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 ^[1]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演讲和小册子的性质与内容已被社会科学家深入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是沿着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路线进行的，最终在洛文塔尔（L.lowenthal）和古特曼（N.Guterman） 所著的《骗人的先知》（ Prophets of Deceit ）一书中有全面介绍。所获得的总体印象可通过两个主要特征描述出来。首先，除了一些稀奇古怪和完全消极的建议（把外国人关进集中营或把犹太复国主义者驱逐出境），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宣传材料对具体而实在的政治问题几无涉及。所有煽动者的绝大多数言论都是对人不对事（ad hominem）的。它们显然是基于心理学上的算计，而不是通过对理性目标的理性陈述来赢得追随者。“暴民煽动者”（rabble rouser）一词虽然因其本身对大众的蔑视而令人反感，但它却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氛围，即由我们这些“未来希特勒们”故意提倡的非理性情绪的攻击性所营造出的氛围。如果说把人称为“暴民”显得很无礼，那么煽动者的目的恰恰是要把这些人变成“暴民”，也就是说，这群人没有任何合理的政治目的，一心从事暴力行动，并制造大屠杀的气氛。这些煽动者的普遍目的是有条不紊地煽动起自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名著《群众心理学》（ Psychologie des Foules，1895 ） 以来通常为人熟知的那种“群众心理”。

其次，煽动者的方法确实是有系统的，并遵循着严格设定的明确“手段”（devices）的模式。这不仅适合政治目的的最终统一：通过群众支持下的对民主原则的反对来废除民主，而且更适合宣传本身的呈现和内容的内在性质。不同的煽动者，从考夫林（Coughlin）和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这种被大肆宣传的大人物到地方上三流的仇恨分子，他们的言论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只要大体上分析其中一人的言论就足以了解他们所有人。 此外，演讲本身很是单调，一旦你熟悉了数量非常有限的常用把戏，你就会遇到无穷无尽的重复。事实上，不断重复和思想贫乏是整个技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种模式的机械刻板是明显的，而且它本身也表达了法西斯主义思维的某些心理面向，但人们也不禁感到，这种法西斯品牌的宣传材料形成了一个具有总的共同概念的结构单元，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决定了所说的每一个词。这个结构单元似乎既指隐含的政治概念，又指心理本质。到目前为止，只是每个手段的各自为政和某种程度上的孤立性质得到了科学关注，种种手段的心理内涵得到了强调与阐述。既然这些元素已被充分清理，现在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心理系统（psychological system）本身的时候了——心理系统这个术语使人联想到偏执狂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它包含并产生了这些元素。这样似乎更为合适，因为如若不然的话，精神分析对个别手段的解释将会显得有些随意和武断。一种理论参照系有必要发展出来。由于个别手段几乎不可抗拒地要求精神分析方面的解释，那么，把一种更全面、更基本的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煽动者的全部方法之中，由此组成的参照系应该更合乎逻辑推测。

这样一个参照系早已由弗洛伊德本人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中有所提供，该书英文版早在1922便出版了，远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严重化之前。 ^[2] 如果我们说弗洛伊德在纯心理学范畴的层面已经清楚地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和本质，这并非言过其实，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政治面向几无兴趣。如果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无意识确实感知到了患者的无意识，那么人们也可以假设他的理论直觉能够预测仍然潜伏在理性层面却又显现于更深层面上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弗洛伊德将注意力转向了特定意义上的自恋和自我问题，也许这并非偶然之举。其中涉及的机制和本能冲突显然在当今时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根据执业分析师的证词，作为该方法模型的“经典”神经官能症，如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现在的发病率比弗洛伊德发展其自己学说的时期要低，当时沙可 在临床上处理癔症，而易卜生则将它作为一些戏剧的主题。弗洛伊德认为，群众心理问题与这个时代特有的新型心理痛苦（psychological affliction）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这个时代见证了个体的衰落和紧随其后的疲软状态。虽然弗洛伊德并不关心社会的变迁，但可以说他在个体单子论的范围内展现了个体形成深刻危机的痕迹，以及无条件地屈服于强大的外部集体机构的意愿。弗洛伊德从未潜心研究过当代社会的发展，但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进展，通过对其题材的选择以及指导性概念的演变，他已指出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弗洛伊德这本书的方法是对勒庞有关群众心智描述的动态解读，也是对一些教条概念——可以说都是些神奇的语词——的批判；这些概念被勒庞和其他前分析心理学家所使用，仿佛它们就是解释某些惊人现象的关键。在这些概念中最重要的是暗示（suggestion），顺便指出，在有关希特勒之流如何蛊惑群众的流行看法中，暗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弗洛伊德并没有挑战勒庞对群众的著名描述的准确性，比如他们大都是没有个性的（de-individualized），非理性的，容易受到影响的，有暴力倾向的，并且完全具有一种退化的性质。他与勒庞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因袭对群众的蔑视，而这却是大多数老一辈心理学家需要去证明的主题（thema probandum）。他也没有从通常的描述性发现中推断出群众本身是低人一等的，而且很可能一直如此，而是本着真正的启蒙精神发问：是什么使群众成为群众？他拒绝一种社会或群体本能的简单假设，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问题，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除了他为这种拒绝给出的纯心理学原因之外，有人可能会说，即便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他也可以站稳脚跟。把现代群众的形成直接比作一种生物现象很难被视为合理有效，因为当代群众的成员至少乍一看来（prima facie）是个体，是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保持为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单位；他们不断被告诫要“坚忍不拔”（rugged），要抵抗投降。即使有人假定古老的前个体本能（pre-individual instincts）依然存在，他也不能简单地指出这是遗传，而是必须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行为模式还原到了与他们自己的理性水平和现阶段开明的技术文明明显矛盾的地步。这正是弗洛伊德想要做的。他试图找出究竟是何种心理学力量让个体变成了群体。“如果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被结合成一个整体，一定有什么东西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这种纽带可能正是表现为群体特征的那种东西。” 无论如何，这一探索无异于是对法西斯主义操纵这一根本问题的阐述。对于法西斯主义煽动家来说，他们必须赢得千百万民众的支持，但他的目标却与民众理性的自我利益大相径庭，所以他只有人为地制造弗洛伊德所寻找的那种 纽带 （ bond ），才能把这件事情办成。如果煽动家的方法真的很务实——他们的普遍成功无疑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不妨假设，这条有待讨论的纽带正是煽动家试图合成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其不同手段背后的统一原则。

根据一般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将个体整合成群体的纽带具有 力比多的 （libidinal）本质。早期的心理学家偶尔会发现群众心理学的这一面向。“根据麦独孤 的看法，人们在群体中的情绪会被挑动起来，高涨到在其他情况下很少达到或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对那些相关的人来说，毫无保留地屈从于自己的激情，从而融入群体之中并对个体局限性丧失意识，这将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 弗洛伊德超越了这些观察，他根据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解释了群众的凝聚力，也就是说，个人从屈服于群体中获得了实际或替代的满足。顺便指出，希特勒很清楚通过屈服来形成群众的力比多来源，因为他特意把女性的被动特性赋予他的集会参与者，同时他也暗示了无意识的同性恋心理在群众心理学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引入群体心理学的最重要的结果是，通常归属于群体的特征失去了虚假的原初性和不可还原性，而这些性质是由特定群体或群体本能（herd instincts）的任意构建所反映出来的。群体本能是果而非因。弗洛伊德认为，群众所特有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新品质，不如说是通常被隐藏起来的旧特性的表现。“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把新特征的出现看得那么重要。于我们而言，说群体中的个人已被置于种种条件之下，从而使他摆脱了无意识本能的压抑，这就足够了。” 这不仅省掉了临时的辅助假设，而且在公正地对待一个简单的事实：湮没在群众中的人不是原始人，而是表现出了与他们正常的理性行为相矛盾的原始态度。然而，即使那些描述再怎么无关紧要，群众的某些特性与古老的遗传特征具有某种姻亲关系也是不容置疑的。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所有群众心理学的作者都强调的从暴力情绪到暴力行为的可能捷径，这一现象在弗洛伊德关于原始文化的著作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假设：原始部落中对长老的谋杀并非出于杜撰想象，而是符合史前的现实。根据动力学理论（dynamic theory），这些特征的复兴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冲突的结果。这也有助于解释法西斯主义心理的一些表现，如果不假定各种心理力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antagonism），这些表现就很难被理解。在这里，人们必须首先想到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不满》中对破坏性（destructiveness）这一心理范畴的相关论述。作为对文明的一种反抗，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古老心理的重现，而且是它在文明中和被文明本身再生产出来的。把法西斯主义的叛乱力量简单看作是摆脱了现有社会秩序压力的强大的本我能量，这种定义是不充分的。相反，这种叛乱部分借用了其他被迫为无意识服务的心理机构的能量。

既然群体成员之间的力比多纽带显然不是一种不受抑制的性本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成了这样：究竟是哪种心理机制将原始的性能量转化为使群体团结一致的感情。弗洛伊德通过分析暗示和暗示性（suggestibility）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现象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暗示是隐藏了“爱之关系”的“庇护所”或“掩蔽物”。重要的是，暗示背后的“爱之关系”是无意识的。 弗洛伊德详细陈述的事实是，在诸如军队或教会这样有组织的群体中，要么没有提及成员之间的任何爱，要么只是以一种已被升华和间接的方式来表达爱，亦即以某种宗教偶像为中介，通过施爱于它而使成员团结在一起，而宗教偶像无所不包的爱则应该成为他们在同声相应中模仿的对象。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今这个法西斯主义群众被人为整合起来的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对爱的提及。 希特勒规避了慈父这一传统角色，完全用恐吓性威权的负面角色取而代之。爱的概念被降级为抽象的德意志概念，提起它时，不用“狂热的”（fanatical）这种修饰语的几近于无。通过这一修饰，甚至这种爱也具有了一种敌视和攻击的意味，用以针对那些不能被它容纳的人。将原始的力比多能量保持在无意识的水平，以便以一种适合政治目的的方式转移其表现形式，这是法西斯主义领导层的基本信条之一。在群众的形成中像宗教救赎之类的客观观念所起的作用越小，对群众的操纵越是成为唯一的目的，无拘无束的爱也就越要被彻底压制，并被塑造成顺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中能够让人去爱的东西少得可怜。

法西斯主义的力比多模式和法西斯主义煽动家的全部技术都是专制的。这就是煽动家和催眠者的技术与心理机制的不谋而合之处，这种心理机制使个体经历着种种退化，并把他们简化为仅仅是群体中的一员。

催眠师通过他所采取的措施，唤醒了被催眠者那里一部分古老的遗传特征，这种东西也曾使他对父母百依百顺，并且在他与其父的关系中经历了个体的复活：如此一来，被唤醒的就是一个至高无上又非常危险的人格观念，对它只能采取一种被动受虐的态度，人们的意志必须任其摆布。而单独与这种人相处，“直视他的脸”似乎都大逆不道，非常危险。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描绘出原始部落中个体成员与原始族长（primal father）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暗示现象中所显示出来的群体构成方面的怪诞性和强制性，可以公正地追溯到它们起源于原始部落这一事实。群体的首领仍然是令人生畏的原始族长；该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的暴力（unrestricted force）所统治；它对威权极端热情；用勒庞的话说，它渴望服服帖帖（obedience）。原始族长就是该群体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占据自我理想（ego ideal）之位之后对自我的治理。而催眠过程则完全有理由被描述为是由两个人构成的一个群体；对于暗示，还有一个定义亦可呈现于此——一种不是基于知觉和推理而是基于性爱纽带（erotic tie）的信念。

以上所论实际上界定了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宣传属于心理学范围，因为其非理性的专制主义目标不能通过理性的信念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巧妙唤醒“主体的一部分古老的遗传特征”来达成。法西斯主义煽动集中在领袖的理念上，无论他是实际的领袖还是他仅为群体利益的代理人，因为只有领袖这一心理学形象才容易复活全能而威严的原始族长观念。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宣传 人格化 （ personalization ）原本神秘莫测的根本原因，它不断大肆宣传名人和所谓的伟人，而不是讨论客观原因。一个全能而无法无天的族长形象的塑造——这种形象远在作为个体的族长之上，因而容易被放大为“群体自我”——是宣扬“一种被动受虐的态度，人们的意志必须任其摆布”的唯一途径。这种态度对法西斯拥趸提出了高要求，尤其因为他的政治行为与他作为私人个体的理性利益，以及他实际所属的群体或阶级的理性利益之间互不兼容。 因此，从领袖的视角看，拥趸们重新唤醒的非理性是相当理性的：它必须是“一种不是基于知觉和推理而是基于性爱纽带的信念”。

将力比多转化为领袖与拥趸之间以及拥趸相互之间的那种纽带的机制，就是 认同 （ identification ）机制。弗洛伊德的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用来分析这种机制的 ，我们这里不可能讨论这种非常微妙的理论区分，特别是认同和内摄（introjection）之间的区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感谢已故的恩斯特·西美尔（Ernst Simmel）对法西斯主义心理学的宝贵贡献，他接受了弗洛伊德“认同的矛盾性是力比多组织口唇期的派生物”这一观念 ，并将其扩展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分析理论。我们只想对认同学说和法西斯宣传、法西斯心理的相关性发表一些看法。有几位作者，尤其是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 ^[3] 观察到，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类型似乎并不像以前的国王那样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不过，这一观察结果与弗洛伊德有关领袖就是原始族长的理论只是表面上不一致。他对认同的讨论很可能会大大帮助我们从主观动力学的角度去理解某些实际上是因客观历史条件而形成的变化。认同是“与他人情感关系的 最早 表达，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历史中‘起着’一定作用” 。很可能，这种前俄狄浦斯式的认同成分有助于将全能的原始族长的领袖形象与实际的父亲形象分离开来。由于孩子对父亲的认同作为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回应只是一个次生现象，所以婴幼时期的回归可能会超越这个父亲形象，并通过“情感依附”（anaclitic）过程抵达一个更古老的形象。此外，认同作为一种 吞噬 （ devouring ）行为，亦即使被爱对象成为自己一部分的那种原始的自恋面向，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下述事实的线索：现代领袖的形象有时似乎是主体自身人格的扩大，是他自己的一个集体投射，而不是当今社会中在主体婴幼期后来的各阶段作用已经大大减弱的父亲形象。 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弗洛伊德的 理想化 （ idealization ）理论承认自恋在法西斯主义群体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身份认同的重要角色。“我们看到，对待对象的方式与对待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坠入爱河时，大量自恋的力比多会外溢到对象身上。更为明显的是，在许多爱的选择形式中，对象充当了我们自己某些未能实现的自我理想的替代品。我们爱它是因为自我之故而渴望尽善尽美；而现在，我们想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把它作为一种满足我们自恋的手段。” 法西斯主义领袖在他的拥趸中试图宣扬的正是这种对他自己的理想化，元首意识形态（Führer ideology）则助长了这种理想化。他不得不认真对付的人民一般都经历了一种典型的现代冲突：一方是高度发展的、理性的、自我保护的自我执行机构（ego agency）， 另一方是他们自己的自我需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这种冲突导致了强烈的自恋冲动，而只有通过将自恋的力比多部分转移到对象那里的理想化过程，这种冲动才能被吸收和满足。这一点又一次吻合了领袖形象与主体的扩大的相似之处：可以说，通过使领袖成为其典范，他完成了对自己的爱，但是却甩掉了挫败和不满的污点，那些污点损害了他自己那种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的形象。然而，这种通过理想化、通过漫画真实和有意识的团结所形成的认同模式，是一种集体的认同模式。它的有效性体现在大量具有相似性格气质和力比多倾向的人那里。法西斯主义的 人民共同体 （ community of the people ）与弗洛伊德对群体的定义完全一致，即“一群人，他们用同一个对象代替了他们的自我理想，因而在他们的自我中彼此认同” 。反过来，可以说领袖形象从集体力量中借用了原始族长般的无所不能。

弗洛伊德对领袖形象的心理学建构得到了充分证实，因为它与法西斯主义领袖类型惊人地一致，至少就其公众形象的营造而言是这样。他的描述既适合希特勒的形象，也适合美国煽动家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的理想化形象。为了获得自恋者的认同，领袖必须表现出绝对的自恋，正是从这种洞察那里弗洛伊德获取了“原始部落族长”的肖像，而这很可能就是希特勒的肖像。

他就是人类历史开端之时尼采寄希望于未来所出现的 超人 （ Superman ）。 即使在今天，一个群体的成员也仍然需要一种幻觉：他们的首领平等而公正地爱着他们；但首领本人却不需要爱任何人，他可能有主子天性，绝对自恋，但又充满自信，无须依赖他人。我们知道，爱能抑制自恋，而且有可能证明，爱是如何通过这种运作方式成为文明的一个因素的。

煽动者演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缺乏积极的纲领，缺乏他们可能“给出”的任何东西，以及威胁和否认的矛盾盛行，因此便得到了解释；领袖只有自己不去爱，才能被人爱。但是弗洛伊德意识到领袖形象的另一个面向，这一面向显然与前者相矛盾。领袖在以超人形象出现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让自己以普通人形象出现的奇迹，就像希特勒伪装成金刚力士和城郊剃头匠的混合体一样。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自恋理论也解释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说法：

个体放弃了自我理想，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想。然而，在许多个体中，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分明，二者依然很容易重叠在一起；自我常常保持着它早期的自我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推选将非常方便。他只需要以一种特别显著和纯粹的形式拥有属于他个人的典型品质，只需要给人一种强悍无比、更加不受力比多约束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一个强势首领的需要往往会在中途与他会合，并赋予他一种在其他情况下很可能无权享有的主导地位。这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假如没有某些修正，他们的自我理想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就不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连同剩下的人一道被“暗示”，也就是说被认同这种手段弄得五迷三道了。

于是，即便是法西斯主义领袖种种令人吃惊的低级症候，即便是他与蹩脚演员（ham actor）、与不合群的精神病患者的相似之处，也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得到了预测。由于拥趸的一部分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没有被投射到领袖的形象中，而是仍然依附在拥趸的自我那里，所以超人必须仍然类似拥趸，并以“放大”的形式出现。因此，法西斯主义人格化宣传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伟大的小人物”（great little man）这一概念，这个人既暗示着无所不能，又暗示着这样一种观念：他只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热血的、没有被物质或精神财富所玷污的美国人。心理学上的矛盾心理有助于创造社会奇迹。领袖形象满足了拥趸服从权威和成为权威本身的双重愿望。这符合一个非理性控制的世界，尽管经过普遍的启蒙之后它已失去了内在信念。服从独裁者的人也会觉得独裁者是多余的。他们通过假定自己就是冷酷的压迫者从而调和了这种矛盾。

所有煽动者的标准手段都是按照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后来变成法西斯主义煽动的基本结构、人格化技术和伟大的小人物之观念的路数设计的。 这里只是随机挑选几个例子。

弗洛伊德对非理性群体中的等级因素做出了详尽解释。“很明显，一个士兵把他的上级，也就是把真正的军队领导作为他的理想，同时他也使自己认同于其同侪群体，并从他们的这种自我共同体中推衍出同志情谊（comradeship）所包含的有钱同使、友爱互助的义务。但是假如他试图以将军自居，那就变得荒唐可笑了。” 也就是说，假如他有意且直接这样做的话。法西斯主义者中下至最末流的煽动家，他们一直都在强调仪式化的礼仪和等级差异。等级制在高度合理化和量化的工业社会的结构中得到的保证越少，法西斯主义者纯粹出于心理技术原因而建立并严加执行的没有客观存在理由的人为等级制就越多。不过，可以补充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力比多之源。因此，等级制结构完全符合施虐-受虐角色的意愿。希特勒的著名公式“对上负责，对下树威”（Verantwortung nach oben, Autorität nach unten）非常合理地解释了这种角色的矛盾心理。

践踏底层的倾向在对弱小无助的少数群体的迫害中表现得如此惨烈，就像对那些局外人士的仇恨一样直言不讳。实际上，这两种倾向经常同时出现。弗洛伊德的理论阐明了受人喜爱的群内（in-group）和被人排斥的群外（out-group）之间普遍存在的严格区别。在我们的整个文化中，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被认为是不言而喻，以至于人们缘何喜欢和自己相似之物而讨厌和自己不同之物，这个问题还很少被认真地问过。在这里，正如在许多其他的例子中一样，弗洛伊德的方法的生产力在于他对普遍接受的问题提出质疑。勒庞注意到，非理性的人群会“直接走向极端” 。弗洛伊德扩展了这一观察，并指出内外群体的二分法具有根深蒂固的本质，它甚至影响到那些其“思想”显然排除这种反应的群体。因此，到1921年，他能够摆脱自由主义的幻想，即文明的进步会自动带来宽容的增加和对群外的暴力的减少。

即使在基督的王国里，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那些不爱基督的人，那些不被基督所爱的人，依然处在这种联系之外。因此，一种宗教即使自称是爱的宗教，它对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也一定是冷酷的，没有爱心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每一种宗教都是如此，对于自己的信众而言它是爱的宗教，而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则残酷无情和毫不宽容，这在每一种宗教那里显得自然而然。无论亲自发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我们都不应该因此而过于严厉地责备那些信徒：在这方面，那些对宗教不信奉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要好得多。如果说今天这种不宽容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表现得那么凶暴残酷，我们也很难断定人类的态度就已经温良恭俭让了。究其因，毋宁说这是宗教情感和依赖于它的力比多纽带不可否认地走向了弱化。如果另一种群体纽带取代了宗教纽带——社会主义的纽带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它对局外人就会出现如同“宗教战争”（the Wars of Religion）时代那样的不宽容。

弗洛伊德在政治预测上的错误，亦即把“社会主义者”的德国劲敌的所作所为归咎到社会主义者身上，就像他预言法西斯主义的破坏性——消灭群外人士的驱动力——一样令人震惊。 ^[4] 事实上，宗教的中立化所产生的结果似乎与启蒙者弗洛伊德的预期正好相反：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区分已被维持和具体化。然而，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自在的结构，独立于任何观念化的内容，而且由于丧失了内在信念更被顽固地维护。与此同时，爱的宗教教义那种抚慰人心的作用已渐行渐远。这就是所有的法西斯主义煽动家所使用的“山羊和绵羊”（buck and sheep）手段的本质。由于他们不承认任何关于谁被选中和谁被拒绝的精神标准，而是以一种种族之类的伪自然标准取而代之， 这种标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可以比中世纪的异端（heresy）概念更无情地加以应用。弗洛伊德成功地识别了这种手段的力比多功能。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整合力量而发挥作用的。由于肯定的力比多完全被投入原始族长（亦即领袖）的形象中，由于可用的肯定性内容少之又少，所以就必须寻找否定的内容。“可以说，领袖或领导思想也可能是否定的；对一个特定的人或机构的仇恨可能会以同样的统一方式运作，并且可能会唤起与积极依恋相同的情感联系。” 毫无疑问，这种否定的整合依赖于破坏性本能，弗洛伊德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种本能，但他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却认识到这种本能的决定性作用。在此语境中，弗洛伊德用自恋解释了针对外部群体的敌意：

在人们对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陌生人毫不掩饰的反感和厌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自爱或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对个人的一意孤行起作用，并且表现得好像任何偏离他自己的特定发展路线的事情都涉及对这种路线的批评，并要求对这种路线进行改变。

法西斯主义宣传带来的自恋 收益 （ narcissistic gain ）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断地并且有时是以一种相当迂回的方式暗示，那些拥趸仅仅因为属于群内人员就比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更优秀、更高贵、也更纯洁。与此同时，任何形式的批判或自我意识都被视为自恋亏损并引发愤怒。这说明了所有法西斯主义者对他们所认为的“腐败危害之物”（zersetzend）的粗暴反应，即揭穿了他们自己顽固维护的价值观的那些东西，并且还解释了怀有偏见的人对任何形式的内省（introspection）都充满敌意。相应地，将敌意集中在群外也就消除了他们对自己这个群体的不宽容，倘非如此，个人与这个群体的关系就会形成激烈矛盾。

但是，当一个群体形成之后，这种不宽容便在群体中暂时或永久地全部消失了。只要某个群体形态依然存在并且还在扩大，该群体中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就会表现得仿佛他们早就团结一致，他们会容忍别人的怪癖，让别人与自己平起平坐，而且对他们没有厌恶之感。根据我们的理论主张，对自恋的这种制约只能来自一个因素，那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力比多联系。

这就是煽动者标准的“团结把戏”（unity trick）所追求的路线。他们强调自己与外人的不同，但在自己的群体中却淡化这种差异，倾向于抹平自身的独特品质（等级制品质除外）。“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没有谁应该过得更好；势利之徒、知识分子和寻欢作乐者（pleasure seeker）总要受到攻击。恶意的平均主义，所有让人蒙羞丢脸的兄弟情谊，它们形成的潜流暗礁都是法西斯主义宣传和法西斯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希特勒那个臭名昭著的“大杂烩”（Eintopfgericht）指令就是其中的一个象征。他们越不希望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就越是大谈特谈社会公正，这意味着“人民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沉溺于个人的享乐之中。压迫性的平均主义而不是通过废除压迫来实现真正的平等，这是法西斯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反映在煽动者“只要你知道就好”（If-you-only-knew）的手段中，它所承诺者，是对别人所享受的各种被禁止的快乐存心报复，狠揭猛批。弗洛伊德是根据个体转变为心理上的“兄弟部落”（brother horde）成员这一原理来解读这一现象的。他们的凝聚力（coherence）是针对彼此原始嫉妒的反应形态，并且被塞入对群体凝聚力的服务之中。

后来在社会中以集体精神（Gemeingeist）、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群体精神”（group spirit）等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不能掩盖它是从最初的嫉妒中衍生出来的。没有人想要出人头地，人人都应当一模一样，都应当拥有相同的东西。社会公正意味着，既然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那么其他人也同样不需要它们，或者是，其他人也不能提出对这些东西的要求。

还可以补充的是，在煽动者的技巧那里，对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的表达是反复出现、非常惊人的。弗洛伊德和兰克 曾经指出，在童话故事中，像蜜蜂和蚂蚁这样的小动物“在原始部落中是兄弟，正如在梦的符号体系中昆虫或害虫意味着兄弟姐妹一样（在轻蔑的意义上，它们被称为小幼崽）” 。由于群内成员被认为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借助相似的爱成功地使自己与他人彼此认同” ，所以相互轻视在他们那里是不能被承认的。这样，这种轻视便通过对这些低等动物完全消极的情感贯注（cathexis）表现出来，并融合了对群外者的仇恨，然后再投射到后者身上。实际上，将群外人，也就是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难民和犹太人，与低等动物和害虫两相比较，这是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最喜欢使用的手段之一。列奥·洛文塔尔对此已做过详细考察。

如果我们有权假设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刺激物与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中阐述的机制吻合一致，我们就不得不问自己一个几乎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帮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既举止粗野，又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机制的相关知识的？参考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Mein Kampf ）对美国煽动家的影响不会有太大帮助，因为希特勒对群体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似乎不可能超过源自广为人知的勒庞那里的最一般观察。也不能说戈培尔就是宣传的主谋，并且他完全了解现代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最先进的发现。仔细阅读他的演讲和他最近出版的日记选，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此人精明透顶，可以把权力政治游戏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他对他自拟的标语口号和给报纸写的社论背后的所有社会或心理问题的认识却是幼稚肤浅的。戈培尔是一位老练且“激进”的知识分子，这种思想是这位魔鬼传说的一部分，该传说关联着他的名字，并被急吼吼的新闻报道推波助澜；顺便说一句，这个传说本身就需要精神分析来做解释。戈培尔是在陈腐套路中展开思考的，他自己也完全陷入了人格化的魔咒之中。因此，为了解释这种被大肆宣传的、被视为操纵群众的心理学技巧的法西斯指令，我们还必须寻找学识以外的根源。最重要的根源似乎是已经提到过的领袖与拥趸的基本的同一性，它限定了认同的一个面向。领袖能够猜到那些容易受其宣传影响的人的心理渴求与需要，因为他在心理上与他们相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能够毫无顾忌地表达他们的心中所想，而不是因为他有任何固有的优越性。领袖往往都是口唇性格类型（oral character type），有一种滔滔不绝和愚弄他人的冲动。他们对拥趸们施加的著名魔咒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口头表达：语言本身缺乏其理性意义，只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进一步促进那些把个人贬低为群体成员的古老退化。由于这种不受约束但主要是东拉西扯式演讲（associative speech）的特点至少是以暂时的自我失控为前提的，它很可能显示的是内心的虚弱而不是强大。法西斯主义煽动者在吹嘘自己的实力时确实常常有这种软弱的暗示紧紧相随，尤其是在乞求资助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暗示是与实力本身的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成功地满足其受众的无意识倾向，可以说煽动者只是把他自己的无意识转移到了外面。他特殊的性格综合征使他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经验已在教他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能力，理性地使用他的非理性，就像演员或某一类知道如何推销他们敏感神经（innervations and sensitivity）的记者一样。在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他就能按照心理学理论去说和做，这恰恰说明心理学理论是真实可靠的。他所要做的就是精明地利用他自己的心理，以使受众在心理层面产生共鸣。

另一个因素也进一步强化了煽动者手段充分适合其目的的心理学基础。正如我们所知，法西斯主义煽动如今已成一种职业，可以说是一种生计。它有足够的时间来测试各种吸引力是否有效，而通过所谓的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只有最悦耳入心的那种才最终存活了下来。它们的有效性本身就是消费者心理学的一个功能。通过一个“冻结”（freezing）的过程——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现代大众文化所采用的技术中——幸存的吸引力已被标准化，类似于在商业推销中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广告口号。这种标准化反过来又符合刻板化思维，也就是说，与那些易受这种宣传影响之人的“刻板情感症”（stereopathy）和他们对无休无止、一成不变的重复的幼稚愿望相一致。后一种心理倾向是否会防止煽动者的标准手段因过度使用而变得迟钝，这很难预测。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以前人人都时常嘲笑某些宣传用语，如“Blut und Boden”（血与土） 被戏称为“Blubo”（血地），或北欧种族的概念，讽刺性动词“aufnorden”（北方化） 就是由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然而，这些吸引力似乎并未失去其迷惑力。相反，它们本身的“假冒伪劣”（phoniness）很可能已被犬儒式和虐待狂式地当作一个指标加以享用了；这一指标表明，在第三帝国，唯独权力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也就是说，理性的客观性（rational objectivity）并不能阻挡权力的运作。

此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里讨论的群体心理学特别适用于法西斯主义而不适用于大多数其他寻求群众支持的运动？把法西斯主义宣传与自由、进步党派的宣传做一个哪怕是最随意的比较，也会表明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弗洛伊德和勒庞都没有正视过这种区分。他们谈及群体“本身”时，类似于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所使用的概念化，没有对相关群体的政治目的进行区分。事实上，他们二人思考的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它们的对立面，尽管应该意识到教会和军队——弗洛伊德为论证这一理论所选择的例证——在本质上也是保守的和等级分明的。另一方面，勒庞主要关注无组织的、自发的、昙花一现的人群。只有那种远远超出心理学范围的明确的社会理论才能充分回答这里提出的问题。我们赞成以下一些建议。首先，法西斯主义的客观目的大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违背了他们试图接纳的许多人的物质利益，尽管希特勒政权的头几年出现了一些战前繁荣。法西斯主义固有的持续战争危险意味着毁灭，群众至少下意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如何为非理性的合理化编造神话，它在谈及自己的非理性力量时都并不完全是在说假话。既然法西斯主义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论据来赢得群众，那么它的宣传就必然要偏离理性思维（discursive thinking），就必须以心理学为导向，就不得不调动非理性、无意识和退化的进程。那些遭受无谓挫折并因此形成一种发育不良、非理性心态的各阶层群众，其心灵构架都为这项任务提供了便利。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秘密很可能在于它只是把人当作他们现在之所是来看待：今天标准化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真正孩子，基本上被剥夺了自主性和自发性，而不是去设定一些目标，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会让心理现状和社会现状得到超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只需对现存的心理状态进行 再生产 （ reproduce ）；它不需要引起变化——而作为其重要特征之一的强制性重复又将与这种持续再生产的必要性合二为一。它绝对依赖于威权主义性格的整体结构及其每一个特有的特征，而威权主义本身正是现代社会种种非理性面向内在化的产物。在当时的条件下，法西斯主义宣传的非理性在本能经济（instinctual economy）的意义上具有了合理性。因为假如把现状视为理所当然和僵化之物，那么看穿它所付出的努力要比适应它、比通过认同现存事物——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焦点——而至少获得的一些满足大许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与更信任群众的运动相比，极端反动的群众运动使用“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masses）的程度会更厉害。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即便是最进步的政治运动，假如其自身的理性内容在倒转为盲目的力量时被击得粉碎，它也会恶化到“群体心理学”及其操纵的水平。

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纵而产生的。理性计算的种种技术带来了被天真地认为是群众“天生”如此的非理性的东西。这一见解可能有助于我们解决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群众现象是否可以用心理学术语来解释的问题。虽然群众中肯定存在一种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潜在影响的趋向，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无意识的操纵，即弗洛伊德用遗传学术语解释的那种“暗示”，对于实现这种潜能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也证实了以下假定：法西斯主义本身 不是 一个心理学问题，任何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理解其根源及其历史作用的尝试，都还停留在诸如由法西斯主义本身推进的“非理性力量”之类的意识形态水平上。尽管法西斯主义煽动者在他的演讲所针对的人群中无疑会持某些倾向，但他是作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理人才这样做的。心理学倾向实际上不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相反，法西斯主义定义了一个心理学领域，可以被完全出于非心理学的利己主义原因而推动它的力量成功利用。当群众被法西斯主义宣传捕获的时候，发生的不是种种本能和冲动自发的原始表达，而是他们心理状态的准科学复兴——弗洛伊德在讨论有组织的群体时所描述的人为的退化。群众心理学已被他们的领导们掌握，变成了他们统治的手段。群众心理学不是通过群众运动直接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在整个历史的反革命运动中都有所预兆。心理学远非法西斯主义的源头，它已成为叠加系统（superimposed system）中其他元素中的一个，而潜在的抵抗群众——群众自身的理性——所亟需的正是这一系统的全部东西。弗洛伊德理论的内容，即通过对领袖形象的认同来取代个人自恋，所指明的方向可以叫作压迫者对群众心理学的挪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具有心理学维度，但它也表明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废除旧有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心理动因。这种动因被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制按部就班地控制和吸收了。当领导们意识到群众心理学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它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复存在。这种可能性包含在精神分析的基本结构中，因为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学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否定的概念。他以无意识的至尊至上来定义心理学的领域，并假定本我应该成为自我。把人从无意识的他律统治中解放出来，就等于废除了弗氏的“心理学”。法西斯主义通过依赖性的永世长存而不是实现潜在的自由，通过社会控制对无意识的征用而不是让主体意识到他们的无意识，在相反的意义上推进了这种废除。因为，虽然心理学总是意味着对个人的某种束缚，但它也假定了个人在某种自足和自主意义上的自由。19世纪是心理学思想的伟大时代，这并非偶然。在一个完全物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简化为一个社会原子（social atom），简化为一种纯粹的集体功能，而心理学过程虽仍然存在于每个人那里，但已不再体现为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个体心理学已失去了黑格尔曾经称之为其实体（substance）的那种东西。弗洛伊德这本书的最大优点也许是，尽管他把自己局限在个体心理学领域，并明智地避免从外部引入社会学因素，但他仍然到达了心理学退位的那个转折点上。“屈服于客体”的主体，“已被它取代了自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体这种心理学上的“贫困”， 换言之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几乎用 千里眼 （ clairvoyance ）预见了形成法西斯主义集体性的那种后心理学的、去个体化的社会原子（post-psychological de-individualized social atoms）。在这些社会原子中，群体形构的心理动力学已经超越了自身而不再只是一个现实。“假冒伪劣”这一范畴既适用于领导人，也适用于群众的认同行为以及他们所谓的狂热和歇斯底里。就像人们打心眼里不怎么相信犹太人是魔鬼一样，他们也不完全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并没有真正认同于他，而是装作认同的样子，表演他们的热情，并因此参与到领袖的表演之中。正是通过这种表演，他们在不断被动员起来的本能冲动和他们已抵达的启蒙的历史阶段之间取得了平衡，而这一阶段是不能任意撤销的。也许正是对他们自己这种“群体心理”的虚构性产生了怀疑，才使得法西斯主义群众如此残忍且如此难以接近。假如他们停下来略加思考，整个表演就会崩溃，他们也会陷入恐慌。弗洛伊德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语境中，亦即当他讨论催眠使个体回退到原始部落和原始族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这种“假冒伪劣”的元素。

正如我们从其他反应中所知道的那样，个人身上程度不同地保存了恢复这类原始状况的倾向。有一种看法认为，不管怎么说，催眠只是一种游戏，是对某些古老印象的欺骗性更新，然而，这种看法可以被保留下来并用于提请注意下述状况：对于在催眠中因意志停滞所产生的任何过于严重的后果，都会存在着某种抵制。

与此同时，这个游戏已被社会化，其后果已被证明是非常严重的。弗洛伊德通过将催眠界定为仅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以此将它和群体心理区分开来。然而，领导们对群众心理学的挪用，对他们使用技术的精简，已使他们能够将催眠符咒集体化了。纳粹的战斗口号“觉醒吧德意志”（Germany awake）背后恰好隐藏着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符咒的集体化和制度化使移情（transference）变得越来越间接和不稳定，以致表演的面向、狂热认同的“假冒伪劣”和所有传统的群体心理学动力的“伪劣假冒”，都有了惊人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可能会在突然意识到符咒的不真实并最终在它的崩溃中戛然而止。社会化催眠（socialized hypnosis）在其自身内部培育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通过远程控制消除退化的幽灵，并最终唤醒那些尽管已不再酣睡却仍然紧闭双眼的人们。

2022年10月译
2023年6月校

[1] 《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写于1951年，是阿多诺直接用英语写就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之一，后收入《阿多诺文集·社会学论文集》（ Gesammelte Schriften：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Bd.8，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408-433 ）。该文进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 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J.M.Bernstei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p.132-157 ）一书后，个别表述与原文略有不同，估计是编者所为。拙译根据《阿多诺文集》中的原文并参考《文化工业》一书中编定本译出。本文的第一个注释写道：“此文是作者与马克斯·霍克海默持续合作的组成部分。”——汉译注暨原注

[2] 该书于1921年出版，其德文书名是《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ze ）。英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正确地强调，“群体”（group）一词在这里的意思相当于勒庞的“群众”（foule）和德语的“群众/大众”（masse）。可以补充的是，在这本书中，“自我”一词并不表示弗洛伊德后来作品中所描述的对应于“本我”和“超我”的那个特定的心理机构；它只是指个人。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是，他不承认一种独立的、实体化的“乌合之众心理”（mentality of the crowd），而是将勒庞和麦独孤等人观察和描述的现象归纳为种种退化，它发生在所形成的群体并被这个群体搞得五迷三道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原注

[3] 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94），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与心理分析学者，曾跟随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以其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著称，亦以发明“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这一术语而著名。主要著作有《童年与社会》（ 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 ）、《认同：青春期与危机》（ Identity：Youth and Crisis，1968 ）等。——汉译注

[4] 关于“中立的”、稀释的宗教在法西斯主义心理构成中的作用，可参见《威权主义人格》。对这一问题领域的重要精神分析贡献包含在特奥多尔·莱克（Theodor Reik）的《自己的神和别人的神》（ Der eigene und der fremde Gott ）和保罗·费登（Paul Federn）的《无父社会》（ Die vaterlose Gesellschaft ）中。——原注 Jt3/7Gxm4sOYToPgItMJ+xbVmKkVrwFDH7qf8u7z+vchBWWZm6VSfZDNCL7PKU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