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理论基础

2.1.1 零售业态变迁理论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或同一消费群体在不同情境下的消费需求，零售商需要采取不同的零售业态。所谓零售业态，是指零售商的具体经营形态，包括零售商的店铺位置、经营规模、商品结构、价格政策等。常见的零售业态有超级市场、百货商店、便利店、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超市、连锁店和网络商店等。关于零售业态变迁规律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零售之轮理论、真空地带理论、新零售之轮理论、零售手风琴理论和零售生命周期理论。

1．零售之轮理论

早期的零售业态变迁理论将零售业态的变迁视为新旧业态不断交替、反复循环的过程。McNair（1958）提出代表性的零售之轮理论（Wheel of Re-tailing Theory），认为零售业态变迁存在像旋转车轮一般的周期性发展过程。首先，一些创新性的零售业态采取低价策略进入市场，从旧的零售业态市场吸走一部分顾客，确立其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其次，新的零售业态门庭若市，使得更多零售商竞相模仿并进入市场，新的零售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并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先前的低价策略逐渐丧失优势。再次，为了获得更多的差异性竞争优势，新的零售商朝着扩增商品组合、提升商店格调、扩大服务性项目等方向努力，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最后，零售商价格竞争力的丧失，为更新的零售业态以低价策略进入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更新的零售业态和之前的新零售业态之间又展开新一轮的抢夺市场的竞争。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出现的百货商店、邮购店、连锁店、超级市场、廉价店最初大多在市场上标榜低价，之后随着成长的需要逐步扩充各种商品组合或服务项目并提高价格水准——零售之轮理论对此做出了较好的解释。但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大量并非标榜低价的便利店，美国有些郊区购物中心也以中高端收入群体为目标客户——零售之轮理论难以对这些现象做出解释。

2．真空地带理论

针对零售之轮理论存在的不足，Nielsen（1966）提出了真空地带理论（Vacuum Theory）。该理论假设某行业有多种类型的零售商，这些零售商的差别在于提供服务的程度不一样。对于同一种商品，零售商提供的服务越多，其价格就越高。相应地，消费者对各种零售业态有不同的偏好，从而形成该行业的消费者偏好分布。比如，如图2-1所示，行业内有A、B、C三家零售商，各零售商的服务水平和与之对应的价格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上。其中，零售商B刚好处于消费者偏好分布的对称中心，A是价格低且服务少的零售商，C是价格高且服务多的零售商。三家零售商之间有竞争，使得A和C有向对称中心移动的动机。A和C都想争取B的一些消费者来扩大市场份额，却不足以与B抗衡。A移动的范围是由A到A′，在此范围内消费者能感觉到A与B之间明显的差异；同理，C移动的范围是由C到C′。这种移动的结果导致A、C脱离了与移动方向相反区域的一部分边缘消费者（图2-1中的阴影部分）。如果这些区域内的消费者数量足以支撑一家采用相应经营方式的零售商，就会有新的零售商进入。总的来说，新的零售商从消费者偏好分布曲线的两端加入，并且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更倾向于涌向偏好分布的中心，两端形成真空地带，从而为新业态的进入提供了机会。真空地带理论引入消费者偏好分布曲线，能够更好地解释不同零售业态同时存在的现象。

3．新零售之轮理论

然而，真空地带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对原有业态的反应、竞争环境等因素考虑不足。基于此，Nakanisi（1996）提出了从产业角度解释零售业态演化过程的新零售之轮理论（New Wheel of Retailing Theory）。新零售之轮理论认为，商品零售价格与商品服务水平的组合，与所处时期的物流、信息技术及管理水平密切相关。达到该时期限度内必要的最低零售价格水平被称作技术边界线（见图2-2）。基于边际递减规律，技术边界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技术边界线上方是价格高且服务多的组合，下方是价格低且服务少的组合。零售商越能够靠近技术边界线，越具有竞争优势。但能够到达技术边界线的零售商只是少数，大多数零售商只能在技术边界线的左侧运营，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新零售之轮理论认为，技术革新是零售业态变迁的推动力。新的零售业态在进入市场取得一定发展后出现饱和状态时，便要通过降低价格或提高服务水平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想要对原有的零售业态形成竞争优势，并使新的零售业态整体成长为主要业态，就必须突破原有技术边界下的物流、信息技术和管理水平限制，从而推动零售业态的变迁。当某个新的零售业态的技术革新成功时，技术边界线会向右移动，该零售业态就会获得超额利润，其他零售商也会纷纷效仿，直到超额利润消失。由此形成类似于零售之轮的循环（见图2-3）。位于同一技术边界线上的零售业态（无论是新的零售业态还是旧的零售业态）都具有相同的费用和利润结构。因此，新零售之轮理论认为新业态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存在真空地带，而是因为技术革新。

4．零售手风琴理论

零售手风琴理论（Retail Accordion Theory）是由Brand（1963）提出，并经Hollander（1966）加以发展并命名的零售业态变迁理论。零售手风琴理论从商品宽度（零售业态的综合化和专业化程度）的角度对零售业态变迁进行解释。假设最初是综合化程度很高的零售业态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上开始出现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零售业态，并且逐渐取代前者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新的综合化程度高的零售业态又出现并逐渐抢占优势地位，这样零售业态呈现“综合—专业—综合—专业……”的循环演变规律，从而形成类似手风琴演奏时的收缩变化规律。零售手风琴理论对美国零售业“杂货店—专业店—百货商店—便利店—购物中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好的解释。

5．零售生命周期理论

Davidson et al.（1976）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零售业态变迁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零售生命周期理论（Retail Life Cycle Theory）。零售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与产品生命周期类似，零售业态的产生和发展也要经历“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在产生阶段，新零售业态一般注重实施低价策略，尽可能地提供能让顾客满意的商品和服务，以在市场上立足。在成长阶段，新零售业态快速发展，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成熟阶段，新零售业态的增长速度放缓，市场份额趋于稳定，并可能会遭遇更新型业态的挑战。在衰退阶段，新零售业态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下降，并逐渐被更新的零售业态取代。

以上零售业态变迁理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零售业态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解释。零售之轮理论和真空地带理论主要从价格和服务的角度，重点论证了新零售业态的进入条件；新零售之轮理论强调技术革新对新零售业态变迁的推动作用；零售手风琴理论侧重从产品宽度的角度，解释不同零售业态的交替产生规律；零售生命周期理论则主要阐述单一零售业态的变迁规律。总体来看，零售业态的变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零售业态变迁理论是基于传统零售业态的演变现实，对新零售业态的产生及变迁过程的一般规律性总结。

2.1.2 居民消费理论

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尤其是在面临出口环境恶化和投资瓶颈困境时，促进居民消费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微观层面来看，居民消费水平与个人、家庭的效用水平密切相关，决定了个人、家庭的幸福程度。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理论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代表性的居民消费理论有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等。

1．绝对收入理论

凯恩斯（Keynes）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收入理论，拉开了居民消费研究的序幕。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与居民实际收入之间呈现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会越来越小，用于储蓄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绝对收入理论被认为是居民消费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绝对收入理论侧重从宏观角度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解释，忽略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微观机制；绝对收入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短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对长期的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力较弱。比如，Kuznets（1942）对1869—1938年间美国宏观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虽然70年间美国的国民收入大约增长了7倍，但是居民消费倾向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0.84和0.89之间，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一绝对收入理论预测不符，由此形成“库兹涅茨反论”。

2．相对收入理论

Duesenberry（1949,1967）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Income，Saving，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中提出了居民消费的相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自身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还会受周围人群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收入理论将个体的心理因素引入传统的理性人假设，为研究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相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具有稳定性，并进一步产生稳定经济周期的作用，从而形成“棘轮效应”。此外，相对收入理论还强调了居民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既包括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示范效应”，也包括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群体的“攀比效应”。其中，攀比效应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导致消费者增加炫耀性消费或过度消费；二是使消费者产生追求更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激励，导致消费者减少炫耀性消费，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绝对收入假说相比，相对收入假说更具有微观基础。

3．生命周期理论

Modigliani et al.（1954）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对确定性条件下微观个体的动态跨期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该理论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一生的收入来安排储蓄和消费，使其一生的消费与收入相等。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的一生可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在年轻时期，消费者的收入一般较低，但预期未来的收入很可能会增加，因此往往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甚至通过借贷来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在中年时期，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消费者一方面要偿还年轻时期的负债，另一方面要将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在老年时期，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消费超过收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费者会根据自己一生得到的收入来安排其一生的消费和储蓄，并希望各个时期的消费能够平稳，以便使自己一生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持平。因此，消费规律大体是，儿童、少年和退休后老人的消费支出要大于储蓄，劳动年龄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要小于储蓄。如果社会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边际消费倾向在长期中是稳定的，从而可以较好地解释库兹涅茨反论。但如果社会总人口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比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个体的收入水平、消费偏好以及家庭抚养负担也会改变，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4．持久收入理论

Friedman（1957）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其中，持久性收入是指消费者可预期的长期性、稳定性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指带有偶然性、非连续性的当期收入，如奖金、遗产、馈赠等。持久收入假说认为，理性消费者的消费只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很大一部分暂时性收入会被储蓄起来而不会转化为消费。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问世的时间比较相近，思想也比较接近，都是以消费者根据长期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决策为基础的。因此，这两个理论后来常常被合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

5．随机游走理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的兴起，传统的确定性条件下的居民消费理论受到极大的挑战。Hall（1978）将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推导出与传统居民消费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ing Hypothesis）设定市场利率和折现率均为0，对于一个寿命为T期的个人，其一生的消费效用为：

其中，u（·）为即期效用函数，u′（·）＞0，u″（·）＞0，C _t 为第t期的消费。

假设初始财富为A，各期的收入分别为Y ₁ ，Y ₂ ，…，Y _T ，由此可得到预算约束为：

能够实现消费者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求解的一阶条件为：

式（2.4）表明每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不变，且每期的消费量均为：

式（2.5）意味着某期的消费并不是由当期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一生的收入决定的。

随机游走理论将居民消费研究从确定性领域引入不确定性领域，其对居民消费研究的贡献得到普遍肯定。但随机游走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等问题，因此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

6．流动性约束理论

Flavin（1981）等研究者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期的消费与当期的收入正相关，而不是随机游走理论提出的各期消费不变。Flavin（1981）的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可预期收入密切相关，而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前者即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后者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两者合称为迪顿悖论。后续针对过度敏感性的研究形成了流动性约束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消费者存在流动性约束时，其个人借贷行为受到限制，消费者会觉得当期的消费成本较高，从而会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储蓄，即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减少居民消费、增加储蓄。

7．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把不确定性引入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考察消费者的跨期最优化选择行为。预防性储蓄是指在收入波动的情况下，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储蓄。预防性储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Fisher（1930）和Friedman（1957）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Zeldes（1989）、Dynan（1993）、Wilson（1998）为代表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面临的收入波动越大，越不可能按照随机游走理论的规律来消费，而更可能根据当期的收入情况进行消费，并倾向于拿出更多的收入进行储蓄。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具有敏感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收入下降会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减少；收入上升则会使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增加。这意味着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正相关，并且这种相关性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大而增大。因此，个人对未来收入水平、通货膨胀程度、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期，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公共福利支出等因素，对居民当前的消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上述居民消费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大多遵循“消费—收入”这一主线，研究对象由当期消费拓展到跨期消费，主观因素由消费的确定性拓展到多要素的不确定性，假设条件由宽松的预算约束拓展到严格的预算约束。当前关于消费的研究基本上以这些主流理论为基础，但它们对于近年来出现的退休消费之谜、中国高储蓄之谜、炫耀性消费之谜等消费异象的解释能力稍显不足，消费者心理、社会环境特征、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居民消费理论有待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2.1.3 消费者均衡理论

消费者均衡理论（Equilibrium of the Consumer）是西方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消费者均衡理论认为，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该商品的消费需求量变化可被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部分。替代效应是指，商品价格的变化会使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收入效应是指，商品价格的变化会使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即效用水平）发生变化。替代效应不改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收入效应体现的是消费者因实际收入改变而产生的效用变化。这两种效应都会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即总效应=替代效应+收入效应。

1．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假设商品1为正常物品，消费者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在商品1和商品2之间进行消费组合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图2-4中，轴线OX ₁ 、OX ₂ 分别表示消费者购买商品1和商品2的数量，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为AB，与无差异曲线U ₁ 相切于a点，a点即为消费均衡点。在均衡点a上，消费者对商品1的购买数量为 。如果商品1的价格P ₁ 下降，使得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变为AB′，新的预算约束线与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U ₂ 相切于新的均衡点b。在新的均衡点b上，商品1新的需求量为 。其中，商品1的需求量增加了 ，这便是商品1价格下降引起的1需求量变化的总效应。该总效应可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部分。

（1）替代效应。由于替代效应不改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只考虑商品1价格下降导致的相同效用水平下商品1和商品2的消费组合变化，因此要剔除实际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商品1价格的下降使得其相对商品2的价格也下降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会增加对商品1的购买数量。在补偿预算线FG与无差异曲线U ₁ 的切点c上，对应商品1的需求量 。商品1的需求量变化 即为商品1价格下降引起的商品1需求量变化的替代效应。

（2）收入效应。在消费者货币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商品1价格的下降使得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增强，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者对这两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增加，这种影响即为收入效应。收入效应表示消费者由实际收入改变而引起的效用变化，在图2-4中体现为无差异曲线从U ₁ 移动到U ₂ 。 即为商品1价格下降引起的商品1需求量变化的收入效应。

对于正常商品来说，商品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使得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增加；反之，商品价格上升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都使得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减少。也就是说，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与价格反方向变动，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的总效应也与价格反方向变动。

2．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此处的低档物品是指其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反方向变动的商品。低档物品的需求量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下降而增加。

如图2-5所示，假设商品1为低档物品，其价格下降前后的均衡点分别为a和b，价格下降引起的总效应即商品1的需求量变化为 。其中，替代效应为商品1增加的需求量 ，该变化量为正值。商品1价格的下降使得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根据低档物品的特征，消费者对商品1的需求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减少，此时的收入效应为商品1的需求量变化 ，该变化量为负值。因此，商品1价格下降引起的总效应为正的替代效应 与负的收入效应 之和。当商品1价格下降引起的负的收入效应 大于正的替代效应 时，该商品为吉芬商品。

消费者均衡理论表明，当商品价格发生变化时，消费者进行消费选择中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是决定性因素。在关于居民消费的拓展性研究中，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仍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

2.1.4 网络外部性理论

网络外部性的概念最早由Rohlfs（1974）提出。Rohlfs指出，一个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规模相关，每一个新用户的加入都会给原用户带来新的价值，从而提高整个网络的价值。Katz&Shapiro（1985）对网络外部性进行了较为正式的定义：网络外部性是指随着使用同一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数量的变化，每个用户从消费此产品或服务中所获得的效用变化。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产品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且用户无须为新增价值提供相应的补偿。梅特卡夫定律 对网络外部性做了具体的说明：网络的价值以网络节点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假设网络中有n个人，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成正比。这个法则表明网络的效用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呈指数增长趋势，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以电话网络为例，假定2个用户通话可以获得1个单位的效用，当网络中只有1个用户时，用户无法通话，此时网络的总效用为0。当新增1个用户时，新用户可以与老用户通话，并获得1个单位的效用，老用户也获得1个单位的效用，网络的总效用为2。当再新增1个用户时，第3个新用户可以与2个老用户通话，获得2个单位的效用，2个老用户也可以各自获得2个单位的效用，此时网络的总效用为6。当网络中有n个人可以通话时，网络的总效用为n（n-1）。当n很大时，网络的总效用趋近于n ² 。这意味着当网络中的用户规模扩大为原来的n倍时，网络的总效用扩大为原来的n ² 倍。

网络外部性的大小除了取决于用户规模，还与网络的关联性、作用频率及开放性有关。一个网络在用户规模既定的情况下，网络中用户的联系越紧密，用户之间的关联性越强，网络外部性就越强。网络的作用频率是指网络中用户之间发生作用的次数，在用户规模和关联强度都既定的情况下，若网络中用户之间经常联系，则其相互发生作用的次数越多，网络外部性就越强。网络的开放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其他用户的开放，二是对其他网络和产品的开放。对其他用户的开放，既包括对还没有使用本产品的潜在用户开放，让其成为现实用户；又包括对已是其他产品用户的人开放，让其在使用其他产品的同时也使用本产品。上述因素均会扩大自己产品的用户规模，可以增强自己网络和产品的直接网络外部性。对其他网络和产品的开放是指将本网络和其他网络连接，或者将本产品与其他产品兼容，这可以使本网络及产品与其他网络及产品之间产生互补关系，从而增强间接网络外部性。这种开放是相互的，当自身通过网络的开放获得效用时，对方同样也能够通过网络的开放获得效用，最后形成双赢的结果。

以上所述的网络外部性都是正网络外部性。正网络外部性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负网络外部性。负网络外部性是指产生消极作用的网络外部性。当网络中新用户的加入没有使其他用户的效用提高，反而会降低其他用户的效用时，此时新用户产生的外部性就是一种负网络外部性。现实中，负网络外部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当一个网络达到容量的极限时，再有新用户加入就会造成网络拥堵，降低网络的运行速度，甚至使整个网络系统崩溃，导致其他用户使用网络的效用降低甚至消失，这种情况下的新用户对老用户就产生了负网络外部性。负网络外部性往往是因技术而导致的暂时现象，只要改进技术，增加带宽或提高服务器的性能，使其可以承载更大的用户规模，拥堵状况消失，正网络外部性便会再次出现。由此可见，技术的创新、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措施都有利于正网络外部性，网络承载能力的不断增强能够有效避免负网络外部性。

2.1.5 空间溢出理论

溢出本意为“过满而流出”，最早起源于外部性概念，将其引入经济学领域，其内涵更加丰富。研究者很早就认识到，各地区的经济活动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的，并形成某种空间规律性。空间溢出作为空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已成为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空间溢出是新经济地理学阐述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机制的重要概念，是指某些特定区位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周围其他企业生产过程的正知识外部效应（Englmann & Walz，1995）。空间溢出可以分为局部空间溢出和全局空间溢出。局部空间溢出是指一个区域内企业的生产过程仅仅受到本区域知识积累的正向影响，会引起经济活动主体的不平衡空间分布。全局空间溢出是指一个区域的知识积累将提高其他所有区域企业的生产力。全局空间溢出不会强化集聚过程（Englmann & Walz，1995）。普遍认为，企业在一个区域的集聚会同时产生不同水平的局部空间溢出和全局空间溢出。空间溢出可以实现一个空间载体各种要素与另一个空间载体各种要素的融合，从而产生“1+1＞2”的叠加放大效应。空间溢出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空间相互作用是空间溢出的产生条件。空间相互作用表现为不同空间之间资金、劳动力、物质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使各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产生联系。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空间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其次，空间溢出的形式从早期的单向溢出转变为双向溢出，甚至是网络溢出。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早期主要注重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单向溢出。随着基础设施条件、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地区间的分工合作不断加强，从而形成地区间的双向溢出，甚至是多地区间的网络溢出。最后，空间溢出作用的发挥受到空间距离、市场结构、接受能力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将空间溢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1）根据溢出的内容，空间溢出可分为技术空间溢出和知识空间溢出。①技术空间溢出。技术空间溢出是技术在空间扩散的一种方式，其中研发（R&D）、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空间溢出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②知识空间溢出。知识空间溢出是知识在空间扩散的一种方式，具体是指本地企业拥有的知识未经正式转让而被其他地区企业获得的现象。从形式上看，知识空间溢出可分为水平式的知识空间溢出（同类性质的企业之间）和垂直式的知识空间溢出（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从知识的特征来看，知识空间溢出可分为显性的知识空间溢出和隐性的知识空间溢出。在知识空间溢出的过程中，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溢出知识并对其进行改造或本土化。

（2）根据溢出方和接受方是否属于同一产业，空间溢出可分为产业内空间溢出和产业间空间溢出。①产业内空间溢出。产业内空间溢出也称专业化溢出，是指同一个产业内各企业之间的溢出。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的技术相似，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相关性，这种情况下溢出的门槛较低；尤其是地理位置邻近的企业通过相互观察、交流、模仿和人才流动，新的创意和构想很容易在同一产业内快速传播。②产业间空间溢出。产业间空间溢出也称多样化溢出，是指溢出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这种溢出可能来自地理邻近的多样化产业对本地产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能来自不同产业间互惠的影响，从而产生范围经济效应。

（3）根据外部性产生机理的不同，空间溢出可分为MAR溢出、Porter溢出和Jacobs溢出等类型（见表2-1）。①MAR溢出 。MAR溢出关注的是同一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Marshall（1890）最早提出，这种产业内溢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Arrow（1962）用这种产业内溢出解释了经济增长；Romero（1986）基于这种基础思想，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种思想共同构成MAR（空间）溢出思想。MAR溢出强调垄断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垄断力量有利于企业获得高额的创新收益，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MAR溢出比较适用于解释成熟产业中大企业的创新知识扩散，比如美国硅谷的芯片制造就是MAR溢出的典型代表。②Porter溢出。Porter（1990）提出了类似MAR溢出的产业内溢出理论，但其更强调竞争的力量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Porter认为竞争能够推动形成创新动力，技术落后的企业为赶超竞争对手而不得不加大创新投入，以至于竞争对手之间的相互模仿和不断超越形成了产业内的创新扩散。Porter溢出更适用于解释新兴产业中小规模企业的创新研发知识扩散。③Jacobs溢出。与MAR溢出和Porter溢出不同，Jacobs（1969，1985）更强调核心产业外部的知识溢出的重要性，更关注产业间的溢出。Jacobs认为溢出来自产业多样化而非产业专业化，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形成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不同产业之间产生互惠的影响，并且多元化的产业环境能够形成活跃、包容的创新环境，有利于促进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的诞生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