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冕服再现到冕服独占：冕服小史

冕服至迟起于周代，《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的主张是，历法用夏制，车辂用殷制，冕服则用周制。

秦王朝的建立，冲击了周代的冕服制度，对此，《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上卷》说：“先王服章，于是残毁矣。”秦改周制，《续汉志·舆服下》称它是“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秦朝的祭服改用袀玄。袀玄，上衣下裳皆为玄色（黑色），这明显有别于冕服的玄衣纁裳。冕可能仍是秦冠的一种，“但秦汉皇帝的标准朝服，却是头戴通天冠，身着袀玄之衣，或随五时色。汉画像石中的秦始皇形象，就是通天冠加朝服的，而非冕服” 。

冕冠重新回到君臣头上，要到王莽的新朝（9—23）了。新莽曾进行了“托邦”式的大复古，《汉书·王莽传》对此的记载是：“车服黻冕，各有差品。”整套的冕服制度，就在这次复古中被推出。但新莽短命，随着它的覆亡，冕制度也暂告一段落。虽然如此，冕服的复古之号已吹响，在短短的三十几后、也就是东汉永平二年（59），冕服再次出现。《后汉书·明帝纪》载，这年明帝率百官在明堂祭祀光武帝，“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行事”。历代儒者以王莽篡位而忽略其政制，因此，汉明帝的启用古冕，就被为了最早的古礼再现，并对之盛赞不已。

魏晋南北朝时，政权多重、更迭频仍，但无论哪朝都重冕服，其中的若干变化，也引人注意。像曹魏明帝（226—238在位）的“损略黼黻”举措，就是不让公卿再用黼黻二章，个中原因，依《宋书·礼志五》的说法，便是魏明帝的帝王心理作祟，他嫌公卿的衮服“拟于至尊”。但十二章中为何要选黼、黻呢？这是因为古人眼中的黼黻非常华贵，而且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关于华贵，人们用“黼黻之文”来形容华丽织物、华美文章；以“黼黻之服”来指高贵冕服。而黼黻作衣裳纹样的悠久历史，更是可远溯至黄帝，《大戴礼记·五帝德》就说：“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

再有，东汉魏晋之后，各王朝的皇帝一直只设一冕，但宋明帝泰始四年（468），首次出现了五冕，然而，五冕使用的场合，则不再追随《周礼》而只用于祭祀，转而对应祭天、祭庙、宴飨、征伐、耕稼等不同用途，这样，冕服的用途就被极大地扩展了。之后的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大裘冕也被恢复了，由此，梁武帝萧衍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把无旒的大裘冕戴到头上的皇帝。在东晋南朝的270年间，梁武帝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502—549在位），《魏书·萧衍传》说“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大裘冕正满足了萧衍的膨胀心理。

在北方的十六国，五胡皇帝也喜欢服冕，前赵皇帝刘曜（318—329在位）、后赵皇帝石虎（334—349在位），就都有服冕的记载，冕服同样满足了这些五胡皇帝的独尊心理。然而，他们比中原王朝走得更远，诸臣已不被允许服冕，服冕的只有皇帝一人。北魏早期的皇帝也一样，他们以冕为朝服，诸臣同样无冕。

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冕服史上的一件奇事，那就是北周（557—581）的怪异冕服改革。北周时，天下三分，其东有北齐、南有陈朝。北周僻居关内，魏晋以来的文化中心洛阳不属于它，东晋南朝又携中原文化南渡。为破除文化上的落后，北周便声称自己承自周朝，这样的文脉，无疑远早于北齐和南陈。因此，北周便轰轰烈烈地搞起了“宪章姬周”运动，并且对周礼也大胆改革，冕服上，它就造出了一套比《周礼》更加宏大的体制，《周礼》的天子是六冕，它增至十冕。后人视北周的冕服为怪物，而且是“其怪诞固非有言语所能喻者” 。

隋朝再度一统，王朝的冕服制也再次创新。首先是冕服纹章出现变化，按《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注，虞舜等古天子是使用全部十二章的，而周朝则把日、月、星辰画在了旌旗上，所以，冕服就不再使用这三章了，而只用龙、山以下九章。隋朝的早期、也就是隋文帝时，沿用的是九章说，那时的冕服，衣有山、龙以下五章，裳饰藻以下四章。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即位，就不愿意再屈尊自己了，据《隋书·礼仪志七》，即位后，隋炀帝就下制，冕服由九章改为十二章，并且“于左右髆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人常说的“肩担日月，背负星辰”，自此出现。

唐朝时，又出现了冕服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先来看一个表：

对比前面的《周礼》六冕表，《周礼》虽也是依君臣、上下而有冕服的依次递减，但这是因为天子可举行的祭祀种类多、臣子举行的少，不能举行的祭祀，当然就没有对应的冕服，所以也就不会发生君臣冕服冲突的情况。

唐初的冕服不同，皇帝有冕服六等，而一至五品官只各有一等；同时，皇帝后四冕的章旈，还与官员一样。这样，在举行某些祭祀时，出现冕服的“君臣倒置”，就在所难免。我们来看一下六冕对应的穿着场合：

大裘冕：祭天神地祇所服。

衮冕：祭宗庙、登基、纳后所服。

鷩冕：祭远祖所服。

毳冕：祭海岳等服。

绣冕：祭社稷等服。

玄冕：祭百神、日月等服。

皇帝的冕服有等级变化，而诸官的冕服恒定不变，这样，祭日月时，皇帝服三旈一章的玄冕，但陪祭的一品官，却穿着九旈九章的衮冕，二品、三品也服毳冕和鷩冕，在旈章上都是“君少臣多”，这当然是万万不行的。显庆元年（656），修礼官长孙无忌、于志宁、许敬宗就义愤填膺地上奏，大为皇帝鸣不平：“君少臣多，殊为不可。”并建议皇帝“诸祭并用衮冕” 。高宗下制准奏。自此，鷩冕以下诸冕，皇帝置而不用，冕服上的“君臣倒置”，也就未再发生。

宋代时，冕服明显走下坡路。宋朝有资格穿冕服的，只限于参加祭礼的官员，这比唐朝服冕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唐朝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依品级服冕。而宋代官员的服冕，也只在助祭时，“宋朝的冕服，有点像学校团体操上分发的服装，事毕收回，属公用服装，既非个人所有，也不由个人保存” ，助祭官们更嫌服冕麻烦，对服冕毫无积极性。

宋元时，一方面是中原王朝的冕服衰颓，另一方面，则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冕服的利用，金、元时期的皇帝，也像五胡皇帝那样，将冕服独占。金熙宗在皇统七年（1147）取消了百官祭祀服冕，让他们改穿朝服，如此，就只留下了皇帝的衮冕十二章十二旒和皇太子的九章九旒。蒙元的用冕，据《元史·舆服志一》记，是始于蒙哥大汗的1252年，这年，蒙哥大汗“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蒙元时期，冕服同样仅限于大汗或皇帝及太子使用。

元末，朱元璋起兵，北伐时，他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口号虽如此，但明朝建立后确立的华夏衣冠，却又暗袭了金元皇帝的冕服独尊，用左右通吃形容朱元璋，是并不过分的。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冕服仅限皇帝、朱家的皇子皇孙和王爵拥有者使用，其他人无权使用，大礼时，这些人仅是梁官朝服。这样，从大礼的服装上，就向天下昭示了皇家与臣民的悬隔，明朝的专制集权达到新高度，冕服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清换代，顺治九年（1652），出台了《钦定服色肩舆永例》，汉式冕服被废止。从东汉永平二年（59）算起，冕服这出上演了近一千六百年的大戏，终于拉上大幕。虽然后面还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些许戏码，但那只是遗绪了。

有清一代不改本族服制，这是他们的传统国策之一，希望以此保持民族个性，避免政权丧失。据《清史稿·舆服志二》，皇太极在入关前就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乾隆时继续强调：“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去其纯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清朝时，汉式冕服废除了，但上面的十二章被留下了，虽然它们在清朝皇帝的龙袍上是又小又不醒目，但它的象征意义并不会因此而缩减，它象征的是满族统治华夏的合理性。

中国古代的衣裳重要，《周易正义·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辨贵贱乾坤，则上下殊体”。这些都揭示了衣裳与秩序的重要关联。中国历史上，冕服的发展绵绵历历，它凸显了帝王万人之上的至尊、皇家百官的特权。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到清朝时，曾经的华夏冕服，就只能在戏文中见到了，一如今天影视作品中的秦皇、汉武，他们头上的冕冠只是日常娱乐的一部分，至于历史真相如何，倒在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