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本周的课程中，林毅夫老师提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后来者优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弯路。通过文献阅读我了解到，杨小凯老师认为，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后发优势可能反而成为后发劣势。2003年，林毅夫老师和杨小凯老师曾就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在《经济学（季刊）》上进行了一次辩论，在当时乃至现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我对这次辩论的几点总结和心得。
林毅夫老师认为，从技术层面说，一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于三方面的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是增长潜力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增加资本的积累，并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的来源可能不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收入水平、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促进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升级，推动经济的增长。
而杨小凯老师则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依赖分工，更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生产率很低，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提高，使其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开始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带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从而又会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
由于大前提的不同，二者对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看法也就不同。
在林毅夫老师看来，制度是重要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都会有影响；但是制度是内生的，一个国家的最优制度内生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之中，并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就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制度变迁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结构的不断变迁而逐渐发生的。如果一个国家采用不符合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制度，这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而在杨小凯老师看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要提升分工水平，就要解决更高水平分工的协调问题，其中制度条件非常关键，核心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选择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因为国家是唯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控制着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如果国家的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的普遍、长期、稳定的保护就难以“上轨道”。私人产权保护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也就弄不起来，或者歪歪斜斜，不可能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
因此杨小凯老师认为宪政制度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宪政制度能保证产权的不受侵犯，为分工水平的提高提供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林毅夫老师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应该采取渐进式的路径，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根据自身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并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积累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要素禀赋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违背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贸然选择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只会适得其反。
而杨小凯老师则认为，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诚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渐进式改革诚然可以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的阻力，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的负面效果。
长期来看，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甚至使增长变得不可能。因此杨小凯推崇休克疗法的转型方式，主张先建立宪制，再发展经济。虽然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型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但是可以为经济的长期发展铺平道路。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林毅夫老师和杨小凯老师的观点，都是来自自身对中国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刻体验和在学术方面的长期探索，但是所指引的实践之路却大相径庭。实践已经表明，苏联解体后，按照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型的东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反而是实施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取得了较长期的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来看，似乎是后发优势理论占据了上风，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重审后发劣势的呼声也愈发强烈。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认识世界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唯一标准。正因为理论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们才更应大胆地质疑，小心地求证。正如林老师上课时所讲，“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忽略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不能忽略我们拥有的机会跟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才能不辜负时代的机遇，更好地肩负时代的使命。
【 林毅夫： 这篇读书心得对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观点和争论有很好的把握和总结，这个争论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很值得中国学者的关心和继续探讨。很高兴你能够下工夫去整理，鼓励你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继续探索。 】
1.老师在上课时提到，我们可以用人均GDP的历史比较来估算一个经济体后来者优势的大小。但是随着近年来许多欧美发达经济体给中国技术引进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现在中国剩余的后来者优势是否会小于按人均GDP估算的水平？之前对于技术引进的依赖会不会影响当前技术创新的能力？
林毅夫： 近年来许多欧美经济体在技术引进方面对中国的门槛越来越高，是因为中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要引进的技术还在发达国家专利保护期之内，需要通过购买专利才能引进，这并不是专为中国所设。不过，除了美国因为我国的发展威胁到其霸权而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其他发达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对技术引进的依赖会不会影响当前创新能力的问题，我在回答赵祥瑞的问题时已经回答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2.请问老师如何评价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以及杨小凯老师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的观点？
林毅夫： 分工是提高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对经济增长有贡献。杨小凯的分工理论思想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模型化斯密的分工理论做出了贡献。但是《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当时工业革命才刚开始，亚当·斯密并没有注意到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影响。《国富论》里的观点是总结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经验，但是，使得欧洲的人均GDP增长率从18世纪以前的年均0.05%提高到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1%的则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加速，对这一点，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熊彼特创新理论才给予其重视和总结。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因素在过去的时代不存在，就认为现在也不存在，也不能因为过去的大师不重视，我们就不重视。在研究一个现象时，我主张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出发，而应该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的本质出发，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现象，了解其背后的因果机制，构建能够认识现象、改造现象的理论。关于怎么认识现象、怎么做研究，可参考《本体与常无》一书中的讨论。
3.请问渐进式改革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制度性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阻碍制度的变革，从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林毅夫： 国家机会主义是奥尔森运用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得来的观点。在任何国家都有利益集团，美国目前的许多政策是被华尔街绑架，推行了私有化的苏东国家的政策则是被寡头绑架，带来的结果和国家利益集团所造成的结果并没有多少差异。克服国家机会主义和任何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绑架，有赖于一个国家最高决策者的睿智。不管在哪种体制和所有制的国家，最高决策者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其决策可以不受利益集团的制约。最高领导人追求的目标是个人长期执政和长期执政不受威胁时个人能够青史留名。能够让最高领导人同时实现长期执政和青史留名的是其推行的政策给国家带来繁荣富强，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如果有这样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会乐于采用，但是，从亚当·斯密以来尚未有发展中国家遵照执行就会带来繁荣富强的理论，主要原因是现有的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经济、社会、政治、价值理念等为其暗含前提，发展中国家由于前提条件的差异，运用来自发达国家理论的结果难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由于最高领导者的施政未能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未能给国家带来繁荣，最高领导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其长期执政的基础受到威胁。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最高领导人就会通过寻租来构建支持其执政的利益集团，结果经济发展状况就会每况愈下，陷入恶性循环。（详见《解读中国经济》附录一以及《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也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才致力于总结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提出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安居乐业、稳定繁荣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