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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起源于美国，1995年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成立掀起了美国网络零售市场的热潮。中国网络零售起步稍晚，从1999年8848、易趣网等一系列电子商务平台创立至今，中国网络零售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呈现出不断进化、扩展和丰富的生态演进过程，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网络零售被认为是继“百货商城”“连锁店”和“超级市场”之后的第四次零售业重大变革与技术创新，是当前最有发展前景的零售业态。研究者主要围绕网络零售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网络零售的效率提升效应、网络零售的贸易促进效应、网络零售的经济增长效应、网络零售的居民收入效应以及居民消费效应展开研究。
1．网络零售的发展现状
网络零售是相对于百货商城、连锁店和超级市场等实体零售业态而言的新型零售业态，是互联网产业与零售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主要有B2C（Business to Consumer，企业到客户）和C2C（Consumer to Consumer，客户到客户）两种模式。近年来，在国际网络零售市场不温不火的情形下，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独辟蹊径，在不断摸索实现迅猛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上下游及相关产业的创新和调整。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零售的发展现状展开研究：
（1）网络零售对实体零售的冲击。国外不少研究者通过比较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强调网络零售方便、快捷、品类全等方面的优势（Gilly &Wolfinbarger，2000; Rohm&Swaminathan，2004; Ahn et al.，2005），以及交易感知风险、渠道黏性等方面的劣势（Chen & Hitt，2002; Pauwels et al.，2011）。总体来看，网络零售降低交易成本的特点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Soh et al.，2006）。立足于中国国情，国内研究者关注到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网络零售对实体零售产生了冲击。荆林波（2010，2016）认为，中国网络零售对实体零售的替代具有不可逆转的“颠覆之势”，中国的网络零售市场已经步入规模化、主流化、深入化的阶段。李骏阳（2016）对上海市零售市场的分析表明，近几年上海市每年网络零售额的增加额都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额，这意味着每年新增的网络零售额足以吸收当年全部新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体零售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随着网络零售的创新发展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开始重视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的互补效应。李靖华和曾锵（2018）基于杭州欧尚超市大关店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对实体零售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同时存在，其中替代效应体现在购物态度上，互补效应体现在购物行动上。王钰等（2019）构建传统零售商的创新决策模型，发现当网络零售和传统零售竞争较为激烈时，网络零售的出现会促使传统零售商参与创新。
（2）网络零售的组织与业务模式。中国网络零售的演进历程主要经历了萌芽期、兴起期、爆发期、整合期和升华期五个阶段（王宝义，2019），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网络零售的组织与业务模式不断丰富。按照商品种类的不同，李京文（2016）将网络零售市场分为综合类网络零售市场、农业类网络零售市场、跨境类网络零售市场、母婴用品类网络零售市场等。按照经营模式的不同，王宝义（2017）对第三方平台、自营B2C为主+平台B2C、实体零售企业建立的网络零售平台和网络社交社区的网络零售平台等网络零售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这些网络零售模式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王宝义和桑惠云（2019）总结了中国网络零售发展历程，分析了每个阶段的模式特点，发现中国网络零售组织与业务模式不断丰富，各平台从点竞争向面竞争、规模竞争向品质竞争转变。杨守德和赵德海（2018）认为当前中国网络零售已经进入全面收敛发展状态，主要体现在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增速放缓，并且其对提升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贡献度也在逐年下降，各地区间的网络零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潘锡泉（2021）分析我国网络直播电商组织模式并认为，网络直播电商对推动零售业由线下向“线下”+“线上”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3）网络零售的区域差异。中国网络零售在区域间的发展并不平衡。汤英汉（2015）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呈现由高到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浩飞龙等（2016）基于阿里研究院城市电商发展指数进行的空间计量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并指出中国各城市“低网购—低网商”和“高网购—高网商”的两极化现象比较严重。刘晓阳等（2018）对中国县域样本数据的分析表明，县域电商集聚程度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为核心逐步向西部递减。陈延斌等（2022）对山东各县域网络零售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分析发现，山东各县域网络零售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较强，城镇化、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程度对网络零售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彭红艳和丁志伟（2021）对阿里研究院有关中国淘宝村数据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淘宝村的“增长—消失”由点状向带状、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扩展。
2．网络零售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和消费升级等因素的驱动下，网络零售迎来新的发展趋势。在企业界，对网络零售发展趋势的判断有三类观点：第一类，阿里巴巴集团提出“新零售”的概念；第二类，苏宁集团提出网络零售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智慧零售”；第三类，京东集团提出网络零售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无界零售”。这些网络零售巨商基于企业战略角度对网络零售的发展趋势做出各自的判断。而在学术界，研究者关于网络零售发展趋势的讨论主要强调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网络零售的横向和纵向整合趋势。祁志民和刘涌（2009）认为，网络零售市场在经过蓬勃发展之后必然走向整合，包括网络零售平台之间的合并、兼并或形成战略联盟。王宝义（2017）认为，很多大型网络零售平台为了追求行业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纷纷收购或参股控股其他平台，并不断整合物流供应链的前后端，以提升其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2）网络零售的大数据化趋势。来自互联网的海量数据资源已成为现代社会最不容忽视的经济资源（Schonberger，2013），大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被认为是网络零售今后发展的大趋势。郭燕等（2016）认为大数据是网络零售业创新制胜的必由之路。杨坚争等（2018）结合盒马鲜生和缤果盒子的实践案例认为，基于大数据驱动的“新零售”在消费定位、生产制造、营销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杜丹清（2015）、郭燕等（2016）和王宝义（2017）也都肯定了大数据对未来网络零售创新的关键作用。
（3）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的相互融合趋势。网络零售最先通过蚕食实体零售的份额进入市场，但随着网络零售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提升，网络零售市场的扩展遭遇瓶颈，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开始采用实体零售和网络零售相结合的“多渠道零售”模式，以强化两者的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李飞，2013；Avery et al.，2012; Pauwels&Neslin，2015）。Cao&Li（2015）对美国71家零售企业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多渠道零售能够显著提高零售商的营业额增长率。王琴等（2015）基于不同类产品的溢出效应发现，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并不仅仅限于联动发展而是深度融合，网络零售与实体零售的功能交互、购物流程再造和结构重构将不断催生新的零售业态。金祥荣和陈文轩（2018）对中国网络零售领头羊浙江省各地市的消费数据分析表明，部分地区的网络零售和实体零售行业从“竞争模式”向“协同模式”转型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增长动力。赵树梅和徐晓红（2017）、王宝义（2017）、李骏阳（2018）、韩彩珍和王宝义（2018）、王宝义（2019）等全面解读了“新零售”的内涵，认为促进“线上+线下+物流”深度融合的“新零售”是网络零售发展的新趋势，强调了“新零售”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零售本质回归。
（4）网络零售与情境互动的相互融合趋势。直播电商集网络直播与电子商务的优势于一体（曾亿武等，2022），兼具社交、娱乐、体验和商务等多重功能，成为网络零售领域的新兴业态。自2018年开始，头部主播的强大流量和变现能力催化了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进一步激发了“宅经济”直播电商的发展潜力。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超过1.2万亿元，年增长率为197.0%；行业内主播从业人数达到123.4万人。已有研究对直播电商的传播样态和消费方式、数字机会共创机制、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和空间分布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苏郁锋和周翔，2021；贾毅，2022；陈义涛等，2021；周永生等，2021；马芳芳和丁志伟，2021）。
网络零售的快速发展不仅激发了零售模式的转变，而且驱动了物流、制造、服务业等行业的变革，从而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零售的效率提升效应展开研究：
1．市场交易效率提升
从搜寻理论来看，网络零售能够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同质商品销售的集聚程度，促进市场信息流动，提高市场价格透明度，将需求方和供给方快速匹配，从而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Bakos，1997；Soh et al.，2006;Heil &Prieger，2009）。武志伟和陈莹（2013）设计经济学实验，对网络零售交易模式与传统零售交易模式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表明网络零售交易模式显著提升了买方的议价能力，形成的商品价格和成交数量更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状态。孙浦阳等（2017）利用淘宝网B2C交易平台月度微观价格监控数据的典型案例，对搜寻理论进行验证，发现网络零售可以有效增加消费者的搜寻次数、降低市场搜寻成本，有利于提升市场交易效率。蒋玉等（2021）基于京东商城红富士苹果的实际交易数据分析表明，网络零售中绿色认证、满分好评、地理标志、礼盒包装等属性信息有利于提升消费溢价。然而，有研究者对网络零售平台垄断导致的低质量陷阱表示担忧，认为网络零售平台垄断形成了对低成本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和对高质量产品的挤出（程虹和王华星，2021）。
2．物流流通效率提升
作为国内较早从物流角度分析网络零售发展问题的研究者，李骏阳（2002）预言网络零售会引起流通模式的变革，大大提升流通渠道效率。肖作鹏等（2015）阐述了网络零售对物流供应链重组的替代效应、上下游效应、敏捷效应、库存效应及推拉效应，并分析了其可能产生的空间影响。金赛美（2016）对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测量，其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对农产品流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沈颂东和亢秀秋（2018）基于中国2008—2015年数据，采用聚类-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在给快递业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倒逼快递业从传统模式向更高效率的新型模式加速转型升级。张夏恒（2018）关于跨境物流与跨境网络零售的协同度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何小洲和刘丹（2018）采用DEA-BC模型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网络零售极大地刺激了各地物流业的发展，其中西部地区通过网络零售和物流业效率提升取得的全要素增长率比其他地区更高。唐红涛和李胜楠（2020）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表明，网络零售使得新型物流与传统流通从替代向融合发展转变。
3．生产经营效率提升
已有研究从以下角度解释了网络零售对生产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一是网络零售会提高时效效应。邵兵家和蔡志刚（2005）认为网络零售提高时效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零售能够提前回笼企业货物的款项、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换速度、缩小生产周期、缩短货物的库存时间和节约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等。二是网络零售会提高搜寻效率。鉴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市场分割制限制民营企业跨地区配置资源的困境（陆铭和陈钊，2004；方军雄，2009），徐超等（2016）、陈陶然和彭越（2022）的研究表明，网络零售能够显著提高中小企业现金流的充裕性和创新性，并且这种效率提升作用对小规模企业更明显。三是网络零售会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已有不少基于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网络零售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成本，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经营效率（韩雷和张磊，2016；王昕天，2017；雷蕾，2018；葛继红等，2018；陈维涛等，2019；李晓静等，2021；金环等，2022）。朱红根和宋成校（2020）基于对全国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可以使家庭农场绩效提升3.89%—4.47%。
作为网络零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商颠覆了以往的国际贸易方式，如何将跨境电商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的诸多改变纳入已有的贸易理论框架是国内外研究者亟待解答的问题。与传统贸易方式相比，跨境电商具有资金投入少、节约交易时间、减少出口贸易环节、无时间和地域限制以及提高效率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温珺等，2015）。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零售的贸易促进效应展开研究：
1．网络零售对外贸中介的影响
早先Evans & Wurster（1999）曾预期，网络零售使得产品信息和价格变得透明，贸易中介的套利机会将减少，甚至贸易中介将不复存在。Andersen（2005）则认为，网络零售不会使贸易中介消失，但会使贸易中介的服务重点从提供信息向提供物流、融资、售后等综合性服务转变。马述忠等（2019）系统梳理了跨境电商降低贸易成本的机理，并基于阿里巴巴发布的ECI跨境电商连接指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跨境电商能够显著降低贸易成本，其中跨境电商对中国与高收入国家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更显著。张洪胜和潘钢健（2021）认为，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了进出口贸易成本，对降低出口企业的搜寻成本、跨境物流成本的作用更大，这种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表现得更显著。马述忠和房超（2021）认为，跨境电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出口在扩张边际上的增长，通过强化规模经济促进出口在集约边际上的增长，并且扩张边际增长的作用强于集约边际增长的作用。
2．网络零售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Wilson et al.（2005）认为网络零售在降低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海外市场扩张成本上具有突出的作用，这使得企业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生产，从而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有利条件。Clarke（2008）基于东欧和中亚20个中低收入国家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网络零售有利于增大企业参与出口贸易的概率和可能性。Ricci & Trionfetti（2012）、Yadav（2014）、茹玉骢和李燕（2014）、岳云嵩和李兵（2018）等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eBay（2015）对发展中国家中小外贸企业的调查发现，采用跨境电商模式的外贸企业在第一年的创业期生存下来的概率为60%—80%，而同样的条件下传统出口企业的生存概率只能达到30%—50%。此外，跨境电商对提升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品牌升级等国际竞争优势的作用也得到了支持（邬爱其等，2021）。
3．网络零售对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一方面，网络零售产生的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贸易增长（Wilson et al.，2005；马淑琴等，2018；刘浩，2016；王喜荣和余稳策，2018；马述忠和濮方清，2022），并且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上（Clarke & Wallsten，2006；温珺等，2015；刘娟等，2018；陈卫洪等，2020）。马述忠和房超（2021）、马述忠和濮方清（2022）认为，网络零售不仅能增加细分市场的出口量，而且能增加企业其他商品的出口量。另一方面，网络零售有助于贸易转型升级。郭四维等（2018）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发现，跨境电商通过增大贸易机会、扩大贸易主体、丰富贸易内容等方式有效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裴长洪和刘斌（2019）认为，跨境电商深刻地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和微观主体，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进提供了机遇。张夏恒（2021）、张夏恒和李毅（2021）、赵崤含等（2022）从改变消费习惯、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降低贸易成本等角度，分析网络零售如何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理论机制。
网络零售起源于美国，由此网络零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早引起国外研究者的关注。Brooks & Wahhaj（2000）基于投入产出数据，估算了网络零售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零售使得这些国家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原有基础上增长0.25%。Jonathan &Willis（2004）对美国、Somal（2004）对中东地区的研究也得出网络零售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Hamidreza（2012）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增大。Irina（2009）认为，网络零售提升了社会生产中的信息对称性，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国外的这些研究普遍肯定了网络零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国内对于网络零售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仍存在争议。
近几年网络零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范玉贞（2010）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四个方面分析了网络零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域名数、网络零售平台数量以及网购人数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杨坚争等（2011）采用改进道格拉斯函数的实证研究表明，2000—2009年网络零售发展指数每提高1%，就会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17%。李勇坚（2014）使用消费乘数方法，分析网络零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认为网络零售有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规模，并通过消费乘数效应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毛中根等（2020）认为，基于网络零售等引发的新消费具有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经济社会功能。刘乃全等（2021）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表明，网络零售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其他研究者对各地区样本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刘晓贺等（2014）的研究表明，上海市网络零售交易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带动当地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9个百分点。朱姝（2014）对浙江、王赛芳（2016）对广东、郑思齐等（2017）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研究也肯定了网络零售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少研究强调了网络零售通过打通信息渠道、对弱势群体增权赋能等途径，对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林孔团和于婧，2017；王昕天等，2020；周浪，2020；梅燕和蒋雨清，2020），但王瑞峰（2020）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
有少数研究者则对网络零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持怀疑态度。陈小红（2012）认为网络零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其变化规律呈非线性U形态势，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网络零售的促进作用很小，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网络零售的促进作用会增大；并提出在工业化初期不应该大力发展网络零售的观点。与此相反，唐红涛和朱晴晴（2017）则认为网络零售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即网络零售在发展初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一方面，网络零售会对传统实体企业产生极大的冲击，蚕食传统实体零售的市场份额，传统实体零售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网络零售会使区域经济重组、城乡经济重构，由此会导致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新的城乡数字鸿沟，这种不平衡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雷兵（2018）基于中国1 870个县域数据，对农村网络零售与地方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网络零售对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并不显著。王利荣和芮莉莉（2022）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研究发现，第一批杭州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都较为显著，但第二批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零售的不断发展，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和传统产业中的小农能否分享到数字红利以实现增收致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有较大的争论。有研究者认为，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Britzand & Blignaut（2001）、Bonfadelli（2002）和Dimaggio et al.（2004）认为，由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可接入机会和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的差异，信息通信技术只会对高受教育程度和高收入水平的富裕阶层有利，并会造成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张磊和韩雷（2017）认为，网络零售大幅提升了社会个体的经济参与度和收入水平，但目前的收益分配模式并未实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共享，反而会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网络零售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显著。不少研究者对网络零售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衡、农村青年妇女创业被边缘化、农村资源流失和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表示了担忧（韩庆龄，2019；聂召英和王伊欢，2021a；聂召英和王伊欢，2021b；程欣炜和林乐芬，2020）。
然而，有不少研究者对网络零售带来的居民增收效应给予了肯定。Grimes（2005）、Jensen（2007）、Shimamoto et al.（2015）基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对推动农民参与市场、增加农产品市场销量、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和改善农民福利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有研究者重点分析了网络零售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效应（吕丹，2015；程欣炜和岳中刚，2021）、产销高效对接效应（曾亿武等，2018；胡雅淇和林海，2020；郭红东等，2021；何宇鹏和武舜臣，2019；方莹和袁晓玲，2019；李宁等，2021；宋瑛等，2022）、农产品消费需求扩大效应（李琪等，2019；吴晓婷等，2021）、家庭创业效应（鲁钊阳和廖杉杉，2016；田勇和殷俊，2019）、网络平台经济溢出效应（曾妍等，2022）和资本效率提升效应（唐红涛和李胜楠，2020；易法敏等，2021；刘玮琳等，2021），这些均有利于提升居民收入。因此，网络零售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而且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曾亿武等，201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陈享光等，2021）、地区收入差距（唐跃桓等，2020），并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肖开红和刘威，2021）。
有研究者强调，网络零售带来的居民增收效应是有条件的。鲁钊阳和廖杉杉（2016）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对居民增收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户主禀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区域特征变量等的影响。曾亿武和郭红东（2016）的研究表明，网络零售对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幅度受到电子商务技术进步、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等因素的影响。李琪等（2019）认为，政府支持力度越大，网络零售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越强。邱泽奇和乔天宇（2021）认为，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农村内部环境来克服网络零售技术门槛带来的发展机会不平等，为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进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