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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学习法律人类学方法？”几乎所有学科，都会在学习之始对自身之学习必要性和存在正当性进行说明。法律人类学也不能例外。但本讲内容作为一个观念性、总括性导论，我们还不会进入具体法律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内部，而是期待从一个观念史，或研究方法发展史的整体时间大脉出发，帮助大家理解现代人类学方法的发轫，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以期在“移步换景”中建立一个理解法律人类学方法的“宏观地图”。
之所以希望将法律人类学方法重新放置到方法流变之河中去理解，是因为缪勒的那句名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我个人特别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常常被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援引，但我相信将之放置到法律人类学方法的学习情境下也是合适的。“只知其一，一无所知”即指在缺乏参照的时候，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是苍白的、肤浅的。当我们论述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时，我们都要意识到这种特定的方法依托于某个特定的本体论前设或意识形态基础，或者用科学哲学的话说，依托于某种范式。由于这个世界上有多种研究范式（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阐释论和彻底的人本主义），
所以如果研究者只了解一种方法，只用一种方法与世界交互，那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便会被单一范式简化与遮挡。用乔布斯的那个著名隐喻——如果你手中只有一只锤子的话，你的下一个动作会是本能地敲击。但问题是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琳琅多彩的，不仅仅限于敲击。我与世界的关系除了敲击还有可能是介入、是批判、是创造、是倾慕、是聆赏、是遥望。这个世界的丰富性需要具有能动思考力的主体与世界产生多样性连接。当你只用一种方法去和世界打交道，方法会限缩真实。例如，一个离婚的纠纷，可能心理学家看到的是创伤、爱的匮乏、原生家庭的影响与潜意识，而法学家看到的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失范。所以任何一个学科、一种知识、一类方法实际上提供给你的不是事实，而是程式设定与范畴规定。仅仅只用一种程式与范畴理解世界，会失去世界本来所具有的满目琳琅。所以在介绍法律人类学方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在起点处炸开你的想象力边界，带领你在人类思想演进的宏阔脉络中，以其他方法为参照、为背景、为支点，来理解法律人类学方法的意义，从而“不就方法讲方法”，克服单一方法的视野遮蔽。
我始终记得在中学时代，有一篇著名的语文课文，都德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是讲普鲁士占领法国之后，将不再允许占领地的孩子们学习法语，这是一个关于家国已逝的挽歌般的故事。在韩麦尔先生完成他的最后一课时，他深情地说道：“法语，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可后来我了解到，作者都德只会讲法语，我不得不露出摊手无奈的表情。记住，“只知其一，一无所知”——一个人只会讲法语，然后感慨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当然不一定错，但却不值得参考。就好像我自己是云南人，我如果没有吃过“过桥米线”之外的美食，然后我就宣布“过桥米线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这不意味我的判断是错的，但我的意见基本上不值得参考。只有那些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只有那些尝遍天下美食的人，才能对什么是最好的，给出一个虽不一定正确但却值得被参考的建议。只有那些不仅仅“只知其一”的人，完成了比较、参照和筛选的人，才能帮助你作出更正确、更合理，乃至更自由的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只知其一，一无所知”应该成为学习任何一种知识和方法的起点性原则，这也是法律学人不应该仅仅接受教义法学术训练的重要原因。只有你的知识是立体的，你才能理解那个丰盛的世界。
人类研究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下列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启蒙时代，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对于这个时代，不同学者完全可以选取不同的视点和角度介入，我在今天这一讲中所选择的视点，来自著名的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二战”期间，当德国提出了所谓“轴心国”这一世界图景时，“轴心”一词成为一个被纳粹败坏的概念。在“二战”后，雅斯贝尔斯试图通过重访古典文明来更好地帮助战后欧洲的文明重建。当视野放置到全体人类，“轴心”两字的光耀意义便可以恢复，于是雅斯贝尔斯把轴心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文明断代，作为一个用哲学对抗政治的实践，雅斯贝尔斯提出了所谓“轴心时代”的重要概念。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普罗米修斯时代”。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普罗米修斯——因怜悯人类而盗取天火，予以人类火种的神。当火来到世间，人类便告别所谓“茹毛饮血”的时代。对于人类发展而言，火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火不是一般的工具，火的使用不仅给予了人类温暖和防御，而且更是通过加热过程提升了健康水平，炙烤后肉食所含的蛋白质可以帮助人类大脑和整体健康的发展。所以火的使用使人类在物种的意义上与其他生灵区分开来，从而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成为了人类。在普罗米修斯时代之后的第二阶段即古典文明的建立。在这个阶段人类社会开始出现集市、开始出现小规模城邦、开始出现社会性的构架和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基本的规则与制度。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即所谓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二三百年，即一个跨越三四百年的历史时间——如果将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来看，那三四百年确实只是白驹过隙般的一段非常短促的时段——但就在这个短促而集中的时段，大概在北纬30度附近，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为文明奠基的顶层智者。我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文学性的表达来叙述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老子和释迦牟尼几乎同龄，只差几岁；孔子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年龄排列后会有什么感觉。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上，这些文化巨人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他们太像是一起接到了同一个指令而手拉着手，并肩“下凡”的。只是在云端告别，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
对此，很难有科学的解释，但却有神学的回应。根据《古兰经》，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位使者，所谓“封印使者”。而在穆罕默德前往人间之前，还有其他使者被真主派出。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神学描述。但我们目睹的历史是，在一段狭窄的时间里，类似的地域，古代希腊出现雅典学院，东方中国产生诸子百家，古代印度诞生释迦牟尼，而两河流域则孕育了第一批犹太先知。这些几乎同时诞生在地球上的顶层智者一上手就直接面对终极，他们处理的都是关于人类整体宏大与卓绝的问题，他们提供了一批批极具穿透力、想象力与洞察力的终极答案。因此，后世的人们才会感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才会信仰“我（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 6》）；才会发现“欧洲哲学传统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它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构成”（怀特海语）。所以在前启蒙时代，神性的氛围极为浓郁，当圣哲们的巨大光芒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耀眼，乃至是唯一光源时，普通的个体即芸芸众生便会显得异常渺小。所谓的真理或者真知，便是悬在空中的天道、神谕和经典。具体的人获取知识，掌握真理的方式便是向这些宏大叙事不断靠近，用那些先验于普通人存在的存在来描述和规定认知——先验的存在于是优位于经验的存在。既然伟大的先贤已经照亮世界，那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便是理解他们的教诲，将先验的典籍作为应然的理想范型，将先验的观念作为论述与思考的大前提设置，我们匍匐在这些经典的下面，以“我注六经”的虔诚去注疏、去阐释，研究的方法，则是神学家与僧侣的思想方法。
在结束“前启蒙时代之方法”的讨论前，我想补充两点说明。其一，我在这里对前启蒙时代基本方法的描述是粗线条的，这其中并没有勾勒出必然存在的时代之异、中西之别和学科不同；其二，当我们说普通的个体与经典之间的关系是匍匐的，先验高于经验，方法指向注疏时，这是一种批判，而不是一种嘲笑。因为即使在今天，由古代经典所支撑起来的“山海之见”依旧是极为重要的。我个人把大学所能提供的知识分为三种类别，第一是“农耕”。专业分工、分科治学（分科治学就是“科学”一词的原意），文、理、工、法、农、医、商，不同学科，你有你的一亩三分地，我有我的一亩三分地，你种你的，我种我的。这种知识分工在现代社会甚至变成一种物理构造。在现代大学中，不同的学院拥有彼此分离的办公楼，法学院在一栋楼，人类学在另一栋楼，现代知识分工既是一种心理设定，也是一种物理事实。所以“农耕”在本质上就是培养专家，培养与现代知识分工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大学能够提供的第二类知识，叫“游牧”。所谓“策马天山，人生几何”。游牧不是某种固定的知识，它不受专业分工的明显辖制，它是一种可迁移的知识（Transferable Knowledge），例如，对人性的洞察与理解、批判性思考、同理心与协作能力、理解数据的能力、表达沟通和处理分歧的能力、独立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知识从纵向看，无论是职员还是老板都需要；从横向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都是必需的。这类知识给予你自由——移动和成长的自由。而最后一类，除了“农耕”和“游牧”，便是“山顶”。所谓山顶，就是支撑你人生高度、格局与生命想象能力的人文经典，不是使你成为某种或某个领域的卓越人才，而是支撑起人之为人的宏阔力量。这个表述有些抽象，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大家都用手机，目前大家的手机大概率是全触屏手机，这是乔布斯先生贡献给世界的伟大造物。初看之下，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电子造物，是技术天才的创意精神，是所谓的“颠覆式创新”。而事实上，全触屏手机也同时依托于一种深沉的人文教养。《乔布斯传》记录了乔布斯自上大学开始便修行禅宗，这对乔布斯本人乃至苹果这家公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禅宗断舍的精神、简约的意向、出离的态度出发，没有任何粉饰、没有任何冗余、没有任何遮拦的“一丝不挂”，用一种澄澈而通明的美学精神将所有装点都减除干净——作为结果，我们便获得了一只由平滑而单纯的镜面所构成的崭新造物，即六祖慧能大师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一个伟大的发明，在它精巧绝伦之技术外观的下面，是一个辽阔深邃的人文传统，是一种被禅宗美学所支撑起来的山海之见。对人文经典的敬意，在今天这个孤独变成一种规模性流感，复刻变成一种规程化生活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意义。
轴心时代跨越千年，在漫长的等待后，研究方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14世纪、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基本完成的启蒙时代。 从宗教角度看 ，由于马背上的民族——忽必烈的子孙们向西方征伐，随着铁骑的前行，发生了鼠疫。当鼠疫进入欧洲，就形成了中世纪晚期蔓延欧洲的黑死病。黑死病的流行对天主教会造成了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打击。在社会功能方面，由于接触病患就意味着传染毒株，所以包括临终忏悔在内的天主教社会活动自然收缩，教会对社会的真实介入、有效支持明显减弱；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天主教认为恶人逃不了疾病，疾病是一种灵性腐败后遭遇的惩罚，但黑死病的大规模流行使好人也纷纷逝去，天主教教义上的解释力也受到动摇。在传统天主教意识形态控制与社会功能供给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沉郁的思想禁锢开始松动。由此，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新教与天主教不同，由于“因信称义”，所以信徒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心直接与上帝沟通。这使得天主教无法再对信众进行有组织的认知规训，基督宗教开始强化其个人属性，获得其启蒙意识。 从科学角度看 ，自然神论思想的出现为自然科学家进入自然科学研究扫除了观念障碍。自然神论（Deism）是17—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一种哲学流派，这种思想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后便不再对自然运转施加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由“上帝是一个好的钟表匠”的思想实验来说明自然神论的巧思。我们设想，假如有一个钟表匠制作了一个钟表，但钟表做完后经常不准，老是出现误差情况，老是需要钟表匠重新进行修理或调整，那这位制作了本款钟表的钟表匠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钟表匠。如果是一个好的、卓越的钟表匠，那当他做完钟表以后，未来肯定是分毫不爽、无需调试。基于上述常识性认识，那我问你，上帝如果做钟表匠，他会是好的钟表匠，还是坏的钟表匠？答案很简单，一定是好的钟表匠，或者不仅仅是好的钟表匠，而且应该是最伟大的钟表匠，因为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所以上帝制作的钟表一定分秒不差，出厂后绝对无需返厂进行调试。当然，上帝的作品不是钟表，而是大自然。所以上帝一定是在出厂之前就设置好了大自然运转的规律，在出厂之后大自然便会如一只顶级钟表一样分秒不差，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将上帝比喻为“好的钟表匠”的思想实验，也同时使得大自然变为了合规律运转的钟表。
图一 “好的钟表匠”思想实验
因此，所有悖逆规律的神迹便在自然中被拔除。大自然不会容纳神迹（意外），而只会合规律运转。所以，基督徒会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大自然。说到底，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本就不敢、也不想去怀疑上帝的存在。科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获得独立的权力，就必须与宗教信仰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文化背景下，在科学发展最快的英国产生了一种被具有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普遍推崇的信仰形式，即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构成了从上帝到牛顿、从宗教信仰到科学理性过渡的一个重要中介。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突出理性的至高无上意义，认为连上帝也要服从理性的法则。上帝按照理性法则创造了世界，然后他就不再干预世界，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即理性法则）来运行，这样科学家们就有事干了，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科学研究了。
由是，理解自然就是尊奉上帝；对自然规律的真实探究便意味着对上帝意图的诚实领会。自然神论成为了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桥梁，它使得理性与神性得以统一。自然神论的思想使得理性科学的进步没有和宗教发生对抗性冲突，保护了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先驱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心血，也维持了他们内在精神世界的和谐。
当沉郁的宗教氛围开始减退，科学理性开始张扬，启蒙的力量便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最终，在社会维度，这一系列变化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个人理性的原则最终成就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革命，即法国大革命。以理性的原则重估这一切价值，那些被皇权所建构出来的等级、那些被宗教所蒙蔽的迷思都被理性驱散，我们便看见了一个个独立站立的“我思故我在”的现代主体。黑格尔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兴奋到了极致，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日出”。而作为方法，当悬在天上的超验生灵与古典经典的耀目光魅都被祛除，经验实证主义便成为了新的范式。人们认为真理是客观发现的结果，而不是上帝的训诫。为了实现客观发现，便需要发展出一系列程式要求与研究设计，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由此开始模仿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理解。所有理论，准确地说所有有效的理论，如果不能穿越经验，不能经受经验的检验，便只是信念或教条而非知识。在这一时期，孔德（1798—1857）奠基了最早的“社会学”这一概念，虽然早期的社会学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模仿 [孔德将社会学理解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但在理论上，孔德已经清晰地把这个时代的方法与启蒙时代之前的方法区分了开来。孔德将知识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以及他认为由启蒙带来的实证阶段。到了18世纪，统计学的系统性方法开始出现，在数理技术层面支撑了实证方法的系统性发展。当神性消退而人性生长，面对自身所嵌入的自然与社会实践，理解经验本身就成为了研究方法需要去介入的真实问题。而这种经验又不能是个别的、偶然的，所以需要对经验进行整合归纳，需要排除干扰与误差，需要让知识数学化——能否数学化，构成是否抵达外部经验之底层规律的重要标尺。所谓科学的知识便成了能数学化的知识，数学化的方法就是本质的、科学的方法。
当科学不仅在自然领域，还在社会领域突飞猛进时，科学便俨然成为了真理的化身。1912年，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造物泰坦尼克号下水。这艘船被命名为“泰坦”，意味着它已经自诩拥有神性——泰坦是希腊神话中曾经统治世界的古老神族，他们是天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子女。在泰坦尼克号下水时便宣布自己要创造一个奇迹：永不沉没。当泰坦尼克号第一次出航，这艘人类技术文明的伟大造物又宣布要创造第二个奇迹：提前抵达纽约港。就在人们为工业文明创造的伟大传说而欢呼时，第一次出航的泰坦尼克号因撞击冰山而沉没。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似乎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隽永的爱情故事，还在展示人类文明的一个转捩点——人类开始理解，或者说不仅仅是理解而更是领会，领会理性的非完满性。而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两年后，“一战”爆发。理性在为人类带来辉煌文明的同时，开始催生规模性的相互杀戮。当我们赞颂理性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扎根理性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自然客体化、严重的环境破坏；人类最大规模的相互伤害，以及广岛、长崎；泰勒制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开始对人产生异化（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人际连接方式在变得无比便捷的同时，抑郁症、自杀和各类心理疾病似乎处在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在整体财富积累不断提升的同时，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也日趋明显……当不受节制与批判的理性科学走向极致，还是回到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作品《阿凡达》，它便昭示着科学理性的未来图景——人类耗尽了地球上的所有资源，然后利用由此累积起来的高端科技，将奴役、支配与“进步强制”输出给了潘多拉星球。所以我认为，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与《阿凡达》虽然题材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但其中的精神脉络却直接相通——《泰坦尼克号》是《阿凡达》的前传，而《阿凡达》则是《泰坦尼克号》的后传，只是这其中的时间坐标，需要以百年、千年计。
而我们所谓的现代人类学方法，便是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的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当人类携带着理性、科学的梦想进入20世纪时，现代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美好与永恒的福音，相反，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问题可以被笼统地概括为“现代性病症”。对“现代性病症”，马克思主义、反殖论述、多元主义、女性主义均可以提供具有洞见性的学术视角，在这里我们仅提到两位。
首先是利奥塔。
科学知识把它们归入另一种由公论、习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态：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叙事是一些寓言、神话、传说，只适合妇女和儿童。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试图让光明照亮这种愚昧主义，使之变得文明，接受教育，得到发展。
由是，科学理性的知识可以驱逐其他形态的知识（如叙事知识）。在英文中，启蒙为“Enlightenment”，光照福泽之意，只是在启蒙时代后发光之源不再是上帝，而是理性。光源让我们得以告别中世纪的黑夜暮色，也使得所有的外部现象都成为被照耀的客体。确定了作为光源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欧洲白人男性的中心位置，假定了人作为主体可以毫无遗漏地认识一切事物，于是可以凭借理性将真知如黑夜中被点燃的微芒逐渐散播四方。既然有光源之隐喻，便可以期待光明之弥散；既然有理性、光耀之主体自我，那与“我”相异的他者也便沦为地狱。
我们借由从“暮色”“光源”到“太阳”的象征框架之铺张，便可以理解19世纪所谓西方科学人种学（Scientific Raciology）的基本主张和社会意识形态，即“在世界上的几大人种中，只有白种人即欧罗巴人种才是代表文明和理性的人种，其他一切人种都在生理上具有遗传的缺陷，因此他们理应受到白种人的统治，接受白种人的宗教和教化”
。这使得“西方及其余国家（The West and the Rest）”的认识框架被建立了起来，由此从属于西方也便成为自然。
其次是福柯。福柯对理性知识的考古揭露了学科知识与社会规训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得理性话语变成了一种权力结构。
经由福柯的启发，科学实证主义便暴露了它的动力学基础——控制。当任何一个知识在现代的意义上成为科学，即可以通过数学语言加以描述，则外部现象便成为主体，不仅仅是可以理解，而且是可以驾驭的对象。在中国古典时代，祈雨具有神性，下雨需要众生祈求龙王降福，人类在伟大的自然面前是渺小的。而现在，下雨已经被气象学科学化，下雨或不下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人类可以控制的。通过向云层发射降雨或驱散云雨的化学物质，我们可以对大自然进行控制。不仅仅是面对自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开始出现这种以控制论为底色的效能强制，这使得现代人自身开始异化、工具化、机械化，人本意义与控制目标之间的紧张感越来越强，从而导致某种自我面对现实时遭遇的陌生与荒诞。虽然这样一些思想提炼均发生在“二战”以后，但这些思想洞见在本质上不是对某个具体时代的判断，而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文明批判，即对启蒙以降形成了理性科学主义在本体与方法上的批判与质疑。
1914年，就是在这样一个现代性氛围浓郁，现代性病症日益展现的时间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由于“一战”的特殊原因，被滞留在了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他被动地进入了一种新的人类学研究生态中——不是阅读，而是文化在场。他沉浸在了初民社会的生活境遇中，他在深度参与中观察，不是一天而是一段连绵长久的日常时光；他在细腻的感受中亲历，而不是仅仅阅读传教士或世界好奇者的关于“他者”的游记。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观察者习惯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存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主位与客位开始发生融合，人类学家成为“村里人”。于是，他们将不仅仅看到表面的知识，而且有可能触达所观察社会的深层结构与意义框架，从而获得具有纵深的真知。我们可以猜想，马林诺夫斯基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被现代性污染、人与自然共生融合的社群；一个人际关系温暖、人际连接友善的社群；一个也有矛盾，但却不至于规模性相互屠杀的社群；一个具有意义，而不是人生荒芜的社群。站在西太平洋的此处，若是张望欧洲，火光、瓦砾、机枪、火药、鲜血、屠杀，究竟何者是文明，何者是野蛮；何者是先进，何者是落后；何者荣耀我们，何者践踏我们，难道不是不言自明吗？通过这种亲历与历史所构成的鲜明对比，人类在理解世界的时候，难道不需要超越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既往规定，从而发扬和建构意义中心、文化多元、生命嵌入的新的方法论范式吗？由是，人类学从“福音的人类学”（即人类学家坐在图书馆阅读来自福音传教士或世界旅行者的见闻从而完成写作）、“帝国的人类学”（即在全球殖民时代，西方国家通过支持人类学家前往殖民地以供帝国首都的决策者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成为“现代的人类学”——以聆赏文化之多样性、发现知识之在地性、拓宽人类对意义世界的触达能力与想象空间为学术目标，以田野调查为最核心方法的反思的人类学。这一转变甚至成为后现代思潮中的重要力量，亦被理论界称为“人类学转向”。在此之后，人类学成为一种基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方法的人类学”，不前往非西方社会或初民社区、不离开城市空间、不关注习惯法或纠纷解决，但只要保持这种基本价值观，秉持这种研究方法论，便是人类学。这也使得“田野”的概念被进一步扩张。在“反思的人类学”看来：
人是行动的意志主体，即按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规定的意义行事，也因其意图而改变文化和社会；文化为行动提供导向和意义体系，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的认知、符号和行动来理解文化；理解是心灵活动，易受环境条件影响，所以我们对异文化的理解要尽量采用本土眼光和主位术语；人类学对异文化的理解可能深厚但不可能精准，我们的描述和解释也有误导人或被人误解的可能；因此我们要不断反思自己的立场和作品，注意自身文化与对象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关联与互动。
到了近代，研究方法开始走向综合。质性方法在形成厚的理论与概念（Thick Concept）方面有独特优势，定量方法则在外推性和普遍化方面作用突出，所以研究中应该将两者结合运用。
但到了21世纪，随着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量化研究方法经由大数据支撑，开始重构“数据主义”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方法与经典的数理统计有所区别，不是有很多数据就是大数据。在经典数理统计看来，数据足够多意味着样本足够大，所以仅仅是样本数量的增加不构成大数据。大数据与数理统计的区别是：数理统计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假设是人为设定的，数据为理论的证成或证否服务。而大数据则有可能摆脱理论假设的束缚，通过对人类神经网络的模拟而自动连接、自发生长。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对人强有力的宰制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效能主义的工作场域下，细密的数据控制导致了人进一步机械化。当一个活色生香的人，站立在这个冷漠而锋利的时代背景里，劳动本该具有的人本价值、艺术属性和过程意义被剔除干净，人的异化开始产生连续可感的痛苦并且越来越容易察觉。以至于在当代社会的话语实践中开始出现一种与进步强制、工具理性相对抗的话语表达，如内卷、躺平、佛系——“大厂里的年轻人”和“困在系统中的人”成为一种时代镜像。年轻人为了抗拒这一切，甚至开始出现对工作的普遍厌恶，乃至工作与生活世界的严格界分。而到了近些年，为了逃离工作场域与周而复始，向自然出发的“露营”则成为一种新的都市流行。
不知你读到这里有没有意识到，向自然出发的“露营”，不就是纳威人的那个充满着异域风格的崭新世界吗？当数据的宰制、规律的压迫、人性的异化、文明的扭曲发生时，重建和寻找人类意义之根的努力便会越迫切。正如当面临欧洲的战争、屠杀、轰炸这些现代文明的自噬时，那个太平洋上的岛屿，那个来自马林诺夫斯基所见的自然饱满的他者，才会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所以数据智能的强大不仅不会湮灭人类学方法，相反，当规律的知识愈发压抑充满活力的生命状态，使用人类学方法以召唤意义的呼声便会愈发响亮！
当我们描述到这里，我们事实上是在叙述一个极其古老的传统。如果我们以中华文明为尺度，摆脱宰制的田野逃逸早已发生。
大观园是为了接待元妃省亲而修建的行宫别院，后被贵妃改名为大观园。相较于荣宁二府正宅的建造风格，大观园是按照中国园林的风格修建的。将平直改为曲折、将通达改为通幽、将对称改为隐逸，使得贴近自然的后花园，与强调秩序感、平衡感和规范感的正宅形成了对照与补充。中国山水园林以自然的道家精神与本性的田园美学为归依，这为儒家规训下的压抑灵魂提供了栖居与逃逸的可能。所以，与正宅中贾政屡屡教训、打骂、苛责宝玉的规范精神不同，大观园里是沁芳的水闸、是凌空的诗句、是回旋的游廊，是与每一个青春生命相配搭的各种院落。大观园里没有规矩，那是一个解放自我、充满相互眺望与青春歌咏的王国。所以大观园的营造，用今天的视野看，颇具现代人类学意味。当规训成为一种绵密的森严，那奔向自然田野的逃逸也就同时成为必须。类似的，当儒家的秩序已经无法为世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寄托，魏晋之风便引领着那时的知识分子走向田野，走向与自然相亲、与本真相近的曲水流觞。
所以，无论是太平洋上的岛屿、贾家新造的大观园、竹林七贤走向自然乡土的逃逸，还是当代年轻人出离城市的露营——他们，都在前往田野。无论那种将人异化的力量是什么，是儒家的道理、是现代性病症、还是大厂的智能机械主义、面对生活世界的荒诞与吊诡、面对主体性意义的羸弱与凋敝，除了走向神灵，对于东方世界，走向田野早已成为一味药方。当现代大学体制成为养鸡场（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必然包含巨大的荒诞性），即学校每到年终就来问一只只“学术母鸡”到底下了多少鸡蛋（论文），你就能理解泰勒制与KPI已经进入知识创造与精神活动的深层部位了，机械主义的效能原则已经无远弗届地实现了对生活与人的全面宰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富士康的工人，头顶上悬着KPI，面前是一条分工协作、精准控制的生产线。大家都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将一枚小小的零件放置到一个小小的塑料袋中。一天，这种装配工作要重复3000次。当知识创造的方法已经离开诸神的山顶而进入数学化的科学，当数学化的科学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工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与工作强制，当这种方式与强制使我们产生了明显的现代性创痛时，回归浪漫、回归多样、回归外在于现代性世界的他者，去“有风的地方”便成为平整我们疲惫生活的精神药方。当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陷落在社会科学之原因与结果、经济学之成本与收益、法学之权利与义务的概念遮蔽中，那个琳琅满目的意义世界，那个丰富多彩的过程维度才愈发地值得向往。说到底，虽然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面对只此一次的人生，只此一次的青春，你又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行走那条最短的线呢？离开效率、范畴、概念、数据、规训、科学的直线，去走一条风景独特的曲线——只要对现代性病症有所感触的我们心生此念，我们也就会像那些前辈们一样，向着田野的方向，出发！
提问：如何看待量化研究方法？
回答：
第一，如格尔茨（Geertz）所言，我们可以将知识分为规律的知识与意义的知识。
这其中，量化方法是非常典型的揭示规律的知识。量化相信诸存在的表象后面存在一个本质性的，使事物“是其所是”的基本规定，这就是规律。对规律的理解不可能只理解局部、只触碰表层，而是需要尽力触达全部、逼近深层，因此不可能在“个案”中完成研究，而是需要积累足够多数量的“样本”，从而排除“误差”，实现对规律的恰切把握。
第二，量化研究所携带的是一种重要、有益、对现代社会极为关键的知识观。对量化思维的了解和理解，会帮助我们理解样本、变量、因果、抽样、偏差、显著、假设、证否等一系列现代科学的关键概念。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是在这套观念的地基上运转的。所以即使我们仅仅做个案研究或民族志写作，建立对量化研究的基本理解依然是重要的。这会让我们避免很多由于不了解而产生的对某些研究方法的偏见与误会，也能够让我们在研究设计的阶段更为自由——如前所陈，只有一种方法的时候，你无法获得理解世界的自由。况且在揭示规律方面，我们得承认量化有超越质化的明显优势。所以我们可以不做量化研究，不会使用统计学软件，但我们要对量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路，及其严谨的科学化制式有所了解，不然就会犯下那个太常见的错误——将在校园里、微信群里发问卷星收集问卷的做法理解为是随机抽样。
第三，我们对人类学方法的强调，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科学主义下的知识观有所反思。启蒙以降的理性主义将对事物本质规律的理解放置到了一个崇高的位置，似乎只有整体的知识、规律的知识、数学化的知识、范畴化的知识、因果机制的知识是知识，即像直线一样通达、快速、有力的知识才是知识。我在讲授研究方法的时候，经常被问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您讲的这一个个案，它具有代表性吗？它能代表中国的情况吗？”这个问题看似犀利，但其实携带着一种狭隘的知识论设定，它排斥了个别性、地方性、意义、美、生命直感、感悟与心灵的知识。你怎么不问曹雪芹，贾宝玉典型吗？林黛玉能代表中国女性吗？仅仅一个贾府，仅仅一个家族的成败兴衰，能代表中国吗？我们似乎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艺术通过一种现象直观，直接抵达了“真理的原始发生”。对这种单一的知识观的批判、清理和觉察，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后现代思想的共同使命。所以人类学方法事实上采用了另外一套知识观，他们关心意义的知识。每一个灵魂都具有独特的意义，独特不是误差，不是残次，而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需要被理解与聆赏的生命对象。用著名社会学家谢宇教授的话说，你是关心本质，还是关心变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路径，也会由是滋生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在本体论前设上，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对研究方法之本体论前设之差异的理解，对于恰当地运用某种研究方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