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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展开战后恢复与经济建设工作。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赶超，我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包括“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农产品统购统销、农村生产合作化、地区性粮食自给自足等措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决策可以被看作当时环境下所做的一种理性决策，而它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与为发展重工业而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共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致当前我们仍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逐步推行国家经济建设。尽管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有过经济和科技发展上的辉煌成就，但是由于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逐步落后于西方。此外，长期战乱对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的中国仅仅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而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冷战开始，帝国主义对新政权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想要更好地保全自己、实现和平稳定的发展，经济方面的出路就是发展重工业。 【林毅夫： 二战以后基本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以，中国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原因既有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也有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观愿望。 】 重工业是与轻工业相对的概念。重工业提供生产资料，而轻工业生产消费资料。重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此外，重工业所包含的钢铁、冶金、机械、能源、化学、材料等行业也为军事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国发展重工业也有相应的优势——同样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的苏联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帮助。1950年中苏领导人会谈时，苏联便已答应帮助中国建设50个重工业项目，这批援助在1952年之前便已经启动。1953年，中苏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国同意苏联帮助制定“一五”计划，苏联又对中国展开第二批援助。苏联援助的方式包括派遣专家、援助相关技术、提供低息贷款、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等。 苏联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要素禀赋，也促使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 【林毅夫： 苏联的援助主要是发展重工业的项目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但就改变中国当时资本相对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言作用有限，因为苏联所提供的资金相对于整个国家的资本拥有量而言是杯水车薪，不足以使中国从资本相对短缺变成资本相对丰富。 】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主要特点有：建设周期长，关键机器设备需要进口，需要巨大的一次性投资。而我国作为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剩余少且分散，因此资本短缺且难以动员。与此同时，我国可出口产品少、外汇短缺。在工业发展中，重工业与我国的要素禀赋不相符，也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工业企业不会具有自生能力。想让重工业企业存活并持续发展，国家就必须采取相应手段，因此我国实行了“三位一体”的扭曲的制度安排。
正如前文所讲，发展重工业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才能顺利实施。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推行了“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三位一体”包括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只有通过政府干预压低利率才能降低资金的获得成本。为了降低机器设备等的进口成本，政府选择高估汇率；为了降低投入的要素成本，政府压低原材料、中间品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为了维持压低工资水平的工人生活，也必须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由此在宏观上扭曲了价格信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对价格信号的扭曲难免导致短缺，包括资本、外汇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因此政府采取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此外，如果采用市场经济的形式，资本家会更倾向于将要素投入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逐利，这与国家的安排不相符，因此我国推行企业国有化，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在微观上剥夺企业的自主权。
在国家优先发展战略的支持下，重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1952—1978年我国重工业产品产值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与1952年相比，1978年钢产量增长了22.5倍，原煤增长了8.4倍，发电量增长了34.2倍，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增长了12.4倍。
与此同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促使我国拥有了许多过去没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石油、化工、精密仪器等，还留下了一批竞争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国有企业，如首钢集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首钢位列2019年7月《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第402位，当前在钢铁产业中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前，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我国基本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对改革开放后的轻工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重工业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从而为生产的扩大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在这一基础之上，轻工业的发展也更有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仅为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在重工业发展过程中，我国积极引进别国先进技术，如在工业化开始时期，苏联提供了较多的技术和设备支持，从勘察地质、选取厂址、指导安装、建成投产等方面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和帮助。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从西方引进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方面的技术。在重工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引进、集中攻关的技术发展模式填补了我国在多方面的技术空白，也为后续经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人才培养方面，重工业建设过程中，苏联的援助帮助中国培养了专业人才，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有关资料，“在苏联厂矿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要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和少量的实习费，而该数额总合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1952年中国派遣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中，中央9个部委达到174名，东北工业部各公司达到560名”
。此外，1953—1957年，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共聘请苏联专家567人，1954年年底全国聘请苏联专家的高校达到35所。苏联专家帮助中国若干高等教育课程编写了教材和讲义，帮助制定高等教育的管理体系，为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加强国防。而从重工业建设的成绩来看，我国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目标。“三五”时期，国家为了备战，在三线地区（四川、甘肃等）大力推行军事工业建设，当时设想的“两弹”（原子弹、导弹）、“两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一线”（成昆线）的战略布局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军备力量。重工业的发展为军事工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军事工业的发展也有效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剩余和资金均集中于重工业，因此重工业实现了较快发展。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代价则是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关研究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有效地促成农业生产方式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这种状况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了我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而与此同时，轻工业一直难以获得相应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同时又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轻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长期违背经济规律，忽视轻工业、农业的建设，导致重工业自我循环，而没有形成轻、农、重三者配合发展的格局（见表1），这给之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巨大压力。
表1 1952—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的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6.
从表2可以看出，1952—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指数提高了353%，而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仅仅提高了77%，这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即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因为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是由于劳动人数的增加。此外，从消费水平指数来看，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上升了112%，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仅仅上升了57.6%，这与农业统购统销、地区性粮食自给自足以及城乡隔绝的供给制度不无关系。这一问题遗留到现在，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表2 1952—1978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资料来源：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9.
注：国民收入指数和消费水平指数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高，且重化工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较高。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我国建立了许多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国有企业只有依靠国家扶持才能实现盈利。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当前也只是依靠国家政策扶持才得以正常运营，国家出于就业和民生等方面的考量只能给予其政策性补贴等。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经济发展绩效是指对经济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的评价。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衡量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生产单位（主要为企业）作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被看作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 【林毅夫： 用TFP来衡量发展绩效和生产率水平虽然在经济学界很普遍，但是，这样的做法不准确，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TFP是增长核算的剩余项，是产出的增加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所解释的部分，经济学家就把这个剩余项称为技术进步。但是，在发达国家这个剩余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科研投入带来的。在发达国家，TFP高代表技术进步大，但是，是否有效率还要看研发的投入有多大。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来获得，引进的方式大多是以购买包含了更好技术的设备来实现，技术进步就表现为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不表现在剩余项，所以，以这种方式获得技术进步，TFP会低。到底是自己研发并有较高的TFP好，还是引进技术并有较低的TFP好，取决于哪种方式获得技术进步的成本低、风险小。如果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发展经济，TFP会低，但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快，宏观经济也会比较稳定。二战以后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少数发展中经济体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美国、德国等在利用后来者优势追赶英国时TFP也低。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考《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一文。我们需要对TFP的内涵和如何估算有准确的把握，才不会误用TFP，甚至产生对TFP的崇拜。 】 在图1中可以看到，1952—1962年中国的TFP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1962年至改革开放前长期稳定在60至100之间； 而在改革开放后，TFP指数显著提高。 【林毅夫： 改革开放后，我国TFP的提高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于制度改革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这使得生产更接近在给定技术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由此带来的TFP的提高可以作为生产效率的指标。 】
图1 1952—1998年中国经济的TFP指数（1952=100）
资料来源：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22.
关于导致1952—1978年经济发展绩效较低的因素，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另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相较而言，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是导致经济发展绩效低的主要原因。可以以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为例进行横向对比。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8月独立后，优先发展的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必需品工业，如纺织、农产品加工、农业设备、基本必需品等，并且通过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不同的进出口汇率和征收进出口税等进口替代政策，来保证国内必需品工业的发展。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物价飞涨，失业人数增加，粮食短缺，人民生活贫困，并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绩效的提高。
与之相对，1947年，日本开始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这一工作从“倾斜生产线”开始。
“倾斜生产线”是指在资金和原材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用生产出来的煤炭重点供应钢铁业，再用生产出来的钢铁加强煤炭业，以此扩大煤炭和钢铁的再生产能力，以之为杠杆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事实证明，日本的工业化战略取得了成功。通过横向对比，笔者认为，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
【林毅夫：
这个对比不完全正确，日本在1940年时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当时美国的40%，在二战前已经有了发达的钢铁等重工业，能够生产零式战斗机、战列舰、航空母舰等，战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军事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保证这些产业不破产。这种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汽车需求急剧下降，美国对通用、克莱斯勒、福特等汽车产业的保护补贴相似。虽然经过二战的破坏，在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然达到美国的20%（相当于我国在2010年时和美国的差距水平），那时，日本的造船和钢铁产业已经是世界领先的产业。在196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美国的35%，我国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可能要到2040年才能达到日本在1940年时和美国的差距水平。而我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是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不足当时美国的10%，甚至只有美国的5%左右时，想把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起来。表面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当时想发展的都是重工业，但是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导致前者违反比较优势，后者符合比较优势，所以，使用的手段和结果自然不同。（以上历史数据，参考Maddison Historical Project。）
】
印度尼西亚和日本除优先发展的工业类型不同外，另一个不同是对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1951—1965年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度尼西亚推行外资国有化，还通过政府投资来建立工业体系，控制国民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期，
印度尼西亚政府陆续接管了邮政、铁路、航空、银行以及一些矿产和种植园，
【林毅夫：
印度尼西亚从殖民者手中接管邮政、铁路、航空、银行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产业，确实可能因为人才储备不足、管理能力低下而造成经济混乱、效率低下，这在许多经过革命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国家都出现过。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虽然投资了食品、饮料、木材加工、纺织等产业，但并没有限制私营企业在这些产业的发展，就像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当局也有投资经营这些产业，中国大陆在1978年转型以后同样也在这些行业中保留了国有企业，但是也没有限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市场在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上发挥作用。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不是推行了计划经济（因为印度尼西亚根本就没有推行计划经济），而是接管邮政、铁路、航空、银行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产业后的管理能力低下。
】
并由政府投资建立了面向基本消费需求的制造业，如食品、饮料、木材加工、纺织等”
，
而日本由于接受美国的援助，很快便继续推行市场经济。
【林毅夫：
只有要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才有可能用市场来发展经济，否则，必然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使得市场配置资源成为不可能。战后日本的经济得以腾飞不是因为政府对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钢铁等重工业的补贴，而是因为这些产业原本就符合比较优势，只是战后对重工业的需求下降，靠政府的补贴使其不破产，同时，在政府的积极因势利导下，符合比较优势同时有市场需求的纺织、电子等产业得以快速发展。
】
通过纵向比较，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除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存在不同外，还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改革开放后推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实现了TFP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经济绩效的发展。
【林毅夫：
在资本短缺的禀赋条件下优先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从理论上说，这样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自生能力，不可能在市场中自发发展起来；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离开政府主导的措施能把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所以，关键不在于重工业，而在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是否违反比较优势。如果违反比较优势，那么这种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是一体的两面。另外，不能把我国转型的成功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简单地归因于改革开放后推行了市场经济。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那么，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转型比我国更彻底，它们的转型应该比我国更成功。
】
但是，不管阻碍经济绩效提高的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出发点都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求。正如前文所述，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也是为 计划经济体制 【林毅夫： 应该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 所服务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会直接或间接地掣肘经济绩效的提高。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需求。在这一需求的约束下，中国推行“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实现重工业的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积极影响，如推动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后期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促进了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推动了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战略也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产业结构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国有企业的遗留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绩效低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当时面临的复杂局势使得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必然选择。 【林毅夫：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 但是我们也要反思，对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不是最优方式？ 是否可以在某个时点自然地引入市场，平衡产业结构？ 【林毅夫： 以计划经济来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国家，不仅要考虑在某个时点引入市场，而且要考虑以什么方式引入市场，是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还是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方式。 】 这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国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但是僵尸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未来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请问对于一个刚刚独立或者刚刚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如何确定应该优先发展哪类产业呢？（以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为理性来看，似乎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比较优势。）
林毅夫： 在明白了产业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道理以后，一个刚刚独立或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可以参照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方法来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优先发展。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则可以参照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与战略型”五种类型产业来确定每一类产业可能在哪些地方发生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如何发挥因势利导作用以帮助企业克服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
2.如果一个新兴国家确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否有相应的方式可以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减轻或避免一些问题呢？从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前是否有合适的时点、合理的方式，更早地处理好产业的发展问题呢？
林毅夫： 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那么就只能由政府给予保护补贴。如果这类产业和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差距很远并且规模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很高，那么就只能经由政府直接动员并配置资源、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的计划经济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如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差距不是很远，而且规模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不高，那么就有可能在市场经济中由财政直接给予补贴，而不是靠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的计划经济来发展。例如，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就是靠财政补贴来发展，由于没有扭曲各种市场价格信号，存在的资源配置问题会比较小。
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计划经济是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当时不太可能实行根本性的变革。此外，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更重要的不是时点的问题，而是方式的问题，到底是应该遵循休克疗法把各种干预扭曲一次性消除，还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式改革。在忽视了各个扭曲是内生的新自由主义来看，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渐进式的改革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从新结构经济学和中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经验来看，渐进的方式比休克疗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