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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关于罗马史学衰落的命题包括两个方面：修辞术的衰落，以及历史真相之不可获得。一般认为《关于雄辩术的对话》（
Dialogus de Oratoribus
）是塔西佗本人的作品，而且讨论的主题就是演讲术在帝制时代的衰落。
这部作品开篇有个简短的序言，说明《关于雄辩术的对话》是为了回应某位名叫尤斯图斯（Fabus Justus）的友人的提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前富有天才、获得赞誉的演说家那么多，而现在的人徒负演说家之名，而无辩才之实呢？”
作为回应，作者联想到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次对话，在那时名家们讨论了这一问题。
讨论的起因是著名作家马特努斯（Curiatius Maternus）因为朗诵了一篇老伽图的作品（演说词），而得罪了权贵。这位作家于是决定改行写作诗歌。这个时候阿佩尔（Marcus Aper）和西昆杜斯（Julius Secundus）就来探望他，并与他发生了争论：到底是诗歌好还是演讲好。大家随后达成共识，认为演讲术既有益又令人感兴趣；而关于古代和现代演讲术孰优孰劣，阿佩尔与其他的对话者又产生了分歧。阿佩尔认为一直模仿西塞罗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在讨论了哪些演说家是古人之后，阿佩尔并不能提供一个足以与古代演说家相提并论的今人；所以大家实际上再次达成一致，即演讲术今不如昔。
随后马特努斯引入了关键性的讨论，为什么演讲术会衰落。中途加入的对话者麦塞拉（Vipstanus Messella）指出，原因在于今人不读书，不像古人那样广泛学习。马特努斯也补充了演说家实际操练不够的问题。随着教育培养方式的改变，学生不像古人那样跟随著名的演说家们出入法庭和市政广场，年纪轻轻就开始真刀真枪的实际演练，而是限于书本知识、纸上谈兵。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司法审判程序的改变，使得通过自由的演说影响民众，最终影响判决结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还。现在元老院实际上只是在通过和赞同皇帝的提议和决策；法官只是在狭小的封闭庭院内，而非在大庭广众面前，处理具体的法律诉讼。最后马特努斯不无反讽地说，旧的演讲术已经让国家和政治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政治制度越完善，就越不需要律师和演说家。至此，对话的主体部分完成，在简短的套话之后，对话结束。
对于如何确定作者塔西佗与三位主要对话人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并不存在一致的看法。主流的看法是：这三位对话者各自有部分道理，他们中并不存在一位最终的“胜利者”，从而也没有哪一位能完全代表塔西佗本人。
这部作品讨论的主题乃是当时流行的“老生常谈”，即演讲术的衰落。
虽然三位对话人似乎不分胜负，但其实都在为演讲术的衰落做修辞说明。归根结底，《关于雄辩术的对话》认为，随着“最为贤明的个人统治”（sed sapientissimus et unus）的建立，演讲术发生改变，并走向衰落。
在塔西佗的时代，专制导致文化衰落的观点，确实颇有市场。被归属于朗吉努斯名下的《论崇高》，是一篇影响广泛的文论。该作品之所以被创作，也是因为要回应演讲术的衰落问题。作品提到有位哲学家向他反映：“我觉得奇怪，许多人也觉得的，当今这时代固然颇有些人才，他们极有说服力和政治才能，聪明而又多能，尤其富于文学的感染力，可是为什么真正崇高的和极其伟大的天才，除了绝少的例外，如今却没有出现呢？举世茫茫，众生芸芸，唯独无伟大的文学。难道我真的要相信人们的老生常谈，据说，民主制度是伟大天才的好保姆，卓越的文才一般是同民主同盛衰的吗？”
朗吉努斯赞同这位哲学家对修辞学现状的判断，但是，他并不赞同那位哲学家为演讲术衰落所做的原因诊断：“在今日我们好像从童年便受到社会的奴性教育，不但自从我们心灵还是幼稚时便在风俗习惯的襁褓中培养，而且我们从未尝过辩才的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所以我们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朗吉努斯认为“天才的败坏也许不应归咎于天下太平”，而是由于人生缺乏崇高的理想。在他看来，人心不古，皆为利来利往，贪图享乐之余，将钱财敬之如神，不仅导致各种精神疾病，更使人们的心灵变得冷漠，丧失雄心壮志并不思进取。有鉴于此，他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培养健全崇高的心灵，故此创作《论崇高》以补救人心。
《论崇高》是用希腊文创作的，塔西佗是否读到过这篇作品，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认为演讲术或者修辞术在衰落，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约与《关于雄辩术的对话》同时发表的另一部拉丁文名著《雄辩术原理》，也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名著。在《雄辩术原理》中，作者昆体良也承认雄辩术衰落了，但他是从学科分野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认为哲学与雄辩术的分离，导致二者的同时衰落。作为应对，应该强化雄辩术教育的系统性。
除了与当时的知识圈子对话，塔西佗也在积极地与共和时期的演讲术大师和理论家西塞罗展开对话。西塞罗曾写作《论演说家》《布鲁图斯》等。《论演说家》的论证思路之一也是古今之对比。通过古今比较，总结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演说家在素养方面的进步，西塞罗逐渐确立了理想演说家的标准。他乐观地认为罗马演说史与文学史皆呈进化态势。因此，《论演说家》提供的演说史进程与塔西佗的主张正好相反。《关于雄辩术的对话》描述了演讲术的衰落史。
除了演讲术的衰落之外，塔西佗认为，帝制时代历史评价的偏颇也导致了史学的衰落。“著名的史学家已把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光荣和不幸载入史册。甚至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也不乏出色的作家为之执笔；但阿谀奉承之风一旦盛行起来，历史学家便不敢再动笔了。提贝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历史都是人们在他们炙手可热时怀着惶恐之情胡编乱造出来的，而在他们死后撰述的作品，又受到余怒未消的愤恨情绪的影响。”
在另一部历史名著《历史》的开篇，塔西佗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当和平的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的时候，具有这种才能的大师就再也看不到了。同时，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首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从而也就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则是因为他们热衷于奉迎谄媚，或是因为对他们的专制主子的憎恨。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另一批人又在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样一来，他们就置后代子孙于不顾了。然而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势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
自共和转向帝制给罗马带来了政治制度的巨大改变，元老院的审议程序和法庭的审判程序随之而变。因为缺少自由、政治性表达受到限制，演讲术或者修辞术衰落。随着“和平”与“贤明的个人统治”建立，一方面，政治隐秘，外人难知。另一方面由于皇帝以一己之好恶统御臣下，所以，当皇帝在位时，阿谀奉承之风盛行，颂声不息；而当皇帝去世，则又责骂之声不绝。由此难有史事的真相。在演讲术或修辞术与历史真相的双重衰落之下，史学衰落。故罗马史学的衰落，实源自于罗马政治的衰落。我们试将这一套逻辑推理总结如下：由于共和政治被元首专制所取代，政治自由沦丧，罗马人的德行随之沦丧；政治制度的变迁也导致传统的演说术衰退，政治史事隐晦不明，史家处在谄媚和咒骂之间来回摇摆，历史写作中的“言”陷入衰落，史事也真相难明，史学衰落。这里姑且将上述表述称之为“塔西佗命题”。
在塔西佗看来，罗马史学的衰落只不过是罗马衰落的一个侧影。塔西佗命题并不以物质文明的繁荣判断国家的兴衰，而是以自由与否为准绳；他也不用历史作品的多寡衡量史学的繁盛和衰落，而是衡之以历史真相之有无。这种标准使得他能够超越以世俗成败评价人物与史事的限制，帮助读者思考历史。正是这种素质，使得塔西佗的思想在文艺复兴后期被重新发现之后，就与西方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被誉为鞭笞暴君的鞭子。
塔西佗并不是孤独的，他对帝制的不满也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隅之见。与他同时代或者稍晚的著名史家们如苏维托尼乌斯、阿庇安等人都对个人统治表达了嘲讽和不屑，但他们也肯定了帝制所带来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塔西佗的思考，和平或者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此成为西方史学中令人焦虑的一对史学基本范畴。在帝制时代，元首专制和个人的政治自由形成张力，并推动罗马帝国政制的演化。一百多年后，伴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这种紧张关系更加集中地转换为暴君与个人信仰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宗教自由和宗教迫害的矛盾左右着史学叙述中罗马帝王的个人命运。