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

对所有教育的首要要求是奥斯维辛不再发生。它比其他任何要求都重要，因此我认为我不需要也不应该为它辩护。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对它的关注还如此之少。在已经发生的暴行面前为它辩护将是骇人听闻的。然而，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要求及其引发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这种暴行并未深入人心，这本身就说明了，就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而言，这种暴行存在着复发的可能性。与“再也不要有奥斯维辛”这个单一的理想相比，每一次关于教育理想的争论都显得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那是所有教育都在反对的野蛮行为。有人谈及倒退到野蛮状态的威胁。但这不是威胁——奥斯维辛就是倒退，只要促成这种倒退的基本条件大体不变，野蛮就会继续下去。这就是全部的令人恐怖之处。尽管今天的危险看不见摸不着，但社会的压力依然扑面而来。它驱使人们走向不可言说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在奥斯维辛那里则达到了世界历史的顶峰。在弗洛伊德真正延伸到文化和社会学的见解中，我认为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是，文明本身会产生并日益强化一种反文明的东西（das Antizivilisatorische）。他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在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时候。 如果野蛮本身被铭写在文明的原则中，那么对它的奋起反抗就蕴含着某种绝望的东西。

一想到必须得让人们意识到这种绝望，以免他们屈从于理想主义的陈词滥调，任何防止奥斯维辛重演之方法的思考都会变得前景黯淡。 然而，即便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因此使其如此这般的社会成员与二十五年前是一样的，仍然必须做出这种尝试。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引用这些数字或为数字争论不休已经很不人道——被按部就班地杀害了。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不能把这看作是一种肤浅现象，一种历史进程中可以被漠视的反常之举，认为在与进步、启蒙和所谓的人道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相比时，它可以被不予理会。它的发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倾向的表现。在此，我想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典型的是它在德国似乎还鲜为人知，尽管它为一本韦费尔写的畅销书《穆萨·达赫的四十天》 ^[1] 提供了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恩维尔·帕夏（Enver Pascha）和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cha）领导下的所谓“青年土耳其运动”（Jungtürkische Bewegung）——杀害了超过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德国军政最高当局显然是知情者，却为它严格保密。种族灭绝的根源存在于自19世纪末以来蔓延于许多国家的侵略性民族主义（der angriffslustige Nationalismus）的复活之中。

此外，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想法，即原子弹的发明与种族灭绝属于同一历史背景，因为它简直可以一举消灭数十万人。今天的人口快速增长被称为“人口爆炸”；似乎历史的宿命是准备以反爆炸（Gegenexplosionen）——杀死全部人口——作为回应。这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抗的力量有多少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力量。

由于改变客观条件（即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可能性在今天极为有限，因此，反对奥斯维辛重演的努力必然会局限于主观层面。对此我主要指的也是做这些事情的人的心理维度。我并不相信诉诸永恒的价值观会有多大帮助，因为那些容易犯下这种暴行的人对此只会耸耸肩而已。我也不相信对受迫害的少数群体所具有的积极品质的启蒙会有多大用处。根源必须从迫害者身上寻找，而不是从那些以各种最苍白的借口而被谋杀的受害者那里落实。在这方面，我曾经说过的“主体转向”（die Wendung aufs Subjekt） 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了解使人们有能力做这种事的机制，必须向他们揭示这些机制，并通过唤醒人们对这些机制的普遍认识来努力防止他们重蹈覆辙。有罪的不是受害者，即使在今天许多人倾向于理解为的那种诡辩和讽刺的意义上也不是。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把仇恨和攻击发泄在他们身上的人才有罪。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缺乏反思的情况，必须劝阻人们不反思自己就向外出击。唯一有意义的教育是批判性自我反思的教育。但是，根据深度心理学 的研究结果，所有的人格，甚至那些在后来生活中犯下暴行的人的人格，都是在幼儿时期形成的，因此，防止奥斯维辛重演的教育必须集中在幼儿时期。我提到过弗洛伊德关于文化中的不满这一论题。然而，这一现象的范围比他理解的还要深广，这首先是因为在此期间，他所观察到的文明的压力已成倍增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与此同时，最初他提请注意的那种爆炸性倾向已经变成了一种他几乎无法预见的暴力。然而，文化中的不满也有其社会维度，弗洛伊德虽然没有忽视这一点，但他也没有具体探讨。我们可以说，人类在被管理的世界（die verwaltete Welt）中有一种幽闭恐惧症（Klaustrophobie），那种感觉是被监禁在一个彻底社会化的像网一样紧密编织的环境中。网织得越密，人们就越想逃脱它，而恰恰是因为织得太密，任何逃脱已不太可能。这加剧了对文明的愤怒，反抗文明因而成为暴力的和非理性的。

在整个迫害史中一个已被证实的模式是，愤怒是针对弱者的，尤其是针对那些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弱者，同时又是——无论对错——快乐的人。我甚至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大胆补充说，我们的社会在不断整合着自己的同时，也在孕育着解体的倾向。在有序、文明生活的表象之下，这些倾向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普遍存在的普遍性对一切特殊事物，对个别人和个别机构施加的压力，有一种摧毁特殊和个别及其抵抗力量的趋势。随着其身份和抵抗力的丧失，人们也丧失了自己的品质，而借助那些品质，他们本来是可以在某些时刻与有可能引诱他们再次施暴的事物作斗争的。当既定权威再次向他们下达命令时，只要这是以他们半信半疑或根本不相信的某种理想的名义，也许他们就几无抗拒之力。

当我谈到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时，我指的是两个领域：首先是儿童教育，尤其是早期儿童教育；然后是普遍的启蒙，它提供了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氛围，以防止奥斯维辛再次发生，因此，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导致恐怖的动机将会变得相对有意识一些。当然，我不敢斗胆去草拟出这样一个教育计划，哪怕只是粗略的大纲。但我至少想指出它的一些神经中枢。例如在美国，人们常常把国家社会主义 乃至奥斯维辛归咎于迷信威权的德意志精神。我认为这种解释过于肤浅，尽管在这里如同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威权行为和盲目权威比在形式民主条件下人们愿意承认的要顽固得多。相反，人们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以及它所造成的恐怖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当人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自我决断的准备时，德意志帝国既定的老牌威权已经衰落并被推翻。事实证明，他们配不上从天而降的自由。由于这个原因，那时的威权结构采用了它之前没有的或者至少没有显示出来的破坏性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疯狂维度。假如考虑到在政治上已不再能发挥任何真正作用的当权派的来访都能让整个族群欣喜若狂，那么我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即便是现在，威权主义的潜力也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许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特别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在其决定性方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只是因为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即便没有超出个人干预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教育的影响范围。

很多时候，心地善良的人不想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就会提及“约束”（Bindung/bonds）这个概念。根据他们的说法，人们不再拥有任何“约束”这一事实要为发生的一切负责。事实上，权威的丧失——施虐式威权恐怖（sadistisch-autoritären Grauens）的条件之一——与这种状况有关。按照正常的常识，通过强调“你不可以这样”（Du sollst nicht）并诉诸“约束”来抑制施虐、破坏和毁灭性冲动似乎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觉得这种对“约束”的呼吁——更不用说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再次拥抱“社会约束”，以便让世界变好人变善——会在任何严肃的方面有所帮助，都是一种幻觉。人们很快就能意识到这种“约束”是不真实的，它仅仅是为了产生一个结果——即使它是好的——人们却并未把它作为一种自身存在的实质性东西来体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最愚蠢和天真的人在发现比他们强的人的弱点时，也会如此迅速地做出反应。所谓的“约束”或者很容易成为共同信念的现成徽章——人们进入“约束”之中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公民——或者产生恶意的怨恨，在心理上与鼓吹它们的目的背道而驰。 “约束”相当于他律，一种对规则、对不能被个体自身理性所证明的规范的依赖。心理学上所谓的超我（Über-Ich）亦即良心，被外部的、不受约束的、可以互换的威权以约束的名义所取代，正如人们在第三帝国崩溃后的德国所清楚地观察到的那样。然而，在规范的幌子下，甘愿纵容权力，又在强者面前俯首帖耳，正是酷刑施虐者（Quälgeister）的态度，它不应该再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对“约束”的鼓吹才如此致命。那些或多或少自愿接受它的人被置于一种永久性的强制之下而必须服从命令。反对奥斯维辛原则唯一真正的力量是自主性（Autonomie），如果我可以用康德用语加以表述的话，那就是反思（Reflexion）、自决（Selbstbestimmung）和不参与（Nicht-Mitmachen）的力量。

我曾经有过一次非常令人震惊的经历：在博登湖 上乘船游览时，我读了一份巴登州的报纸，上面刊登了萨特戏剧《死无葬身之地》（ Morts sans sépulture ） 的故事，这部剧描述的事情极为可怕。显然，该剧让那个评论者感到不安。但他并没有解释这种不满是由题材的恐怖（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恐怖）引起的。相反，他扭曲了这种恐怖，以便在与像萨特（他使自己陷入了恐怖）这样的立场相比时，我们可以保持——我应该说几乎保持——对更高事物的欣赏：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承认这种恐怖的无意义。简断截说，直奔主题：通过高尚的存在主义的伪善言辞，评论者想要避免直面恐怖。这里尤其存在着恐怖有可能再次发生的危险，但人们拒绝让它靠近，甚至指责任何只是谈论它的人，仿佛言说者如果不对这种事情举重若轻，那他就不再是肇事者，而是成了罪魁祸首。

对于威权和野蛮的问题，我不禁想到了一个在大部分情况下几乎没有被考虑到的想法。它出现在欧根·科贡《党卫军国家：德国集中营》一书的一个观察中，该书包含了对整个复杂情况的核心见解，但还没有被科学和教育理论以应有的方式吸收进来。 科贡说，在他度过数年的那座集中营里，施虐者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仍然存在，这是形成恐怖的条件之一，尽管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对乡下人的任何傲慢都远非我的本意。我知道一个人“不得不”在城市或乡村长大。我只是注意到，去野蛮化（Entbarbarisierung）在开放的乡下可能不如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 即便是有了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可能对那些没有完全跟上文化的人的状态也改变不大。在我看来，说出这一点并反对它，比多愁善感地赞扬一些正面临消失威胁的乡村生活的特殊品质更正确。我甚至会说，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农村的去野蛮化。然而，这么做又是以对那里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研究为前提的。最重要的是，人们还必须考虑到现代大众媒体对一种意识状态的影响，这种意识状态还没有接近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文化的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意识状态，单靠农村地区问题重重的普通小学教育体系是不够的。我可以设想出一系列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我在这里即兴发挥一下——策划电视节目应该考虑到这种特殊意识状态的神经中枢。然后，我能够想象的是，可以形成像流动教育小组和志愿者车队这样的组织，他们奔赴乡村世界，在讨论、课程和补充教学中弥补最危险的漏洞。我并没有忽略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志愿者要想让人喜欢估计非常困难。但随后会有一小群追随者绕其左右，教育计划有可能会从那里进一步传播开来。

然而，不应误解的是，古老的暴力倾向也存在于城市中心，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中心。随着当今全球社会的演变，退化倾向（Regressionstendenzen），即具有被压抑的虐待特质的人应运而生，无处不在。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霍克海默和我在《启蒙辩证法》中描述的对身体的扭曲和病态关系。 意识在任何被肢解的地方都以一种不自由的、倾向于暴力的形式反射到身体和肉体领域。对于某一类未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他的语言——尤其是当他感到犯错误或受责备时——如何变得具有威胁性，仿佛语言手势预示着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身体暴力。在这里，人们当然也必须研究体育的作用，因为批判社会心理学（kritische Sozialpsychologie）对它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竞技体育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通过公平竞争（fair play）、骑士精神（Ritterlichkeit）和体谅弱者，它可以产生反野蛮反虐待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其多种项目和实践中，它可以促进侵略、残忍和虐待，尤其是对那些不让自己置身于竞技体育所要求的努力和纪律之下而只是观战的看客，亦即那些经常在场边大喊大叫、满嘴放炮的人。这种语义的含混之处应该系统地加以分析。在教育能够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其结果应该应用到体育生活之中。

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与旧的威权结构有关，我几乎可以说，与良好的旧威权人格的行为方式有关。但是奥斯维辛所产生的，奥斯维辛世界所特有的人格类型，大概代表了一些新的东西。一方面，这些人格类型集中体现了对集体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它们被形塑，是为了像希姆莱、霍斯和艾希曼 ^[2] 所做的那样去操纵大众、控制集体。我认为面对死灰复燃的危险，最重要的是反对一切集体的野蛮霸权，通过集中解决集体化问题来加强对它的抵抗。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抽象，因为尤其是年轻人和思想进步者，他们都满腔热情地渴望在某些事物中融入自己。我们可以从集体首先给它所接受的所有个人造成的痛苦开始。一个人只要想想自己在学校的初次经历就可以了。人们必须与各种类型的风俗习惯、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作斗争，它们会给人带来身体上的痛苦——通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作为将自己视为集体一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诸如圣诞闹夜和赶山羊 等恶俗，以及其他无论叫作什么的此类根深蒂固的做法，都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暴行的直接预期。绝非巧合的是，纳粹分子就曾以“民间习俗”（Brauchtum）的名义美化和培育过这些怪物。科学在这里将会面临一个最相关的任务。它可以强力扭转被纳粹分子狂热挪用的民俗学（Volkskunde）趋势，以阻止这些民间乐趣中既残酷又如同幽灵的残渣余孽。

整个这一领域被一种所谓的理想所激励，这种叫作“坚强”（Härte/hardness）的理想在传统教育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也可以很无耻地援引尼采的一个言论，尽管在尼采那里完全是别的意思。 我还记得“恐怖博格”在奥斯维辛审判（Auschwitz-Verhandlung）期间是如何爆发的，他最后以一段通过“坚强”来灌输纪律从而赞扬教育的颂词做结。 他觉得“坚强”在造就他所认为的正确类型的人时必不可少，这种教育理想中的“坚强”——许多人可能不假思索就相信了它——是完全错误的。男子气概在于最大程度的忍耐力，这一观点很久以前就成了受虐狂的屏幕形象，而且正如心理学所证明的那样，受虐狂很容易与施虐狂联系在一起。夸夸其谈的教育所灌输的“坚忍不拔”（Hart-Sein）意味着对痛苦本身的绝对冷漠。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自己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也无法进行严格区分。谁敢对自己下狠手，谁也就有权对他人下狠手，并为自己不被允许表现出来而不得不压制的痛苦报仇雪恨。这种机制必须被意识到，就像必须提倡一种不再为痛苦和忍受痛苦的能力设奖表扬的教育一样。换句话说，教育必须认真对待一个在哲学看来并不陌生的观点：恐惧（Angst）不能被压抑。当恐惧不被压抑，当人们允许自己实际上拥有这个现实所承诺的所有恐惧时，那么正是通过这样做，无意识的和被推迟的恐惧所形成的许多破坏性影响很可能就会消失。

那些盲目把自己塞进集体的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种惰性物质，也消灭了自己作为“自我决定”的存在。 随之而来的是将他人视为无定形的群众（amorphe Masse）的意愿。我在《威权主义人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一书中把那些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人称为“操纵型性格”（der manipulative Charakter），而实际上，那时霍斯的日记和艾希曼的录音还不为人所知。 我对“操纵型性格”的描述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有时候，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能够构建一些只是到后来才被经验验证的概念。“操纵型性格”——正如任何人都可以从有关纳粹头目的可用资料中证实的那样——以对组织的狂热、对获得任何直接的人类经验的根本无能、某种程度上的缺乏情感以及被高估的现实主义为特征。他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实施所谓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便这是一种妄想。他一刻都没想过或不希望这个世界与现在相比有何不同，他沉迷于做事情（doing things）的欲望中，而对这样的行动的内容漠不关心。他对行动、活动和所谓的效率（efficiency）本身崇拜不已，这在活跃人士（aktive Menschen）的广告形象中得到了回应。如果我的观察没有骗我，如果一些社会学调查允许泛泛而论，那么这种类型在今天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普遍。当时仅在几个纳粹怪物身上体现的东西，今天却可以在许多人身上得到证实，例如，青少年罪犯、帮派头目等等，人们每天在报纸上都能读到有关他们的报道。如果我不得不把这种“操纵型性格”简化为一个公式——也许人们不应该这样做，但它也有助于理解——那么我将称它为物化意识（das verdinglichte Bewusstsein）类型。具有这种天性的人，可以说是被物同化了。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再把他人同化于物。这在“办妥”（fertigmachen）这一说法中得到了非常准确的表达，它在青少年流氓世界和纳粹世界中同样流行。这个表达在双重意义上把人定义成了已完成或准备好的物。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看来，酷刑是人们对集体的一种被操纵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加速的适应活动。 这在时代精神（Geist der Zeit）中有所体现，尽管它与精神关系不大。我只是引用上次战争前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话，他说，不人道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与之作对尤其困难，因为那些操纵别人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真正体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表现出一种反应上的木僵状态（Unansprechbarkeit），这让他们与某些精神疾病或精神病性格（即精神分裂症）联系在一起。

在我看来，为了防止奥斯维辛重演，必须首先弄清楚操纵型性格产生的条件，然后通过改变这些条件，尽可能地防止它出现。我想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用所有可用的科学方法，特别是长期的精神分析，去研究奥斯维辛的罪犯，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现这样一种人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些人也仍然能够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人格结构相矛盾的好事，通过做贡献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只有当他们愿意通过合作来研究他们自己的起源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要诱使他们开口是很困难的；绝不能使用与他们自己的方法有关的任何东西去了解他们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他们这个集体中——确切地说，他们觉得在一起时自己都是老纳粹——他们感到很安全，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表现出丝毫的负罪感。但推测起来，即便在他们身上，至少在许多人身上，也可能存在有助于改变这种态度的心理敏感点，比如他们的自恋，直白地说，就是他们的虚荣心。假如他们能够放开谈论自己，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就像艾希曼一样，他显然录满了整个磁带库。最后，我们可以假定，如果挖掘得足够深，即使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也会发现今天经常处于解体状态的旧的良心权威（Gewissensinstanz）的痕迹。一旦我们了解了使他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内外条件——如果我能假设这些条件实际上可以被提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实际的结果，这样恐怖事件就不会再发生了。这种尝试是否有一定的帮助，在实施之前是无法知道的；对此我不想高估。我们必须记住，个体不能被这些条件自动解释。在相似的条件下，有些人以一种方式发展，而另一些人则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这样的努力也是值得的。仅仅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已包含了启蒙的潜力。因为这种灾难性的思想状态（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包含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一个人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他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自然的，是不可改变的给定，而不是历史演变的产物。我提到过“物化意识”这一概念。这种意识最重要的是无视所有历史的过去，无视对自身条件的一切洞察，并把偶然存在的东西假定为绝对。假如这种强制机制（Zwangsmechanismus）一旦破裂，那么我想，肯定是会有所收获的。

此外，联系到“物化意识”，人们也应该密切观察人与技术的关系，当然不只是在小群体内。顺便说一句，这里的这种关系就像在与之相关的竞技体育中一样模棱两可。一方面，每个时代都会形成一些相应的人格——其类型根据他们的精神能量分布而变化——这是社会需要的。一个技术占据如此关键地位的世界在今天产生了与技术相适应的技术人才。这有其充分的理由：在他们自己的狭隘领域，他们不太可能被愚弄，这也会影响到整体局势。另一方面，在当今与技术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夸大的、非理性的、致病的东西。这与“技术的面纱”有关。人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是事物本身，是它本身的目的，是它自身的本质力量，他们忘记了技术是人类延伸的臂膀。手段——技术是人类这一物种自我保护手段的缩影——被盲目崇拜，因为目的——人类富有尊严的生活——被隐藏起来，并被从人们的意识中移除出去。 只要你们能像我刚才那样一般性地阐述这一点，它就能提供深刻的见解。但这样的假设仍然太过抽象。对于技术的迷恋是如何在特定人群的个人心理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根本不清楚，而在技术的理性关系与对技术的高估之间，也就是与最终导致一个人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火车系统、把受害者尽可能快速而顺利地带到奥斯维辛却忘掉他们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之间，它们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也根本不清楚。相对于这种倾向于崇拜技术的人，坦率地说，我们关心的是那些无法爱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感伤滥情或道德说教，而是在描述一种与他人的力比多关系（libidinose Beziehung）的缺失。那些人冷漠得彻底，他们在其内心深处必须否认爱的可能性，必须在爱甚至还没有展开之前就从他人那里把它收回。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保留了爱的能力，他们都必须花费在设备上。 我们在伯克利的《威权主义人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中研究过的那些带有偏见的威权性格，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证据。一个测试对象——这个表达本身便已来自“物化意识”——说他自己：“I like nice equipment”（我喜欢漂亮的设备） 却完全不关心那是什么设备。这就意味着他的爱被物，也就是被机器之类的东西同化了。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担忧的是——担忧是因为与之对抗似无任何希望——这种趋势与整个文明的趋势是并驾齐驱的。对抗它，就是在与世界精神作对；但我这样说，也只是在重复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反奥斯维辛教育的最黑暗的一面。

如我所言，那些人的冷漠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然，关于一般的冷漠多说几句也不为过。如果冷漠不是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社会中像他们那样实际存在的人的构成，如果人们不是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极度冷漠——除了少数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并且如果可能，是与他们有明确利益关系的人，那么奥斯维辛就不可能存在，人们就不会对它坦然接受。目前的社会形式——毫无疑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不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以来意识形态所假定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而是建立在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的基础上。 这已经成为植入人们内心深处的性格。与我的观察相矛盾的是，所谓的“孤独的人群”（die einsame Menge） 的群体驱动力是对这个过程的反应：一群完全冷漠的人抱团取暖，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冷漠，却也无法对它有所改变。今天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地感到“被爱得”太少太少，因为每个人都“爱得”远远不够。毫无疑问，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或多或少文明和无辜的人中间，与他人认同的无能是这一事实最重要的心理条件。所谓“随大流”（Mitläufertum）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先于他人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只是为了不危及自己就谨言慎行。这是现状的一般规律。恐惧之下的沉默只是它的后果。 社会单子（gesellschaftliche Monade）亦即孤立竞争者的冷漠，是作为对他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先决条件而出现的，因此也只有极少数人对此做出反应。执行酷刑的施虐者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断把它拿过来测试，而且屡试不爽。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想宣扬爱。我认为宣扬它是徒劳的；没有人有权宣扬它，因为这种爱的缺失，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当今存在于世的所有人的缺失，无一例外。宣扬爱已经在你呼吁的那些人身上预设了一个与需要改变的性格结构不同的性格结构。因为我们应该去爱的人本身就是无法爱的，因此反过来也就一点也不可爱了。基督教最伟大的冲动（与它的教义并不完全一致）之一，是要根除渗透在一切事物中的冷漠。但这种尝试失败了；这当然是因为它没有触及产生和繁殖这种冷漠的社会秩序。也许每个人都渴望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从来就没有完全存在过，除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很小的群体中，甚至在爱好和平的野蛮人中间。饱受非议的乌托邦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将吸引力（Attraktion）定义为首先必须通过人道的社会秩序产生的东西；他还认识到，只有当人们的冲动不再被压抑，而是被满足和释放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导致灾难的冷漠，那么应该是对造成冷漠的条件的洞察和对抗这些条件的尝试，最初是在个人领域。有人可能会认为，孩子被拒绝得越少，他们受到的待遇就越好，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但这里也面临错觉的威胁。当孩子们必须离开受保护的环境时，他们对生活的残酷和艰难困顿一无所知，这样他们就真正暴露在野蛮之中。然而，最重要的是，要唤醒父母的温暖是不可能的，他们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他们也就打上了它的烙印。劝说给孩子送更多温暖无异于人为地抽空温暖，从而否定了温暖。此外，在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律师与客户等专业性的中介关系中，爱也无法被唤出。爱是直接的东西，本质上与中介的关系相矛盾。对爱的规劝——甚至以律令的方式，说一个人应该去爱——这本身就是冷漠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带有强迫性和压迫性，抵消了爱的能力。因此，首要的事情是让冷漠意识到它自己，以及它产生的原因。

最后，请允许我就一些使人意识到的一般主观机制的可能性说几句话，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奥斯维辛几无出现的可能。了解这些机制是必要的，就像了解阻止这种意识的刻板防御机制也是必要的一样。 无论是谁，今天还在说奥斯维辛没有发生或不是那么糟糕，都已经是在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做辩护了，而且毫无疑问，假如它再次发生，这种人将准备观望或参与其中。正如心理学所清楚知道的那样，即使理性启蒙不能直接消除无意识机制，但至少在前意识阶段它会强化某些反冲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不利于极端行为的氛围。如果整个文化意识真的被奥斯维辛形成的那些倾向的致病特征的预感所渗透，那么也许人们会更好地控制这些倾向。

此外，还有必要认识到奥斯维辛爆发出来的东西有可能转移。明天就可能出现在一个犹太人以外的群体，比如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确实幸免于难的老年人，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只是一些异常群体（abweichende Gruppen）。正如我所指出的，最能推动这种复兴氛围的是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它之所以如此邪恶，是因为在国际交流和超民族集团（übernationale Blocke）的时代，民族主义已经无法真正相信自己，它必须把自己夸大到极致，以便说服自己和他人它仍然是重要的。

尽管如此，也必须展示出抵抗的具体可能性。例如，人们应该调查安乐死谋杀案（Euthanasiemorde）的历史，在德国，幸亏该计划遇到阻力，它才没有像国家社会党人计划的那样全面实施。当时的抵抗仅限于相关群体：这恰恰是普遍冷漠的一个特别明显、极为常见的症状。然而，鉴于迫害原则所包含的贪得无厌，站在其他一切之上的冷漠也是狭隘的。事实上，任何不直接属于迫害团体的人都有可能突遭不测；因此，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可以被唤醒。——最后，必须调查迫害的特定历史客观状况。在一个民族主义已经过时的时代，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nationale Erneuerungsbewegungen）显然特别容易受到施虐行为的影响。

所有的政治课程（politischer Unterricht）最终都应该以奥斯维辛再也不会发生为中心。只有当它公开致力于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担心冒犯任何威权时，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落实。要做到这一点，教育必须把自己转变为社会学，也就是说，它必须教授社会力量之间博弈的游戏，这种游戏在政治形式的表面背后发挥着作用。像“国家理性”（die Staatsraison）这种体面的概念——这里仅仅提供一个批判模型——必须予以批判性讨论；把国家的权利置于其成员的权利之上，恐怖可能已在潜滋暗长。

瓦尔特·本雅明移居巴黎时有一次问我——当时我还偶尔会回一趟德国——那里是否真的有足够多的施刑者来执行纳粹的命令。有，非常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有其深刻的合法性。本雅明意识到，与那些官僚主义的幕后凶手（Schreibtischmorder）和意识形态家（Ideologe）相反，做这些事的人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在谋杀别人的同时也在谋杀自己。我担心，即使是如此精心设计的教育措施也很难阻止幕后凶手的重新成长。但是有些人在下面这样做，他们确实像仆人一样，用这种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奴役状态并让自己堕落，还有更多的博格们（Bogers）和卡杜克们（Kaduks）： 然而，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和启蒙还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的。

2008年11月上旬选译
2022年8月下旬补译
2023年6月上旬校译

[1] 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的《穆萨·达赫的四十天》（ Die 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1933 ）是一部小说，该小说以1915年的叙利亚为背景，讲述了亚美尼亚人抵抗数量更多、装备更好的青年土耳其武装的故事。亚美尼亚军队在穆萨·达赫山固守了四十天，在快要被打败时，被一个英法海军中队救了出来。English：The Forty Days of Musa Dagh, trans.Geoffrey Dunlop（New York：Viking，1934）.——英译注

[2] 此三人均为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党卫队帝国长官、盖世太保首脑，被德国《明镜》周刊评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鲁道夫·霍斯（Rudolf Hoss，1900-1947），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最高指挥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二战”结束后他逃亡阿根廷，直到1960年才被以色列情报机关追查到下落，并被押回耶路撒冷之后受审和处死。阿伦特非常关注这场审判，并据此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一书，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汉译注 Oe2+Sa9kjuczjhyKaC6sAZ961OCBkj/6X7T8zk94dB3DLkatsLy4Usca+4Jj3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