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帝作冕与服周之冕：冕服的起源

冕服起于何时？这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保守派认为，冕服至迟从周代开始使用，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出土铭文上，已有不少对冕服的记载。当然，在殷商的甲骨文中，也有了“冕”的象形文字，并且它还与殷王表称自己的“一人”字样同时出现，这样，将周人服冕的渊源，再向上推至殷代，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明代张居正就持周代有冕的看法，但他认为周代的冕出现较晚，在他为万历小皇帝编的小人书《帝鉴图说》上，唐尧、虞舜至周文王都不戴冕，直到周武王的头上才有了旒冕。

激进派认为冠冕起于太古。古代有一部书，名叫《太古冕服图》，它现已佚失，内容无从知晓，但从它将“冕服”与“太古”连在一起，我们还是猜想，作者是否将冠冕的起源置于了太古？

温和派的看法比较常见，认为黄帝作冕。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世本·作篇》就说“黄帝作冕”；《尚书大传·周传》也说，“黄帝始制冠冕”。此外，还有更具体的细节，像黄帝的“轩辕”之号，就是因“作轩冕之服” ；黄帝臣胡曹是造冕的具体操作人，等等。《明史·礼志四》记载，明初建立制度，在修缮历代帝王庙时，明太祖下令：“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明朝初年，朝廷祭祀的帝王是三皇，伏羲、神农不加冕服，那黄帝就是加冕服的了。这也就意味着，明初统治者也是秉持黄帝有冕观点的。

不管冕服起于何时，可以肯定的是，冕服在周代已具规模。关于冕服的内容，《周礼·司服》的记载是：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祭群小祀，则玄冕。

《周礼》后来成了儒家的十三经之一，它的上述内容，也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依据如上记载，王祭祀时使用六冕，即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和玄冕；公、侯伯、子男等诸侯、孤、卿大夫，也可使用周王衮冕以下诸冕，这被《周礼·司服》称作“如王之服”，它的具体使用情况见下表。

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周礼》记的是周制吗？《周礼》不见于先秦文献，它是汉景帝、汉武帝时征于民间的古本，之后深藏宫中多年，成帝时，才由刘向、刘歆父子于秘府发现，并著录于目录书中。由此，对《周礼》的编著时间，就有了各种说法，但一般认为，它早不过春秋末年，晚则到西汉时期。但不管成书于何时，《周礼》应是出自一位“体制外的人物”，他“尝试通过‘分官设职’来安排天地人秩序，以此寄托其太平之梦” ，所以，这本书记载的，也就不一定是周代的实际制度。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那就是古人一般就将《周礼》看成周制，因此历代冕服制度，也多受《周礼》影响，这样，人们将《周礼》与周制等而视之，也就在所难免。

从上表可以直观地看到，那位《周礼》作者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冕服则是这一等级社会的重要表征。周代实行分封制，从溥天之下来讲，王是诸侯、卿、大夫的君，但回到自己的封地，诸侯、卿、大夫又分别是自己地界的君，这就是周代的等级君主制。

依照《周礼》的说法，统治地界大的“君”，可祭祀的神就多、也更重要，像天子可祭天地，其他小君则无权做这一祭祀；各级“君”的祭祀种类，也按身份高下，依次递减，这就在等级君主制基础上，又形成了等级祭祀制。《周礼》的冕服被设计为祭服，不做他用，不同祭祀，就穿上不同的冕服。大、小君们，在各自的领地内，穿着相应的冕服，做符合自己身份的祭祀。从王到子男，都可祭祀山川、土谷之神和群小祀，那就穿上同样的毳冕、絺冕和玄冕；王和公、侯都可祭祀先公，那就都穿上鷩冕。孤和大夫是王臣而非诸侯，他们在助祭时，也要穿上相应的冕服。王与诸侯、诸臣的冕服款式一样，只是身份不同，拥有的冕服种类多少不同，王有六冕，子男只有三冕。

《周礼》确立的是六冕的大框架，内容还不够完整，需要充实。像各级冕服与章、旒、玉数的对应，就需要弥合与补充；《周礼》与其他经书的不合，也需要协调；《周礼》的幽微经义，更需要进一步阐释。这样，儒士们便开始为《周礼》做注、做疏，东汉郑玄（127—200）的注，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在《周礼正义·天官》中，晚清经学后殿孙诒让赞之曰：“郑注博综众家，孤行百代，周典汉诂，斯其渊薮矣。”经过儒士们不懈的阐幽抉微、弥缝异说，《周礼》所记的冕服最终精细化、系统化了，它也成了后代王朝制订冕服的重要依据。 BPS0OYq9fD7OZGvxIy+SOYRaeDjsnT+ZEHeYRptVzqHf87vR0wZtMYKfxGnO9N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