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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经济的最终环节，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化阶段，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改善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陈斌开，2020；方福前，2021），是当前经济研究的重要论题。居民消费主要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差距、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空间等方面，下文围绕这些内容分析相关因素的居民消费效应。
1．居民消费支出
Keynes（1936）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消费理论的起源。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支出随着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即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之后，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则认为，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依赖于其相对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本人历史上曾获得的最高收入水平。Friedma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不是由消费者的当期收入所决定的，而是由其持久收入所决定的。Modigliani（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理性消费者会根据自己一生的周期性收入来安排消费，即大体上在年轻工作时期进行储蓄以实现退休后的消费平稳。另外，有研究者关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Leland（1968）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会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进行储蓄而导致消费水平下降，尤其是现实经济中的流动性约束使得居民消费对预期收入表现出过度敏感性（Campbell & Mankiw，1989）。但也有研究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居民消费并不会随收入的变化而同步变化，消费者对收入变化的反应较为迟钝，导致消费支出表现出过度平滑性（Caballero，1990）。基于以上不同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主要视角。
（1）生命周期、人口结构的影响。基于消费-储蓄生命周期模型估计居民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Gourinchas & Parker，2002）、分析消费的流动性约束问题（Guvenen & Smith，2014）、分析中美两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和消费的差异（Choi et al.，2017）被认为是相关研究的典型代表。比如，张安全和凌晨（2015）基于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差异。杨继生和邹建文（2020）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中国居民消费平滑特征，认为45岁前后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和消费平滑的转折点。吴敏和熊鹰（2021）认为，我国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使得老年人群体形成谨慎保守的被动式消费态度，导致目前老年人群体的消费欲望弱于其消费能力。此外，有研究基于生命周期特征，探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白重恩等，2012；臧旭恒和李晓飞，2020；杨继生和邹建文，2021；李晓飞等，2021）。还有研究认为，人口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李文星等，2008；石贝贝，2017），而家庭因素尤其是家庭户的规模和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是正向的（傅崇辉等，2021）。
（2）财税政策的影响。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往往倾向于采取财税减免政策刺激消费。Souleles（2002）、Parker et al.（2013）、Leigh（2012）分别针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减税措施、2008年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实施退税政策产生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进行分析。Hsieh et al.（2010）分析日本向老年人和儿童发放的购物券政策后认为，该政策使得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概率上升了10%—20%，但对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并没有增加。郑筱婷等（2012）采用匹配倍差法、周波和肖承睿（2021）采用倍差法研究中国家电下乡政策，发现该政策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林毅夫等（2020）基于微信支付、疫情和城市经济状况数据，实证分析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效果，研究发现消费券发放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消费券未发放地区多26.26%，并且服务业占比越高消费券对提高交易活跃度的作用越明显。
（3）住房价格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关注中国房价过快上涨给消费带来的影响。房价上涨既有可能通过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又有可能通过房奴效应抑制消费。何兴强和杨锐锋（2019）、尹志超等（2021）、薛晓玲和臧旭恒（2020）认为，住房财富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余华义等（2020）也肯定了住房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促进作用，但强调不同城市房价对居民消费存在跨区域影响。不过，也有研究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不少研究者认为，房价上涨导致的房奴效应是我国居民消费疲软的重要影响因素（张小宇和刘永富，2019；张雅淋等，2019；董凯等，2021）。颜建晔等（2019）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房价上涨通过增加无房家庭的购房压力而抑制其消费，有房家庭则因遗产动机、潜在换房需求而使房价上涨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张雅淋等（2022）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针对青年群体）的分析认为，青年住房财富仅限于少部分群体，住房财富效应和房奴效应会对青年群体的消费造成消费相对剥夺。
（4）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者还对流动性约束、城镇化、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在流动性约束方面，研究者普遍支持放松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促进作用（王慧玲和孔荣，2019；宋明月和臧旭恒，2020；张栋浩等，2020），但有研究者提出杠杆率过高会抑制消费增长的担忧（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课题组，2020）。在城镇化方面，关于城镇化能否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存在较大的争议（陈斌开等，2010；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有研究者强调城镇化过程只有推动流动人口城市化、提高工业生产率才能增加居民消费（易行健等，2020；郑得坤和李凌，2020）。在市场环境方面，利率市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市场环境制度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陈斌开和李涛，2019；叶胥等，2021），而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则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李成和于海东，2021；陈太明，2022；刘玉荣等，2019）。此外，还有研究者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产业、社会群体效应和幸福感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郭广珍等，2019；林晨等，2020；宋泽和邹红，2021；李树和于文超，2020）。
2．居民消费差距
有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倒U形特征（高帆，2014），2005年以后这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趋势逐渐明显（徐振宇等，2014）。从影响因素来看，研究者从城乡收入差距、交通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度和公共政策等角度对造成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原因进行了阐释（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边恕和张铭志，2021；梁任敏和巴曙松，2022）。曲玥等（2019）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分析刻画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的消费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认为二元结构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导致外来流动家庭消费低于城市本地家庭的重要原因。
不少研究者关注高房价和租金可能带来的消费不平等问题。高房价使得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一线、二线城市中表现得较为显著（汪伟等，2020a）。消费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无房或单套房家庭与拥有多套房家庭之间的差异（刘靖和陈斌开，2021）。孙伟增等（2020）研究了租金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认为租金收入效应影响房东家庭消费，消费替代效应影响租客家庭消费，租金下降可以显著缩小消费不均等差距。孙伟增和张思思（2022）进一步指出，租金上涨不仅会挤出城市流动人口的非住房消费，还会导致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居住分异，使其难以真正融入社会。还有研究者关注农村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不平等问题。周广肃等（2020）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并且这种影响在中低收入家庭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3．居民消费结构
在国外，研究者比较重视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普遍认为不同生命周期下家庭教育支出、享受型消费支出和网络消费支出等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Goldin & Katz，2008; Camacho，2009; Amirtha &Sivakumar，2018）。此外，遗产继承、彩票中奖、政府现金津贴等未预期收入增加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也受到较多关注（Kuhn et al.，2011；Agarwal &Qian，2014; Elinder et al.，2018），多数研究发现未预期收入增加的冲击会导致耐用品消费的增加。
在国内，刘向东和米壮（2020）基于“基本-非基本消费”概念构建居民消费升级的评估方法并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估算，认为中国居民总体上处于消费升级阶段，但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家庭（28%）面临消费降级的困境。研究者从人口年龄结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交通基础设施、个人所得税减免、家电下乡政策、房屋拆迁收入、二孩政策、房价上涨等不同角度，实证分析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规律（罗永明和陈秋红，2020；李涛等，2020；黄燕芬等，2019；吴锟等，2020；张喜艳和刘莹，2020；李傲等，2020；贾立和李铮，2021；赵达和王贞，2020；蔡昉和王美艳，2021；张川川等，2021；刘宏等，2021；叶菁菁和唐荣，2021；孙豪等，2022）。此外，不少研究者关注到互联网发展对居民结构的重要影响。张永丽和徐腊梅（2019）基于甘肃省15个贫困村的调查数据、周应恒和杨宗之（2021）基于江西省农户调查数据、曾洁华和钟若愚（2021）利用百度指数构建各城市消费搜索指数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互联网能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陈战波等（2021）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基于互联网发展的移动支付对居民家庭发展型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孙根紧等（2020）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城镇居民、中等教育水平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居民的影响最大。
4．居民消费空间
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关注到居民消费的空间特征。张昊（2020）认为，居民消费带动商品跨地区流动对推动形成国内大市场具有重要作用。陆铭和彭冲（2022）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视角，强调新时期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扩大城市潜在边界的重要性。有研究者分析了居民消费的空间相关性、空间差异性、空间分割性和空间演变规律（毛军和刘建民，2016；杨文毅等，2019；宋泽等，2020；汪希成和谢冬梅，2020；毛中根等，2020；温桂荣等，2021）。毛军和刘建民（2016）采用Kernel密度法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空间上呈现“高消费俱乐部”与“低消费俱乐部”并存的现象，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并且居民消费市场普遍存在邻里效应，具体表现为居民消费行为的从众性。毛中根等（2020）、温桂荣等（2021）针对长三角地区、全国省级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关于居民消费空间集聚的原因，研究者从税收和财政支出（毛军和刘建民，2016）、交通设施（焦志伦，2013）、金融集聚（谭燕芝和彭千芮，2019；董秀良等，2022）、房价水平（余华义等，2020）等角度予以解释。余华义等（2020）的研究表明，各地区房价的空间传导、居民的异地消费和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本地房价变动会显著影响周边地区居民的消费。董秀良等（2022）认为，农民消费不仅受到本地区农村金融集聚的影响，而且受到邻近地区空间溢出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等多重问题交织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着力点。网络零售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引发了一场居民消费变革。网络零售使得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等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江小涓，2017），网络零售的居民消费效应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1．网络零售的消费者行为特征
基于网络零售市场的特征，有研究者对经典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拓展，提出在线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线消费者行为理论主要强调网络零售市场中两方面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特征的影响：
一是网络零售中消费者感知风险对消费者行为特征的影响。与传统零售相比，网络零售中消费者因无法直接触摸商品而产生的不信任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关于消费者购买行为尤其是购买意愿的研究大都围绕消费者感知风险导致的不信任问题展开。Koufaris&Hampton-Sosa（2004）认为，交易安全、网站功能、消费者对网站特点的满意度是影响网络零售交易信任程度的主要因素。Flavian et al.（2005）认为，相较于传统零售，网络零售模式下品牌形象对消费者信任度的影响更大。Pauwels et al.（2011）指出，价格促销只能在短期内提高网络零售收入，长期收入增加需要品牌形象等非价格促销手段。吴佩勋和黄永哲（2006）基于中国电信网络零售网站案例的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平台网站的简易性、网站的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和产品说明书通过客户信任中介变量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潘煜等（2017）通过访谈和调研问卷，分析网络零售模式下品牌形象、销售管理、服务品质、技术安全以及个人信任倾向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二是网络零售中交易成本对消费者行为特征的影响。网络零售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显著优势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Shih，2004；Gibbons，2010）。Liu（2008）认为，网络零售模式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幅度是影响消费者网络购物意愿的决定性因素。李琪和于珊珊（2011）基于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Thompson（2005）的研究表明，消费者感知到的交易成本与其购买频率、网络商店的可靠性有关。Heil &Prieger（2009）、Tang et al.（2010）认为，网络零售平台通过提高同质商品的销售聚集程度来提高消费者的搜寻效率、降低商品的零售价格。林广毅（2016）认为，网络零售使得包括市场开发成本、渠道建设成本等在内的交易成本下降。孙浦阳等（2017）基于搜寻理论框架，进一步对中国淘宝网B2C交易平台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网络零售平台可以有效减少消费者搜寻次数、降低市场搜寻成本，从而有利于降低网络零售市场的交易成本。赵冬梅和王明（2019）认为，网络零售通过降低搜索成本来提高消费者购买小众类商品的数量，使得网络零售市场具有较明显的长尾效应。
2．网络零售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理论上，网络零售对消费的影响有替代、促进及调整三大作用（Mokhtarian，2004）。早期，国外不少研究者认为网络零售会对实体零售造成巨大冲击，网络零售只是把居民消费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消费促进作用。Bakos（2001）认为，网络零售能够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但其只是推动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Sim&Koi（2002）对新加坡网购者的调查发现，有12%的被调查者认为网络零售减少了他们的购物出行。Dixon&Marston（2002）对东英格兰市中心的调查发现，网络零售对传统的实体零售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但这种替代效应是有限的，实体零售不会完全消失，并预测网络零售会对未来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近几年，网络零售的消费促进效应得到了普遍肯定。研究者认为，网络零售通过突破时空限制、扩大选择范围、降低交易成本、打破市场的空间限制和产业限制（张红伟和向玉冰，2016；孙浦阳等，2017；韩雷和张磊，2016）来改善消费实现条件，虽然对线下消费有一定程度的挤出，但总体上网络零售的需求创造效应大于线下需求转移效应，进而产生消费促进效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刘长庚等，2017；祝仲坤和冷晨昕，2017；刘向东和张舒，2019；唐红涛和胡婕妤，2021；赵霞和徐永锋，2021；陆琪，2022）。
从地区差异来看，张红伟和向玉冰（2016）的研究表明，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网络零售能够显著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但在互联网水平低的地区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刘怡等（2022）认为，网络零售的迅速发展使得地区间呈现“销售极化、消费均化”的特征。从城乡差异来看，刘长庚等（2017）认为，网络零售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马香品（2020）则认为，网络零售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李洁和邢炜（2020）认为，网络零售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网络零售使搜寻成本降低，从而更多地促进农村居民进行消费，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另一方面，相较于农产品上行，网络零售更有利于促进工业品下行，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从群体性差异来看，乔文瑄和杨小勇（2021）认为，网络零售平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会激发消费活力、新型信用交易会提升消费力，但当前资本裹挟、平台垄断和准入门槛等，导致消费力异化问题。毛中根（2020b）认为，网络零售等新消费具有消费方式多元、结构高端、受众下沉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客群不平衡、客体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监管滞后等问题。从分阶段差异来看，方福前和邢炜（2015）通过构建考虑搜寻成本的价格黏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网络零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呈U形特征，即网络零售使居民消费支出先下降后上升。
3．网络零售引领的消费升级趋势
网络零售与居民消费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决定了网络零售演进的方向和趋势；另一方面，网络零售通过对产品质量、消费者选择余地、消费者心理满足、产品流通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影响居民消费。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网络零售的深入发展，网络零售引领了居民消费升级的新趋势。
（1）追求高品质。网络零售推动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高质量、高性价比以及健康、环保、安全、智能的消费品（王茜，2016），消费者网络购物已逐渐从“淘货”时代向“选货”时代迈进（王宝义，2017）。
（2）追求个性化。网络零售市场具有明显的长尾商品效应。长尾商品是指需求不旺盛、非主流、个性化，看似微不足道但可积少成多的商品（黄浩，2014）。在传统零售模式下，由于实体店铺的空间有限，商家布货以畅销品为主，消费者对长尾商品的搜寻成本就会很高。而在网络零售模式下，店铺可以打破空间限制，为了占领市场份额，网络零售商会积极挖掘各种小众需求，消费者对长尾商品的搜寻成本大大降低（王宝义，2017）。网络零售平台通过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和增添新业态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数字生态系统来挖掘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升级的潜力（刘奕和夏杰长，2021）。
（3）追求体验化。网络零售模式下的居民消费升级呈现追求品质化、体验化、情感化的新特征（王茜，2016）。杜丹清（2017）认为，当前居民消费问题研究框架应充分考虑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是网络零售带来的技术创新会引致产品创新以及消费方式、消费制度、消费观念发生改变。张颖熙和徐紫嫣（2021）认为，网络零售等新业态不仅在供给端创造了全新的消费供给生态，而且从需求端改变了消费行为决策、重塑了消费习惯，从而有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潘锡泉（2021）、贾毅（2022）认为，集观赏娱乐、情感联结、场景沉浸式的网络电商直播能够带动居民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