，这些唐人诗句，已经能让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了。大量墓室壁画的出土，更让人得见了唐代妇女穿着袒装的真景实态：她们穿着U型、V型、W型领的袒胸装，有的领口甚至开到了胸乳之下。
法门寺出土唐紫红罗地蹙金绣半臂（左），唐李倕墓出土捻金线样品（右）。蹙金绣的原材料昂贵，加工费工费时。它以金线为绣，金线的制作是先将金银捶打成金箔，再以金箔制成捻金线
唐段蕳璧墓出土穿袒胸装侍女图。段蕳璧（617—651），唐高祖李渊外孙女，高密公主和纪国公段纶之女
唐韦泂墓出土仕女图。韦泂是中宗韦后之弟，卒于692年
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壁画（高宗、武周时期），（上）337号唐墓仕女图，（下）四号唐墓侍女图。两画中的女子上穿深U型衫，暴露程度惊人
唐代上层妇女追逐时尚，一些人好穿男装，而男装也有胡服和汉式两种款式。“胡服”一词出现很早，战国时，就有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胡服的特点是紧窄，这可与骑射相适应。而当时中原流行的是深衣，深衣是衣、裳连属、“短毋见肤，长毋被土”，这种衣服只适合乘车，不便于骑马。之后，胡服经常作为时尚潮流出现，《续汉志·五行志一》记，汉灵帝“好胡服”，影响所及，便是“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旧唐书·舆服志》也记，唐玄宗时，“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士女皆竟衣胡服”。
唐代女子穿的“胡服”，其实就是胡式男袍+胡帽，胡袍的特点是袍服对襟，襟边、领口、袖口用异色花纹缘边。除了胡服，唐代女子也穿汉式男装，或者是胡汉混搭。唐代的汉式男装，是北齐、北周改革后流行于中原的男装，它的款式是头扎幞头、身着圆领袍服。中原男装与胡服搭配比较多的是头戴幞头、身穿胡式袍服。但无论哪种女扮男装，这些女子的下身都穿裤特别是竖条纹裤，脚上穿线鞋或靴。
唐代女子着胡服图：（右）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屏风绢画，画中女子穿团窠锦袖翻领胡服，领口、袖口缘边图案清晰。（左）韦浩墓出土侍女图，侍女穿胡汉混搭男装，她头戴幞头，身着淡黄色翻领长袍，袍领、袖口、前襟处绣大花
武则天、太平公主母女，都曾女扮男装。武则天是在幼儿时被穿上过男装，《旧唐书·袁天纲传》记：“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相人袁天纲惊见说：“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在相士眼里，身着男婴服的武则天，已露出了吉人天相。按照《新唐书·五行志一》，太平公主不但穿男装，更穿上了武官服：“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在父母的眼中，太平公主穿武官服不过是一时的淘气，但在奉行男女有别、“女无外事”的儒士眼中，就是“服妖”了。
在唐宋人眼中，女子穿袒胸装可以接受，但穿男装不行。“服妖”说起于汉代，《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礼记·内则》强调，“男女不通衣裳”，这样，女扮男装、男穿女装，都属“剽轻奇怪之服”，都是“服妖”，它们妨害礼俗风化，腐化人心，是政治败坏的前兆。所以，唐人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追忆天宝旧事：“中年至西京……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所见所闻，颓风败俗。”在李华的眼中，男女异服就是安史之乱将至的信号，也是大唐帝国走向衰落的征兆。
唐代女扮男装图，（左）李爽墓吹箫乐女图（摹本）；（中）阿史那忠墓侍女图；（右）节愍太子墓侍女图。三图中的女子都身穿中原男装，她们头戴幞头，身着圆领长袍，下穿竖条纹裤，脚穿线鞋
但雄才大略的唐代天可汗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帝国理想，是既包括中原也包含四方之人的，所以在他们的庞大帝国内，胡服只是天可汗治下的域内之物，胡女着男装，进而影响汉妇，也就随之变成了“夷夏一家”的表现。在这样的统治理念下，唐代妇女坦然地穿上男装、换上胡服，也就并不为奇怪、也并不违礼了。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宋摹），绢本，设色，51.8厘米×148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画中女子既有穿袒胸装的，也有女扮男装的。
《论语·颜渊》记孔老夫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国古代的衣，是社会建立秩序的关键一环，举凡衣料、色彩，都与等级、上下、性别挂上了钩，人们每日的穿衣是规矩，不能不穿，也不能错穿，衣是“非礼勿动”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