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乡村中挣扎出来（1914—1934）

1914年5月7日，王瑶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在他的记忆中，“这村子是有名的富庶，汾河的水每年可以浇地一次，收获量是很丰的；村里头做买卖的人也很多，顺着山西商人的足迹，散遍到各处，每年都往家捎个一百八十元的，正如同山西人一般的性格，这里的人都很诚实，谨慎，不大好管份外的事情” 。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除汾河河谷平原，大部分以丘陵、山区为主，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道备村离平遥县城只有十里路，离省城太原也不过二百多里地，通常村民没有事情不肯去城市，周边的十里八村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近代山西的乡村社会虽然经历了从帝制到民国的历史变革，但村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明代以来，以务农勤本著称的山西人凭借“开中法”跃居中国商界魁首，晋商的崛起不仅为山西带来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世代务农的山西人有了新的职业选择。晋商近及乡闾，远涉万里，而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山西村民，以自耕农为主，生活基本自给自足，民和商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认知空间。

王瑶出生的平遥县地处汾河平原，是山西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平遥这个地方颇不寻常，“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业上，它是票号的发祥地，有清代华尔街之称”。老友赵俪生认为王瑶身上多少沾染了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

在票庄兴盛的时代，山西执全国商业之牛耳。经营票号的主要县份，素推祁县、太谷、平遥。据1935年刘容亭对三县商业状况的调查，所调查村落的商人比例在30%或40%以上，农户占比在40%至60%之间。平遥县道备村共415户人家，从商者198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7.72%，务农者185户，占比44.58%。 经商者户数超过务农者户数，足以证明道备村素有经商的传统。经商者居多的乡村社会，经济实力之消长系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商号若经营顺利，即可获厚利而致富；若遭遇变故，则赔累至于倾家荡产。从商者家境之暴富或骤贫，自会影响本乡经济状况及村民的生活习俗、择业取向。民国时期山西在外商业之衰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为票庄之失败，第二期为当业之倒闭，第三期为其他各业之衰微。山西人对基于信用与地缘关系的传统商业模式固有累世之心传，但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变革缺乏预判与应对之术，因此难以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在国内外竞争中渐趋劣势。

经商获利虽远胜于务农，但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相比，商贩常年奔走在外，安居乡里的时间有限。“学商于远处者，最初十五六岁随人出行，履千万里，觅一枝栖，辛苦十年或十五年，身股在五厘以上，则可越千万里归家置产娶妇，其后每三年一归，每归居三年，以至于老。” 据王瑶回忆，他的父亲王惠然幼年时只读过一年书，从16岁起，就做了佃农和挑扁担的小贩；祖父终年卧病，其父是长子，被迫担负起养家的重任。王惠然由挑贩瓷器而到瓷器铺当学徒，又辗转到布店钱庄，随后进入山西的票号。直到民国初年票号倒闭，王惠然当时已年满40，但还只是赚“身金”的店员，没有熬到可以分红利的“身股” 。所谓“身股”是晋商股东为鼓励掌柜、伙计勤勉敬业，实行的以劳力为基础的股份制。掌柜、伙计追随东家十余年之后，一旦获得“身股”，即可每隔一定年限分得红利，且拥有三年一归并居家三载的待遇，而没有“身股”的伙计只能两年半一归，家居半载。

民初票号倒闭后，王惠然失业归家，此时次子王瑶出生，家里只有不到十亩的瘠土，只能种高粱。这一时期山西平遥、太谷、祁县各村因商号倒闭而失业者占全村户数20%或30%以上。此类失业者有大商号倒闭后尚有余资经营小商铺的，有无余资而加入他人之商号的，也有王惠然这样因家中略有田产转而务农的。山西人谋生范围远在乡土之外，但“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 。商人一旦入行，便无暇久居乡里，但即使赴外地谋生，家中亦无不购置田产。道备村经商者的户数虽超过务农者，但商户中兼营农业者较多。谋生在外同时扎根乡里，成为晋商与故土之间斩不断的关联。在外经商失败后，转而归家务农，也自是多数人的选择。

王惠然在家过了三年自耕农的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1916年又跑到河南谋生，这是他在票庄时服务过的地方。后来一直在几家制造蛋黄蛋白的工厂里做事，直到1929年，60岁的王惠然才因病由河南退职回家，这时王瑶已16岁，家里的境况已较丰裕，在乡间有了一所三进院的房子，田产也多了；有了雇工，还养了骡马。 贫农出身的王惠然全靠自己的才干和苦干改变了一家人的境遇，他以为“小财不当东”，自己老了，还是买地牢靠。 凭着一点现款和这些田地，王家的生活过得相对宽裕，已经算是当地的小地主。

父亲王惠然长年外出打工，家中事务全由母亲承担。王瑶在道备村上了初级小学，课本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浅近文言读本。长他9岁的兄长王璘中学毕业后，在太原市山西省银行当办事员。王瑶在村里念完初小，13岁到平遥县城第一高级小学上学，曾在大成殿参加祭孔活动。1928年高小毕业，在兄长王璘的经济资助下，王瑶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念初中。进山中学创办于1922年，计划先办中学部，俟条件成熟再办大学部，故始名“山西省私立进山学校”，1931年改名为“山西省私立进山中学”。 校址设在太原步弓街，阎锡山担任校董。教员都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比一般中等学校的教员水准要高。初中新生都是从各高小毕业的优等生中保送的，据说是配合当时阎锡山的整理村范运动。1929年阎锡山筹拨巨款在太原西四十里的兰村建立新校舍，于1932年搬迁完毕。兰村富有水力及矿藏，是山西十年建设计划工业基地之一。 在这个阶段，进山学校的教育方针转向培养专门技术人才，注重自然科学，把数理化定为主科，希望学生毕业后进入指定的理工科大学。 1931年王瑶在进山中学初中毕业，随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念高中。因南开学费昂贵，他只上了一学期，次年又转回进山中学继续学习。

1933年初，进山中学的一次学潮改变了王瑶的人生轨迹。他当时担任班干事，班内同学一致要求校长撤换一位教师，有人怀疑王瑶替校方讲话。王瑶为此感到气愤，于暑假期间离开太原，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成立于1933年5月，旨在结成军民联合的抗日战线，武力收复失地，反对政府对日妥协；冯玉祥任总司令。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平津、太原等地的青年成批奔赴张家口，王瑶即其中一员。抗日同盟军短期内迅速扩大到十万余人，参加的部队多是杂牌军，成分复杂，动机不一。

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虽然取得了收复多伦的胜利，但在军事、交通、舆论上都受到国民政府的种种封锁牵掣。孙殿英率部西移后，何应钦派宋哲元瓦解了抗日同盟军。 1933年7月王瑶到张家口报考军政人员短期培训班，被分到驻张北县的第六军。半个多月后第六军由宋哲元部接收，改编入二十九军。改编过程中允许自愿离开，并发放遣散费。王瑶仍想念书，便离开军队，考入张家口察哈尔第一中学高三学习，于次年7月毕业。

王瑶20岁以前的活动范围基本在山西境内，此地重商的传统对他的家庭经济生活不无影响。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回顾中，更看重父子关系对个人性情的塑造。王瑶并非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只是一介小民，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也没有特殊关系的援引，全凭自己摸索交际，从极端贫困中挣扎出来，让家人过上小康生活。在王瑶看来，他的父亲虽不是名人，也不是英雄，但自尊，要强，肯吃苦，懂得找寻社会关系中的间隙，由此闯出自己的一条路。这种挣扎的精神，或许是父亲给他的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由此可以理解王瑶对个人学术天赋的高度自信，以及在他后半生所经历的政治风浪中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意志。正如钱理群所说，学术对王瑶而言，首先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挣扎，并且是对自我能力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