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荀子到过秦国，对秦国的态度是既欣赏，又警惕。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都奉侍于秦国，这似乎说明荀子的态度并非模棱两可。
李斯是楚国人。他年轻时做郡小吏，观察到，厕所中的老鼠吃着脏东西，又因靠近人和狗而经常受到惊吓；粮仓中的老鼠吃着粮食，住着大房子，没有人和狗的惊扰。李斯的价值观建立起来了：一个人是否能有所作为，完全看他所处的环境和位置啊。
于是李斯便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所谓帝王术，就是治国之道、统御天下之术，说白了就是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学成之日，他又作了一次形势的分析判断：“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这个判断很有见识，足见他是有抱负、也有眼光的人。李斯对老师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这是他要远游的前提。游必有方，李斯的方向就是秦国，“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这也是当时有见地的人都能理解之处。
李斯接着说：“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这句话可是和他的价值观紧密呼应了。李斯不满于自己做小吏的身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他将身份的跃升，视作人生至乐；反之，则是人生至苦。对这番话，我们看不到荀子的答复。不过从李斯顺利赴秦来看，荀子应该是赞成的。
作为异国人来到陌生国度，谈何容易。想要有所作为，更是难上加难。李斯的做法非常简单，他直接找到当时最有权势的秦相吕不韦，希望做他的门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吕不韦很欣赏李斯，便推荐他做郎官。郎，在当时属于诸侯王身边的近侍，承担警卫和服侍等日常工作。能够接触到此时的秦王，也就是日后的始皇帝，李斯得到了直接进言的机会。平时他们交流的对话是多是少，我们今天难以确认。不过司马迁记载的一段最主要的对话，便是李斯建议秦王抓紧时间统一六国，“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
这段话算是说到秦王心坎里去了。
李斯得到秦王赏识，成为了受重用的客卿。不过这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韩国派来的间谍郑国暴露了。秦国的宗室大臣对秦王说，从各国来的人不可用啊，还是把他们都赶走吧。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李斯没有选择等待，而是直接向秦王上书，这篇文字后来被称作《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用以劝诫秦王的，是秦国历史。他说从秦穆公时代开始，秦国就张开怀抱，欢迎外国客卿参与国政。秦穆公所用五名贤臣，没有一个是秦国人，反而成就霸业。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秦国受惠至今。秦惠文王用了张仪，占据了巴蜀、汉中等战略要地，秦国有了稳定的后方。秦昭王用范雎，从此奠定了帝业的基础。秦国有四明君，数贤客，所以才有今天统一天下的形势。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富强，这个情况是很清楚的。
商鞅的事迹我们已经讲述得很清楚了。张仪和范雎在秦国历史上的贡献，也值得说一说。而从商鞅开始就存在于秦国的主客矛盾，也需要详细叙述一番。
首先看张仪。张仪是魏国人，据说他向鬼谷子学艺，而后游说诸侯，经过一番磨难，终于到达秦国。他经历的磨难是这样的。张仪曾和楚相一起饮酒，不久楚相丢了一块玉璧。门下人怀疑是张仪偷的，说这人一向很穷，又没有品行，一定是他偷了玉璧。楚相觉得有道理，让手下人将张仪捆起来，打了几百板子。张仪很硬气，抵死不承认，于是被释放了。回到家里，他老婆说：哎呀，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怎么会遇到这番耻辱呢？张仪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老婆笑着说：舌头还在呢。张仪说：这就够了。
后来，张仪做了秦国的国相，一门心思和楚国作对。他给楚相写了封信说：以前我和你一起喝酒，没偷你的玉璧，你却打了我。现在好了，你好好看守住你的国家，因为我要偷你的城池了。
这个故事是令人非常解气、非常痛快的复仇故事。后面还会看到一个一样的故事。不过我们接着说张仪遇到的主客矛盾。
秦惠文王当时面临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蜀国和巴国互相攻击，各来向秦求援。秦王想要伐蜀，无奈蜀道艰难。另一方面，韩国入侵秦国。如果先伐韩，后伐蜀，怕错失良机；如果先伐蜀，后伐韩，又担心韩国趁虚而入。这样的困惑，不用说治国者，普通人也经常遇到。所谓左顾右盼，左右为难是也。
秦惠文王发扬秦国遇事不决就开会的老传统，令张仪和司马错两个人辩论。张仪持伐韩有利说，司马错持伐蜀有利说，各陈见解，一竞高下。
张仪说，我们现在联合魏、楚两国，共同伐韩，其目的在于伐周。韩是周的门户，门户洞开，周王必恐。届时我们就能得到周之九鼎，从此“挟天子以令于天下”，这是王业。蜀不过是僻远戎狄，兴师动众，得不偿失。“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国家的战略目标要确定在合适的场合。现在韩和周，是天下的朝市，大王不去争取，而去和戎狄争夺，这是悖离王业的做法。
司马错说，不是这样的。富国者必先广地，强兵者必先富民，王者要先推广德政。三者都具备了，王业自然兴盛。现在我国地小民贫，我们应该先从容易的事入手来提升国力。蜀是小国，却是西方戎狄之长，又有桀纣那样的混乱。灭蜀就像以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容易，各个小国也可由此臣服，秦国可以借此广地足财，其他诸侯也会认为我们是止暴制乱的正义之师。反过来说，攻击韩国，胁迫周天子，是取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太危险了。
这番辩论张仪失败了。秦伐蜀，立蜀郡，开辟沃野千里，有了稳定的粮仓和后方，为日后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司马错和张仪所论，仅从辩论角度看，的确是前者更周全一些。不过，伐蜀的成功，也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成分。倘若伐蜀失败，韩又入侵，则秦国灭亡亦有可能。换言之，决定只是一时，而实现决定的意志力，却是证明决定价值的关键。
虽然张仪和司马错所论，都是立足于发展秦国国力而言，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主客之间的矛盾。司马错是司马迁的祖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介绍了司马氏的源流和迁徙情况。春秋时，司马氏祖上随晋卿随会逃亡到秦国，到了秦惠文王时，即以司马错为代表。这样看，司马错的祖先早就在秦国扎根，他自己可以称得上是老秦人了。而张仪却是魏人，以客卿的身份流荡于秦。司马错和张仪各自说话的分量，并不相等。甚至可以怀疑，张仪在这次御前辩论中落了下风，朝中宫内难免有些风言风语，说他并不是真心为秦国谋划。秦国的发展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客卿，但是老秦人的话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双方的矛盾，既推动了秦国的壮大，也限制着秦国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