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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国外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马克思在地租理论中明确指出，由于农产品生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因此要求农业由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方式，并在《资本论》中强调，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约翰·梅勒（John·W.Mel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是关键。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组织的时代”，社会的主宰已经依次完成了由支配土地到支配资本再到支配人力资源的变化。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中提出，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因为教育投资对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舒尔茨强调，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的核心价值是其潜在的、内生的创造力。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与弗农·拉坦（Vernon W.Rut-tan）在资源禀赋诱导的农业技术变迁理论中提出，无论在何种经济中，农业发展都要依靠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组织以及制度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贝克尔（Gary Becker）、布坎南（JamesM.Buchanan, Jr.）、科斯（Ronald H.Coase）和诺思（Douglass C.North，又译作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先后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共同印证了制度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解决市场失灵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因素，而是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表现。
上述理论的发展脉络表明，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资本等要素至关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发展的阶段里，制度、组织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总体大幅提升，同时借助科技生产力在农业等各产业领域得以更充分地发挥。创新驱动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能力成长成为大趋势。
在国内，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分别提出和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明确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这是我国经济思想上的大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黄季焜（2004）较早指出，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城镇化发展、市场化水平提高，都将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新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视角：
一是技术进步与创新视角。洪银兴（2008）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可概括为“农业剩余”范式，旨在增产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现今农业技术现代化已转变为“农产品品质”范式，旨在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杨传喜等（2011）运用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发现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信乃诠（2011）和郭珍、曾福生（2011）认为，科技进步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投资方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变。马超侠（2019）分析了数字农业及智慧农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指出把“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嵌入农业产业链的各环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二是资源禀赋视角。薛任君等（2009）揭示了传统农业模式的弊端，提出农业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等构想。潘盛洲（2010）提出农业发展要由资源高消耗向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转变。尹昌斌、周颖（2008）和周淑景（2009）分别提出发展循环农业、近自然农业。郭素芳、刘琳琳（2017）指出，有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与资源、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刘星辰、杨振山（2012）和任永泰等（2018）认为，在日益强调农业绿色发展的背景下，低碳农业势在必行。牛志伟、邹昭晞（2019）针对农业生态补偿的两类补偿标准，即“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补偿”及“对农业生态价值的补偿”的研究相互独立甚至是割裂的现状，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与生态价值一致性补偿标准模型”，并验证了其对于修正两类补偿标准研究的片面性，以及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三是文化禀赋与创意视角。厉无畏、王慧敏（2009）提出运用创意产业思维的方式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以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思路推进创意农业发展，挖掘并释放农村文化生产力。章继刚（2009）主张将文化创意与农产品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发展创意农业。胡小武（2009）与王爱玲等（2010）提出通过知识创新以及科技创意、文化创意、生态创意和服务创意促进创意农业发展。李玉榕等（2016）基于钻石模型对影响北京创意农业竞争力的若干指标进行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应用数量对创意农业竞争力的贡献率最大。张姮、凌霓（2021）立足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强调通过农村电商开拓创意农业的品牌空间，并将创意农业品牌的创新价值更好地演绎推广。
四是结构组织和制度安排视角。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专业合作社亟待完善（杨承训，2010），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姜长云，2010），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原因（韩俊，200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构成单元，且迸发出比其他形式更高的制度效率。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深入，该制度效率日益递减并严重制约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为突破困境，有研究提出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模式创新（闵继胜、孔祥智，2017），并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实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可以看出，有关创新驱动的组织研究及制度研究明显不足。
综上可见，国内研究兴起于近年，晚于国际，且未形成系统理论。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条件、制约因素及转变路径等。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功能研究，缺乏对其源泉、性质、转化及提升过程的研究，即缺乏“技术能力”研究；注重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决定因素”研究，缺少对组织与制度等“非直接因素”的深层次研究，即缺乏“组织能力”及“制度能力”研究。而“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及“制度能力”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的最主要方面。为此，本研究主要基于这三方面能力的发展状况，分析这三方面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之间的耦合嬗变关系。具体而言，本研究的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的角度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17年全国及2012—2017年各省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进行评价；二是使用2000—2017年全国及2012—2017年各省农业经济数据，分析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三是提出以创新促进三方面“能力成长”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