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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的介入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应计利润操纵、虚增收入、费用操纵和真实盈余管理等行为，使企业的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性费用显著减少（陈宋生等，2013；杨华领和宋常，2019；李佳等，2021；王海林和张丁，2019），也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潘俊等，2020；蔡春等，2012）。而且，国家审计能够减少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池国华等，2019；唐大鹏和从阓匀，2020），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权力制约和监督，从根本上确保企业财务收支及经济活动真实、合法和效益目标的实现（刘力云，2013），从制度层面保证企业的信息质量。此外，国家审计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褚剑和方军雄，2016）、遏制腐败以提升国有企业经营业绩（郭檬楠和吴秋生，2019）、降低过度投资水平（王兵等，2017）及股价崩盘风险（褚剑和方军雄，2017）。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审计署、财政部门、证监会等行政机关类监督主体。
已有研究指出，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为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保障（孙宝厚，2018）。学者们对我国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下的审计监督研究关注较少，而且大多集中于顶层设计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审计监督内涵及制度设计层面的理论论证（姜江华，2017；张道潘和周丹，2018；王会金，2020；孙宝厚，2018），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更未有文献直接研究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是我国政府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维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的证据，运用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党委审计委员会领导下的审计监督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Chen and Yuan,2004;Yu et al.,2006），大量文献表明，政策性成本是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Watts and Zimmerman,1978;Jones,1991；叶青等，2012；刘运国和刘梦宁，2015;Godsell et al.,2017;Boland and Godsell,2020;Kong et al.,2022）。
政策性成本假说（Watts and Zimmerman,1978）认为，如果某些事件会不对称地增加企业的政策性成本，本地政客将有更大的动机暂时限制自己控制或影响企业的行为（Watts and Zimmerman,1978,1986）。同样，依赖本地政客支持的企业也将对政治事件产生的激励做出反应，如利用会计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筹划，以应对新增政策性成本带来的威胁（Piotroski et al.,2015;Kong et al., 2022）。关于政策性成本假说的研究非常丰富，可归为以下三个阶段（刘运国和刘梦宁，2015）：
第一阶段主要集中于规模假说以及选取政策性成本的替代变量。将政策性成本具象化为规模假说、收入假说、公司税率假说，考察其与企业盈余质量的关系（Hagerman,1981;Watts and Zimmerman,1986）。
第二阶段聚焦于与特定事件（如反垄断、征收暴利税、进口救济、环境污染等）相关的某类企业政策性成本的变化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Cahan,1992;Cahan et al.,1997;Jones,1991）。张晓东（2008）发现在油价飙升阶段，石化行业公司会通过调减利润来规避政策性成本。郭婉（2014）发现，电力供热企业为避免政府管制及获取补贴会进行负向盈余管理。
第三阶段是寻找更普遍的外生事件，如Ramanna and Roychowdhury（2010）借助2004年美国大选事件，检验劳动力外包公司如何进行负向盈余管理。Pi-otroski et al.（2015）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省级高层领导人的晋升作为政策性成本，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反应。除此之外，近期文献认为战争带来的士兵伤亡（Boland and Godsell,2020）、雾霾污染产生的公众与监管压力（刘运国和刘梦宁，2015）、公众追溯清算企业家原罪的威胁（叶青等，2012;Wu and Ye,2020;Kong et al.,2022）等也可以形成政策性成本，扩大了政策性成本的内涵，并讨论了相关事件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针对特定事件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特定的行业或者较为特殊的政治敏感期，其结论的一般性、普适性受到质疑（叶青等，2012;Wu and Ye,2020）。还有一些文献考察全部行业的企业样本，如研究企业首次登上富豪榜对其行为的影响（叶青等，2012;Wu and Ye,2020;Kong et al.,2022），但由于在同一时间受到外生冲击，检验过程不能排除时间序列数据中掺杂的变化对净效果的影响。
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审计监督从单纯的行政监督变为政治监督与行政监督兼有（胡泽君，2018），使得审计对企业的监督激励作用发生变化，尤其会使政策性成本激增。这为我们检验政策性成本假说提供了研究场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政策性成本假说理论。除此之外，由于各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时间不一致，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控制组和处理组，检验政策性成本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净效应，较好地排除时间序列中的其他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