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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审计委员会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3月提出，为“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而设立的。它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是中共党委书记领导的最高层次审计机构。除了具有经济监督功能，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还发挥着政治监督作用。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使得审计实质上已成为党内监督的组成部分（胡泽君，2018）。除此之外，全国各地、各层级政府也相应成立党委审计委员会。截至2019年4月，全国省以下地方党委都按照中央规定成立了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并出台了《党委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及《党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明确了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责、会议制度等，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从政策性成本假说（Watts and Zimmerman,1978）的角度看，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会显著增加企业的政策性成本（叶青等，2012；唐松等，2017）。这些政策性成本的影响主要在于企业的合法性无法获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同与保护，而此时企业会采取一些战略性行为，以获得与提升企业的合法性（Sanchez, 2000;Wang and Qian,2011;Du,2015; Hornstein and Zhao,2018；李雪等，2020）。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引起的对本地政府官员的压力、政府的规制与监督压力、社会关注压力是企业政策性成本的主要来源。
第一，通过建立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审计实质上已成为党内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胡泽君，2018）。依法履职，对权力运行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与制约，这会增加本地政府官员的实施成本。比如，党委审计委员会部门联合监督、直接向上级请示、经济责任审计、干部离任审计等制度
的实施，提高了查出问题的概率，并极大地提升了官员犯错成本。本地官员被审查出相关问题，除了受经济处罚，有更大的概率受政治处罚，从而对其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使得个人犯错成本急剧上升，由此产生外部压力。上市公司对这种压力非常敏感，因为政府和党的官员通常会通过直接所有权安排或间接渠道（如资源分配、监管、许可证要求以及非正式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上市公司施加重大影响，而上市公司可以经由相关渠道将自身行为与本地政府官员的偏好保持一致（Pi-otroski et al.,2015）。
第二，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增强了政府与地方企业的连接性，便于将压力转导给企业，增大政府监督与管理的企业的政策性成本压力。从治理框架和制度特性来讲，我国的治理结构与西方的治理结构不同。西方的治理结构是依托于韦伯式的科层制治理结构（Weber,1925；罗斯坦和臧雷振，2016），独立于政治体制。我国的治理体制呈现为执政党通过政治领导，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融入中国特色的集中统一的党政一体化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周雪光，2017;王浦劬和汤彬，2019）。这种治理结构既具有政治的权威性和开拓性，又具有行政的规范性和科层性，而以中央审计委员会为领导的审计监督体系正是这种复合型国家治理结构的体现。具体来说，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复合型治理结构提高了审计监督的政治站位（胡泽君，2018），从以往的“就审计论审计”的职能型审计，转变为以党的决策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立场的治理型国家审计。从组织形态上看，复合型治理结构在组织原则中融入党规党纪，以此保证党的意志和指令得到有效实施与执行，将非科层化的组织网络加入组织结构，广泛超越了科层制的限度（王浦劬和汤彬，2019）。比如党委审计委员会的组织成员除本地的审计长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党委书记及纪检监察委员，并可以通过企业基层党组织来加强政府和企业的联系。
相比于以往的行政型审计制度，审计部门对国有企业实施政府审计，从而以监督的方式对企业产生治理作用。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把政策意志和政策导向通过不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传达到企业，并通过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渠道来传播政策等。这样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则，但可以通过党组织渠道，把政府政策导向传递到企业。这种传导渠道更便捷、更直接、效率更高，从而可以对企业起到更好的治理作用，补充以往行政型审计制度的不足。
第三，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增强了政府对企业监督的震慑力，也会增大政府监督与管理企业的政策性成本压力。党委审计委员会在召开会议时，也担负经济责任审计、干部离任审计工作（王冬，2018；王会金，2018），会重点抽查国有企业，并发布计划审计单位名单。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高度重视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状况的审查，问题严重的可以直接上报给市长（直接向上级汇报制度），从而对企业起到直接的震慑作用。此外，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官方媒体定期进行报道宣传，提升了公众和媒体对会议的关注度，增加了企业的声誉成本，这也是增大对企业的外部压力、增加企业政策性成本的来源之一（叶青等，2012;Piotroski et al.,2015;Kong et al.,2022）。
本文猜想，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体现了政府对企业进行审计监督治理的政策意愿，这会对企业释放监督治理信号，极大地提高企业的政策性成本，对企业形成政策压力。为了避免或减轻这种政策压力，企业会采取谨慎行事的方式，在会议召开期间尽量抑制盈余管理水平，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由于党委审计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具有周期性，政策实施的间隔时间较短，即这种外生事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可能具有即时性，因此季度盈余管理水平更可能检验其效果。此外，年报中存在的盈余管理的动因比较复杂，或者说年末盈余信息充斥噪声，由于人们难以将各种盈余管理动因或者噪声分离，且表现出更高的应计变动性，因此在研究特定事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时，用季度数据比用年末数据进行盈余管理测试更有说服力（Jeter and Shivakumar,1999;Gong,2008；徐焱军和刘国常，2009）。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能显著减少企业的季度盈余操纵行为。
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环节，影响着企业活动，而媒体报道与媒体关注作为管理者或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对其决策行为起着关键作用（Nofsinger,2001;Besley and Prat,2006;Duggan and Martinelli,2011）。依据管理决策的注意力基础观，企业决策者可以通过媒体获取相关信息来集中注意力进行企业战略选择（Ocasio,1997;Cho and Hambrick,2016；杨赛楠等，2020）。官方媒体作为释放国家政策信号的渠道，传达党和政府官员政策意愿的喉舌，其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会显著影响企业家对政策的关注度。党委审计委员会通过官方媒体报道来传播自身政策意愿
，释放对企业审计监督治理的信号，企业家会重点关注官方媒体报道的信息，并据此改变自身行为。除此之外，根据议程设置概念（Carroll and McCombs,2003；沈洪涛和马杰，2012），媒体报道也会提高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报道内容的倾向性所体现的舆论监督会对企业形成声誉成本，构成企业的政策压力，企业由此会谨慎进行盈余管理以减少压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官方媒体报道对党委审计委员会与企业季度盈余质量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市场关注是企业盈余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国家审计治理功能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市场关注度的影响（于忠泊等，2011,2012）。市场关注是指上市公司在外部监督力度较大（分析师、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投资者等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管理者迫于压力而做出的盈余管理策略。在市场的压力下，盈余是影响股价波动性、股票收益率的重要信息之一。有效监督假说认为，在市场压力的监督下，管理者经营不当行为会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其被惩罚的可能性增大（Chung et al.,2002;Yu,2008）。也就是说，市场关注会增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而党委审计委员会在发挥作用时需要协同市场的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市场关注对党委审计委员会与企业季度盈余质量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