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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欲一节主要讨论艺术作为生命本能的显现，这种显现会在情欲和色相判断中成为人的个体（自我）生命活动中意识最为强烈、快乐程度最为急迫、追求形式最为趋向美好的部分。
爱欲的主题在艺术学上是研究和揭示其作为人的本性，如何在变现为世界和人生之后再度被形式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由爱欲变现而来，并延展到各个层次共同起作用。爱欲不限于自身的条件和地位而不断生成，人对爱欲对象的无限追索和想象从来且始终无法满足，但因为有社会伦理和禁忌，不得不通过自我想象（自恋或者自慰），其他形式的投射（譬如“变态”心理）等方式，来部分“满足”其爱欲。此外还有将欣赏色相作为“寄托”和“宣泄”的途径之一，进一步形式化则为“艺术”。毕竟不是每个个人的爱欲，都会用形式化为艺术的方式来填补。同时，人类社会还发展出了道德、伦理、法律等，来约束爱欲的泛滥，保障人类的安全生存。没有艺术，人类似乎不能和平，因为人的爱欲比任何禽兽都缺乏时节的限制（没有发情间歇期），而且具有无限的扩张力激发竞争的刺激。
爱欲根植于生殖和繁衍的生命本能，但又有极度超越和夸大的部分，构成人性的方面。爱欲是人的问题，又与人的发生和进化的本源藕断丝连。因此，爱欲既与人成其为人之前的进化过程相联系，又在人成其为人之后持续发生，前后有绝异的分别，人非禽兽。在爱欲变现为人的行为与意识，进而形式化为艺术的过程中，人的进化与成其为人之前的动物阶段之间的联系，可以对照动物行为进行观察，虽然现存的所有动物的行为不一定都与人成其为人之前的那个“动物性”阶段的行为完全一样。当前关于人与动物行为的研究，似乎是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展示出当前人类所假设的早期动物阶段的人类行为（或与之完全相同），这表明：1.只有人选择了这个进化方向，从而变成了现在。趋向当时这个进化方向所应具备的条件已经被破坏且没有重复，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物种在“人”之后进化成了人。2.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从来没有一个物种发生过“人之前动物阶段”的行为，关于这些“人之前动物阶段”的行为，只是人自身的一个解释性假设，人和动物，从最初就不是一个物种，根本不是从动物进化而来
。也许当时只有一种生物在其进化的早期和特殊阶段具备了向一个特定方向转变和进化的动因（动机）和取向（目的/目标），而且经历奇迹的突变最终使其成为人，其他的一切都只会演变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生物，但此事已无从再度科学验证，无法复制。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作为一个物种，在10万年前走出非洲之前，就基本是现在的样子和能力，即一次重大基因突变后成为一个单独物种，然后不仅有幸活下来了，还散布全球。（之后的进化只是小修小补。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出现可能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然“顿悟”式的，这个已经有不少化石和基因证据可做支撑）
在人之前的动物行为和生命痕迹中，生殖的本能和存活的本能一样，已经与生物行为模式相结合，其一是同类之间的竞争，其二是同类之间的吸引，构成存在悖论，即人类似乎和其他动物同样具备生殖的本能，但人的本能一开始完成突变，就与动物具有绝异的情欲（无尽地发生和羞耻的禁忌）。其中与动物同样的同类之间的竞争和同类之间的吸引不仅是人的“我-我”问题的基本动力，也是“我-他”“我-它”和“我-祂”问题的基本动力，是政治经济学的生理基础以及信仰、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的生理基础。而其中出于生殖和繁衍的本能对性欲伴侣和情欲对象（异性）的吸引成为“我-我”问题的根本动机，演变为人的自我层次上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主题。
人的爱欲的基础机能（本能）是与其他生命体（禽兽）共有的性欲，影响人的精神的主要是（与禽兽共有的）色相，而绝无仅有的是人的羞耻感、伦理（乱伦禁忌）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光荣与梦想。人的我-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同类的性感和美好的外表（色相）所激发和搅动，又受到人性自身的规制，并直接延宕到“我-它”“我-他”“我-祂”的层次，从而构成人的世界与生活。
爱欲中人性与兽性的区别，经由理性的解释成为生物学中人脑科学研究的部分。经由神性的解释，或者变成一种宗教或神话（《圣经》中的“失乐园”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或者解释成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经由情性的促发则变现为艺术。人性区隔了禽兽之性欲和人的爱欲之间的根本差别。作为一个人，在自身的性欲和生命的欲望损害和冲破人性时，会被视为“衣冠禽兽”。爱欲中的人性出自情性，与兽性根本有别，却又似乎互相联结。联结在于人们无法将人的爱欲中的性欲成分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生理冲动、情绪状态和行为方式，与生物的生殖行为完全隔离。在情性中，人性与兽性的界限深藏在一个暗昧的心态部位中，在那里结束和生起。这个转变的界限，以人类自我的体验和反省，只能够到达幽暗深处的那个界限为止。在这个深暗部位中，如果退入了动物的层次，这时这个人已经没有人性，已经不是人了。如果人还在人性中，类似于动物的冲动就不纯粹。这个界限对人来说非常明确地存在，但又是不可捉摸的无有。一个退入动物层次的“衣冠禽兽”实际上有对人性的双重否定（既非天真，又非礼义）。原因是：第一，这种由欲望驱动的行为依旧还有衣冠的限制，也就是说，行为主体还受到羞耻之心的限制，会遮蔽自己的私处（衣——遮蔽引发性欲和性交行为的器官）和隐藏自己的私心（冠——礼仪），并在私密之所实施行动[公开的宣淫和强暴必然伴随特殊的情境（如战争和抢劫）和意识（如种族仇恨和宗教/意识形态对抗）]，第二，已经失去了禽兽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纯粹（天真），是一个已经进化并被赋予和承当了人性的自我的丧失和堕落。天堂的失落是人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失落。爱欲，作为人的本性而非生物（动物）的本能，在于两个基本的感觉：羞耻和乱伦禁忌。二者在情性中存在和涌动，又由于人是一个整体，三性系于一身，所以也在理性中加以算计和验证，在神性中加以思考、判断和信仰。
爱欲具有一种源自羞耻感的隔阂、遮蔽、隐藏和保守。这样的羞耻感使得人们要把自己内在的欲望和“我”在公共行为中的遮蔽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隐私。隐私根本上是对爱欲的遮蔽、掩饰和转移，在人间当时当地（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的法律和礼仪的允许范围内，用呈述、象征和隐喻的方式寄托和表达。这些呈述、象征和隐喻的形式被作为艺术遗产，在艺术学中有一条专门的路径，就是艺术作为中介。作为中介的图像和符号
可以是人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层次的变现，也是在“我-我”“我-他”“我-它”“我-祂”四个题层上进行变现的方式，但是其根本，尤其是在希伯来渊源
的文化范畴中，首先是为了对应和承担羞耻感，针对人的原罪而进行的一次对人的状态和欲望的处理。符号首先是关涉爱欲的符号，而不是性欲的符号。（反对弗洛伊德）
人如果没有隐私，就没有完整的个人意识中作为“对象的我”的部分。个人的独立并不来自作为一种生物种类的本质，在群居和独处的分别中，人被划为群居并引申出“社会动物”的概念。群居中的个人意识到“我”，同时保持、拥有与群中其他个体之间的区隔。“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被当作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尊严的崇高目的加以追求，其根本在于，在人意识到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由意志之前，在其意识外的状态中间，情性的羞耻感已经使得人具备了要保护自己的隐私的身体和隐秘的爱欲不予告人、不在公共范围内分享的倾向。（炫耀和宣淫是同一种心态在特殊的“我-他”题层的超越行为，是“区别”的需求的变异形态）
没有个人意识，就不会有羞耻感。[羞耻感是在我-他之间才会生成。没有他人，就不会有羞耻感。如果天地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他人，无所谓羞耻。隐私意识的范围是可以重新定义和认识的，比如在夫妇之间羞耻感阈值扩大，在爱欲共享两（多）人之间消失。在一些特殊的文化范围和规范之内，比如说在职业医生面前所有的隐私可以在诊疗过程中取消]
羞耻和隐私造就了人类个体之间的区别，这种差异不同于肉身的差异（关于肉身的差异将在“我-他”题层的“区别”主题中讨论，是指自我作为他人的对象所形成和制造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引发爱欲作用时就是色相），而是由精神的差异造成。对这种精神的差异的隔阂、遮蔽、隐藏和保卫，涉及个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如果个人失去了对隐私的遮蔽，其作为个体的尊严就会被破坏（虽然个人尊严并不完全来自对于羞耻感和隐私的保护）。因此对于这种隐私，有时候人会动用最大的力量去捍卫，对剥夺和破坏一个人的羞耻感的一切所谓公共的集体行为抱有反感、憎恨、逃避的心态，甚至进行反抗。一旦处于巨大的压力和压迫之下无所适从的时候，某些个体会选择对自我肉体的消灭，也就是自杀，用死亡来对抗集体对个人差异的剥夺。
对羞耻感的保护，可以逆反发展成对隐私的主动、有意的强调，从而构成一种存在悖论。艺术是一种对个人的隐私的身体和隐秘的爱欲的张扬。艺术学可以从色情中反窥作者的内心和创作的起因。
与羞耻的反向是荣誉，二者互为镜像，相对共生。没有羞耻感就没有道德作为人的基本准则（底线）。内在情欲与人成其为人之前的那个“动物性”阶段的行为（兽性）相对，内心对羞耻的对抗将人性向更广阔和高远的方向推展：在广阔的维度上借助道德，即与本能的距离，对于爱欲的控制、克制和禁绝的自我能力而显现出来的难度（再进一步就到了生死中与生命本能的距离，对于死亡的抑制、舍弃和牺牲的自我能力而表现出来的难度），从而进入了“我-他”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评价，把德行高低看成是更高的人间区别的评价原则，以“立德”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此论在“我-他”一章的“德行”问题中论述）；在高远的程度上借助神圣和理想，把本能转化为动力，将爱欲升华，把对于他人的情欲的“爱”转变为对于超常神圣和终极目标的沉迷、忠诚、热爱、痴狂、笃信和虔诚（此论在“我-祂”一章论述）。克服最高难度的人，会获得荣誉感。
具有羞耻感的人对于爱欲的过程既向往，又被限制而注意节制。非人的禽兽，其兽性表现为发情时在情欲的催动下，其寻求和获得交配的过程可以“毫不羞耻”地进行——这是天则，包含机会和环境、主动者自身的力量和形态，不加掩饰。主动者作为交媾配偶并不是真正的主体，因其并无自觉（对行为的自我意识和评价），而人就因在此处与动物发生了区别。也许当人类在进行性爱的过程中因具备羞耻感而失去了动物的天真，正如劳伦兹所说，当人具有了羞耻感而不能公开交媾之际，就是失去天堂之时
。而恰是因为遮蔽羞耻感的冲动无时无刻不在人的“我-我”层次上起作用，就在艺术中不断形式化，将冲动和沉迷加以寄托和表达，艺术就成为一种公然的“无耻”。
人的羞耻感会有一个特殊的无忌对冲状态。在经过双方的接触、交合、分享或满足之后，个体在配对之时，其羞耻感就会部分或完全消除。从此，双方之间的爱欲行为发生了从羞涩向敞开的转变，配对的羞耻感因对冲而结束。无论这个配对行为出于双方对等还是一方主动一方被动，有时甚至还是因为偶然和强迫而完成，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羞耻感来说对冲意义都相等。这种无忌对冲状态一般会受到道德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被倡导并限制在家庭之内。不过一旦爱欲的对象越出家庭配偶，也会在各种可能的配对，甚至是性别、身份、种族、信仰不确定的配对中实现无忌对冲。事实上，人们在无忌对冲中并没有丧失羞耻感，而是把羞耻感从“我”让渡到“自己人”（共有无忌对冲的“我们”），成为扩展的隐私，也就是把“我”的羞耻感扩展为“我们”的羞耻感。这种让渡只是自我的扩展而已，其中暗藏或伴随着泄露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总会被爱欲的强烈、执迷所掩盖。无忌对冲中的隐私在背叛和被迫公开时直接威胁到其中的另一个个体的尊严、声誉和生命时，会激发恼怒、愤恨和深仇，引发破坏和毁灭。对自我之外的“外人”（特别是自己思念、喜好和妒忌的对象）的无忌对冲状态的窥探与破坏是人类普遍的阴暗心理，而在集体和政治运动中以理想的目标和高尚的教义为理由对无忌对冲的张扬、毁坏和羞辱是强权一方最为常用的手段，这种手段的实现是以配偶的无忌对冲伴侣的揭发来突破。对无忌对冲的利用和设计是阴谋和敲诈的最有效的伎俩。受到因爱欲而来的侵害和强迫的羞辱，只会形成愤怒和伤害，不会产生无忌对冲。
因此，私情在与特定的对象（们）结合的时候，在一定的私密范围内，会消除和放弃羞耻，而使得私情扩大为“我”与对象共享的爱欲。只要是私密，爱欲就还属于自我（我-我）题层，膨胀者会将之付诸媒介，极具才能的个体极尽奢华、尽其所能地将之发展为艺术，也只有艺术才会使爱欲表达最大化。
人在爱欲的变现中，羞耻感的压抑和欲望冲动的扭曲会以两种套路来获得释放和宣泄。其一是谴责，对于自己所倾慕的对象加以谴责，对自己暗恋的对象加以迫害和毁灭，成为艺术形式化的哀怨和情仇的内容；其二是他乡，把自己的想象和实际正在做的事情推脱给人类的其他文化和其他时代，甚至其他物种。当然最高的归结是神仙，从而介入“我-祂”变现的高尚而理想的境界。而这种扭曲和压抑飘忽而神秘，因人而异，从而无法讨论和证明，最后只有在艺术形式化变现中成为经典。这是发源于自我的“我-我”关系之中爱欲状态的一种通用形式，只要社会及其管理集团因为各种危机而处在对个体的控制和抑制的状态和时段，即使没有危机，因为有道德的限制以及个人的羞耻心，艺术家也会用“他乡”路径表达。（而道德的限制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和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形态）
爱欲被另一种乱伦禁忌约制。乱伦禁忌是在人间“我-他”题层中针对爱欲的限制和恐惧。乱伦禁忌是人性在本能上超越动物阶段的文明发展的结果，是自我对爱欲的一种意识和戒备，而且极为可能是人成其人之际的人性特性之一（可惜目前无法证实和证伪）。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对于乱伦的界限和具体的规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没有一种人类的文化没有乱伦禁忌，宽严不同而已，理解和解释相异。而且这种禁忌并不会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中间获得通用的解释，而正相反，任何人的自我人性的觉醒都是始发于对父母的感情从爱欲的依恋转向拒绝的瞬间。甚至，在具有血亲和部分血亲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对于互相的爱欲和肉身的交媾都有着天然的反感以及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恐惧。乱伦在古埃及（高度发达而成熟的文明形态中）法老贵族中长期普遍存在，但他们并非对于乱伦没有意识，而是出于特殊的信仰和政治需要以保持血统的纯洁，维护统治权的合法性（权力根源于神，而与凡人具有天然的隔绝）。所以现代埃及学的研究从未证明古埃及的平民社会普遍存在血亲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
在生命科学的理性研究中，会把这种血亲与三代近亲之间的交配禁忌归结为物种自我繁衍和发展的需要，虽然在分子意义上还找不到依据
。社会学研究将爱欲与生理机能联系，也与伦理联系，还涉及在全社会范围之内进行更大范围的联络的政治需要。但是这些皆是从结果来推论的原因。人在爱欲的推动之下不发生乱伦，并不是因为顾及其行为是否会为政治权力的扩张和种群的健康有所预设和准备，近亲婚配对健康的影响是到近代科学发展以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的，不可能反过来主导和影响人在爱欲中产生乱伦禁忌。而对伦理与爱欲的禁忌和冲突，有时成为艺术中表达极度纠结的感情、感觉和理性、信仰互相冲突的母题。
也许因为作为人的自我的爱欲根植于生殖和繁衍的本能，所以极少数生物种群（特别是灵长类）中普遍存在的血亲成员互相之间不进行生殖性交配的机制被视作生物种群的自我保护机制，得以在人性中延展，被推广成心理意义上的一种特别的韦斯特马克效应
。在人之前并不存在乱伦禁忌，而血亲互相之间不能激发性欲，有可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生理发动机制（发情）的刺激强度，而且这种生理机制也不能过分夸张，因为更多的生物种群并没有近亲交配的限制和阻碍，比如说与人最为亲近的猫、狗和猪，即使它们从小在一起长到性成熟，发情期到来时依然毫无阻碍，不仅在兄弟姐妹之间，而且在母子和父女之间，只是这种生理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充分研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与其说近亲生活在一起不大能激发爱欲是出于生理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乱伦禁忌的反侮作用，即心理和习惯抑制了爱欲。
一种遗传性性吸引
（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的假设认为，具有遗传亲缘关系的双方，其爱欲会更容易获得激发和幻想，似乎是对乱伦禁忌作为普遍人性的质疑和反驳。遗传性性吸引的理由是爱欲因其同，人会因对方的形象和感觉上的熟悉和共鸣而产生爱欲。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要考虑到，人的爱欲并不总是因其同，同时也是因其异。爱欲伴随着审美疲劳，必然会出现见异思迁，差异使得刺激获得不断的寻求和变换，在边际效应中，爱欲被最大化地激发。人的爱欲是在求同和变异之间的一个辩证关系，单独地强调爱欲的某一面或者造成的某种效应，都是不够完整的说辞。艺术是满足个体无限变化的爱欲需求和不可满足的爱欲对象之间的填充。
人的爱欲与其说是出于生理的性欲，倒不如说是出于审美的无限需求，无论主体是谁，其爱欲的对象永远是姣好、健壮、健康、美丽的，而老病、龌龊、残疾、油腻、疲软的对象不仅不会受到追求，而且会反过来被排斥、逃避和厌弃。人在爱欲中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被弗洛伊德和性欲研究者轻视，那就是色相问题，正如孔子所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爱欲的激发在不同的色相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差别。这种接近艺术的感觉问题在遗传性性吸引的研究例证中并没有被充分考虑，更何况还有个性和精神状态的差别、个体生理状态和病态，以及双方关系的独特性。但是色相则是艺术追求的最大的动机和后果。
爱情在爱欲低迷和消退以后经常转化为恩情，恩情也会在逐渐滋养之后（日久生情）或偶然的机缘激发爱欲后转成衷情。具有意识（知道）的亲生父母与血亲兄弟姐妹之间，恩情不一定转化为爱情，在不具有意识（知道）的亲生父母与血亲兄弟姐妹之间，恩情很容易转化成爱情。爱欲基于人伦而在自我（我-我）中消长，消长之间产生隔离，与乱伦禁忌相关。艺术中对乱伦禁忌的普遍忌讳和似是而非的谴责或扭曲的表达，反而是对乱伦禁忌本身的失控和错乱表达出一种高度的悲悯和同情，甚至是惋惜和痛苦。
爱欲与恩情含混在将自我作为对象的关系中，只要回避和掩盖了羞耻感，不触及乱伦禁忌，就可以毫无障碍地互相联结。
母爱是爱欲与亲情错乱的另一种私情混合状态。母爱是生物保护后代的生存本能，甚至可以在生理层次（激素水平变化）找到人类和动物以至于低等生命体之间的联系。母爱或曰亲子生存本能作为亲情的基本方式之一，所显示出来的单向的付出、给予、奉献甚至牺牲，都与爱欲有着极大的区别和错位，但是母爱经常被与爱欲混合在一起，共同合成了“爱的概念”的基本元素，成为艺术赞颂和讴歌的主题。父爱作为保障后代的发展与延续、抗拒侵害和排斥异己的力量，也应该在生理层次找到人类和动物以至于低等生命体之间的联系。可惜父爱或曰亲子发展本能总是与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纠缠在一起，反而成为人类“博爱”的一个否定的成分，诉诸研究时，成果并不彰显。博爱在最初被提倡时是指兄弟之爱（Fraternité），兄弟之爱的确是仁爱的意思，基于相信其他的人跟自己有着同样的、并不冲突的延续自我的种族和集体存在的共同目标。孔子提出“依于仁”是一个将人间想象和设计为大同社会乌托邦的政治信念和道德要求，属于神性的题层，反映出父爱的亲子发展本能中具有否定、恶劣的部分。之所以提及父爱的否定和恶劣的部分，是因为为了保障自我后代的发展，会对同类后代进行迫害、排斥和残害（母爱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论述方便，把这种亲子生存本能称为父爱，或者称为“母爱中的父爱性”，只有极为特殊的分子会在其种群受到特殊威胁时表现出一种集体共荣和合作的倾向（已经外化为我-他题层的“区别”主题）。而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一种为了保护自我个体的延续而对同种族的其他个体的未来发展加以限制、阻止、残杀甚至消灭的父爱本能，就像人类的成员从来不会把其他人的孩子完全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除非是在特殊的信仰和观念的教导之下，或者是一种文明的要求，抑或是错认或丧子的特殊反应。因此才会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倡和追求，正是因为这不是人的本性，并不能自动使之然也。
母爱（定义为保护后代生存之本能，也可以由父亲执行）和父爱（定义为保障后代发展之本能，也可以由母亲执行）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关联，构成了生命和人类生存悖论的相辅相成的辨证发展，也对爱欲形成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否定关联。而亲情中母爱对爱欲肯定的方向被接受和歌颂，以至于在艺术的表达中更是有意牵扯，让人的情性处在混同而迷茫的状态，多方位多层次的激发叫人感动不已，与科学的计算和思想的批判无涉。
爱欲本身具有双向性快感，“双向”
是生存悖论的对应形式，对“我-我”题层的全部行为动机多少都有影响。所谓双向性快感的“双向-悖论”是指吸纳性快感和宣泄性快感并存。吸纳性快感的最基本的获得方式是进食，宣泄性快感的最基本的获得方式是排泄，而爱欲是吸纳性快感和宣泄性快感递进、综合、互动和满足的特殊形式、过程和状态，而且两性差异明显，个体区别很大。除了正态成分，每个人的区别其实就是所谓“变态”成分，程度和方式与一般情况区别过大被叫做“怪癖”，极度过分就被称做“变态狂”，被视为精神疾病。而这部分因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生理、环境、经历等因素而成为精神分析的根据，并被认为是每个个体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普遍状态，成为或被认为是艺术创作的动机和灵感来源，甚至出现专以追求、寄托和表达这种非常态的吸纳性快感和宣泄性快感作为艺术的重要缘由，以其独特和奇异成为艺术作品吸引观众的特殊魅力。对这种状态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向的追索和分析，成为艺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当然，满足本身也有“我”作为自足独立的个体生命的节制性，也就是说，快感都会随着满足的程度而在一定的时间和承受范围之内到达满足的极致，继续吸纳和宣泄会逐渐减少快感，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厌恶效果，直至承载主体的肉身伤病和死亡，这种状况被描述为边际递减效应
。吸纳性快感有可能构成了人的占有和扩张的生理基础机制，宣泄性快感则有可能构成了人的奉献和慈善的生理基础机制。
在人类成员中，每一个个体由于自身的体质、性别、年龄以及所处的满足快感的环境和物质条件及状态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此处不考虑人际（我-他）和文化、宗教（我-祂）题层的因素]。但是所有肉身所能承受的能力、所有环境和物质所能满足诉求的条件，总是与爱欲本身的持续、膨胀和飘忽不居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就使得所有的个体几乎都不能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间充分满足自我，而需要借助一种虚幻和想象去获得满足，这种追求与艺术已经没有中间的界限和障碍。
“爱欲”主体具有不同的程度和强度，因人而异。
怀春，是爱欲自我生发的初始方式。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把人的生命生长与发育的能量和动力归结为性力（libido）或其变态的效应，这种归纳由于找不到科学上的切实证明（各个肉身之间的差异与或然性致使其不能验证和重复），至今犹有争议。如果用性力可以归结，同样的模式也可用吸纳性快感和宣泄性快感进行替代，来解释人的生命生长与发育的能量和动力。爱欲起于蒙昧，开窍于青春，衰退于更年，归灭于老死，虽有早知的个体，但强烈浓厚的程度其实是与自我肉身的阶段发育相关，只不过人之春心（爱欲）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源源不已。有人在某个阶段或有消退，有人一朝怀春永无止息而到死方休。人在成其为人之前，是否也如动物一样，性欲受到发情期的调控和节制？
念想，是爱欲受到目标吸引而产生的动机与目标的强烈关联。朝思暮想，辗转反侧，使自我处在一种特殊的与目标关联的恋爱状态
。这种关联一旦出现，便迅速地进入“虱轮情结”
，由于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当下的感情状态，把自己的对象看成是巨大、强烈甚至是唯一的自我注意力和兴奋点集中所在。在此阶段，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对这个目标的倾慕、争取、占有而设计和进行，构成了所谓的念想，而对象周围的目标以及自我在平常状态之下所处的各种关系，都发生了颠覆性的重新组构和转移，念想的对象还会导致“我”冲击既有的各种体制和结构。
念想在遇见目标之前并不存在，是在遇见目标之后发生，从没有念想到进入念想状态的时间可能非常短暂，所谓一见钟情。其持续的长久程度差异巨大，有时候非常短暂，也可能非常长久，持续一生。而念想正是构成思想的基础之一，如果说思想就是动机和目标之间的连线，则其最基本的一种生理基础就处在爱欲的念想状态。如果念想的对象从具体遇见的爱欲对象上升为理想和信念，就构成一种思想；目标上升为终极存在及其偶像，就构成了一种信仰。
好色是爱欲得以维持和变迁的导因。爱欲凭借色相建立起来的关联，其念想的方式和程度，会随着对象的形象和自我肉身的爱欲能力衰退而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即所谓色衰而爱弛。同时，主体的爱欲因为出现审美疲劳，即使在对象保持原样的情况之下，也会随着满足次数的增多而逐步衰退。在这个对象衰颓和自我减退之时，如果有其他更强烈或者更有差异的色相载体出现，就会出现见异思迁，就会发生移情别恋。色相的判断和选择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与“我-他”有关），这些所谓审美的标准就是艺术史中被作为品味和风尚的现象。在爱欲的程度和强度与色相的相互关系中，促进修容（改动肉身）、发展妆饰（妆奁服饰），都是为了维系和延长肉身的吸引诱惑力量以影响爱欲。艺术就是从这个需求切入，只是在现代艺术革命之后，这个美化产业被一个专门的设计工业和文化产业所承担，开拓出美/整容、健身、化妆品等巨大的工业和商机（有关权力、财富、道德品格的差异对爱欲的作用问题，将放到另外三个题层“我-他”“我-它”“我-祂”的相关主题中讨论）。
在色相必然衰退、自我主体兴趣必定衰减的自然规律中，爱欲衰退的速度和频率取决于双方在做爱时所能激发的满足的强度和深度。所以行爱的技巧成为一种在纯粹爱欲层面上秘密而难度极高的“房中术”，以求达到不断深化和强烈的程度。如果没有人间的礼仪（伦理化）-制度（合法化）-道德（合理化）的限制、惩戒和规范，喜新厌旧就是爱欲的演变规律。正是因为这种不可离弃的爱欲根源，即作为自我的权力是以好色作为普遍的私心，与人间生存之间的天然冲突，如果没有社会干涉和法律规范，始乱终弃必然发生。而各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都会利用特权攫取和劫夺爱欲的色相并随意疏离和抛弃已经生厌的对象，而且以各种道貌岸然的方式掩饰和处理爱欲的遗留，造成世间普遍的虚伪。
生死以赴，是爱欲向恩情的短期深入和完整转移，并可能固化结晶为衷情，使得爱欲与道义混一，结对唯一，至死不渝，甚至向受虐（被管/受制）转化，希求深切的关顾和持续的管制
。“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生死相许，体现为一个人（生命个体）自觉地为了一个自身生命之外的爱欲对象——这个对象可以与自由选择的信念无关，也可以与集体的需要无关，甚至与在某种观念之下的习俗和传统的规范无关——而长期地克制自我的欲望和情绪，对于这个选择的对象进行长久耐心的，以至于贯彻终身的、艰苦的，甚至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程度的付出，而这个付出的每一次活动都是与“我-我”层次的生命的自然状态，与生物的一般的生存行为发生了对立的效果，完全处于生命的逆反的状态、生命科学上无从解释的一种状态，从而形成一种无我而利他的爱，一种与爱欲结合、极度悖谬和极具巅峰狂喜的终极而至上的快乐。
至于为了激发爱欲而倒错使用虐恋，只是爱欲的一种更为异化和变态的演变形式，不在本文论述之列。如果仅仅把爱欲向恩情的转化过渡看成是生物自体保护配偶，以至保护种族繁衍的本能的延续，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个整体过分笼统的回归的论述，其实是把中间恩爱那个部分取消了，这个部分就是当主体对于目的没有感觉，或者说对于因果并没有充分认识的时候（本能之谓），这种爱欲向恩情的转化已经变成了一种状态、一个历程。这种状态经常可以超越理性的算计和神性的对立，而成为一个生命个体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个体让渡自由和安全、付出自己利益和生命的行为依据。人对于这一段的觉悟和强调，成为人间最为人性化的优美，与战争辨证共存，双向-悖论生存，构成对血亲和遗传亲子集团之外进行链接的精神机制，将爱护、怜爱、珍惜、欣赏从性欲对象载体泛化到他人的全部存在，构成和平的心理基础。爱欲由于好色而发生为爱欲者的见异思迁，爱欲由于怜惜与生死相许而表现为被爱者希望的始终如一，唯一忠诚与风情万种就构成了一个自我个体的内在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的纠结和解决转化成为道德最基础的第一问题。详见下文“合礼”即合道德/礼仪的理论原则，是对人间道德神圣和根本的解释和制度设计。
痴迷，是爱欲在瞬间或很长时段内持续性地扩展到覆盖和遮蔽理性的程度，特别是在行为中忽略和超越理性（算计性），因爱废事。正当其位、担负着一个人类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责任人，如果在特殊对象的引诱和沉迷中丧失了对政治甚至仅仅是基本活动的把握和控制能力，如果因为爱欲导致的痴迷而处在这样的一种失去理性判断能力的状况之下，就会导致集体的重大损失直至国家的灭亡，即所谓的倾国倾城。虽然爱欲在“我-我”关系层次上关涉自我的讨论，也就是说，所有的爱欲都不是仅仅因为色相尤物的单向作用，而是通过主体爱欲的强度和程度起作用；因此政治道德（对统治者、责任人）的规范并不太多地限定爱欲对象的存在，而是规范对待爱欲对象的心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但是在道德理论发展到极端，而人（特别是权力核心成员）失去了自我控制爱欲的度从而丧失了摆脱痴迷的觉醒能力时，他们就会采用限制和消灭引发爱欲的对象以把控社会运作和统治人心的普遍做法，转嫁和宣泄人的“我-我”层次内在的矛盾和焦虑，比如借助他人焚烧女巫和指斥祸国的女子来转移罪过。但是只要对于爱欲中的痴迷不加预防、冲淡和解治，痴迷都会击破人的理性，引发复杂和混乱，影响人间的秩序和稳定的运行状态。每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都是针对这个社会当下的对爱欲及其引发的效应的理解和举措。道德规范、法律规定及其政策的决定并不是对道德本身的选择，而是如何利用道德来对个人的能力、权力的价值进行判断。是只有少数具有统治权力的人可以控制并制定秩序、决定取舍、颁布法令要求其他人遵守，还是把所有人平等地视为在控制自我、摆脱痴迷的判断时处于同样状况而让所有人自己来自制、规范和协商，取决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方向。世界发展到理想社会，是把所有的成员同样都看作自我不仅能够控制爱欲的程度，而且都能够摆脱痴迷。而艺术只是把这种沉迷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情绪激动的情景，充满冲动而引起广泛而长久的欣赏和传播。
放纵，是爱欲随着痴迷而对理性和神性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规范和道德底线的忽略和超越，直至脱离和超越人作为人的人性本身，不顾生死，拒绝节制吸纳性快感和宣泄性快感，使本性瞬间变态。放纵是纾解集体紧张和个体激情的渠道，一般社会都会在用他律和自制建立秩序时，设计有节制的放纵来消解紧张，使得人类回归安宁。即使在宗教严苛的时代，也在禁欲时段开始之前，举行爱欲宣泄节日，提前去除、洁净，这就是狂欢节的由来；而在另外的一些文明结构中，会举办一种定期的欢会，此时不设置禁忌，让爱欲得到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的自由行动（如“三月三”高禖节）。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对严格和僵硬的制度的反抗，常以爱欲的放纵为革命的起始，无论是在偷读《西厢记》时个人的想象与共情，还是嬉皮士的集体运动，或者更进一步以嗑药和酗酒来放纵爱欲。所以在LSD毒品幻觉崇仰者标榜其自由和反抗时，必然遭到秩序建制者和维护者的取缔和打击。虽然放纵的理论归纳有时会形成一种最高极致，可以使参与者发生心理和精神的突变，完成悟道和超升的境界（进入“我-祂”层次，见下文“
与艺术”，但是会被限制在修道集团内部秘密进行。而放纵成为艺术竭尽全力调动深藏的潜能、达到极致的手段，也是很多作者为了艺术作品而不断用来刺激自我的创造力和创作激情的常用做法。一旦借此效应外化到人间，并对缺乏自我控制、无法摆脱痴迷的其他个体和群体造成诱导和影响，即被视为邪教而加以翦灭。对于未成年的儿童，预设其尚未具备自我把握爱欲的程度和强度、自我解脱痴迷的能力，就需要对能够吸引和刺激他们爱欲的沉迷的可能性加以极度的限制和规范，电影分级就是这样一种最简明的制度方式。
各种不同程度和强度的爱欲都会采取双向-悖论对立统一的方式来实施：一种是自我的展现，用以吸引对方；另一种是互相的竞争，用以击败对手。为了争夺对象，人的本性向两极展开。人在爱欲中为了吸引对方所做出的一切自我显现和自我修饰的行为，都是在与同类的他人比较中显示出差异和高超，从而赢得对方的好感、倾心和依附，同时贬低和诋毁他者以凸显优长（这个问题的论述在“我-他”题层的第一主题“区别”中展开）。
在爱欲中为争夺对象的情敌竞争，与在生死中的生存竞争交织在一起，共同转化为人间的权术和政治的生理基础，既是一种爱欲的表现方式（自我的展现），也是一种责任的承担方式。（这个问题的论述在“我-他”题层的第二主题“秩序”中展开）。
各种不同程度的爱欲以不同的强度变现为人的生活，既是人类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人间混乱的情由，但是形式化为艺术，无论在哪种程度上，诸如把自我的春情如鸟鸣般宣扬，把生殖伴侣作为爱人来展现自我的倾慕、追求，夸耀对性欲对象的争取和占有，歌颂不计利益的衷情，倡导百无禁忌的狂放和自由，只要不在实际行动中实施，强度任由其增加和夸大。追求的失败、遭拒的失落、无望的痛苦，以及人的爱欲的无止尽和对象的不可能之间必然而永恒的惆怅，都可以被艺术转化为更加激烈的表达和感动。
既然爱欲必然与人间的关系关联，爱欲应该由我-我题层转到与我-他题层的“区别”“秩序”和“超脱”中论说。因为爱欲可以被经济化（交易）-伦理化（礼仪）-合法化（制度）-道德化（神圣）。但是为了保留爱欲最终在“艺术化”（再度形式化）中被夸张、强调、美化和极度充分地寄托和表达的关联，就把爱欲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在此论述。
正是爱欲的难以预计的膨胀和扩张与满足爱欲的条件及爱欲对象的重叠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外在斗争，因此需要通过交易（合适）、习俗（合规）、法律（合法）、道德（合理/合礼）进行调整，以维护人间的均衡和稳定，不因爱欲对自我内在的作用而破坏制度和搅乱秩序。把我-我中作为自我的爱欲安置在复杂的人间社会允许的范畴之内，与人际关系（我-他）的安排和整个集体的结构和谐起来，自我在其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爱欲本身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本来是超越法律之上的一种人的朴素的、自然的原始状态。人与其爱欲对象之间的钟情，其实对于任何法律、规范和礼节而言，都是一种更为原始、更为真实和更具有生命意义的现象，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人间建构（社会）中间被逐步“道德规范”化，以至于在有的时代和有的文化中被逐步彻底地否定，甚至以否定人本身为前提，试图把人欲彻底消灭（存天理灭人欲）。而爱欲作为一种自然，被经济利益限定和干涉（合适），被权力规制（合规），也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明确规定（合法），还会被各种道德和宗教推向爱欲的反面而达致无上崇高和无限高远（合理/合礼）。人的爱欲是人的不可满足的基本愿望之一，这一点无论通过哪一种方式（习俗、规范、法律、礼节）来调控，实际都同时包含了对自然（人性）的节制、禁锢甚至是“残害”。
但是，每一种行为的形式化也就成为艺术，比如新娘的头饰、新郎的车骑、聘礼使用的器具、婚礼举办的场所；或者，借用和利用艺术的形式来推进这种功利目标，如对见异思迁的警示，对家庭和睦的宣扬，名之为“成教化助人伦”。
合适，是将爱欲的冲动纳入到合理的算计中，根据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条件和潜能，用理性来对爱欲的主体进行“适当”的诱导、规范、恐吓和禁止。这种算计与人类自我发展的设计“合适”，具体体现为与种族或家族发展的整体设计合拍，把传宗接代、延续种族的义务与爱欲的自然的生命目的联系在一起，规范爱欲并强制夫妇进入“我-他”格式——婚姻，构筑人间结构的最基本的方式。为了保护家庭、发展种族的经济和政治，甚至是以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爱欲在经济政治学中被进一步算计，在从血亲向姻亲的转移过程中，财富和计算附加值经常用来作为爱欲的限定和条件，爱欲成为长期交易的资本（获得实际利益）和成本（牺牲自我幸福）的砝码。门当户对本来是一种社会利用婚姻达成血亲之外的人间集合的理性设计，逐步演化为节制情欲的势利之心。变现为艺术，既有为门第和等级设计标志作为“作品”，反之，也有为了反抗和逃脱势利和规范而作成艺术幻想的情节和场景。
合规，是对爱欲及其相关私密行为的公共化的规定，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据此确定个人自我的私情在公共领域和公开场合的限度和开放程度。在维护理性算计合适的总体前提之下，反对个人爱欲的超出规范的过度自由和变态。为了弥补政治和经济联姻中个体为公共（集体）支付的成本而损失的幸福（爱欲满足），设置制度和习惯性补偿机制，扩大爱欲自由裁量权（纳妾/男宠），允许爱欲在制度内部的交叉和置换（情人容忍制度），允许或禁止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交易爱欲的辅助产业（色情产业和娼妓交易）。权力和权利的斗争与协商将爱欲变成交易寻租市场，实际上是把羞耻和色相作为资本，使爱欲/私情的社会化得以在一定规范之内进行，特别是竭力加大色情行业的娱乐化倾向，以扩大在合规前提下爱欲的交易范围。但是也会同时警示购买情欲的肤浅和风险，贬斥并禁绝阴阳倒错、与非人类援交和私密的乱伦，而且还经常排斥和禁止同性恋（其中包含人权问题的层次）——最多将之作为有争议的爱欲补充，直到现代化彻底将个体从延续种族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性恋问题才在部分地区获得了认可，进而上升到同性恋婚姻合法。而这也成为个人权利大于集体责任的现代社会形成之后衡量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所有爱欲在制度中的公共化，是经由艺术性美化而成为青楼文化和情人故事的迷人篇章。
合法，即合乎法律。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和控制的手段，是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反自然选择，反自然就是反爱欲在群体中引发放纵和超规行为，避免社会冲突。法律作为维护秩序和组织生活的需要，是稳定人们在同一法律属地范围内（一般与政权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保障，也为每一个具有法权的成员（公民）预留了参与、活动、创作和传播以爱欲形式化的艺术不受到干扰、压制和禁止的基本手段。立法的基本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均衡，也就是说，不能用部分人的权力去压制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力，否则就是恶法（法家的法可能不少是恶法，所谓统治的“治法”是一种权利控制的变体，只不过有时更为明显，有时稍微隐蔽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法律的不断修正和发展总是以缩小成员之间的权利和权力的相对差异为趋势，向权利平等的方向做着微妙的或者是巨大的推进，只是有时候这种推进会突然地回落到一个相当原始和相当反动的地步。法律也强烈地为自我辩解，以及随时受到安全感和恐惧感的逼迫、延展和激励而不断修订。法律保障的婚姻形式就是合法安置爱欲的一个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方式，用之消除内耗和竞争，尽量降低因爱欲满足机会不均和不公所引发的矛盾而导致的自相残杀和日夜不息的骚动，同时节制强权的个体或阶层在内部的过度贪婪和豪夺，避免造成社会整体的不满和离心。爱欲的合法性，实际上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艺术的公开和开放的程度和尺度，决定着艺术的收藏、研究、展览、出版的范围和规定，形成了艺术社会化的刚性标准。
合理/合礼[此处的理不再是规定（合规）和法律（合法）的意思，也不是理性算计的意思，而是被礼节行为调节为合乎理论的意思]是对爱欲的规范和制度设计，形成习俗、伦理、神圣的多重理论、教条和解释。合理/合礼的约定方式和习惯方式是为礼仪，合理/合礼的律令和强制方式则为法律，属于合法范围。合乎礼仪是邦国和社群的运作基础和整体文明状态，所有集群和社会都是不同程度的“礼仪之邦”，遵守对爱欲的规范和制度，普遍具有提倡节制甚至禁欲的倾向。社会的败坏和堕落也被认为是从放纵爱欲开端（万恶淫为首），而固陋而停滞的社会的突进与革命常以爱欲的解放为发端。但礼仪不仅限于对爱欲这个“我-我”题层的处理，还包括一切“我-他”“我-它”“我-祂”题层中的人的问题。
合乎习俗根本上是种族繁衍的需要，但是种族繁衍不属于人的理性的算计，任何生命体都有这方面的本能，似乎与爱欲构成了一种表里关系，并不都是出于爱欲与种族繁衍之间的功利关联。虽然种族繁衍与社会和国家的人口政策相关联，成为功利算计的理性范畴，但是不能够经由计量因素算计规定“合适”。如果说爱欲的规定也是一种合适，那么这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根据想象和意愿虚构的习俗。但是并不能反过来由人口政策规范人的爱欲。种族繁衍需要通过无数丰富而奇异的习俗诸如求子，设立石祖，服食滋阴壮阳的食物，穿戴象征复杂的衣饰，举行奇特的仪式，甚至规定爱欲施行的时间、地点、姿态，来想象或借故为种族和家族的延续而行动，同时辅以各种禁忌和束缚。这些行为、活动、场所和道具，会在其赋予的功能和愿望之外，成为后人和非参与者的艺术活动和作品，因为从来都无法用科学来检验最后的效果，用理性来规范成效，所以作为奇异的遗存，这类艺术附带神秘和秘密的成分。而对爱欲进行规范和将之控制在习俗中，除却乱伦禁忌和羞耻感以外，还防止了在集团内部人伦之间的关系错乱，进而节制了宣淫与纵欲，保障集体中的健壮个体成员不至于过早丧失生殖能力以及生产、劳动和防卫、战斗能力。进而在集团内部发挥爱欲黏合作用，把爱欲能量分配在习俗秩序中，规定界限明晰的秩序和等级（比如说君王可以有三宫六院，强大的个体和阶层可以有复数的爱欲配偶，羸弱者共用婚配和买卖配对），从而使得爱欲必然导致的心理、生理矛盾和冲突在社会集团内部被消除和缓和，至少有恰当的安置，以保障种族集团内部在有序中增长扩大。至于利用爱欲的动机来扩展两个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盟，这种习俗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他”题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如上述。
合乎道德是将爱欲的道德意义理论化、系统化。道德比习俗更具有理性结构，合乎社会价值取向、公德，最终指向人间的平衡、和谐、稳定。习俗中所有维护制度、安置人伦的诉求化为公民的默认和公开的宣传，是爱欲合适、合规、合法和合理/合礼的延伸，也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习俗的根据。
合乎天理是将道德中爱欲的价值观念进一步神圣化，不同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分别将诸如天地、万物或上帝作成呈述、象征和隐喻，成为各种偶像和图像中不可言说的内在成分。爱欲也化入道德中最为高尚和终结的圣德，经过抽象化，把与爱欲的本然化作对生命的超越意义，以“从一而终”到“始终和谐”进而“生死相许”的进阶，将爱欲升华，从而介入“我-祂”题层，变现为高尚而理想的境界，沿着神圣的道路（按双向-悖论对立转化的方向）发展为超验的至上幸福。由爱欲向道德的进化途径——禁欲，就是对爱欲的否定、克制、戒除、禁止直至消灭（存理灭欲），把欲望和禁绝之间的张力催化并超升为一种绝对的纯洁、净洁和神圣。一个具有强烈的爱欲的人在禁欲中所能显示出来的力量和意志，常常比生性欲望暗淡、生命机能平淡的人所能够显示的神圣的幅度更加地强烈、丰富、生死攸关，直至绝对的禁欲，把爱欲捆绑于生命，一并牺牲而奉献给高尚的理想和事业。
爱欲将
从我-我题层生起、激发、扩展、变化并与爱慕和思念、欲求的对象交织对应，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次、段落和方面变现为艺术。爱欲与生俱有的存在、自我（的羞耻感和乱伦恐惧）的压抑、社会的限制、欲望的无限扩张和满足的不可能，进而在神话、宗教、道德和理想中的升华，所有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爱欲行为和意识的形式化全都成为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方向，其目的既有对爱欲的表现和表达，也有对爱欲的限制和规定，或者明褒实贬，更多是在借题发挥。即使在最为严苛和压制的时代，也会以贬斥、诅咒、训诫、摧残的方式变态地宣泄和满足与生俱有、无法消除、隐蔽而强烈、变异而复杂的爱欲。
爱欲最终只有在虚幻、想象、拟造和理想的艺术中才获得充分实现，甚至还可以获得无限的延展，获得超常的、持久的、绝美的满足。这种自然与人为、人欲与天理、压抑与限制、自由与规定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间最为贴近人的兴趣和兴奋的感觉，构成了“自我”的最为集中和剧烈的呈现。
美感的形式化就是艺术，而艺术性经由作者的创造形成作品，为他人即非爱欲状态中的人所接受和欣赏。或者在爱欲变现为作品之时，才会通过不同的具体的行为和心理呈现出来，并被观者感觉和接受。爱欲的变现的艺术可以顺次归类，当然不仅限于此：
修饰，是源于爱欲的自我显现、暴露和表现，通过美容与装饰吸引和刺激特定（悦己者）和不定对象的形式和过程。
诱挑，是源于爱欲施加于目标的引诱、挑逗和追求，以投其所好，满足其虚荣，解除其危难（英雄救美），承诺其希望的形式和过程。
强求，源于爱欲而猎艳，不论男女，是利用政治、经济、学术和特殊境遇的权力对于爱欲对象进行干预、侵犯、胁迫和强制，这种权力化的腐败情欲根植于生命本质导致的意淫向往，形式化为艺术的重要主题。
妒恨，是爱欲对象的高度重叠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外在斗争，是对爱欲（对象）占有者的倾慕、妒忌和仇恨，部分异化为“非我有即毁灭”的变态，延伸为对爱欲对象本身的诋毁、糟践、反对和加害。妒恨作为爱欲的对应情态，在艺术中变现为破坏和否定的力量，构成对比和强烈冲突。
幻想，以欲想和觊觎公共偶像或真实明星膜拜为基本面，由此生发的虚幻想象延伸塑造爱欲对象，形式化为艺术流行和欣赏的心理基础。
怅惘，是人的爱欲无限膨胀和难以满足之间的对比
。宠爱倾慕相对集中于个别人，而大多数人被忽视和贬低，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错位和精神失落，形式化为惆怅与惘然，成为艺术动摇心旌的方面。
克制与超绝，是因失望而醒悟形成的形式变现，对比出纯粹与高洁（如梅妻鹤子）；是因焦虑而升华的精神飞跃
，采取禁欲而获得受虐般的反向性升华快感，在趋向清明的状态中获得精神的澄明和肉体的宁静，在觉悟中回归
。
爱欲源自内源性欲望与对色相的外源追求的相互作用，并在算计和意志的限制和激发下，实践化为制度、道德和礼仪，而其不可言、不愿言、不能言的部分在虚拟想象中形式化为对象的自我，成为“我-我”关系中的第一主题。爱欲形式化而变现成为艺术，在艺术史上被陈述为“艺术是对爱和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