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类独特的游士,他们的隐藏身份是刺客和间谍。因其深度参与了历史,但又潜藏在历史之下,不能不引发人们的兴味。
最著名的刺客是荆轲。荆轲是卫人。不过他的祖先是齐人,后来迁徙到了卫国。卫国是周武王弟弟康叔的封国,是最纯粹的姬姓国。在当时,鲁国和卫国是实践周礼的标杆,其他诸侯国如果想学习周礼,就得来这两个国家。商鞅变法之后,商鞅曾沾沾自喜地说:我刚到秦国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蛮夷的土地,看看现在经过我改革之后,国家已经“营如鲁卫”矣。连商鞅这么自信的人,施政改革都得拉出卫国比拟一番,足见这个国家当时有过人之处。多说一嘴的话,秦统一六国时,卫国并没有被灭亡。直到秦二世的时候,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国才灭亡了。换句话说,秦统一的时候,卫国好像是以周的一块保留地的资格,留存下来了。卫国应该是非常安静、驯顺的国家,故而能够在秦统一后仍存在。就此也能看出,卫国在当时非常特殊。
这样安静、驯顺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荆轲这样有名的刺客呢?看来似乎和荆轲的祖上是齐人有关。司马迁记录齐人的风俗是“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
。我们推测,荆轲家族虽然迁徙到了彬彬有礼的卫国,却保留了齐国人的血性和莽撞。
荆轲的爱好是“读书击剑”。一文一武,是游士的典型做派。他“以术说卫元君”,也想走游说人主以谋取功名之路。不过在安静、驯顺且弱小的卫国,他的这套见解没什么用。不被卫君接受,荆轲决定远游。
荆轲曾经游历到榆次,和盖聂论剑。盖聂的来路不清楚,看起来也是一位游侠。两人的交流很不愉快,盖聂瞪了荆轲。荆轲走了。有人说,把荆轲叫回来再谈谈吧。盖聂说:我瞪了他,他不会回来了。果然,有人去找荆轲,发现荆轲已经离开榆次了。
为什么被瞪了一眼就要离开呢,是荆轲自尊心太强了吗?或许吧,不过游士发展到荆轲这种程度,就已经是游侠了。和游士不同的是,游侠更侧重武的方面。游侠彼此之间最好不要有激烈的眼神交流,如果有,后果往往以流血收场。用荆轲的乡亲孟尝君的例子说明吧。有一次,孟尝君到赵国平原君府上做客。有赵国人好奇孟尝君的样子,他们围观了之后议论说:我们以为孟尝君是个大个子伟丈夫,现在看到他不过是个瘦小的男人。这样从外观上的揶揄评价,触犯了孟尝君的尊严。孟尝君率领他的宾客们将嘲笑他的人杀光了,甚至灭了一个县才离开。
赵国人总因为嘲笑别人长相吃苦头。平原君家里有栋楼与邻居紧挨着,从楼上能看到邻居家的情况。一天,平原君的美人从楼上看到邻居家的跛子取水,步履蹒跚的样子看着很吃力。美人哈哈大笑。第二天,跛子邻居来找平原君说:我听说你很喜士,士人不远千里都来投奔你,因为你贵士贱妾。现在我因为肢体残疾,被你后宫的美人嘲笑,我想要这美人的人头。平原君虽然当面答应了他,却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而没有履诺。过了一年多,平原君门下的宾客流失过半,他很奇怪,问其原因。有一名宾客说:君爱色贱士,所以士都离开了。平原君于是斩美人头,亲赴邻家道歉,这才重新聚拢了宾客。
再往前追溯,三晋人也吃过齐人的嘲笑。《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七年(前592年),晋侯派遣郤克出使齐国。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郤克非常生气,当即返回晋国。过黄河的时候,他指大河为誓,说:“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更详细一点。观看郤克的是齐顷公的母亲萧桐侄子。当时来齐国出使的还有鲁国和卫国的使者。这三位使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分别有佝偻、跛足和目盲的残疾。齐顷公故意安排有同样残疾的人引导他们三人觐见,形成了突出的喜剧效果。齐君母亲很是开心。不过这种效果对于重视名节的贵族来说毋宁是一种侮辱。《史记》中郤克的誓言是“不报齐者,河伯视之”
。两个记录反映出这件事在当时流传很广,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今天读来,以《左传》的记录更古朴,也更深刻,给人一种金石般的硬冷感。三年后,郤克果然找到机会,与齐国在鞌——也就是今天的济南,打了一场大仗。郤克一雪前耻,令齐国求和。
插一句嘴,济南华不注山,就是鞌之战中一处交战地点。齐国大夫逢丑父为了保护齐顷公,自愿与顷公换装换车,吸引晋军跑到华不注山。逢丑父以自己的被俘换来了国君的生存,这种义举令敌人也相当钦佩。后来李白登华不注山,留下了古风一首:
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
兹山何秀俊,绿翠如芙蓉。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
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
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李白笔下只有从赤松子游的逍遥愉快,再见不到此地金戈铁马的激越情怀了。
自春秋以降,贵族们在意自己是不是受到了合乎礼节的尊重,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便贵族们落魄了,成了普通的游士,四海周行,寄人门下,他们也不愿意被人用眼神鄙视。反过来说,他们不愿意在气势上输给对方。当然,这也形成了一种默认的习俗,瞪人或者被人瞪,就意味着决斗即将开始。展开决斗或者逃离决斗,都应该尽快决定。
荆轲在盖聂面前选择了逃亡。之后他又到了邯郸,遇到了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两个人一起玩六博,为着谁先谁后的事又吵了起来。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看情况不妙,“嘿(默)而逃去”。就是一句话不说便逃走了。
经过这两件事,荆轲的形象总谈不上高大,甚至怀着卑鄙的猥琐。他的人生境遇发生转折,是从被选定刺秦开始的。
荆轲一路旅行到了燕国,与高渐离做了朋友。高渐离擅长击筑。荆轲和高渐离天天在燕国市上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痛快了就哭泣,旁若无人。虽然荆轲的表现很“非主流”,但是他还有两个优点,一个优点是“沉深好书”,另一个优点是他不管去哪国游历,都和“贤豪长者相结”,包括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也非常赏识他。这两点说明什么呢?前者,说明荆轲并不像他看起来那样只重意气,放浪不羁,而是有一种来自阅读的思考在头脑中。他之所以不和人轻易地决一雌雄,应该是对自己的性命有着很重的期待。后者,说明荆轲知道怎样才能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自己的有用之躯,如何尽其所用。综合来看,荆轲是一个对时代有着观察和自己的判断的人。故而,他不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
曾经在秦国作人质的燕国太子丹逃回来了。太子丹和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统一天下的始皇帝,小时候都在赵国做人质。那时候两人关系很好。可能就是看重这一点,燕国将太子丹又送去秦国做人质。已经是秦王的嬴政,对老朋友不是很友好,也可能是老朋友有点敏感,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太子丹跑回燕国,要找人替他向秦王政报仇。《史记》上说,“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
。请注意,此时,燕太子和秦王之间只有个人恩怨,而无国仇家恨。
随着秦国日渐蚕食诸侯,燕国君臣开始惶恐不安,担心大祸将至。又过了一阵子,秦国有个将领名叫樊於期,因得罪秦王而逃亡到燕国,太子丹收留了他。太傅鞠武说:此人不可留,留则会遭受秦国的报复,不如把他送去匈奴灭口,再约三晋、齐、楚诸侯会盟,与单于联合攻秦。太子丹说:老师您的计策旷日持久才能实现,我等不及了。樊於期走投无路,投靠于我,我不能迫于秦的压力就抛弃他。这里看,燕国的君臣都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太傅的计策的确迂曲,而太子丹呢,又是一个重个人感情而不重国家大政的人。
太子和太傅争执不下,太傅说:田光先生“智深而勇沉”,不如请他谋划。田光说:我如今精力已经衰竭,不过我知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荆卿,不如请他和太子交流一下。太子同意了,田光于是去请荆轲,太子叮嘱说:我和先生说的是国家大事,请先生不要和别人讲。田光见到荆轲,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请求荆轲去拜见太子,然后说:太子嘱咐我不要泄露国家大事,分明是不信任我,“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
。于是田光便自杀了。
田光提到了“节侠”,说明他以侠客自居。太子、太傅以及荆轲等辈都因为田光联系在一起,至此侠客成为主导燕国国政的重要力量。
荆轲将田光的死讯和遗言告诉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之后向荆轲讲了自己的计划,意思是想请荆轲刺杀秦王,而后秦国必然内乱,这时诸侯联合,趁机击秦,一定能成功。荆轲就此留在太子丹门下,享受富足的生活,等待赴死。
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太子和荆轲的思考非常简单。面对秦国统一的大趋势,他们仍然用春秋时期的思想去考虑。历史的车轮转动起来,是否一两个主要人物性命的终结,便能使它停止呢?或许会有一点作用。不过即便不是秦国,燕国怎么能保证,秦国内乱之后,楚国或者赵国不会接过统一的使命,灭掉燕国呢?读史至此,每每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以太子之尊,荆轲之深沉,尚且不能意识到时代已经转变,不能预见到秦的统一已经无法阻挡,那么作为生活在时代大潮中的普通人,又何以自持,何以立身呢?
后面的故事发展读者都很熟悉了,这里不再浪费笔墨。不过可以举另一个间谍的例子,供读者参考。
《史记·河渠书》记载了另一个小国韩国,为了延迟秦国的统一进程,所做的努力: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派遣一个间谍鼓动强邻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希望借此消耗掉它的国力,这个想法和前面燕太傅要将樊於期送去匈奴一样,都属于极为迂曲的做法。不过,水工郑国兴修水利的活动确实被秦国认可了,甚至还加速了秦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进程。历史如此吊诡,是韩国和秦国都想不到的。
派遣刺客和间谍,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行为了。放在战国末期秦统一六国的潮流中来考察,这些做法显得那么另类和格格不入,却又让人有着足够的理解和同情。历史虽然常常由胜利者书写,但历史的读者总是会同情弱者。或许是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强者固然值得仰慕,但弱者往往反映了人的本性,故而更能生出共情的感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