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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早期历史叙事中，流传着有关十次大迫害的历史记忆。而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迫害发生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由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1年在位）发动的统一军队思想行动。当时的军队中出现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反对旧的献祭仪式。为了保持军队的统一，戴克里先在副手们的建议之下，决定迫害基督徒。这场迫害行动正好被发动内战的君士坦丁一世所利用，他为自己僭称皇帝并发动内战找到合法性。在君士坦丁的宫廷中，他的家庭教师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活跃于3世纪末）为此写作了《迫害者之死》（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这部作品描述的对象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那些迫害基督徒的皇帝，尤其是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那些皇帝们。作品聚焦于他们的宗教活动和政策，说明他们如何迫害基督徒，因之而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到“报应”。这部书可谓“黑白分明”，从虔诚基督徒的角度，对“迫害者”进行口诛笔伐。这些皇帝中没有一个好人，他们的下场都极其不堪，也是罪有应得。拉克坦提乌斯对君士坦丁的对手进行口诛笔伐，证明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是奉上帝之命，讨伐这些反对基督徒的暴君。
在内战末期，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活跃于4世纪初）开始编纂第一部教会史，旨在通过整理主要教会领袖们的谱系来书写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虽然这部《教会史》描写的对象与拉克坦提乌斯不同，但是，他们的立场和评论基本类似。当皇帝对基督徒友好的时候，他们会取得胜利，受到拥戴；若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拜了偶像，或者是表里不一，表面上信奉基督教，而在行动上却并没有真正地信仰，则必遭失败。假信仰的例子有许多，例如：“其（戴克里先的同僚马克西米安）子马克森狄成为罗马的暴君。起初，他为了取悦罗马的民众，谎称接受我们的信仰。他命令臣民停止迫害基督徒，做出一副比前任们更友好、更温和的虔诚样子。然而，他的行动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基督徒代表了人民，皇帝若不顺从这一民意，则为暴君。
改变信仰的反面典型是皇帝李奇尼（Valerius Licinius，308—324年在位）。“他向君士坦丁开战，也就意味着他向全宇宙的上帝开战，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对手崇拜这位上帝。首先，他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攻击自己敬神的臣民，尽管这些臣民从未对他的统治表现出任何不忠。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卑劣，这种卑劣蒙蔽了他的理智，正是由于这样的蒙蔽，对于那些在他前面迫害基督徒的人，对于那些因为其邪恶作为而被摧毁之人，他都毫无记忆。于是，他偏离审慎和理智的轨道，变得极度疯狂，决定向作为君士坦丁守护者的上帝开战，而不是向上帝所庇护的君士坦丁开战。”
与塔西佗为代表的古典史学名家不同，这一时期的教会史作者大部分并不恪守客观中立的立场。与此相反，他们肩负强烈的使命感，激烈谴责对手和异端，热情歌颂自己的英雄和派别。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而言，宽容基督教的好皇帝总是被人记忆，而迫害基督教的坏皇帝，容易被人遗忘。如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奥尼修斯所言：“我观察不同皇帝统治的年头，并且注意到，那些名盛一时的邪恶皇帝，很快就被人遗忘，相较而言，他（加里努斯皇帝）更加敬畏，也更加爱上帝，正要度过执掌王权的第九年。”
基于信仰而撰写的早期基督教会史颇类似于今天的宣传作品。
将人间帝权的命运与宗教信仰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基督教受到迫害和获得宽容的时代，其历史比较容易处理。但当4世纪帝国皈依之后，如果帝国的表现不那么令人满意，甚至帝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又当如何解释？4世纪初罗马诸帝开始宽容基督教信仰，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临终前受洗。到361年朱利安（Flavius Julianus，361—363年在位）称帝，他重新成为多神教徒，并著文攻讦基督教信仰，引发大规模的思想文化冲突，罗马史家也加入其中，催生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史学繁荣。但朱利安是4世纪唯一的多神教宗帝，他因此得到了“叛教者”的绰号。378年发生了著名的亚德里亚堡之战，东部皇帝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全军覆没，帝国震动；383年，西部皇帝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367—383年在位）在里昂被叛军杀害。连续两位以虔诚著称的皇帝被杀，帝国丧失土地，基督徒与多神教徒围绕帝国的宗教政策发生的争执趋于白热化。维斯塔贞女的供养问题、胜利女神像被移出元老院的问题等，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争议。但最终的结果是帝国更加彻底地转向基督教，即采取更加严厉的基督教宗教政策，以免因为不够虔诚，帝国将遭到上帝的惩罚。380年代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但皈依基督教仅仅使得帝国的政治危机最终以宗教争议的方式表现出来，危机本身却不一定能得到根本性扭转。5世纪初，帝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哥特人在东西部帝国交界地区流窜，并最终进入意大利；莱茵河边界之外的蛮族渡河，进入帝国境内。410年罗马城被哥特人攻陷，据说大掠三日之后，哥特人才离开。哥特人此后南下，试图渡海进入非洲行省，遇到风暴未果，乃折返北行；后与皇帝达成协议，穿过意大利，进入高卢南部，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起定居点。此后数十年间，勃艮第人定居于罗纳河中部地区，苏维汇人定居于西班牙半岛，汪达尔人定居于北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拓殖于不列颠。西部帝国逐渐为蛮族王国所取代。410年事件的历史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对这次事件带来的实际破坏，存在着重大分歧，但这次事件对于思想界的深刻刺激却可以被鲜活地触摸到。杰罗姆、伯拉纠、奥古斯丁、萨尔维安等基督教作家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我们无法读到当时多神教作家的作品，但是基督教作家之间的分歧就足以让我们窥见当时思想界的活跃状态，尤其是历史思维的多元化格局。帝国的衰落并不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僵化的、规律性的，从而是一元式的。一旦帝国走向衰落，其统一性丧失的时候，恰恰是地方化登台，多元化历史道路显现之时。从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来看，在拉丁语文化区，毫无疑问，5世纪的衰落总体上刺激了基督教激进思潮的传播，修道主义蔚然成风。但不同的基督教作家也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声音。我们至少可以辨认出四种不尽相同的回应方式，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杰罗姆、奥罗修、奥古斯丁和萨尔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