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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后期西方戏剧创作的改革思想，俄罗斯戏剧的象征主义倾向与西欧戏剧的象征主义共享一眼思想之泉——柏拉图的二重世界结构。“另一个世界”对象征主义者来说未知而神秘，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向那个时空的窥探彰显出创作张力。这种窥探，不管在西欧还是在俄罗斯，对于象征主义者都是一场“魔变”式的创作体验。前一节我们梳理的柏拉图、叔本华、尼采思想同样对西欧象征主义戏剧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在戏剧创作实践中两者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探索出不尽相同的方法论。俄罗斯象征主义戏剧“二元融合”方法论的关键思路是艺术向生活渗透，即别雷在《戏剧与现代演剧》中号召“在戏剧领域，艺术形式力求扩大自己的潜能，以成为生活本身”。以今日之眼光反观，这也是俄罗斯象征主义扩张阶段的自然产物。引领他们高举艺术与生活融合之大旗的正是当年被诸多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奉为圣人式思想者的弗·索洛维约夫。今天，我们通常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建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其思想涉及面广，各部分融会贯通。将整套体系条分缕析、逐一拆解以为研究俄罗斯象征主义戏剧方法论服务并非明智之举，鉴于此，以方法论启示为出发点探析这位思想家的理论闪光点便成为本节的主要任务。
作为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弗·索洛维约夫继承了柏拉图的一系列思想，其中就包括“两个世界”。他打破了柏拉图为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设立的等级关系，赋予两者融合的可能。这种世界结构是动态的，现实世界可以向理念世界靠近，甚至变为理念本身，但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吞没，而是相互渗透、向新形态跃进。这个被弗·索洛维约夫称为“改造”（преображение）的融合过程是其诸多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戏剧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依据。我们可以在弗·索洛维约夫关于“美”的论述中捕捉到他的思想闪光点。
真理即存在的合乎目的性，此即善，而其自主的表现即为美。在弗·索洛维约夫和俄罗斯象征主义者看来美是更接近本质、更现实的领域，美是理念的体现，是现实世界最好的另一半。但索洛维约夫派并不因此认为美是玄之又玄的概念，它理应被理解，而且应在实存的现象中被理解。弗·索洛维约夫划分出两个美的现象领域——自然和艺术。美在弗·索洛维约夫思想体系中既不是纯客观的评价，也不是纯主观的感受，而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他首先从自然现象领域寻找佐证，因为他认为“自然美学为我们的艺术哲学提供了基础”
。《自然中的美》集中体现了弗·索洛维约夫在这方面的论述。他以钻石和夜莺的歌声为例。从化学成分角度看，闪光的钻石和黑乎乎的煤是一种东西，都是碳元素，同样，夜莺的歌声和公猫叫春都是动物发出的声音，这两对东西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通常前者被认为是美，因为人们对钻石和夜莺的看法摆脱了物质基础的束缚，钻石不是燃烧取暖的燃料，夜莺的歌声不只是求偶，因此，美就不再囿于纯粹客观世界层面的评价，那样的品评往往立足于日常生活用途和感官愉悦。实际上，最美的往往于日常生活需求毫无用处，相反，最有用处的也可能不美，但弗·索洛维约夫并未完全否认以用途为评判标准的美，即便因人的主观感知而成其为美的美是主观的，那它也应具有本体论基础，是“一个绝对客观的统一理念的可感体现”
。美是精神元素和物质元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弗·索洛维约夫将光视作自然界中美的首要因素，“美的显现要靠光和物质的结合”
。钻石的闪耀离不开光的烛照。当光照进碳晶体，晶体攫住并分解光，光在其中折射才成就了钻石的光彩夺目。这是物质和超越物质之上的元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两者必须保持各自的本性，同时发挥功能，物质不只禁锢在物质之域，精神也不只囿于精神之门。弗·索洛维约夫追求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式的美，是第一现实（物质现实）在第二现实（精神现实）烛照下的超越，而且绝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屈服或统治，而是融合，所以，“自然界中并非任何内容的显现都是美，只有精神内容的显现才称得上美”
。这里的意思是精神内容在物质上显现。无光的钻石与碎玻璃无异，单纯的光照也可能刺眼。由此我们也可大致理解缘何月光如此皎洁，出落成一幅富有诗意的景象。我们在别雷的文艺理论中可以找到极其相似的论调。“唯有那既不属于外在客观的经验世界，也不属于内在主观的体验世界，但却同时穿透这两者的那个‘第三种存在状态’才是真实的。象征主义文学家的标志乃在于对这‘第三种状态’给予文学的显示”。
此外，“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音乐精神”也是他们将西方哲人“音乐是世界意志的显现”的思想与弗·索洛维约夫关于“美”的二元融合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那么，象征主义文学家力图予以文学显示的“第三种存在状态”是否只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共存其中而成？我们可以在弗·索洛维约夫著作中找出他本人对新状态的描述。“美是另一个超物质元素化身物质之中引起的物质的改变。”
在他的动态世界结构中，美是“理念对物质之爱的果实，她不在抽象的理念或超验王国中，她是神圣的物质性、被理念彻底照亮并被引领至永恒秩序的物质”
。美具备改造的力量，即“美学上美的东西应引向现实的实际改善”。这是弗·索洛维约夫思考之后总结的公式。正是在物质界中他发现了超物质的元素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力量，所谓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成生物体的组成部分，演变为改造生命的力量。由此，在美的另一个现象领域弗·索洛维约夫驳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论点，指出艺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绝对美或者说创造宇宙的精神有机体。绝对美是精神的充盈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艺术正是“为了实现生活的充盈”，因为物质世界中的各种方法不是万能的，“物理学方法没能完成的任务理应由人类创造去完成”
。同样，艺术与生活在这里也不是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艺术使生活充盈，“充盈的生活自身必须包含艺术的独特因素——美，不过美不是独立存在于其中，而存身于与生活其他元素的内在关联中”
。
现实存在与应有的理想存在，或曰物质现实与超越物质现实之上的精神现实，是弗·索洛维约夫继承自柏拉图的一对概念，理解二者以何种结构实现融合是把握其方法论的关键。弗·索洛维约夫在论文《艺术的一般意义》中认为处理好应有的理想存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是发挥美的改造力量的前提，具体表现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这个关系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二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首先，个体之间不相互排挤，应看到自身处于他者之中，相互融合、协调一致；其次，个体不与整体对立，而是在一致的共通基础上确立个体的存在；再次，那个一致的基础不压制、不吞没个体因素，而是在他们之中揭示自己，为他们提供充分自由。”
立足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就是理想的存在、应有的存在，否则，个体之间相互排挤滋生个人主义，每个个体都觊觎整体的位置则导致无政府主义，而整体以自身之名倾轧个体存在之自由则必然造成独裁，这些远非理想存在。依照个体与整体的协调与融合，非理想存在可以向理想存在靠近，因为个体与整体是平等的，拥有保持各自独特地位的自由，“所有的个体元素相互在对方及整体中发现自己，每一个体在自身发现他者，在他者之中发现自己，在个体中感受整体的一致性，在一致性中感受自身的特殊性”
，实现这种统一的结果正是达到完美之美。弗·索洛维约夫追求的美不是物质对理念的反映，换言之，不是单纯再现现实世界中的美好事物，而是理念在物质中的“有效在场”，是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此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精神实在的直接物质化和物质现象的完全精神化。继而，他提出两个阶段之后会有第三个阶段——化身为美的物质现象变为理念本身那样的永恒、不朽。非理想存在完成了升华。美不仅存在，而且为存在服务。弗·索洛维约夫发展了“美拯救世界”的观点，试图突破艺术的界限，向生活渗透。20世纪初“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曾一度尝试践行弗·索洛维约夫的主张，但最终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界限的问题，如维·伊万诺夫的论文《论艺术界限》承认艺术边界的必要及其在艺术事业中的成效。
理念世界与可见世界相互接近、相互作用是弗·索洛维约夫的方法论基础，也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者“第三现实”探索的理论前提。弗·索洛维约夫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但并未因此剥夺各自存在的自由及独特属性。夜莺的啼叫之所以美，缘于人们的评价摆脱了“需求论”，但我们也从不否认这叫声里的求偶信息。新现实或曰理想存在得以确立离不开双方同时发挥自己的功能。所以，弗·索洛维约夫向来不赞成将自然界的事物只看作人类存在的手段、方法或武器，因为它理应是助我们建立理想生活方式的积极因素。精神元素控制着物质事实并体现其中，物质力量于自身彰显出精神内容，然后才是改造。
既然需要达到改造生活的目的，那么改造之后的理想世界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恐怕回答这个问题难以众口一词，因为涉及观念的东西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尝试将问题具体化。理想世界中的人以何种形态存在？哲学以何种方式认识世界？哲学对于改造世界有何用处？对于这些问题弗·索洛维约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解答问题的方法直接影响着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在戏剧领域相关理念的形成。
弗·索洛维约夫不甘于做一个纯思辨型哲学家，认为哲思的意义应体现在实际领域，因为只遵循逻辑标准不足以解决问题，建立在知基础上的行的理论是必需的，哲学要具备现实改造的功能。在弗·索洛维约夫的体系里，“现象及表达这一现象的词语通常具有两层含义：尘世经验现实和崇高神秘理想”
。这种特点对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被维·伊万诺夫称为开创了“整整一个流派，甚或是诗歌的一个时代”。弗·索洛维约夫认为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功用及认识世界本质的思考方式表现出综合性特征，落实到具体论述层面即为二元融合。
世界的始原既不在外部世界也不在我们的理性思维领域。它是真正存在者，拥有自己的绝对现实，不依赖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现实，也不依赖于我们的思维。哲学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个真正存在者。弗·索洛维约夫提出完整知识的对象正是世界的始原，真正的哲学是完整知识，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是它的派生物。作为整体的这个存在者既不能排除理性的内容，也不能排除经验内容。“真正存在者的现实性在外部自然界的理念发展中，也在理性理念的发展之中，它构成了完整真理的对象。”
因此，完整知识应该融合这几种不同的经验来源。
提供完整知识的经验分为三类——外在经验、内在经验和神秘经验。外在经验针对物理现象，使我们觉得自己受某种异于我们的外部客体所决定，且这外部客体外在于我们，此即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内在经验针对的是心理现象，我们自身的本质起决定作用，此即主观对客观世界的体验；神秘经验针对神秘现象，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受某种异于“我们的另外的实质所决定，但它不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这是主观对形而上世界的体验。我们可将外在经验来源看作第一现实领域，内在经验和神秘经验来源统归于第二现实领域，因为本书涉及的第二现实并非简单的内心感受，而是立足于以主观为支柱的对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体验。进而，弗·索洛维约夫指出基于以上三类经验来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认识方式——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经验主义只承认外在经验，认为心理现象是物理现象的结果，传统现实主义戏剧正是通过这种认识方式建构戏剧思想，再现生活、研究生活并发现问题，内心世界是剧本力图描写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塑造人物、结构剧情服务。理性主义则强调抽象思维的重要性，同时承认心理现象独立于物理现象，但却不认可神秘现象，视后者为心理生活的病态，而神秘主义片面地走向了神秘现象的极端。此两种方式在19世纪后半叶的戏剧领域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在此影响下，戏剧叙事视野进入人的内心世界，重新认识人的心理领域，象征主义戏剧就是在剧本中将人的内心世界独立于生活现实的大胆尝试。这一探索蒙上了神秘主义色彩，把外在于我们的神秘力量作为世界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也导致对物理现象的否定倾向，滋生颓废情绪。此外，我们也可藉此理解为何安德烈耶夫戏剧创作不属于象征主义。安氏在剧本中同样将人的内心独立于生活，而且心理氛围正是他大部分剧本的叙事关键，但与象征主义戏剧不同的是，安氏的心理描写往往并非基于对形而上世界的神秘体验，而且他本人对于神秘主义也持保留态度。任何一种认识方式运用到极致都容易导致片面看世界。过于相信物理经验会带来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倾向，对心理经验的完全依赖导致我们的认识脱离实际，而神秘主义的极端则容易陷入不可知论和颓废主义的迷途。因此，弗·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综合了三种经验，而且这种综合“以有机性为前提，不是机械的混合或折中”
。所谓的有机性正是上一小节我们讲到的整体与部分的独特关系。
完整知识针对整个理念宇宙，是真正存在者的客观表象，认识这种理念自然需要不同于认识哲学抽象概念的思维活动形式。三种认识方式对应着三种思维活动形式。经验主义依靠外部观察和感性理解，理性主义以抽象思维为手段，神秘主义则辅以纯粹直觉。弗·索洛维约夫认为完整知识首要的认识形式是理性直观，“感性理解和哲学抽象思维都是完整知识的次要认识形式”
，但不应摒弃两种形式，而是将两者融合于纯粹直观中。弗·索洛维约夫以艺术创作为例：艺术家创造形象不只通过观察，也不只经由抽象化之，而是两者兼具；艺术形象是理念在物理细节上的表象，既不是对生活的再现，也不是抽象概念的组合。弗·索洛维约夫的这个观点恰恰为俄罗斯象征主义者的戏剧探索从哲学思想高度提供了方法论。“理性直觉”的字面意思就已包含了神秘主义的直觉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融合，直觉通过逻辑思维联结成一个体系。“理性”更多指基于感性的抽象思维，所以，理性直观在剧本中的表现，既应具有对形而上世界的体验，又不能完全抛弃理性逻辑、脱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沦为空中楼阁。实际上，弗·索洛维约夫更倾向的是神秘直观，但它是“建立在神的原则之上的，并努力把神的原则扩展到人类及自然事物之中，不消失也不忽视物质和精神”
。
我们将上文主要内容总结为涉及如何“知”的问题，那这句话表达的正是弗·索洛维约夫思想中“行”的部分，其中关于“新人”的思想对俄罗斯象征主义戏剧思想影响较大。哲学应该发挥实用性，帮助人摆脱痛苦，因为痛苦源于人对外物的屈从，欲摆脱这种外在性一方面“通过与那种本身就不依赖于一切外在性而又包容一切的存在物进行内在结合才能做到”
，弗·索洛维约夫所谓的结合在俄罗斯象征主义戏剧中得到多种阐释（比如死亡是摆脱外在性的终极方式的观点），索洛古勃的剧本《死亡的胜利》和《智蜂的馈赠》就是对此思想的演绎；另一方面，“应当把自己的中心从自身转移到最高本质，即超人本身……她应当是‘从内部’、在人的内心中开启出来的神性存在，是神人性”
。弗·索洛维约夫认为未来哲学的目的是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创造新人。神人性既超越人，又内在于人，需要人融合神秘体验以及理性证明。“神人真理即神与人的内在结合并相互作用，神在人的内心中产生，人因此应当在自身中自觉而自由地领悟神的内容，只有使理性力量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不是像有些神学家说的那样拒绝理性）才能达到此目的。”这番论述蕴涵的思想对俄罗斯象征主义戏剧的人物塑造产生了直接影响。剧本中出现了一系列神人式人物（勃留索夫的涅瓦特利、勃洛克的陌生女郎），但他们并非某位神的变体，而是体验彼岸世界的人，通过更高的理性摆脱普通理性思维桎梏洞悉本质。人物的神性在俄罗斯象征主义戏剧中表现为以改造现实为目的的高级理性思维，所以，他们不像诗歌中的自己，是不食人间烟火、纯粹神一般的存在。以新型戏剧阐释“创造新人”哲学思想的路线，与戏剧基于心理机能的“净化”在终极目标上找到共鸣。
弗·索洛维约夫的“知”与“行”在真正哲学或完整知识中同时发挥作用。完整知识以客观表象中的真正存在者为对象，目的是人与存在者的内在联合，将神秘经验、心理经验和物理经验作为质料，其主要形式是对理念的理性直观，在弗·索洛维约夫看来，“这种知识产生的动因则是灵感，即最高的理想实体对人类精神的作用”
。换言之，渴求灵感的动因促使对理念的理性直观，反之，对真正存在者的“知”使人的精神与理想实体相互作用，实现人的改造。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跨越两千多年在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方法论中找到了回响，这次碰撞无疑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戏剧领域迸发出一团绚丽的火花，为戏剧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依据，尽管难免乌托邦之嫌，却也不失为20世纪初一次颇有价值的大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