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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秦国带来从物质到精神巨大改变的商鞅，本就是外国人，也就是游士。商鞅是卫国的庶公子，本名公孙鞅，说来也是贵族。前文说过，荆轲也是卫国人。卫是小国，又重周礼，战国之际在卫国难有作为，商鞅前往战国变法运动的策源地魏国，侍奉魏相公叔座（也作公叔痤）。商鞅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在此一展抱负。
公叔座还没找到机会向魏君推荐商鞅就一病不起了。魏君来探病，问他有没有人才推荐。公叔座说：我身边有个叫公孙鞅的少年人，有奇才，请您举国以听之。意思就是，我身故之后，请任命公孙鞅做国相接我的班。魏王默然。这完全可以理解。此前从未知晓的人，突然有一天要任命他做自己的国相，对再有韬略的王者来说，也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看国君不接纳自己的意见，公叔座补充说：您如果不用公孙鞅，就一定杀掉他，不要让他出魏国国境。这次魏君倒是痛快地答应了。魏君一走，公叔座就召商鞅来说：国君问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看国君的表情，他没接受这个建议。我先君后臣，建议他如果不用你就杀了你，他同意了。很对不起，你快走吧，晚了就会被抓住。
公叔座是个很体面的人，这段话符合我们对春秋战国贵族的认知。凡事清楚明白，绝不拖泥带水。
商鞅的反应异于常人。他说：魏王不能听你的举荐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劝谏杀了我呢？他没走，依然安住在魏国。果然，魏君离开公叔座府上以后，对左右说：公叔座真是病糊涂了，希望我任用一个叫公孙鞅的人为相，真是荒谬！
能有商鞅的见识与胆略的人，必定能左右天下局面吧。
此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求贤，想要重整秦穆公的霸业，于是西入秦国。经过一番游说辩论之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变法改革。
商鞅在颁布新的法令之前，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的决心和力度。于是他先在国都南门外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说：如果有人能将此木移至北门，赏赐十金。百姓都很犹疑，无人相信。
商鞅继续宣布说：能将此木移动到北门者，赏赐五十金。
有个人决定试试，他完成了。商鞅立即赏赐他五十金。这样一来，百姓都认为商鞅是可以信赖的人，他的律令可以信服。
后世的政治家，虽然政治见解有差异，对商鞅褒贬不一，但是对其徙木立信一事，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安石撰有诗篇《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司马光称：“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众所周知，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变法问题上政见尤为对立。然而政治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却高度接近，不能不说，这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共识。
1912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时，曾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青年毛泽东的观点，很值得玩味：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国文教员柳潜阅读此文后，作了多处批语，并给同事传观。批语云：“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总评说：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押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不知道这位老师是否了解他真诚肯定过的学生日后取得的成绩。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能写下如此老辣的文字，对他多一点期许也是理所当然的。
徙木立信一事太富于传奇色彩，给商鞅变法带来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味道。不过倘若翻检下史料，就会发现类似的故事在战国变法运动的主持者身上出现过很多次。
《吕氏春秋·似顺论·慎小》：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
“表”就是立木，和徙木立信的道具一样，就是一根木桩。“偾表”就是扳倒木桩，比搬迁木杆更容易。功与赏的反差越大，其取信的效果也就越大。
关于吴起还有一则故事，《韩非子·内储说上》：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这个故事和徙木立信更接近了，同样是搬运东西，只不过搬运的是车辕和红豆。由此也可以看出吴起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
有没有关于更早的变法家的故事呢，还有一则。《韩非子·内储说上》也记载了：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射也。
变法的祖师爷李悝，同样是以利诱民，然后导之。
看了这三则故事以后，再回顾商鞅徙木立信，完全可以相信，变法家们有一套笼络人心的秘密教材在他们内部流通。变法家由此获得了很多不足为外人道、却足以掌握人心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将其锤炼为左右历史运动的关键性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后人批评指出的商鞅的很多缺点，大多数都是中肯的事实；而如果从个人奋斗与小国崛起战略的角度看，商鞅无疑是成功的典范。
商鞅更值得人称道的是，他对自己有充足的自信，从不自我怀疑，也不许别人质疑；从未自我否定，也禁止别人否定。商鞅的法令推行一年后，来到国都申诉法令不便于民的秦国百姓有上千人之多。这时正好太子犯法了。商鞅说，法令不行，是因为自上犯之。商鞅要处罚太子，不过太子是储君，不能用刑，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太子之傅公子虔被斩足，太子之师公孙贾被黥面。这以后，没有人敢不服从法令了。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此处司马迁对秦地民风的描述是“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对比太史公对他所爱慕的齐地民风的描述“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可以发现两处描写正好相反。看来，历史的方向，早已悄然确定了。最初那些来国都告商鞅黑状的人，又纷纷来到国都赞美商鞅。商鞅说，这都是刁民啊，将他们迁徙到边地去。从此，再没人敢议论商鞅的法令了。
商鞅变法，本质上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通过变法，宗法制下的土地制度、租税制度、世卿世禄制度，都向中央集权的方向转变了。土地不再属于宗主，而被国君占有。国君通过封爵赏赐有军功者田地和宅基地。过去向宗主缴纳的租税，变成向国君缴纳的田赋。农民要承担的税额一旦固定，生产力就被解放出来而释放出巨大的活力，秦的粮食产量也由此上升。宗法制条件下，固定的官职被固定的家族掌握，士和庶人没有机会染指。而商鞅变法之后，官职由国君直接安排，宗法贵族的力量衰弱了，中央集权加强，国力由此上升。
更为关键的是，商鞅将此前已经普遍存在的爵制，通过军功认证的方式，建立为一套将所有人囊括其中的身份制度。上到天子，下到公士，社会上的正常人都有爵位。一切的社会福利和政治待遇，都与爵相匹配。从大的方面说，社会上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有爵，一类人没有爵。后者，包括奴婢、刑徒亦即在押犯、士伍亦即刑满释放人员。没有爵的人处在社会的底层，勉强为生。有爵的人还想要更高的爵位，或者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无爵之人。分配爵位的权力，掌握在国君治下的政府手里。封爵制度之前本就存在，将其与军功相联系也不是商鞅的独创。然而秦国执行这套制度特别彻底，这是秦在战国后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周游各国、阅历丰富的荀子，曾经比较过当时主要诸侯国的兵士构成及作战能力。首先是齐国。所谓“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齐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可以理解为突击队。他们以斩首论功，战胜敌人而不斩首则无功，败于敌人而有斩首亦有功。试想，这样的队伍拉到战场上，兵士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收获，而不会考虑有组织的协同作战；只有个人的作战目标，没有全局的作战目的；只能完成个别战斗的胜利，无法执行战役以上的任务。小打小闹可以，和大兵团作战，必然失败。荀子比喻他们“若飞鸟然”，飞得快，易翻覆，是亡国之兵——用这样的军队打仗，和用市场上雇佣的人或家里的奴隶出去作战没有区别。
荀子的话和司马迁对齐地人的描述非常接近。要知道，荀子曾经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担任祭酒，是深入齐地生活、深知齐人个性之人。他的话，有着相当的可靠性。
接下来是魏国。魏国的队伍叫作“武卒”，这批人“以度取之”，选拔标准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䩜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个队伍可以理解为今天的特种部队，属于军中的特种兵，有着惊人的耐力和军事素质。因为战斗力超群，所以赏赐也很隆重，“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不过，这样的武装，不可能装备魏国的全军，也不易维持和更替，其结果便是“地虽大，其税必寡”，空耗国家大量财富却只负担起一支小部队，是危国之兵。
最后是秦国。“秦人，其生民也狭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䲡之以刑罚”。这段话的意思是，秦国的土地很狭小，而刑罚又很严峻，百姓的生计很是艰难。胁迫百姓当兵打仗，让他们生活在秦国独特的地势中寻找战机，使他们习惯于赏功，钳制于刑罚。这样的士兵，回去种地没有好处，只有作战一条出路。所以秦人是天然的士兵。荀子说，“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这是包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评价。普遍来说，百姓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从君主那里获得好处；专门而言，这一点在秦国体现得特为明显。所以秦国“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
商鞅为秦国带来的是革命性的变化。他打碎了一个旧时代，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无论进入新时代的路是不是布满血与火，他也坚持着把这条路开辟出来了。历史固然厚重，而其厚重，是由诸如商君这样能持重致远的人所担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