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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10月游历罗马时，吉本萌生了写作罗马城兴衰史的念头。“当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遗址上默想的时候，天神庙里赤脚的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我心里开始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和努力，1776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出版，宣告“罗马帝国衰亡”经典范式的正式确立。
“任何喜欢批评的评论家都无法用他们的吼叫干扰一片赞扬之声。”
1781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3卷出版，叙事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第4卷以宗教争议——关于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教义之争——作结，而第5、6卷则按照各个民族的顺序梳理了“罗马帝国和整个世界的种种变革”，叙事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罗马帝国衰亡史》先后列举了几十种导致罗马衰亡的原因，吉本强调的主要因素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由的丧失。即自由催生德行，专制带来奴役，使得德行丧失，国家衰亡。第二种和第三种则分别关涉理性与文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史家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战胜迷信，文明战胜野蛮的双重变奏。而吉本则反其道而用之，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迷信战胜理性，认为蛮族入侵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基督教和蛮族的胜利导致罗马帝国衰亡。
因此，总体上讲，罗马帝国衰亡史实质上就是自由丧失、理性湮灭和野蛮肆虐的结果。
通过这部6卷本的鸿篇巨制，吉本经典性地确立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主宰此后学术界达两百年之久。“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整个认识都带有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色彩。无论我们翻开蒙森（T.Monssem）、洛（F.Lot）、皮朗（H.Pirenne）、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v），还是贝尼斯（N.Baynes）的作品，只需提到一些最著名史家的名字，我们就发现他们不仅在与‘吉本命题’做斗争，而且还在与吉本本人搏斗。有时是隐隐的，但更多时候则是公开的。”
当时另一部非常流行的教科书对罗马帝国衰亡史也做了基本类似的描述。苏格兰大历史学家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认为蛮族入侵带来大破坏，蛮族军队所经之处，烧杀抢掠，沿途血迹斑斑，过去之后荒原一片。直到6世纪末才略微恢复平静。
1896年，替吉本编订《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定本的著名史家J.B.伯里，在表彰吉本的巨大影响之后，条分缕析，逐一论述这部论著的过时之处与仍有价值之点。他的结论是：“否认吉本观点的大体真实性是徒劳无益的。对他的嘲弄也是微弱的。我们可能会更加同情罗马的蛮族战士与教士，但是，所有的细节补充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软化‘衰亡’观点……在重要问题上，吉本仍然是我们的舵手，它超越‘时代’，没有过时。”
伯里本人试图在修正中发展吉本命题。他强调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渐进性，认为蛮族入侵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蛮族与罗马人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与融合。江山易主无论如何也不是灾难性的。
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在英语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观点。例如由他策划于20世纪初期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该书第一卷虽然承认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的800年间，无法进行时代划分，历史在延续；但是行文中仍频繁可见“衰亡”“普遍的毁灭”“遗留”等关键词；不仅如此，该书认为约550年的时候，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旧文明的残余消失了。
19世纪是整理文献、编订各种古代、中古历史文献之现代精校精注本的时代，历史学界也在围绕制度的演变建立起经典性宏大历史叙事。文献学，表面研究对象是文本及其组成部分——语言，但是间接研究对象却是文本所承载的社会现象和观念。从阅读古典作品的典雅语言，跳跃到中古早期佶屈聱牙、不合古典文法的晦涩拉丁语，所遇皆半白不古、异体字丛生，读者所体验的文化衰落之感油然而生。当时中古史家所接受的古典语文训练，也使得他们与崇尚古典拉丁语的吉本，甚至与意大利人文主义以降的人文教育传统心脉相通，从而置身于一个伟大而漫长的、贬低中古时代的文化传统之中，将中古早期视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文化衰落期或者黑暗时代。
罗马帝国衰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未受质疑，因此史家们关注的是罗马帝国为何衰亡。
不少古代罗马史家将罗马共和国转向罗马帝国视为罗马的衰亡，不仅孟德斯鸠深受其影响，现代史家如美国的中古史家林恩·桑戴克和古典学家沃尔班克等学者也都对此倾心。桑戴克说：“至于如何精确地解释伟大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史料。业已有许多史家尝试去解开这一谜团……可能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罗马帝国奠基于已朽文明的废墟之上，帝国不过是一件由诸衰败民族、专制主义以及过气文化编织的百衲衣。因此，罗马帝国自身就没有多少新生命力，不过是地中海古代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而已。”
而影响更为广泛的类似观点则是分别由德国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兴衰模式。在他们的心目中，罗马帝国治下的繁盛不过如深秋的煦暖，预示着严冬将至，其文化早已丧失了创造力。
不同时代的史家使用的关键词不同，但还是围绕“自由”进行着共振。“自由”的丧失导致罗马人精神的沦丧和道德的堕落。从共和国转化为帝国，标志着罗马文明丧失其创造力，由盛而衰。
现代学术分工日益细化，学科分类日益繁多，因此提供给学者们的观察视角，也非常的多样化。学者们找到了西部罗马帝国灭亡的众多原因。1983年，美国学者艾尔顿·罗林斯出版了一册工具书：《罗马的灭亡：图书指南》，里面收集了20世纪论及帝国衰落的英文论著260种，并分别做了简要的解题说明和摘录，点明他们独特的观点。
1984年，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德芒特在其所著《罗马的沦陷：后世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评述》中也对学术界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总结，他所收集的观点总数也多达210种。
尽管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种类繁多，但大多可以分别归入内因和外因两大类。内因大体包括如下几大类型：（1）自然环境和气候方面的变化：气候干旱化，地力耗尽。（2）经济方面的变化：生育率降低引发的人口变化，劳动力的缺乏，大地主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税收繁重等。（3）社会层面的变化：贵族阶层由于铅中毒而丧失了创造力，奴隶制，反政府斗争，市议员阶层的衰落导致城市的衰落，社会日益两极分化，财富转入基督教会的手中。（4）军事方面的缺陷：兵源不足，族群混合使得罗马人的血统不纯并丧失其固有的精神，军队的蛮族化，罗马军队战斗力下降，罗马军队物资供给不足，等等。（5）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东西部帝国的分立，专制主义，帝国中央借蛮族之力镇压内部对手，官僚主义，基督教成为国教，罗马人在伦理道德上的堕落，和平主义，等等。
强调内因的历史学家大多是综合因素说，即认为上述各种因素中的多种因素一起在作用，导致西部罗马帝国在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内因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不同历史命运。东部帝国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在6世纪强势复兴，通过收复失地运动，几乎重新控制了地中海世界。所以，内因说难以解释东西部帝国的不同命运，或者说，持内因说的学者，其视野往往局限于西部帝国。而一旦将东部帝国也纳入考察范围，似乎应该提出的问题是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必然延续，而非其灭亡。
因此，博综东西部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常常会认为内因说并不足取。20世纪初德国学者蒙森（Theodore Momssen，1817—1903）、20世纪中叶英国学者琼斯都认为帝国内部因素并不足以说明帝国衰亡，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在于外力的冲击，即日耳曼蛮族的武装压力。如同法国学者皮加尼奥尔所言，帝国是被谋杀的。
德国学者德芒特则系统更新了日耳曼因素说。据他总结，日耳曼人人口增长快，武器和军事技术增长迅速，一直保持尚武精神，故得以超越罗马军队，并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