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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修所经历的政治动荡还只是罗马帝国深重危机的开始，而在5世纪中期的高卢和莱茵河地区，帝国衰亡的征兆越来越明显了。马赛的修士萨尔维安（Salvian of Marsaille，约400—470）亲身经历了这一黯淡的时局。尽管他的出生地不详，但萨尔维安的青年时期应该是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度过的，他目睹了特里尔城被蛮族围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得知，他非常怜悯边境地区的穷人和孤寡之人，诉说着他们如何因为贫穷不能返乡，只能要么继续流浪在边境，要么沦为强者的奴仆。而萨尔维安则幸运地来到高卢南部海滨的修道圣地勒兰，在接受那里的圣人们的熏陶之后，他迁移到马赛，成为那里的牧师，并写作了大量的作品，被时人称誉为“主教之师”。
萨尔维安名声卓著，以至于被收入时人戈纳迪乌斯的《名人传》中。萨尔维安的众多作品都是宗教性质的，在现代世界广为人知的作品是《论上帝之治》。据戈纳迪乌斯讲，这部作品名为《论现世报应》（
De praesente iudicio libros quinque
），凡5卷。但现代通行本皆作8卷。作品创作于440年代。此书的前3卷比较简短，头2卷摘录《旧约》中的一些先例，第3卷说明为何上帝会关注世人的命运。前3卷与后面5卷的体例并不尽一致，前3卷有可能是作者后来添加的。戈纳迪乌斯说，当他写作列传的时候，萨尔维安尚在人世。
《论上帝之治》在中古时期几乎没有被人引用过，但从16世纪被重新发现之后，它对5世纪罗马帝国衰亡的生动论述获得了许多史家的青睐。
第3卷说明了为什么要针对基督徒来讲现世报应。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腐败堕落也并不鲜见。在第4卷，萨尔维安详细地列举了平信徒所犯下的各种罪恶，说明上帝的惩罚是公平的。针对有人质疑：为什么基督徒要遭受那么多罪，上帝还眷顾基督徒吗？萨尔维安的回答是：这些磨难不仅是上帝的惩罚，而且更是为了警醒他们而略施惩戒而已，以便基督徒能反思，如何做个真基督徒。何谓真基督徒？那就是不仅口头信仰，而且还要言行一致。富人们是上帝的坏奴仆，他们偷窃、抢劫和压迫大多数人并蓄养情妇。尽管他们好坏颠倒，不配得到上帝的救赎，但上帝爱基督徒超过父亲爱儿子，因此手下留情。但是对于这种上帝的警示，罗马人不但不思悔改，而且还变本加厉，将苛捐杂税转移到穷人的头上。如果有贵族皈依基督教，他的品位马上就会被剥夺。这些罪恶使得罗马帝国奄奄一息。尽管蛮族跟罗马人一样的坏，但是，他们是出于无知而做坏事，而罗马人在了解上帝及其正义之后明知故犯，所以比蛮族更坏；因此上帝实行正义的裁决，罗马人受蛮族统治。
第5卷按照逻辑顺序，说明罗马正统教徒不如异端基督徒。蛮族无知，被教导了错误的教义，但他们的信仰真诚，不互相压迫，罗马人尤其是市议员都像地方恶霸一样，横征暴敛，私吞减税税额。罗马人的教士也不敢公开抨击这些罪恶。与此相比，信仰异端基督教的蛮族没有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侵害邻里和亲人。所以，罗马人和蛮族异端的伦理道德似乎发生了颠倒，本应仁慈为怀的罗马人残酷无情，而本应残暴的蛮族反而仁慈。因此之故，自由与奴役也随之发生了反转，罗马人自愿逃跑到蛮族那里受奴役，享受更多的自由，而不愿意回到罗马的统治之下。留在家乡的罗马公民则只有名义上的自由而实际上受奴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高卢的巴高达运动长期存在。这就是上帝的惩罚。
第6卷讨论罗马人在公共生活方面的坏习惯，例如斗兽场、圆形剧场、音乐堂、斗兽表演、游行、运动会、杂耍表演、模拟游戏、赛马场等仍在举办着各种诱惑人心的活动，不仅使人丧失平和之心，并且在精神上就犯下了罪恶。没有这些表演的城市恰恰是那些业已被蛮族控制的城市，例如科隆、特里尔等。举办此类奢华的公共活动似乎成了罗马人的标志和特征，哪里有罗马人，哪里就有这些邪恶的把戏。而这些公共活动刺激富人去剥削和压榨穷人。外有蛮族敌人，内有精神的堕落，尽管财产减损，但罗马人贪婪和酗酒的恶习不改，甚至还变本加厉。尽管上帝赐予恩典，使许多罗马城市和行省免于被蛮族攻占，但是罗马人却并不懂得感恩，因此也不配重享繁盛，只能靠向蛮族输纳“礼物”或“赎金”来维持和平。
第7卷说明罗马人缘何今不如昔。在多神教时代罗马人不知道上帝和基督教，算是无心犯过；信仰基督教之后，则是有心犯过，故罪加一等。以阿奎丹为例，上帝赐予了最好的自然地理资源，但是，这里却流行着各种罪过，以纵欲、对妻子不忠、对上帝的恩典不思回报为最。西班牙人的罪过更重，故被上帝交给最不起眼的蛮族——汪达尔人。北非最为富庶，但也受害最为深重，受到最为邪恶的罗马人统治，最为“软化”，不尚武功而模仿女性，天下的罪恶丛集于此矣！萨尔维安认为，生活的普遍道德水准决定了政治体的命运，治国必以德而非以力，要依靠上帝来治理而非诉诸人谋。在哥特人与罗马人的争斗中，哥特人依靠上帝，而罗马人依靠匈人。因此胜负之数可以预期矣！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越来越强大，罗马人则越来越衰落。作为胜利者，蛮族虽然暴富，但是仍然生活得比较克制，他们将悔改作为良药，而非惩罚的手段，取消了妓院，消灭了妓女。蛮族并没有仿效罗马人的堕落生活。
第8卷已大部分散佚。现存部分继续数落北非罗马人的罪过。萨尔维安认为，那里的罗马人在迫使上帝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过着多神教徒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攻击上帝的圣徒们和上帝的教士们，虽然没有使用武力进行威胁，但进行嘲讽戏弄。因此北非罗马人的行为人神共愤，他们所受的惩罚不是太重，而是太轻了。
时代苦难使得激进主义大行其道。在写作的时候，萨尔维安笔端常带感情。他并不同情蛮族，而是痛恨罗马人。他认为所有的蛮族都是野蛮的：“撒克逊人凶恶，法兰克人经常背信弃义，哥特人则无情无义，匈奴人淫荡无耻。所有的蛮族人都充满邪恶。”
如同帝国初年的大史家塔西佗一样，他是通过树立一个蛮族他者，来批评罗马人、教诲罗马人。如同伯利坎所评价的那样：“萨尔维安在向信徒发出一种伦理律令，吁请他们不要忽视其社会和政治义务，更不要以多神教徒帝国作为借口，为自己的麻木不仁做辩护。”
面对处在危机中的时局，萨尔维安希望维护罗马人的统治，罗马帝国遭受的危机是上帝所施加的惩罚，以便罗马人悔改，按照真正的基督徒标准去生活；以便帝国得到挽救。因此他的逻辑思路与上文提及的经历410年代危机的几位基督教作家同中有异。他们都是偏向于精神诊疗，站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拿帝国危机说事。其中杰罗姆的态度最为消极，他想要说明的是：罗马帝国业已衰落，世俗社会不足以留恋；因此鼓励罗马人追求纯粹的精神生活，最好是成为修士，迎接圣人时代的来临。
奥古斯丁与杰罗姆都面临大批逃难而来的贵族，但是远走巴勒斯坦的贵族多怀出世之念，而前往迦太基的贵族只是去那里暂时避难，他们还得重返家园，恢复自己的家业和仕途。因此，奥古斯丁要规劝他们皈依基督教，从而更加心平气和地面对危机。尽管奥古斯丁辨析多神教罗马时代与基督教罗马时代之异同，但其着眼点仍然是世人的精神家园，旨在劝说多神教徒皈依基督教。至于罗马城的陷落，不值得大惊小怪。罗马的兴与亡，根本在于修德，而基督教时代的德，不同于多神教时代，是一种真正的德。唯有一心归主，虔诚而积极地生活，才能既守望天国，又平静地面对俗世命运的起伏。因此，同样是在谈论罗马帝国的衰亡、拿罗马城的陷落说事，杰罗姆劝人隐修，而奥古斯丁则争取多神教徒皈依，并说明基督徒应该如何积极地面对世俗社会的变幻不定。
如果上述观察无误，那么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反映历史现实的权威性，将它视为众多应对罗马帝国危机的书籍之一。《上帝之城》对于理解当时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对罗马历史的认识，以及如何折中世俗生活与彼岸追求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经典的名著，但这部作品自身并不讨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状与应对帝国危机的相应方案。一旦我们不再将《上帝之城》视为这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从而去掉它作为经典名著所带来的遮蔽性，许多其他的作家和作品就会浮现出来，甚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们更为直接地透露着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与时人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超越奥古斯丁是古代晚期研究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奥古斯丁的门生奥罗修可以说是超越奥古斯丁的一个鲜活例证。他积极地思考现实问题，从基督教世界历史的角度，不仅对罗马帝国的兴亡之迹了如指掌，对当下的时局危机有深切的体会，而且对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罗马帝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为读者指出了打破危局的历史突破口：“基督教化”和“推广罗马法”。有了这两个认同性工具，蛮族可以被顺利地纳入帝国的治道，并与罗马人合作，共同维护罗马帝国的和平。杰罗姆与奥古斯丁更关心个人的得救，相对而言奥古斯丁更加积极入世一些。三人中奥罗修最为乐观天真。通过和平这一纽带他将个人的苦难与帝国的命运紧密连接起来，并以帝国的和平结束历史叙事。
但是，奥罗修没有看到的一点，就是蛮族认同的形塑。身处罗马帝国腹地的蛮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与罗马帝国合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政治性认同。日积月累，一代人之后，到萨尔维安写作的年代，历史再一次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蛮族日益强大，而罗马人日益衰弱。从萨尔维安的描述中可以窥知，罗马帝国靠雇佣兵打仗，越来越用金钱换取和平。随着帝国丧失阿奎丹和北非，帝国的税负日显沉重。与此同时，在罗马人之外的诸内迁蛮族不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同，而且代表了更加有德行的生活。
为了批判现实，萨尔维安宣扬现世报应观以促使罗马人痛改前非。罗马人无德的老生常谈，被他披上基督教说教的外衣，新瓶旧酒之间，颇让人想起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时期的重大历史顿挫期。与罗马共和国末期心忧天下的作家们一样，萨尔维安也指责罗马人的纵欲贪财，并视之为一切不幸之源。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回到了萨鲁斯特等人创立的思想传统。重拾前贤的思想，装入基督教的新瓶，劝勉罗马人从精神上、信仰上而非政治军事上超越蛮族，这种主张固然得到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撑，不可谓刻舟求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帝国西部教会知识分子应对危局的无力感和愤怒之情。西部帝国之衰亡业已无可挽回。萨尔维安可能并不反对为了维持军队而征税，市议员阶层是他批判的靶子，税负不公平带来无数弊端。他鼓励教会承担起批判现实的责任，挽救罗马人心以便挽救大厦于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