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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以来的200多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讨什么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最终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一个国家在一段相当长时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生产性资源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长期积累；二是在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一国对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三是技术进步。
伴随经济的发展，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认识不断深入。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增长模型，把物质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作为自变量，把技术等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其结论是当要素收益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便停止。可是，80年代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创造的，因为在劳动投入中包含因正规教育、在职培训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因研究、开发、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促进要素收益递增的因素，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这两种理论均注重研究土地、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要素，并且认为投资和知识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前者认为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动产生技术进步，后者认为持续性的研发投资自动带来新知识的涌现（路风，余永定，2012）。但这两种理论都忽视了技术因素的复杂多样性以及组织和制度因素影响所产生的能力差异性。
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认识日益清晰。学界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国家能够成功实现追赶，而多数落后国家做不到？Nelson（1997）认为，要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绩效，就必须关注经济增长“直接决定因素”背后的间接性因素，这是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所在。新制度经济学拓展了研究层面，认为在经济增长或发展函数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外生变量，以及组织、制度等内生变量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或发展（曾福生，2013）。产业组织理论、分工协作理论及交易费用理论则强调了组织的结构、形式、性质等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所具有的效能。
“社会能力”这一变量的引入与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认知。Abramovitz（1986）指出，“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只有当一个国家在技术上落后而在社会方面具有先进性（socially advanced）时，它才拥有较强的经济高速增长潜力。为此，Abramovitz（1986）引入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这一变量，指出技术落后国的社会能力如果能够支撑其有效利用技术先进国已经运用的技术，那么技术落后国社会能力的内生扩大可以帮助其克服追赶过程中的诸多限制，实现较技术先进国更快的增长与发展。Abramov-itz（1994）虽然没有给出社会能力的定义，但列出了一些构成要素，如技术能力（technical competence）、大型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经验以及有利于竞争开放、新企业建立和新产品购销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后来他又添加了稳定有效的政府等因素。Dorian等（2017）指出，除了自然禀赋、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绩效外，社会能力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而以知识累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及其制度演进等要素均是这种能力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技术要素、组织要素及制度要素是社会能力的核心要素。
路风、余永定（2012）指出，Abramovitz对于社会能力的强调，其实质是强调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将这些能力概括为“经济发展能力”。
如前所述，经济发展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不同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对经济发展能力成长（下文简称“能力成长”）展开进一步研究。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能力成长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Erik S.Reinert）总结世界经济500年的发展经验并指出，实现成功追赶的落后国家，如美国和德国实现对英国的经济赶超，其奥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制度供给能力均取得了实质性的升级与进步，从而带动其经济活动从“报酬递减”转变为“报酬递增”。“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产品和服务的单位成本伴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后者则忽视了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过多地依赖自然生产要素，其单位新增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在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达到一定点后转为递减（Reinert，2007）。德、美两国通过模仿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吸收其技术和管理组织经验来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成功超越了英国这一老牌发达国家。
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进一步证明了能力成长的引擎作用。Hikino和Amsden（1994）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该分析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分为六组。第一组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均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创新国家，通过在工业中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即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而超越了英国。第二组国家以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追赶上来。第三组以阿根廷为代表，是在19世纪衰退的国家。后三组是20世纪的追赶国家或地区。20世纪，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不断拉大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通过跨国公司实现技术垄断及市场垄断。在此条件下，只有那些在技术、组织、制度上进行了高强度学习的经济体，即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第五组国家或地区才能够发展起来；而第六组国家，如阿根廷和菲律宾，尽管面临工业化机会，却因多方面创新能力不足而衰落；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代表的第四组国家则保持着落后状态（路风、余永定，2012）（见图2-1）。
图2-1 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
资料来源：Hikino and Amsden（1994）.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技术创新状况有力印证了“能力成长”是各国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刘凤朝、马荣康（2013）选取1971—2010年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最多的10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从技术发展路径的视角研究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成长模式。该分析把这1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国，第二梯队是日本，第三梯队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第四梯队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瑞士、意大利。图2-2、图2-3、图2-4、图2-5分别描绘了新兴技术、领先技术、成熟技术、萌芽/衰退技术四个领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二维矩阵。其中，横坐标为各国或地区相应领域的国家专利份额与所有领域平均份额的差值，该值越大说明相应领域的国内地位越高；纵坐标为各国或各地区相应领域国际专利份额与其中位数的差值，该值越大说明相应领域的国际地位越高。研究发现，为适应世界技术机会格局的变化，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的战略部署，使得各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成长呈现出不同的实现路径。
图2-2 新兴技术领域各国或地区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刘凤朝、马荣康（2013）。
图2-3 领先技术领域各国或地区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刘凤朝、马荣康（2013）。
由图2-2、图2-3、图2-4、图2-5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处于第一梯队的美国始终采取“绝对领先—整体发展”战略，在新兴技术、领先技术以及成熟技术领域整体推进，超前布局，并在主要技术领域率先突破，进而全面保持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处于第二梯队的日本执行的是“相对领先—高技术重点发展”战略，在多数技术领域早期跟踪布局，把抢占领先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在个别关键技术领域率先突破，逐步蚕食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进而发挥局部引领作用。处于第三梯队的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则由“相对领先—整体发展”战略转换为“相对跟随—整体发展”战略。这一梯队里的国家着力在重点技术领域早期跟踪布局，在少数技术领域实现局部突破并争取逐步成为引领者。虽然这些国家的战略类型正走向分化，但大力强化本国在成熟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是各国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处在第四梯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由“相对跟随—低技术重点发展”战略转变为“相对领先—高技术重点发展”战略，在少数重点领域跟随布局，努力在优势领域实现突破，不断缩小与领跑者的距离；同期的意大利和瑞士则始终采取“绝对跟随—低技术重点发展”战略（刘凤朝、马荣康，2013）。
图2-4 成熟技术领域各国或地区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刘凤朝、马荣康（2013）。
图2-5 萌芽/衰退技术领域各国或地区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刘凤朝、马荣康（2013）。
上述分析表明，在相似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下，一个国家若在技术、组织及制度供给等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则不具备从“报酬递减”向“报酬递增”转变的条件，其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时会出现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落后国家只有在技术能力、企业组织能力及制度创新方面有长足进步，才能实现赶超性发展（Nelson and Pack，1999；Nelson，2006）。之所以强调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土地、劳动力、资本积累等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创新能力成长必不可少。
综上可见，创新驱动视角下一国的经济发展能力主要是指该国把诸多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所需的实际能力，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及制度创新能力等（路风、余永定，2012）。与此相对应，能力成长主要强调“三大能力”的成长，即技术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及制度创新能力的成长。
1961年，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赋予此概念经济学意义。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把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要素及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其目的是获取潜在的利润。此后，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证实了R＆D（研究和开发）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R＆D和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Romer，1990；Aghion and Howitt，1990）。2002年，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创新驱动。波特以“钻石理论”为研究工具，通过竞争优势来分析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过程，指出国家经济发展通常经历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阶段，并指出通过创新形成的竞争优势是一国产业占据世界产业分工高端位置的先决条件。
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熊彼特指出，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从主要依靠对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刘志彪，2011）。创新驱动不同于传统的发明创造。创新驱动就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新发明的组合提高创新能力，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下的资源和要素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内生性增长（洪银兴，2013）。
创新驱动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政策思维的重大转变。世界多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把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我国也逐步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地位。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及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科技发展要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快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党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作出的科学决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创新是引领科学发展的第一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能力成长，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创新驱动战略不仅强调技术创新与进步，同时也强调科技创新与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多种创新共同作用、耦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在自主创新，其重要意义在于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能力成长的机制。从理论上讲，能力只能源于组织内部，即组织内生。组织内生包括三层内涵：一是从技术层次上讲，任何主体对外部知识的学习和吸收乃至技术的长期持续进步，最终均取决于自身的经验、技能及不懈努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二是从企业层次上讲，企业的能力来自市场竞争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后天学习与进步（Penrose，1995）；三是从国家层次上讲，企业能力的演变与提升发生在一个包括产业组织网络、基础研究、教育和培训等支撑制度并受政府相关政策引导和管理的国家系统中（Lundvall, et al.，200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创新能力成长，对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引领组织创新及制度创新，同时组织创新及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既可以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又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其内在机理是：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还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组织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效力，全面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成长，大幅提升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改变我国农业等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落后态势。
创新能力成长具有动态性特征，注重理性成长和经济福祉共享，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目标。创新可分为提升式创新与破坏式创新两种类型。其中，提升式创新是渐进的、改良的、未发生质的变化的创新；而破坏式创新则是激进的、飞跃的、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创新（李允尧，2009）。这二者的有机统一正是创新能力成长的动态性体现。就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言，基于农业的弱势产业地位，更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提升式创新以及适时的破坏式创新，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并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创新能力成长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实现理性成长，使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